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绕一圈中央公园的环形车道差不多刚好六英里。我们已经逆时针转了四圈，凯迪拉克毫不费力地巡行。说话的主要是钱斯。我拿着笔记本，时不时地写下几笔。
他先讲述金的情况。她父母是芬兰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买了个农场住下来。家附近唯一上规模的城市是奥克莱尔。金原名凯拉，从小挤牛奶，在菜园里除杂草。她九岁时，她哥哥开始性骚扰她，每晚溜进她的房间，对她做各种事情，强迫她给他做各种事情。
“但有一次她说到这儿时，哥哥变成了舅舅，还有一次是她父亲，因此有可能事情仅仅发生在她的想象中，也有可能真的发生过，细节变来变去是希望它别那么真实。”
高中三年级时，她和一名中年房地产经纪人有了私情。经纪人说他会为了她而离开妻子。她收拾行李，和他一起开车到芝加哥，两个人在帕尔默大饭店住了三天，吃饭全都叫客房服务。住到第二天，经纪人喝醉后动了真感情，一遍遍说他毁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的心情好了些，但第四天早晨她醒来，发现他不见了。他留下字条说他回去找妻子了，他多付了四天房费，还有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金。除了字条，他还用旅馆的信封装了六百块留给金。
她在饭店住满一周，欣赏芝加哥的风光，睡了几个男人。其中两个都不需要她开口，就给了她钱。她想问另外几个人要钱，但没法开这个口。她考虑回农场去。然而她在帕尔默大饭店住到最后一夜时，搭上了饭店里的另一位客人，那是个尼日利亚人，来芝加哥参加什么贸易会谈。
“这就断了她的后路，”钱斯说，“和黑人睡觉意味着她不能回农场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坐上了去纽约的长途汽车。”
她的人生全都是错误的选择，直到钱斯把她从达菲那儿带走，安排她住进自己的公寓。她的相貌和脾性都适合做应召女郎，这是个好出路，因为她缺乏沿街拉客的那种劲头。
“她太懒，”他说，思考片刻又说，“妓女都很懒。”
钱斯手下有六个女人，金死后就只剩下五个了。他先宽泛地说了几句她们的概况，然后一个一个介绍，给出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个人情况。我记了大量笔记。我们在公园里绕完第四圈，他向右拐弯，从西七十二街离开公园，他又开了两个街区，然后靠路边停车。
“去去就来。”他说。
我待在座位上，他去路口的电话亭打电话。车的马达在空转。我看着笔记，试图在形形色色的蛛丝马迹之中寻找模式。
钱斯回到车上，看着后视镜，飞快但未必合法地掉头。“我去查了一下我的应答服务，”他说，“得和大家保持联络。”
“你该在车上装电话。”
“太麻烦。”
他驶向下城区，然后拐弯向东，来到十七街上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一幢白色砖土结构公寓楼前，靠着消火栓停车。“该去收账了。”他对我说。他下了车，还是留着马达空转，但这次他过了十五分钟才回来，他趾高气扬地走过穿制服的门童，敏捷地坐进驾驶座。
“那是唐娜家，”他说，“我跟你说过唐娜。”
“诗人。”
“她兴奋极了。旧金山有一家杂志收了她的两首诗，她会免费得到六本刊登她作品的那期杂志。这就是稿酬，几本杂志而已。”
前方的绿灯变红灯。他踩刹车，左右看看，然后慢悠悠地闯过去。
“肯付钱的杂志也登过几次她的诗，”他说，“有一次她收到了二十五块。这是她的最高成就。”
“听上去很难靠这个谋生。”
“诗人挣不到钱，妓女都很懒，但这个妓女在写诗方面可一点也不懒。她会一坐就是六个八个小时，仔细琢磨词句，她总有十几批诗寄给外面。一个地方退稿，她就寄到另一个地方去。她在邮票上花的钱早就超过了他们有可能付的稿酬。”他沉吟片刻，然后轻声一笑，“你知道我刚从唐娜那儿收了多少钱吗？八百块，仅仅是过去两天的营业额。当然了，有时候她的电话也会一连几天响也不响。”
“但平均下来还是很可观。”
“收入比写诗好得多，”他望向我，“想兜兜风吗？”
“我们不是一直在兜风吗？”
“我们一直在兜圈子，”他说，“现在我想带你去看看另一个世界。”
