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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伍德赛德大道的唐恩都乐[1]店里打给德金。这儿没有电话亭，只有一台投币电话固定在墙上。几英尺外有两个年轻人在打电子游戏，还有一个小子用拎包大小的便携式收音机听迪斯科舞曲。我用手掩住听筒，把我发现的情况告诉德金。
“我可以发个通缉令。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男性，西班牙裔，二十岁出头。他多高，五英尺七？”
“我没见过他。”
“哦，对，你没见到。我可以找酒店要个体貌描述。斯卡德，你确定他跑了？我两天前才找他谈过。”
“星期六晚上跑掉的。”
“我看对得上。嗯，亨德莱克斯自杀之前。对得上。”
“她还是自杀吗？”
“有理由怀疑不是吗？”
“据我所知，没有。你星期六晚上找卡尔德伦谈话，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过他。”
“我对很多人都能造成这个效果。”
“有什么事情惊吓了他。你觉得会是你吗？”
他说了句什么，但周围太吵，我没听清。我请他再说一遍。
“我说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我以为他嗑药了。”
“邻居说他是个非常正派的年轻人。”
“是啊，一个安静的好小伙子。就是这种人会忽然发疯，干掉他全家人。你在哪儿打电话，怎么吵成这样？”
“伍德赛德大道的一家甜甜圈店。”
“就不能找个安静的保龄球馆吗？你怎么看卡尔德伦？你觉得他死了吗？”
“他离开前收拾好了所有东西，其他人打电话替他请病假。假如你要杀人，这么做似乎太费周折了。”
“打电话请病假听着像是想让他抢跑，给他机会先跑个几英里，然后再开始追杀。”
“我就是这么想的。”
“也许他回家去了，”德金说，“你要知道，他们动不动就回家去。现如今世道不一样了。我祖父母来到美国，除了缔约石酒铺子送的年历上，再也没见过爱尔兰。这些混账东西，他们一个月一次飞回那些小岛，带着两只鸡和又一个该死的亲戚回来。当然了，我的祖父母认真工作，也许这就是区别。福利部门可不会出钱请他们周游世界。”
“卡尔德伦有工作。”
“很好，算这个小浑球有良心。要么我去查一查过去三天从肯尼迪起飞的航班。他是哪儿人？”
“有人说卡塔赫纳。”
“那是哪儿？一座城市还是某个小岛？”
“我觉得是城市。在巴拿马、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否则房东不会租房间给他。我猜是在哥伦比亚。”
“大海上的明珠。打电话请假倒是对得上他回家去了。他请人替他打电话，这样等他回来，还可以回去上班。他没法每天下午从卡塔赫纳打长途。”
“那他为什么要清空房间？”
“也许他不喜欢那儿，也许除虫队跑来弄死了他所有的宠物蟑螂，也许他拖欠房租，半夜逃掉了。”
“房东说他没欠钱，他交足了那个星期的租金。”
他沉默片刻，然后不情愿地说：“有人吓住了他，他逃跑了。”
“似乎是这样的，对吧？”
“很抱歉，确实是的。但我不认为他离开了纽约。我猜他搬到了一个地铁站之外，换个新名字，住进另一间出租屋。全市五大区大概有五十万非法移民，他不需要是胡迪尼[2]也能藏得让咱们找不到。”
“说不定你能撞上大运。”
“可能性永远存在。我会先查停尸房，然后航班。要是他死了或者出国了，咱们就最有可能查到记录。”他忽然大笑，我问他笑什么。“要是他死了或者出国了，”他说，“对咱们恐怕就没什么用处了，对吧？”
回曼哈顿的地铁糟糕得没法更糟糕了，车厢内部毁坏得面目全非。我坐在角落里，竭力抵抗阵阵袭来的绝望。我的人生就像一块浮冰，在大海上四分五裂，各块碎片漂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弥合，无论是在这个案子里还是在案子外。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逻辑、毫无希望。
没人会给我买祖母绿，没人会和我生小孩，没人会拯救我的生命。
美好的时光都已过去。
八百万种死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适合一个人自我了断。无论地铁有什么不好，只要你把自己扔到车头底下，它们依然能完成任务。这座城市有的是大桥和高处的窗口，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里能买到剃刀、晾衣绳和药片。
我的衣柜抽屉里有一把点三二；旅馆房间的窗户离人行道很远，保证能摔死我。但我从没尝试过这种行为，不知为何我一向知道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可能太害怕，可能太顽固，也可能我的绝望根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深入灵魂。总有些事情能让我坚持下去。
