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离开伊莱恩家时，天色正在变暗，街道上挤满了下班高峰的车辆。又开始下雨了，恼人的细雨弄得通勤车辆慢如龟爬。我望着膨胀的车流，心想说不定伊莱恩那位税务律师就在其中。我琢磨他这个人，猜测等他发现伊莱恩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号码会如何反应。
要是他愿意，他就能找到她。他知道她叫什么。电话公司不会透露她的私密号码，但他只要稍微有点门路，就能找到有关系的人帮他从电话公司那儿搞到号码。假如这条路走不通，他还可以通过她住的旅馆追查她，费不了多大力气。旅馆可以告诉他她用的是哪个旅行社，一路问下去，他就能知道她的住址。我当过警察，我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种事，但任何人都能想到这些办法，不是吗？在我看来，它们算不上特别复杂。
他发现她留了个假号码，也许很受伤害。得知她不想见他，他或许就也不想见她了。但他的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她不小心写错了吗？他会打给查号台，会猜测那个查不到的号码和她留给他的号码会不会只有颠倒了两个数字的差别。所以他为什么不会追根究底呢？
也许他本来就没打给过她，因此也就一直不知道那是个假号码。也许他在飞机卫生间里扔掉她的号码，然后回家去和妻儿团聚。
也许他偶尔会感到愧疚，想着有一位艺术品修复师守在电话旁等他打来。也许他会为自己的草率而备感后悔，其实根本没必要扔掉她的号码嘛。他本来可以时不时地抽空找她约会，她没理由非得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嘛。妈的，有人偶尔能带她离开颜料和松节油，她该感激涕零才对。
离家还有半程的时候，我拐进一家熟食店，要了浓汤、三明治和咖啡。《邮报》上有一篇离奇的报道。皇后区的两个邻居争吵了几个月，因为其中一个人养的狗在他出门后就叫个不停。前一天晚上，狗主人出来遛狗，狗在邻居家门口的树底下拉屎。邻居碰巧看见了，从楼上窗口用弓箭射那条狗。狗主人跑回家，拿着一把瓦尔特P38手枪出来，那是他参加二战的纪念品。邻居也拿着弓箭跑出来，狗主人开枪打死了他。邻居八十二岁，狗主人六十二岁，两个人在小颈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邻居。文章里没说狗几岁，但报纸上有它的照片，一位制服警官牵着狗绳，它使劲挣扎。
北中城分局离我住的旅馆有几个街区。晚上九点刚过，我来到那里，雨还在半心半意地下着。我到前台问路，值班的年轻人留着小胡子，头发用吹风机吹过，他指点我走楼梯。我爬上一段楼梯，找到刑警队的大开间。办公桌前坐着四个穿便衣的警察，房间另一头还有两个在看电视。拘留室里有三个黑种年轻男人，他们扫了我一眼，发现我不是他们的律师，顿时失去了兴趣。
我走向离我最近的办公桌。一个秃顶的警察正在打报告，他抬起头看我。我说我约了德金警探。
另一张办公桌前的警察抬起头，和我对视。“你肯定是斯卡德了，”他说，“我是乔·德金。”
他和我握手，用力过头，像是要比试谁更有男子气概。他挥手请我坐下，然后坐进他的椅子，在满溢的烟灰缸里揿熄烟头，又点了一支烟，靠在椅背上打量我。他的眼睛是那种不会显露任何情绪的灰色。
他说：“外面还在下雨？”
“断断续续。”
“烂天气。喝咖啡吗？”
“不了，谢谢。”
“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想看看金·达吉南凶杀案的材料，他能给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为什么？”
“我答应别人要查一查。”
“你答应别人要查一查？你是说有人雇你查？”
“可以这么说。”
“谁？”
“我不能告诉你。”
他的下巴侧面有条肌肉绷紧了。他三十五岁左右，超重了几磅，足以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他还没有脱发，他的头发全是近乎黑色的深棕色。他把头发梳得紧贴头皮。他应该找楼下的小伙子借个吹风机用用。
他说：“你不能隐瞒这个情况，你没执照，而且就算你有，这也不属于你有权保密的信息。”
“咱们好像不是在法庭上。”
“当然不是，但你来这儿找我帮忙——”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客户是谁。他乐于见到杀死她的凶手落网，就这么简单。”
“而他认为雇你调查能加快进度。”
“似乎是的。”
“你也这么认为？”
“我只知道我需要挣钱过日子。”
“我的天，”他说，“谁不是呢？”
我说的话一点不假。我现在还构不成威胁，我只是个小角色，装腔作势想挣点零花钱。他叹了口气，一巴掌拍在桌面，起身穿过房间，走向一排档案柜。他体格粗壮，罗圈腿，挽起袖子，敞着领口，走路像水手似的左右摇摆。他拿着一个牛皮纸折叠档案夹回来，一屁股坐下，翻出一张照片扔在桌上。
“来，”他说，“开开眼界吧。”
这是一张五乘七英寸的黑白光面照片，假如我不知道拍的是金，就肯定不可能认出她来。我看着照片，按捺住阵阵反胃的感觉，强迫自己盯着照片看。
“还真是对她下了狠手。”我说。
“法医认为凶器是墨西哥大砍刀之类的东西，他给她来了三十六刀。你觉得数得怎么样？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数得动。这个活儿真他妈比我的工作还可怕。”
“到处都是血。”
“还好你看的是黑白照片，彩色的更惨。”
“我能想象。”
“他砍断了动脉。这么一来，血就会喷出来，弄得房间里到处都是。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血。”
“他肯定弄得自己全身都是血。”
“不可能避免。”