我们沿着第二大道向南开，穿过下东区，从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布鲁克林。下桥时我们拐了无数个弯，彻底破坏了我的方向感。看路标也没什么用处，我不认识这些名称。不过看着周围从犹太社区变成意大利社区又变成波兰社区，我大致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到一条暗沉沉的寂静街道上，路边都是两户一幢的框架式住宅，钱斯在一幢三层楼的砖土结构房屋前放慢车速，车库门开在这幢楼的正中央。他用遥控器打开车库门，开进去后又用遥控器关门。我跟着他爬上一段楼梯，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宽敞房间。
他问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应该是绿点区。“非常好，”他说，“看来你很熟悉布鲁克林。”
“不怎么熟悉这块区域，但肉食店广告牌上有波兰熏肠。”
“有道理。知道这幢屋子是谁的吗？听说过一位卡西米尔·莱万多夫斯基博士吗？”
“没听说过。”
“你也没理由听说过。他是一位老先生，退休了，困在轮椅上。他性情古怪，不喜欢和别人来往。这地方曾经是消防站。”
“我就觉得这儿肯定是那种场所。”
“几年前两名建筑师买下屋子，改造翻建。他们几乎掏空了内部，然后从零开始。他们肯定有几个钱可以浪费，因为他们从不考虑费用。你看看地板，看看窗户的装饰线条。”他把细节指给我看，加上他的评论，“后来他们厌倦了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厌倦了彼此，我说不准，把屋子卖给了莱万多夫斯基老先生。”
“他住在这儿？”
“他根本不存在，”他说，他的语言风格不停切换，时而贫民窟模式，时而学究模式，然后再变回去，“邻居从没见过这位老先生。他们只见过他忠诚的黑人男仆，而且见到的也仅限于他开车进进出出。这是我家，马修。要我领你参观一下吗？只收你一毛钱。”
这地方相当惊人。最顶层是健身房，有全套力量器械和健身机器，还有桑拿和按摩浴缸。他的卧室在同一层，**铺着一整块毛皮，正对着顶上的天窗。二楼的图书室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和八英尺长的台球桌。
屋子里到处都装饰着非洲面具，还有一组组独立的非洲雕塑。钱斯时不时地指着其中之一给我看，说出它来自哪个部族。我说我在金的公寓见过几个非洲面具。
“波洛社团的面具，”他说，“来自丹族部落。我在手下每个姑娘的公寓都放了一两件非洲艺术品，当然不是最值钱的那些，但也不是垃圾。我不收藏垃圾。”
他从墙上取下一个式样古拙的面具，交给我仔细查看。眼睛的开口是方形的，五官都是精确的几何线条，原始气息使得整体效果强而有力。“这是多贡，”他说，“拿着感觉一下。你不能只用眼睛来欣赏雕像，双手必须参与。来，拿着。”
我接过面具。它比我预料中重得多，制作面具的木料肯定非常致密。
他从一张柚木矮桌上拿起电话，拨出一个号码。他说：“嘿，亲爱的，有留言吗？”他听了一会儿，放下电话。“风平浪静，”他说，“喝咖啡吗？”
“要是不麻烦的话。”
他向我保证不麻烦。趁着煮咖啡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他的非洲雕塑收藏，制作它们的工匠并不认为他们在制作艺术品。“他们制作的每一件东西都有特定的功能，”他解释道，“保护房屋，或者驱赶恶灵，或者用于特定的部落仪式。假如一个面具失去了力量，他们就会扔掉它，然后重新雕一个新的。旧的变成垃圾，没有任何用处，烧掉扔掉都可以。”
他哈哈一笑：“然后欧洲人来了，发现了非洲艺术。几个法国画家从部落面具中得到灵感。现在的情况是一些非洲工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制作出口到欧美的面具和雕像上。它们遵循古老的形式，因为客户就是这么要求的，但其实非常可笑。他们的作品不值一提，因为里面没有任何感情，不真实。你看着它，拿在手里把玩，然后再感受一下真东西，你立刻就能看出区别来——只要你对这类东西有一丁点感觉就行。很好玩，对吧？”
“很有意思。”
“要是我手头有那些垃圾货，我可以展示给你看，但是我没有。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我买过几个。你必须犯错误才能培养出鉴赏力。我把那些东西全烧掉了，就在那个壁炉里。”他微笑，“不过我买的第一件东西我还留着，挂在卧室里。是丹族面具，来自波洛社团。我当时对非洲艺术还一无所知，但我在一家古董店里看见它，立刻对面具的艺术忠实性做出了反应。”他停下来，摇摇头，“妈的，我在胡说什么呢。实际上，看着那块光滑的黑色木头，我觉得我在照镜子。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我父亲，视线穿透了过去那些该诅咒的岁月。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不太确定。”
