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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来的麻烦还不到想象中的一半。二十分局派来的两个警察我都不认识，但就算认识也不可能让事情更顺利。我们在现场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去西八十二街的分局录正式口供。现场勘验似乎完全符合我们报告的情况。警察很快就指出钱斯发现尸体后应该立刻打电话，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因为他拖延不报而特别生气。出乎意料地撞见尸体会让人肝胆俱裂，哪怕你是皮条客她是妓女也一样，而这儿毕竟是纽约，人人自扫门前雪的大都市，让人吃惊的不是他报警太晚，而是他居然会报警。

到警察局时我挺自在的。早些时候我紧张过一会儿，因为我想到他们有可能会想搜我的身。我的大衣是个小型军火库，装着我从巷子里那个年轻人身上缴获的一把枪和两把刀。刀已经是非法武器了，而枪不但非法，而且说不定有案底。天晓得它有什么样的来路。然而我们没做任何会引起他们搜身的事情，也很高兴没有被搜身。

“常有妓女自杀，”乔·德金说，“这是职业特点之一，而这个妓女有前科。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疤了吗？根据验尸报告，那是几年前留下的。你也许不知道，不到一年前她就试过吃药了断这条路，一个女性朋友送她去圣克莱尔医院洗了胃。”

“遗书里提到了。她希望这次吃得够量，诸如此类的话。”

“嗯，她实现了愿望。”

我们在斯雷特餐厅，第十大道上的这家牛排馆吸引了约翰·杰学院和北中城分局的许多警察。我回过一趟旅馆，换掉了衣服，把武器和我身上的一部分钱找了个地方藏起来，然后他打电话来叫我请他吃饭。“我觉得我得赶紧敲你一顿饭了，”他说，“免得你客户的姑娘全都死掉，你的收款账户被砍掉。”

他要了烤肉拼盘，喝了两瓶嘉士伯啤酒。我点了西冷牛排，喝黑咖啡配餐。我们聊了几句桑妮的自杀，但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他说：“要不是因为另一个姑娘——金发的那个——你都不会想到要多看一眼。法医学证据完全符合自杀。瘀伤很容易解释，她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摔下去磕在了某个地方。出于同样的理由，她躺在地上，而不是**。瘀伤没什么特别的。她的指纹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酒瓶、酒杯、药瓶。遗书符合她其他的笔迹样本。假如我们相信你委托人的说法，他发现她时她甚至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从里面上锁，挂着门链。你觉得那是实话吗？”

“他的整个说法我听着都像真的。”

“所以她就是自杀的，甚至对得上两周前达吉南的被杀。她们是朋友，她朋友出的事情让她难过。你发现任何痕迹能证明这不是自杀吗？”

我摇摇头：“这是最难布置的那种自杀现场。你能怎么做，用漏斗把药片硬灌进她的喉咙？拿枪逼着她吃药？”

“你可以溶解药片，让她不知不觉地吃下去，不过法医在胃容物里找到了残余的速可眠胶囊，所以此路同样不通。就是自杀没错。”

我努力回想本市的年度自杀率。我甚至推测不出一个符合情理的数字，而德金也帮不上忙。我琢磨着这个比例会有多高，会不会像其他数字一样节节攀升。

喝咖啡的时候，他说：“我调了几个文员查阅银河酒店今年一号以来的登记卡，找出用印刷体填写的那些，但没有一个符合那位琼斯先生的登记信息。”

“其他旅馆呢？”

“没有对得上的。姓琼斯的人不少，这个姓毕竟很常见，但全都有手写体签名和信用卡号码，看上去很正规。纯属浪费时间。”

“对不起。”

“为什么？我做的事情有九成是在浪费时间。你说得对，确实值得一查。假如这是个要案，头版头条那种，警局高层往下施压，你能想象我自己也会想到这个念头，我们会检查全市五大区内的每一家旅馆。你怎么样？”

“我怎么了？”

“达吉南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最后黯然道：“没有。”

“真他妈气人。我又看了一遍案卷，你知道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肯定有鬼吗？那个前台职员。”

“和我谈过那个？”

“那是经理，或者助理经理，反正差不多。不，我说的是给凶手办入住手续的那个。你看，有个人来登记，用印刷体写名字，而不是用手写体，然后还付现金。一个人做了两件不寻常的事情，对吧？我是说，现如今谁住旅馆会预付现金？我指的不是情人旅馆，而是六十八十块一晚上的高档酒店。现如今一切都用塑料卡片了，信用卡是所有交易的基础。但这个人付的是现金，而前台职员对他完全失忆。”

