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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翻建成住宅的消防站，我坐后排，钱斯戴了顶司机帽。开了几个街区，他靠边停车，把帽子塞进手套箱，我换到前排的乘客座上。这会儿的通勤车流已经变得稀疏，我们很快就开到了曼哈顿，车里变得异常安静。我和他有点疏远，也许是因为我们交换的心事超过了两个人的预期。

旅馆前台没有留言。我上楼换衣服，出门时犹豫片刻，但还是从梳妆台抽屉里取出了那把点三二。带一把我似乎无法使用的枪有什么意义吗？我想不出来，但还是把枪放进了口袋。

我下楼买报纸，想也不想地拐弯，走进阿姆斯特朗酒馆，找了张台子坐下。还是我平时坐的那张角落桌子。翠娜走过来，说好久不见。我点了芝士汉堡、小份色拉和咖啡。

她走向厨房，我眼前忽然出现了马天尼的幻象——不兑水，特别干，冰凉，装在高脚杯里。我能看见它，能闻到杜松子的香味和柠檬皮的芬芳。我感觉到几口喝干的舒爽刺激。

我的天，我心想。

喝酒的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认为这是条件反射，是对阿姆斯特朗酒馆的氛围的本能反应。我在这儿喝了很长时间，灌下去那么多酒，上次喝醉后老板对我下了禁令，我从此再也没进过他们的店门。我会想到喝酒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并不等于我非得喝一杯不可。

我吃完饭，又要了一杯咖啡。我读报，付账单，留下小费。现在该去圣保罗教堂了。

今天的见证是美国梦的酗酒版。讲话者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穷苦出身，努力奋斗念完大学，在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向上爬到副总裁，然后酗酒毁了这一切。他一路跌到底，最后落得在洛杉矶的潘兴广场嘬固体酒精度日，还好他找到匿名戒酒会，生活总算回到正轨。

要是我能集中精神听讲，肯定会大受鼓舞。然而我的注意力总是溜号。我想到桑妮的葬礼，想到钱斯对我说的话，我发现我的思绪在整个案子上打转，企图理清它的千头万绪。

真该死，答案就摆在我面前。我只是没有从正确的角度去看。

讨论环节开始，没等轮到我发言，我就离开了。今晚我甚至没兴趣说我叫什么。我走回旅馆，花了一两分钟克制去阿姆斯特朗酒馆坐一坐的冲动。

我打给德金，他出去了。我没有留言就挂断电话，然后打给简。

没人接。好吧，她的戒酒会估计还没结束。散会后她多半要出去喝咖啡，到家很可能是十一点以后了。

我可以在我的戒酒会上一直待到结束，然后和另外几个人去喝咖啡。说起来，这会儿我还是可以去找他们。他们经常去的科布角咖啡馆离我并不远。

我想了一会儿，得出的结论是我其实并不想去。

我拿起一本书，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扔下书，脱衣服，进卫生间冲澡。然而老天在上，我根本不需要洗澡，我早上刚洗过，一整天我做过的最出力气的事情就是看钱斯举重。我他妈为什么要洗澡？

我关掉热水，重新穿衣服。

老天在上，我觉得我像被关在铁笼里的狮子。我拿起电话。我想打给钱斯，但你没法直接打给他，你必须打给他的应答服务，然后等他打回来，而我不想这么折腾。我打给简，她还是没回来。我又打给德金，他依然没回来，我还是没留言。

也许他在第十大道的那家酒吧，忙着灌黄汤舒缓情绪。我考虑要不要过去找他，但随即醒悟过来，我想找的并不是德金，而仅仅是个借口。我需要一个借口走进那个火药桶，抬起脚踩在黄铜栏杆上。

他们那儿有黄铜栏杆吗？我闭上眼睛，努力想象那家酒吧，片刻之后，它的一切同时冲进我的脑海：各种各样的气味，有泼溅的烈酒，有陈年的啤酒和尿，就是欢迎你回家的那种潮湿的酒馆气味。

我心想，你已经九天没喝了，你今天参加了两场戒酒会活动，中午晚上各一场，而你和喝一杯之间的距离从没这么近过。你他妈到底中了什么邪？

要是我去德金的酒馆，我肯定会喝酒。要是我去法雷尔或波莉或阿姆斯特朗的店里，我也会喝酒。要是我待在这个房间里，我多半会发疯，等我疯到一定程度，我会逃出这四面墙筑成的监狱，然后呢？我会跑向某一家酒吧，然后开始喝酒。

我强迫自己待在房间里。我已经熬过了第八天，我没有理由无法熬过第九天。我坐在那儿，不时看手表，有时我两次看表的时间能隔着整整一分钟。等到十一点，我下楼叫了辆出租车。

十三街和莱克星顿大道路口的摩拉维亚教堂每晚都有戒酒会的午夜活动，教堂在聚会开始前一小时开门。我走进教堂，找了个座位坐下，等咖啡煮好了，我过去倒了一杯。

我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见证和讨论上。我只是坐在那儿，让自己感觉安全。房间里有很多人刚开始戒酒，很多人正在经受煎熬，否则这个钟点他们为什么会待在这儿？