“那他走出去时怎么会没人注意到？”
“那天夜里很冷。有可能他有大衣，罩在他穿的其他衣物外面。”他抽了一口烟，“也可能他行凶的时候没穿衣服。妈的，她赤身**，也许他也不想穿得太多。事后他只需要冲个澡就行。客房有个漂亮又舒服的浴室，他又有大把时间，为什么不好好洗一下？”
“毛巾用过吗？”
他盯着我，灰眼睛依然不动声色，但我从他的举止中觉察到了一丝敬意。“我不记得见到了脏毛巾。”他说。
“房间里有这么一个犯罪现场，你未必会注意到这种东西。”
“但应该清点归档的。”他翻看档案，“你知道他们怎么勘查现场，他们给所有东西拍照，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要装袋、贴标和归档，然后一股脑儿塞进仓库。可是等你要立案了，却谁也找不到东西。”他合上案卷，思考片刻，俯身凑近我，“想听个故事吗？两三个星期前，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她和丈夫住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区。熟悉那地方吗？”
“以前挺熟。”
“嗯，现在大概比你那会儿好些了。算不上太差劲。我是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化粪池，相比之下它不算特别差劲。她打电话说什么呢？他们回到家，发现遭窃了。有人闯空门，偷走了便携式电视机、打字机和几件珠宝。她打给我，想知道该怎么报案，该打电话给谁，等等。我首先问她有没有上保险。没有，她说，他们不认为家里的东西值得上保险。我说那就算了吧。别去报案了，我说，报案只是浪费时间。
“于是她问要是她不报案，警察该怎么抓坏蛋呢？于是我向她解释，如今已经没人有时间去调查盗窃案了。你填个表格，报告归档，但没人会跑来跑去查是谁干的。抓住正在行窃的盗贼是一码事，但调查盗窃案的优先级非常低，没人有时间查这种案子。她说行吧，她能理解，但万一警察找到了贼赃呢？要是她没报告过盗窃案，那些东西该怎么还给她？于是我就不得不向她解释这个司法体系到底有多操蛋了。我们有满满几仓库缴获的贼赃，我们有塞满了受害者报告的无数案卷，都是什么人有什么东西被窃贼偷走了，但我们就是没法把东西还给失主。我没完没了地解释，我就不重复一遍让你心烦了，但我觉得她到最后也并不相信我。因为你实在不愿意相信情况有这么糟糕。”
他在案卷里找到一张纸，皱着眉头看它。他读给我听：“一块浴巾，白色。一块擦手巾，白色。两件浴袍，白色。没说用没用过。”他抽出一沓光面照片，飞快地翻看。我从他背后偷看，见到了金·达吉南遇害之处的室内照片。她出现在几张照片里，但不是每一张都有她。为了记录凶杀现场，摄影师没有放过旅馆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
一张浴室照片里出现了毛巾架，上面挂着没用过的毛巾。
“没有脏毛巾。”他说。
“他带走了。”
“嗯？”
“他必须清洗血迹。就算他在血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也还是要清理身体的。这儿的毛巾不够数，每样东西至少应该有两件。这是高级酒店的双人间，不会只给你一块浴巾和一块擦手巾。”
“他为什么要带走脏毛巾？”
“也许是为了裹大砍刀。”
“他肯定本来就有装刀的东西，手提包之类的，否则不可能带进酒店。他为什么不用相同的方式带出去？”
我同意，他确实可以。
“为什么用脏毛巾裹起来呢？假如你冲了个澡，擦干身子，想找个东西裹凶器，然后再放进包里，这儿明明有干净的毛巾。你为什么不用干净毛巾裹砍刀，而是要把湿毛巾塞进提包呢？”
“你说得对。”
“琢磨这个纯属浪费时间，”他说，用手指点了点放在桌上的照片，“但我应该注意到缺少毛巾的，我应该想到这种细节。”
我们一起浏览案卷。尸检报告没什么惊人之处，死因被归结为多处创伤造成的大量失血。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
我阅读证人询问笔录，在各种其他表格和零散文件的海洋中徜徉，构成凶杀案受害者案卷的就是这些东西。我的脑袋开始隐约作痛，我的意识像纺车似的转个不停。读到一半，德金让我一个人看完剩下的案卷。他又点了支烟，回去继续打他原先在打的报告。
我尽可能仔细地读完那些材料，然后合上案卷还给他。他把案卷放回档案柜里，回来时先去倒了两杯咖啡。
“我都加了奶和糖，”他说，把一杯放在我面前，“虽说你未必爱喝。”
“没问题。”我说。
“现在你知道得和我们一样多了。”他说。我说非常感谢。他说：“你告诉我们那个皮条客的事情，节省了我们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个人情。既然你能给自己挣点钱花花，也没什么不好的。”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查？”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方式组织调查。我们追查线索，搜集证据，直到有足够的东西能提交到地检署。”
“听着像在放录音。”
“是吗？”
“乔，接下来会怎么办？”
“唉，天哪，”他说，“咖啡真难喝，对吧？”
“还行。”
“我以前认为是杯子不对，后来有一天我自己带了个杯子来，你明白的，我用陶瓷杯喝，而不是一次性塑料杯。当然了，也不是什么好陶瓷，就是咖啡馆里用的一般陶瓷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当然。”
“用真正的杯子喝，也还是一样差劲。带杯子来的第二天，我在填一个人渣的逮捕报告，他妈的不小心把杯子从桌上碰到地上摔碎了。你有地方要去吗？”
“没有。”
“那咱们下楼，”他说，“拐个弯，找个地方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