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我的星期二主要奉献给一场狩猎，主题是追踪毛皮。
事情始于做梦与清醒之间的那种朦胧状态。我从梦中醒来，又打起瞌睡，发现自己在大脑里回放我和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面的录像。刚开始是一段虚假记忆，我见到她从芝加哥搭长途车来纽约时的样子，一只手拎着廉价手提箱，牛仔上衣紧紧地包着肩膀。然后她坐在我的桌前，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她把玩着毛皮夹克颈部的搭扣，指环闪闪发亮。她说这是养殖貂皮，但她情愿用它换她来纽约时穿的那件牛仔上衣。
这个镜头播放结束，我的意识转向其他东西。我回到了哈莱姆的那条小巷里，但此刻袭击我的劫匪需要帮助。罗亚尔·沃尔德隆和昨晚的信使左右夹击他。我脑海里有意识的那部分想把他们赶出去，也许是为了平衡一下胜负的概率，这时一点明悟对我尖叫，我猛地把两条腿放下地，人在**坐了起来，梦中景象连滚带爬缩回它们在我脑海里躲藏的角落。
那是另一件外套。
我冲澡，刮脸，离开旅馆。我先坐上出租车去金的公寓楼，再次查看她的衣柜。那件兔皮大衣，钱斯买给她的染色兔皮大衣，并不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一件。这件比较长，比较蓬松，颈部不用搭扣固定。这不是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她声称的养殖貂皮，不是她想用来换旧上衣的那件毛皮外套。
我翻遍公寓，也没找到我记忆中的那件衣服。
我又坐上出租车去北中城分局。德金不当班。我请另一位警察打电话到他家里，终于再次非正式地看到案卷，对，从银河酒店客房查获的物品清单里有一件毛皮外套。我翻看案卷里的照片，却没有找到那件衣服。
我搭地铁去下城区的警察广场一号[1]，又找了几个人沟通，等待我的请求经过某些渠道的批准，绕过另一些有可能的障碍。我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但我要见的人出去吃午饭了。我身边带着戒酒会指南，发现不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圣安德烈教堂就有一场活动，于是我去那儿消磨了一个小时。散会后我在路边摊买了个三明治，站着吃完。
我回到警察广场一号，总算捞到机会查看金遇害时带在身边的那件毛皮外套。我没法发誓说它就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件，但看上去确实符合我的记忆。我轻轻抚摸奢华的毛皮，努力重播今早我脑海里播放的录像带，似乎完全对得上。这件毛皮夹克的长度和色泽都符合记忆，而且喉咙口有个搭扣，她曾经用涂过指甲油的手指摆弄它。
缝在内衬上的标签说这是真正的养殖貂皮，制造商名叫阿尔文·塔南鲍姆。
塔南鲍姆公司在西二十九街一幢通层办公楼的三楼，此处位于毛皮贸易区域的正中心。假如我能带着金的毛皮夹克过去，事情会简单得多，然而无论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渠道，纽约警局的配合毕竟也有限度。我向他们描述那件衣服，却没什么用处，于是我描述金的外貌。他们查看销售记录，发现金·达吉南六周前购买了一件貂皮外套，单据帮我们找出了当时的销售员，他记得那次交易。
销售员是个圆脸秃头的男人，厚厚的镜片背后是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他说：“姑娘个子很高，非常漂亮。说起来，我在报纸上见到那个名字，觉得有点印象，但没多想为什么。真可怕，多漂亮的姑娘啊。”
他记得有一位先生陪着她，付账的是那位先生。他记得很清楚，付的是现金。不，没什么不寻常的，尤其是在毛皮行业里。他们的柜台零售交易本来就比例很小，大部分主顾不是服装业人士就是认识业内人士，当然了，任何人都可以从街上拐进店里，买走任何一件衣服。但绝大多数交易是用现金完成的，因为主顾通常不愿等待支票兑付。另一方面，毛皮往往是送给所谓高档朋友的高档礼物，不存在交易记录会让主顾更加高兴。因此他用现金付款，因此单据上写的不是买家的名字，而是金·达吉南。
含税总额将近两千五。随身携带这么多钱比较罕见，但不算闻所未闻。没多久以前，我本人身上就有差不多这个数目。
他能形容一下那位先生吗？销售员叹了口气。形容那位女士要容易得多，他解释道。她的样子现在就浮现在眼前，金色发辫盘在头上，双眼的蓝色惊心动魄。她试了几件衣服，她穿毛皮显得很优雅，但那位先生——
他估计那位先生三十八或四十岁。根据他的记忆，高矮之间他接近高，但没那姑娘高。
“非常抱歉，”他说，“我对他有个印象，但描述不出来。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诉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只可惜他——”
“他穿什么？”
“应该是正装，但我记不清了。他属于习惯穿正装的那种男人，但我不记得他具体穿什么。”
“如果再次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过，我连想都不会多想一下。”
“要是有人把他指给你看呢？”
“倒是有可能认出来。你说的是指认嫌犯吗？嗯，我觉得可以。”
我说他也许比他认为的记得更清楚。我问他那男人的职业。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你的印象，”我说，“机修师？股票经纪人？骑术演员？”
“哦，”他说，沉思片刻，“也许是会计。”
“会计？”
“诸如此类的。税务律师，会计。我只是在玩猜谜游戏，你明白——”