有一些人还没有停止喝酒。他们不得不把这么一位老兄请出去，但其他人并没有惹麻烦。这儿只是一屋子倒霉蛋，想尽量多坚持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结束后，我帮忙收拢折叠椅，倒空烟灰缸，另一个帮忙收椅子的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凯文，问我滴酒不沾几天了。我说今天是我的第九天。

“了不起，”他说，“记得坚持来。”

他们永远这么说。

我走出教堂，朝一辆经过的出租车招手，他驶向路边，开始减速，我却忽然改变主意，挥手示意他开走。他把油门踩到底，扬长而去。

我不想回旅馆房间。

于是我向北走了七个街区，来到金住的公寓楼，大摇大摆地从门童面前走过，自己开门进她的公寓。我知道这儿有一壁柜的烈酒，但并不觉得烦恼。我甚至不认为有必要把烈酒倒进水槽，就像上次我对待那瓶野火鸡那样。

我走进她的卧室，翻看她的首饰。我并没有在寻找那枚祖母绿戒指。我拿起象牙手链，解开搭扣，套在我的手腕上比尺寸。对我来说太小了。我从厨房拿了几张纸巾，仔细包好手链，然后装进衣袋。

也许简会喜欢。我想象过几次她戴着这个手链的样子——在她的住处，在葬礼上。

要是她不喜欢，她当然可以不戴。

我走过去拿起电话。服务还没切断。我估计迟早会切断，这套公寓迟早会重新打扫，金的物品会被搬走。但此刻公寓依然保持原状，就好像她只是暂时出去了。

我挂上电话，没有打给任何人。三点左右，我脱掉衣服，躺在她的**睡觉。我没有换床单，她的气味仍旧依稀可辨，我觉得它构成了房间里的某种存在。

即便如此，这也无法让我保持清醒。我立刻坠入梦乡。

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深信我在梦里解决了案件，只是忘记了答案。我冲澡，穿衣服，离开那里。

我住的旅馆有几通留言，全都来自玛丽露·巴克尔。昨晚我刚出门她就打来电话，今天一早又打了两次。

我打过去，她说：“我一直在找你。我本来想打到你女朋友家的，但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

“黄页里没登记她的号码。”再说我也不在那儿，我心想，但没说出口。

“我想联系钱斯，”她继续道，“我觉得你也许和他交谈过。”

“自从昨晚七点左右就没再谈过。怎么了？”

“我找不到他。他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打给应答服务——”

“我也只知道这个方式。”

“哦。我以为你也许有他的紧急号码。”

“只有服务号码。”

“我打过了。平时他总会回电话的。我留了——天哪，我也不知道我留了多少次言，但他一直没有打回来。”

“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

“他从来没有这么久不联系我。我从昨天下午晚些时候开始找他，现在几点，十一点了？那就是十七个多小时了。他不可能那么久都不查应答服务的。”

我回想我们在他家的谈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查过应答服务吗？好像没有。

以前他每隔半小时就会查一次的。

“而且不仅是我，”她说，“他也没有打给弗兰。我问过她，她找过钱斯，但钱斯一直没有打回来。”

“唐娜呢？”

“她在我这儿，我们都不想一个人待着。还有露比，我不知道露比去哪儿了，她不接电话。”

“她在圣弗朗西斯科。”

“她在哪儿？”

我大致解释了一下，然后听她向唐娜转述。“唐娜引用了叶芝，”她说，“‘一切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连我都记得这句。相当贴切。所有的地方，一切分崩离析。”

“我来试试看找钱斯。”

“找到了以后打个电话给我？”

“好的。”

“唐娜会待在我这儿，我们暂停接客，就算有人敲门也不开。我已经跟门童说过了，不要让任何人上来。”

“很好。”

“我请弗兰过来，但她不愿意。她听上去像是嗑大了。我会再打给她，我会命令她过来，而不是邀请她。”

“好主意。”

“唐娜说这就像三只小猪躲在砖房里，等着大灰狼从烟囱滑下来。我宁愿她继续引用叶芝。”

打给钱斯的应答服务毫无用处。他们乐于听写留言，但不肯透露钱斯最近有没有打过电话。“他应该很快就会打过来，”一个女人说，“我会确保他收到你的留言。”

我打给布鲁克林的查号台，问到绿点区那幢屋子的号码。我拨过去，电话铃响了十二声。我记得他说过他早就取掉了电话铃上的铃锤，但试一试总归没有坏处。

我打给帕克勃内。非洲与大洋洲艺术品及工艺品的拍卖会定于下午两点开始。

我冲澡，刮脸，吃面包卷，喝咖啡，看报纸。《邮报》想办法把旅馆开膛手留在了头版，但不得不说做得有些牵强。布朗克斯的贝德福公园有个男人用厨刀捅了妻子三刀，然后打电话告诉警察他做了什么。通常来说这种事顶多只会在二版占据两段，但《邮报》把它放在头版，用耸人听闻的头条帮大家思考：他得到了旅馆开膛手的启发吗？