当然了，要是我喝酒，那就很难说了。一次戒酒会活动上，我听一个男人讲述他喝断片儿后如何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醒过来。他已经翻过栏杆，一只脚伸到虚空中，这时忽然恢复神智。他收回那只脚，重新翻过栏杆，然后落荒而逃。
假如他再过一秒钟才醒过来，双脚都已经悬空。
要是我喝酒，我的感觉会好一些。
我没法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最不妙的一点在于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感觉很不好，要是喝一杯，这种感觉就会不翼而飞。从长远角度说，我肯定会后悔；从长远角度说，我还会感觉很不好，甚至更差劲，但那又怎样呢？从长远角度说，咱们都会死。
我记得我在一次戒酒会上听到的话。那是圣保罗教堂的一名常客玛丽说的。她长得像只小鸟，声音很小，总是打扮得体、外貌整洁，说话柔声细气。我听过一次她的见证，她曾经离沦落街头只有一步之遥。
一天晚上，她起立发言，说：“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发现我不是非要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启。没有谁规定过我必须过得舒舒服服的。我总觉得假如我感到紧张、焦虑或不高兴，那就必须做些什么。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负面情绪并不会杀死我。酒精会杀死我，而我的情绪不会。”
列车一头扎进隧道。它来到地面之下，车厢里的光线熄灭了一瞬间，然后照明灯重新点亮。我能听见玛丽的声音，她把每个字的每个音都咬得很清楚。我能看见她，她说话时，骨骼匀称的双手叠放在大腿上。
真有意思，我居然会想到这些。
我在哥伦布圆环下地铁，依然想喝一杯。我走过几家酒吧，前去参加戒酒会活动。
发言的人是个健壮的大块头爱尔兰人，来自布鲁克林的湾脊区。他看着像警察，结果确实是，做满二十年后退休，现在除了拿退休金还在当保安。喝酒从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婚姻，但喝到一定年数，酒精开始损伤他的身体。身体机能减弱，宿醉越来越严重，医生说他肝脏肿大。
“他说酒精在威胁我的生命，”他说，“怎么说呢，我不是社会弃儿，也不是堕落酒鬼，更不靠喝酒来驱散抑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快活汉子，下班喜欢喝一杯烈酒加一瓶啤酒，然后拎个半打啤酒回家看电视。所以既然酒精要杀死我，那就去他妈的吧。我走出诊所，决定戒酒。八年后，我终于做到了。”
一个醉汉不停打断他的见证。他是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似乎并不想惹麻烦。他好像只是没办法安静听讲，他第五或者第六次爆发后，两名戒酒会成员护送他出去，活动继续进行。
我心想，我喝断片儿了的时候居然还能来参加戒酒会活动。天哪，我是不是就是他那个德行？
我没法聚精会神听讲。我想到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想到桑妮·亨德莱克斯，想到我的进展多么微不足道。我从一开始就有点节奏紊乱。我可以在桑妮自杀前见到她的，她也许还是会自杀，她自我毁灭的重负不会压在我身上，但在此之前我可以从她那儿问出些什么情况来。
我也可以在卡尔德伦失踪前找到他问话，我第一次去酒店就打听过他的情况，得知暂时找不到他就忘记了他的存在。也许我从他那儿什么都问不出来，但至少我能感觉到他有没有隐瞒什么秘密。但我一直没想到要找他问话，等我想到了，他已经收拾好行李钻进茫茫树海。
我的时机掌握得太差。我总是只晚了一天或就缺一块钱，我忽然想到，并非只有这个案子是这样。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可怜的我，倒霉的我，给我倒杯酒吧。
讨论环节中，一个叫格蕾丝的女人得到全场掌声，因为她说今天是她戒酒整整两年的日子。我为她鼓掌，掌声平息后，我算了算，发现今天是我的第七天。只要我上床前滴酒不沾，那么就满七天了。
我上次喝酒前坚持了多久？八天？
也许我能打破纪录，也可能我做不到，可能我明天就会喝酒。
但今晚我不会喝。今晚我能坚持下来。此刻我的感觉不比聚会前更好，我对自我的评价当然不会变得更高。记分牌上还是那几个数字，但早些时候它们加起来等于一杯酒，而这会儿不是了。
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暂时安全了。
[1] 唐恩都乐：大型烘焙食品连锁品牌，销售甜甜圈和咖啡等。
[2] 胡迪尼：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 1874年3月24日—1926年10月31日)，美国著名魔术师，擅长表演逃脱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