“我明白。国籍呢？”
“美国。你指什么？”
“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哦，”他说，“我明白了，接着猜。要我说，有可能是犹太人，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肤的地中海国家人。因为她的皮肤太白了，你明白吗？对比鲜明。我不确定他的皮肤黑不黑，但肯定有对比。有可能是希腊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上过大学吗？”
“他又不会给我看毕业证书。”
“不是这个，他肯定说过话，对你或者对她。他听着像上过大学的还是像混街头的？”
“他听着不像混街头的。他是一位绅士，很有教养。”
“结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们不都是这样吗？没结婚就用不着买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说不定还买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兴。”
“他戴结婚戒指吗？”
“我不记得有没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许戴了，也许没戴，实在想不起来了。”
他记得的并不多，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印象也很可疑。它们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样有可能来自潜意识的驱动，向我提供他认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继续问下去：“很好，你不记得他穿什么鞋，但他这样的男人有可能穿什么鞋呢？高帮皮靴？一脚蹬便鞋？科尔多瓦皮鞋？阿迪达斯？还是什么？”然而再问下去，我会到达和越过效用递减点。我对他说谢谢，转身离开。
这幢楼底层有家咖啡馆，其实只是一张长台、一排高脚凳和一个外卖窗口。我坐在那儿喝咖啡，盘点我得到的情报。
毫无疑问，她有个男朋友。有人为她买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钞付账，没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这个男朋友有大砍刀吗？有个问题我没问那位毛皮销售员——“好吧，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这个男人和那位金发女郎在旅馆房间里。假设他想砍死她，他会用什么？斧子？军刀？大砍刀？说说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个会计，对吧？他多半会用笔。超细针管笔，在他手里和武士手里的利刃一样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么好，但我还是点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头看着双手。问题摆在面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能对得上了。什么样的会计会忽然发狂，操起大砍刀杀人？没错，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么爆发，但这场爆发奇异地经过精心策划，凶手用假名在旅馆订房间，血案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可供查证凶手的身份。
听上去像不像买毛皮外套的那个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觉得并不像。这位男朋友给我的印象并不符合昨晚散会后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尽管他被派来仅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温文尔雅的会计能使唤那种打手吗？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尔斯·欧文·琼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假名，连中名都没忘记加上？起假名时用史密斯或琼斯当姓氏的人往往会用乔或约翰当名字。查尔斯·欧文·琼斯？
也许他就叫查尔斯·欧文斯。也许他开始写这个名字，写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欧文斯最后的“斯”，把“欧文”当作中名。说得通吗？
我的结论是说不通。
那个该死的前台职员。我忽然想到，警察显然没有认真盘问他。德金说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听不太懂英语。但他被一家高档酒店雇用，所在的职位要和大众打交道，他的英语必须相当流畅才行。不，问题在于没人逼问他。假如有人像我盘问毛皮销售员那样盘问他，我觉得他肯定能说出点什么情况来。证人记住的事情往往比他们想象中更多。