“你查过他了吗？”

德金点点头：“我昨晚去找他谈了谈。他是个南美年轻人，从南边某个国家来的。我和他谈话，他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凶手登记的时候，他多半也这么迷糊。他这辈子多半就活得迷迷糊糊的。天晓得他的迷糊劲儿是从哪儿来的，是抽进去、吸进去还是吃进去的，但我觉得东西多半是从正规途径搞来的。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多少人从早到晚都活在云雾里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午餐时间你会看见他们。办公室白领、中城区、华尔街，你随便挑一个街区好了，都无所谓。他们在街头买大麻卷，午餐时间就坐在公园里抽大麻。你说怎么还有人能完成工作？”

“我不知道。”

“还有那些吃处方药的，就像这位自杀的女士。他们从早到晚吃各种药片，甚至不犯法。药物。”他喟然长叹，摇摇头，捋了捋深色的头发，“唉，我想喝一杯白兰地，只要你觉得你的委托人请得起。”

我去了圣保罗教堂，刚好赶上聚会的最后十分钟。我喝咖啡吃曲奇饼，几乎没听别人说话的内容。我甚至不需要自报家门，祈祷时我悄悄溜走。

我回到旅馆，没有我的留言。前台人员说有几通电话找我，但都没留姓名。我上楼，尝试梳理桑妮自杀给我带来的感受，但目前我感觉到的似乎只有麻木。假如我没有把她留到最后去问话就好了，我甚至能说些或做些什么去阻止她自杀，拿这种念头自虐固然很**人，但朝这个方向走毕竟没什么前途。我和她通过电话有所交流。她可以说些什么，然而她没有。而她毕竟已经至少尝试过两次自杀了，很可能还有一两次没留下记录的。

一件事你尝试得多了，迟早能找到出路。

第二天早晨，我吃了顿简单的早饭，然后去银行存钱，顺便买了张汇票。我去邮局把汇票寄给安妮塔。过去我没怎么想到过儿子的牙齿矫正，现在可以忘个一干二净了。

我走到圣保罗教堂，为桑妮亚·亨德莱克斯点了支蜡烛。我坐在长凳上，给了自己几分钟缅怀桑妮。然而没什么可供回想的。我们几乎没有交集，我甚至不太记得她的相貌了，因为她的死状一脚踢开了我记忆中她在世时的模糊形象。

我忽然想到我还欠教堂的钱。钱斯办案费用的一成是两百五十块，我从企图抢劫我的那小子身上拿走了三百多块，这笔钱同样该缴什一税。我没仔细数那笔钱究竟有多少，但三百五这个数字估计差不离，于是我给了教堂两百八十五块，就当我们平账了吧。

然而我已经把大部分现金存进了银行。钱包里有几百块，假如我捐给教堂两百八十五块，那我就会只剩下一丁点交通费。我算了算再跑一趟银行的麻烦程度，这时我这个小小把戏的病态程度忽然像一记后腰重拳似的击中了我。

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欠任何人钱？我到底欠谁的钱？不是教堂，我不属于任何教会。我的什一税总是捐给适时出现在眼前的随便哪个礼拜场所。

那么，我到底亏欠了谁呢？上帝？

这里面的逻辑在哪儿？这种债务的本质是什么？我是怎么欠上它的？我在偿还借来的资金吗？还是我自己捏造了某种贿赂阴谋，向天国缴纳保护费？

以前我总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理由。这只是一个习惯，一个小小的怪癖。我不申请退税，于是我转而去付什一税。

我从没允许过自己问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答案。我也记得在圣尼古拉斯大道旁的小巷里闪过脑海的念头：我会被这个小子杀死，因为我没付什一税。倒不是说我真的相信，或者我认为这个世界真的这么运转，稀奇的是我居然会产生这种念头。

过了一会儿，我取出钱包，数出两百八十五块。我拿着钱坐在那儿，然后我把钱全部放回钱包里，只留下一块钱。

至少我要为蜡烛付钱。

下午，我一直走到金住的公寓楼。天气不坏，我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从门房身旁走过，自己开门进房间。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野火鸡倒进水槽。

我不知道这么做符不符合逻辑。这儿还有很多瓶烈酒，我也不怎么想彻底模仿卡丽·纳申[1]，但这瓶野火鸡已经拥有了象征意义。每次想到要来这套公寓，酒瓶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伴之而来的往往是对它的滋味和气味的鲜明记忆。随着最后一滴酒落进水槽，我终于能够放松了。