我去参加了十二点半的活动，两点过几分来到帕克勃内。拍卖会在另一个大厅举行，而不是展览拍卖品的那个陈列室。你必须有拍品目录才能得到座位，而目录一份要卖五块钱。我解释说我来找人，然后扫视大厅。钱斯不在。

领座员不希望我在这儿转悠，除非我肯买一份目录，与其和他争论，还不如买一份算了。我给他五块钱，结果他要我登记和领取出价者号码。我不想登记，也不想要出价者号码，我他妈也根本不想要什么目录。

我在拍卖会上坐了近两小时，看着一件接一件拍品落槌拍出。两点半，我差不多敢确定钱斯不会来了，但我还是留在了座位上，因为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我只把最小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拍卖上，每隔几分钟就左右张望一遍找钱斯。三点四十分，贝宁的青铜头像开始拍卖，以六万五千美元售出，价钱只比预估略高一点。它是整个拍卖会的亮点，售出后有好几位出价者起身就走。我又待了几分钟，我知道钱斯不会来了，我只是在努力拼凑我已经拼凑了两三天的线索。

我觉得我已经拿到了拼图的所有碎片，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拼在一起。

金。金的戒指和貂皮夹克。Cojones。Maricón。毛巾。警告。卡尔德伦。小饼干布鲁。

我起身离开。穿过大堂的时候，一张台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台子上摆着过往拍卖会的目录。我拿起今年春天一场珠宝拍卖会的目录翻看。目录没有给我任何提示。我把它放回去，问大堂工作人员，这儿有没有驻馆的宝石和首饰专家。“你不妨去找希尔奎斯特先生。”他说，然后告诉我他的房间号码和该怎么走。

希尔奎斯特先生面前是一张整齐干净的办公桌，像是一整天都在等我来咨询他。我先做自我介绍，然后说我希望他能大致估计一下一块祖母绿的价值。他问他能不能看一眼那块宝石，我解释说我没带在身边。

“那你必须带来给我看看才行，”他解释道，“宝石的价值取决于许多因素。大小、切工、颜色、火彩——”

我的手伸进口袋，碰到点三二手枪，摸索着找到那块绿色玻璃。“差不多就这么大。”我说。他戴上珠宝商的单眼放大镜，从我手中接过那块玻璃。他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变得僵硬，用另一只眼睛警惕地盯着我。

“这不是祖母绿。”他小心翼翼地说。听他的语气，坐在他对面的更有可能是个小孩，或者疯子。

“我知道，这是一块玻璃。”

“当然。”

“我说的那块宝石就差不多这么大。我是一名侦探，想知道一枚戒指的大致价值，我见过这枚戒指，但它失踪了，我——”

“哦，”他松了一口气，“有一瞬间我还以为——”

“我知道你怎么以为。”

他取下单眼放大镜，放在面前的桌上。“你坐在这儿，”他说，“就只能看大众的脸色过日子了。你不会相信都有什么人走进来，给我看什么东西，问我什么问题。”

“我能想象。”

“不，你不能。”他拿起那块绿色玻璃，看着它摇摇头，“我还是没法给你一个价值。大小只是几个考量因素之一。还有颜色、透明度和火彩。你确定那是一块祖母绿吗？你测试过硬度吗？”

“没有。”

“所以也有可能是彩色玻璃。就像，呃，你给我的这件宝贝。”

“据我所知，这是一块玻璃。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它是一块祖母绿，那它能值多少钱？”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对着那块玻璃皱起眉头，“你必须理解，我的一切发言都必须避免确定性的数字。你要明白，即便假定这是一块真正的祖母绿，价值也还是很难估计。有可能极为值钱，也可能近乎一文不值。比方说，它有可能有着严重的缺陷，甚至仅仅是一块等级非常低的宝石。有些邮购公司以便宜得可笑的价钱按克拉销售祖母绿，四五十美元一克拉，卖的自然是蹩脚货。但它们依然是真正的祖母绿，无论多么不值钱，也仍旧是宝石。”

“我明白了。”

“就算是宝石级的祖母绿，价值也有可能千差万别。你可以花——”他掂量一下那块玻璃的分量，“几千美元买这么一块宝石，而且品质还很好，不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产的工业级刚玉。但另一方面，假如这块祖母绿是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好，火彩完美，没有瑕疵，甚至不是秘鲁产，而是最优秀的哥伦比亚祖母绿，能卖到四五万甚至六万美元。不过这依然是大致估计，做不得准的。”

他还有其他话想说，但我已经不想听了。他实际上没有告诉我任何消息，没有在拼图里加上新的碎片，但他好好地摇了一下装碎片的盒子。现在我知道所有碎片都该摆在哪儿了。

我拿上那块方形的绿色玻璃，起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