为查尔斯·欧文·琼斯办理入住手续的前台职员叫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星期六他值晚班，从四点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电话请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去酒店逼问经理助理之前一小时左右他打了第三个电话。卡尔德伦还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问他怎么了。经理助理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他说，“你很难从这些人嘴里问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来。每次他们想逃避了，英语会话能力就会忽然变得很差。你问什么他们都说No comprendo[2]，方便得很。”
“你是说你们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前台职员？”
“不，当然不。卡尔德伦的英语很流利，电话是别人替他打的。”他又摇摇头，“塔维奥[3]这个年轻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计他以为请朋友打电话，我就没法在电话上吓唬他了。另一层意思当然是他太萎靡，没精神，无法从**起来打电话。我估计他住的是寄宿公寓，电话装在走廊里。打电话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维奥重得多。”
“他昨天打过电话吗？”
“别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我就没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声音在电话里都一个样。两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觉得是同一个人，但我没法宣誓作证，再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时间想不到。星期天呢？卡尔德伦当时是自己打电话的吗？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号码吗？”
“电话在走廊里响，我觉得他未必会出来接。”
“但我还是想要号码。”
他给了我号码，还有皇后区巴奈特大道的一个地址。我没听说过巴奈特大道，我问助理经理知不知道卡尔德伦住在皇后区的哪个区域。
“我对皇后区一无所知，”他说，“你不会要去那儿吧？”他说得像是去那儿需要护照和食物，饮水补给当然也不能忘，“因为我确定过上一两天塔维奥肯定会回来上班。”
“你为什么能确定？”
“这是一份好工作，”他说，“他不尽快回来就会丢掉工作。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的出勤记录怎么样？”
“不可能更好了。我确定他肯定是真的生病了，有可能是一染上就会倒下三天的什么病毒。现如今有很多病毒传来传去。”
我在银河酒店大堂找了个投币电话拨打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号码。铃响了很久，九声或者十声，然后一个女人接了起来。我说我找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
“No est aquí。”她说。
我努力用西班牙语组织问题。Es enfermo？他生病了吗？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她虽然用西班牙语回答，但和我在纽约听惯了的波多黎各方言迥然不同，然后她尝试用英语迁就我，但她口音太重，词汇量又不足。No est aquí，她一遍又一遍说，这句我倒是毫不费力地听懂了。No est aquí。他不在这儿。
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房间里有一本纽约五大区的便携地图，我在皇后区索引里查找巴奈特大道，我翻到相应的地图页，上下左右搜寻，终于找到了。这条路在伍德赛德。我研究地图，琢磨爱尔兰社区为什么会有一家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
巴奈特大道只有十一二个街区那么长，从四十三街向东延伸，到伍德赛德大道结束。搭地铁去有几个选择，我可以坐市营独立的E或F线，也可以坐IRT的法拉盛线。
前提是我真的想跑这一趟。
我从我的房间里又打了一通电话过去。电话铃又响了很久，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说：“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por favor(请)。”
“Momento(稍等)。”他说。我听见砰的一声，就好像他随手扔下听筒，听筒落下去撞在墙上。对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只能听见背景里调到某个拉美新闻台的收音机声。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挂断电话，他却回来了。
“No est aquí(他不在这儿)。”他说完就挂了电话，我没来得及用任何语言说任何话。
我再次翻开便携地图，琢磨有没有办法偷懒不用跑一趟伍德赛德。这会儿已经是高峰时间，要是现在出发，我必须一路站到目的地。再说我能有什么收获呢？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地铁车厢里，长途跋涉赶到伍德赛德，结果还是听他们当面对我说No est aquí(他不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他有可能正在药物的帮助下度假，有可能真的生病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太可能从他嘴里问出任何东西来。就算我想方设法确实找到他，得到的奖励多半是No lo se(我不知道)代替了No est aquí。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