然后我回到门口的壁柜前，查看挂在里面的毛皮大衣。缝在内衬上的洗标说这件衣服由染色兔皮制成。我打开黄页，随便找了一家毛皮商打过去，得知兔皮(lapin)是法语里的“兔子”。“你查词典就会知道，”对方说，“随便一本美国词典。现在这是个英语词了，通过毛皮行业进入我们的语言。就是普通的兔子。”

诚如钱斯所说。

回家路上，某种东西触发了喝杯啤酒的念头。我甚至不记得刺激因素是什么，但结果是我想象自己一边肩膀靠在吧台上，一只脚踩着黄铜踏脚栏杆，手里拿着钟形酒杯，地上铺着锯末，我鼻孔里充满了老酒馆的霉味。

这个饮酒的冲动并不强烈，我甚至没考虑要不要采取行动，但它让我想到了我答应简的事情。我不打算喝酒，因此不是非得打电话给她不可，但我还是打了过去。我走进图书总馆路口拐弯的电话亭，塞了个一角硬币进去，拨打她的号码。

我们的交谈声不得不和车声竞争，于是我们聊得既简短又轻松。我没想到要告诉她自杀的桑妮，我也没提到那瓶野火鸡。

吃晚饭时我读了《邮报》。桑妮的自杀案在早晨的《新闻报》上有几段文字，这种案子能得到的也无非如此，但《邮报》愿意大肆宣扬一切有助于销量的内容，他们的卖点是桑妮和金有同一个皮条客，仅仅两周前，金在一家旅馆里被大卸八块。没人能找到桑妮的照片，于是金的照片再次见报。

然而报道配不上头条标题的吹嘘。他们只有一起自杀案和一些捕风捉影的推测，声称桑妮自杀是因为她对金的谋杀案知道些什么。

没有任何文章提到双腿折断的那小子，但犯罪和死亡这些老掉牙的填充物塞满了报纸的边边角角。我想到吉姆·法布尔说他已经戒了报纸。然而我似乎怎么都戒不掉。

吃过饭，我去前台领取邮件。除了老一套的垃圾玩意儿，还有一通来电留言，请我打给钱斯。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他打过来问情况如何。我说没什么进展。他问我会不会继续查下去。

“还会查一阵，”我说，“没别的，就是想看看能摸到哪儿去。”

他说警察没来找他麻烦，他一整天都在为桑妮安排葬礼。金的尸体被送回威斯康星州，但桑妮不一样，桑妮没有父母或近亲来认领她。法医什么时候允许发还桑妮的尸体是个问题，因此他安排在西七十二街的沃尔特·B.库克殡仪馆开追悼会。他说仪式将于星期四下午两点开始。

“我应该也给金安排一下的，”他说，“但当时完全没想到。主要是为姑娘们开的。她们的状态很不好，你明白的。”

“我能想象。”

“她们都在想同样的事情。死亡总是成三。她们都在担心，害怕自己会是下一个。”

晚上我去参加我的戒酒会活动。见证环节中我忽然想到，恰好一周前我喝断片儿了，跑来跑去，天晓得干了什么。

“我叫马特，”轮到我时我说，“今晚我听听就好。谢谢。”

散会时一个男人跟着我上楼梯来到街面上，然后走到我旁边。他三十左右，穿格子呢的伐木工夹克，戴鸭舌帽。我不记得我见过他。

他说：“你叫马特，对吧？”我承认他说得对。“喜欢今晚的故事吗？”

“挺有意思。”我说。

“想听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吗？听说上城区有位老兄破了相还断了两条腿。哥们儿，这故事真不赖。”

我感到一阵寒意。枪在我衣柜的抽屉里，用一双袜子裹着，两把刀也在同一个抽屉里。

他说：“你胆子很大嘛，哥们儿。你他妈有卵蛋，明白我什么意思？”他用一只手捂住腹股沟，就像棒球手在调整护具角度。“总而言之，”他说，“你不想找麻烦吧？”

“你在说什么？”

他摊开双手：“我知道个啥？哥们儿，我是邮递员。我给人送信，我只做这个。一个姑娘在酒店里害死自个儿是一码事，哥们儿，但她的朋友有谁就是另一码事了。不重要，听懂了吗？”

“谁让你送信的？”

他只是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来这个戒酒会找我？”

“跟着你进去，跟着你出来。”他吃吃笑，“打断那个maricón[2]的腿，哥们儿，这就有点过了。真的有点过了。”

[1]　卡丽·纳申：Carrie Nation(1846—1911)，美国鼓吹禁酒的先锋人物。

[2]　maricón：西班牙语，俚语，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