妈的。
星期六晚上，乔·德金对卡尔德伦做了后续问话，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我在向我能找到的所有内线和酒馆常客散播消息。也是那天夜里，我抢走一名劫匪的武器，而桑妮·亨德莱克斯就着伏特加和橙汁吞下一大把药片。
第二天，卡尔德伦打电话请病假。又过了一天，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跟踪我进出戒酒会活动，警告我别追查金·达吉南的事情。
电话响了，是钱斯。前台有他打过电话的留言，但他显然没耐心等我打回去找他。
“问一声而已，”他说，“有什么进展吗？”
“肯定有，因为昨晚有人威胁我。”
“什么样的威胁？”
“一个男人叫我别找麻烦。”
“你确定和金有关？”
“确定。”
“你认识那男人？”
“不认识。”
“你打算干什么？”
我大笑。“我打算自找麻烦，”我说，“去伍德赛德。”
“伍德赛德？”
“对，在皇后区。”
“我知道伍德赛德在哪儿，哥们儿。伍德赛德怎么了？”
我决定不告诉他详细情况。“多半什么都没有，”我说，“我也希望能少跑这一趟，但我做不到。金有个男朋友。”
“在伍德赛德？”
“不，伍德赛德是因为其他事，但她百分之百有个男朋友。他买了一件貂皮夹克送给她。”
钱斯叹了口气：“我说过了，那是染色兔皮。”
“我知道那件染色兔皮的，就挂在她衣柜里。”
“所以？”
“她还有一件短夹克，养殖貂皮。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穿的就是这件，她去银河都会酒店送命时穿的也是这件。它在警察广场一号的保管箱里。”
“它在那儿干什么？”
“它是证据。”
“什么的证据？”
“天晓得。我找到这东西，追查它的来路，和把它卖给金的人谈了谈。记录中的买家是她，单据上写的是她的名字，但有个男人陪着她，从口袋里摸出现金付账。”
“多少钱？”
“两千五。”
他想了想。“有可能是她私藏的水费，”他说，“很容易的，一周几百块，你知道的，她们肯定会私藏一点。我不会发现。”
“钱斯，付钱的是那个男人。”
“也许金把钱给他，让他付账。就好像女人在餐馆里把钱塞给男人，让男人去买单，免得面子上过不去。”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肯接受她还有个男朋友呢？”
“妈的，”他说，“我根本不在乎，事实上该怎样就怎样，我只是没法相信，就这么简单。”
我没逼问下去。
“有可能是嫖客，而不是男朋友。有时候嫖客会希望能假装他是个什么特殊朋友，他不需要花钱，他情愿给她礼物，而不是现金。也许他只是个嫖客，而她敲了他一件毛皮夹克。”
“有可能。”
“你认为他是她男朋友？”
“对，我就这么认为。”
“而他杀了金？”
“我不知道金是谁杀的。”
“而杀死她的凶手想让你扔下这件事别管。”
“我不确定，”我说，“也许杀人和男朋友毫无关系，也许是个变态佬，而警察正好希望能这么结案，也许男朋友只是不想被拖进任何调查。”
“他和事情无关，想置身事外。你是这个意思？”
“差不离吧。”
“我说不准，哥们儿，也许你确实该放手。”
“放弃调查？”
“也许你应该。有人警告你，妈的，你不想因此被干掉吧。”
“不想，”我说，“当然不想。”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我想搭地铁去皇后区。”
“伍德赛德。”
“对。”
“我可以把车开过来，送你一程。”
“我不介意坐地铁。”
“开车比较快。我可以戴上司机的帽子，你可以坐后排。”
“下次再说吧。”
“随你便，”他说，“回来了打个电话？”
“行。”
最后我搭法拉盛线到罗斯福大道和五十二街路口的车站下车。列车离开曼哈顿后开出地面。我险些错过站点，因为很难搞清楚我到底在哪儿。候车站台上的标牌被涂鸦弄得一塌糊涂，而涂鸦本身也完全无从分辨在说什么。
我走下一段不锈钢楼梯，回到街面上。我打开便携地图，搞清楚方向，然后走向巴奈特大道。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伍德赛德会有一幢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楼。这儿已经不是爱尔兰人社区了。高架轨道的阴影底下还能零散看见几个名叫“翡翠酒馆”或“三叶草”之类的地方，但大多数标牌是西班牙语，大多数商铺已经变成bodega[4]。塔拉旅行社的橱窗海报在兜售去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包机航班。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寄宿公寓是一幢黑乎乎的两层框架式房屋，带一个前门廊。门廊上有五六把塑料草坪躺椅，还倒放着一个装橙子的板条箱，上面搁着报纸杂志。躺椅上没人，我并不觉得奇怪。天气太凉，不适合坐在门廊上消磨时间。
我按门铃，没人出来。我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几台收音机在响。我继续按门铃，一个非常壮实的矮个子中年女人出来开门。“Sí(什么事)？”她问，像是在期待什么。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我说。
“No est aquí(他不在这儿)。”
我第一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也许就是她。事实上很难分辨，而我也不怎么在乎。我站在那儿，隔着纱门和她交谈，我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掺在一块儿说，努力让她明白我的意思。说了几句，她转身走开，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回来，他面颊凹陷，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他会说英语，我说我想看一看卡尔德伦的房间。
但卡尔德伦不在，他告诉我。
“No me importa(我不在乎)。”我说。我反正就是想看看他的房间。但没什么可看的，他答道，觉得很困惑。卡尔德伦不在房间里，我去看他的房间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并不拒绝配合，他们甚至不是特别不情愿配合，他们只是不明白有什么意义。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想要摆脱我——更确切地说，摆脱我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我看卡尔德伦的房间，于是他们领我去看。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条走廊，经过厨房，爬上楼梯，走过又一条走廊。她没敲门就直接打开一扇门，让到一旁，打个手势，请我进去。
地板上铺着油毡地毯，铁管床架上摆着一个光秃秃的床垫，有个金色枫木的抽屉柜，小写字台前有一把折叠椅。房间对面的窗口有一张靠背沙发椅，沙发套上印着花朵图案。抽屉柜上有一盏带花格纸灯罩的台灯，天花板中央的灯座上有两个无遮掩的灯泡。
就这么多东西。
“Entiende usted ahora？No est aquí。(您现在满意了？他不在这儿。)”
我自动自发、有条不紊地检查这个房间。它真是不可能更空无一物了。小壁橱里只有两个铁丝衣架，金色柜子的几个抽屉和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全都空空如也，连边边角角都擦得一干二净。
面颊凹陷的男人充当翻译，我勉强盘问了中年女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问话，她都算不上情报的宝藏。她不知道卡尔德伦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估计是星期天或星期一。星期一她来这个房间打扫卫生，发现卡尔德伦清空了所有物品，没留下任何东西。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意味着他退租了。他和其他房客一样，也是每周付租金的。他的租金其实还够住两天的，但他显然找到了其他去处，不，他不告而别并不稀奇。经常有房客这么做，就算没有拖欠租金也一样。她和她女儿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现在已经准备好租给别人了。房间不会闲置太久。她这儿的房间从来不会闲置太久。
卡尔德伦是个好房客吗？当然，最好的那种，但她和她的房客一向没有矛盾。她只租给哥伦比亚人、巴拿马人和厄瓜多尔人，她和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矛盾。有时候移民局找麻烦，他们不得不突然离开。也许卡尔德伦就是因为这个才悄悄溜走的，但这和她毫无关系。她只知道打扫房间，然后租给下一位客人。
移民局不可能找卡尔德伦的麻烦，这个我很清楚。他不是非法移民，否则就不可能在银河酒店工作了。一家大饭店不可能雇用没有绿卡的外国佬。
他忽然溜走肯定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花了一个小时找其他房客问话，综合得出的卡尔德伦的形象也没什么帮助。他是个安静的年轻人，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他的工作时间摆在那儿，因此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他往往正在上班。据众人所知，他没有女朋友。他在巴奈特大道住了八个月，没有过任何访客，无论男女，他也很少接到电话。搬到巴奈特大道来之前，他住在纽约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没人知道他先前的住址，甚至不知道那儿在不在皇后区。
他嗑药吗？无论我问谁，他们都被话里的意思吓住了。我猜那位胖胖的女房东管理得相当严格。她的房客都有固定工作，过着体面的生活。有个房客向我保证，就算卡尔德伦抽大麻，也绝对不会在房间里抽，否则女房东肯定会闻到，然后请他搬出去。
“也许他就是想家了，”一个黑眼睛的年轻男人猜测，“也许他飞回卡塔赫纳去了。”
“他从那儿来？”
“他是哥伦比亚人，我记得他说过是卡塔赫纳。”
我花了一个小时，只知道了这么多：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来自卡塔赫纳。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没人敢说一定是真的。
[1] 警察广场一号：位于曼哈顿公园街，靠近纽约市政厅和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市警察局的总部。
[2] 西班牙语：我听不懂。
[3] 塔维奥：奥克塔维奥的昵称。
[4] 西班牙语：杂货店，尤其是带小酒吧的杂货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