“妈的，也许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摇摇头，“你觉得制作这东西的老工匠会怎么说？他会说：‘妈的，这个发疯的黑鬼要这些旧面具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它们挂得满墙都是？’咖啡好了。你的咖啡要黑的，对吧？”
他问：“说起来，侦探到底是怎么办案的？你从哪儿开始查呢？”
“跑来跑去，打听情况。除非是个精神病凑巧杀死了金，那么她的死亡肯定与她的生活有关系。”我拍了拍笔记本，“关于她的生活，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
“应该是吧。”
“我会到处打听，看别人都能告诉我什么。也许线索拼在一起能指出个什么方向，也许不能。”
“我的姑娘们知道她们可以和你谈。”
“会有帮助的。”
“倒不是说她们肯定知道什么，但也许真的知道。”
“有时候人们知道事情，但不知道自己知道。”
“有时候人们泄露秘密，但不知道自己说了。”
“也有这种时候。”
他站起来，双手叉腰。“知道吗？”他说，“我没打算带你来这儿的，我不认为你有必要知道这幢屋子。然而你都没开口，我就带你来了。”
“屋子很了不起。”
“谢谢。”
“给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屋子。我那些姑娘都没见过。有个德国老太太每周来一次打扫卫生，把这儿擦得闪闪发亮。进过这幢屋子的女人就她一个。至少我买下来之后是这样，曾经住在这儿的那两位建筑师也对女人不感兴趣。来，剩下的咖啡全归你了。”
他的咖啡好得不像话。我已经喝过量了，但它太好喝了，我没法拒绝。先前我称赞的时候，他说这是牙买加蓝山和一种哥伦比亚深度烘焙豆子的混拼。他说可以送我一磅，我说我住在旅馆里，给我也没用。
我慢慢品尝咖啡，他又打了个电话给应答服务。他放下话筒，我说：“这儿的号码能给我吗？还是说你想保守秘密？”
他大笑：“我不怎么来这儿，打给应答服务比较容易找到我。”
“好吧。”
“再说，知道这个号码也没用。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我必须翻电话账单才能保证我不写错。另外，就算你拨进来，这儿也会静悄悄的。”
“为什么？”
“因为电话铃不会响。这些电话只能往外打。装修这地方的时候我接了电话，也排了分机的线，这样我身边总有电话可用，但我从不把号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应答服务，任何人都不知道。”
“然后？”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在打台球，该死的电话忽然响了，吓了我一大跳。打电话的人问我想不想订一份《纽约时报》。两天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结果是拨错了号码，然后我想通了，打进来的电话反正不是拨错号码就是推销东西，于是我找了把螺丝刀，走来走去拆开每一台电话机，电话里有个小铃锤，要是电流通过一段线路，它就会敲响电铃，我拆掉了所有电话机里的铃锤。有一次我从另一台电话打这个号码，你会觉得铃声在响，因为你不知道铃锤有没有被拆掉，但这幢屋子里没有任何铃声。”
“厉害。”
“门铃也一样。外面门口有个按钮，但没有接任何东西。自从我搬进来，大门从来没敞开过，你从窗口往里看也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安装了防盗警报器。倒不是说绿点区盗贼横行，这毕竟是个环境舒适、历史悠久的波兰人社区，但莱万多夫斯基老先生对安全和隐私情有独钟。”
“我看也是。”
“我不太来这儿，马修，但只要车库门在我背后关上，它就把整个世界都挡在了外面。外界的东西没法进来干扰我，无论是什么。”
“你居然带我来了这儿，我很吃惊。”
“我也一样。”
我们到最后才谈钱。他问我要多少，我说我要两千五。
他说这个数目能买什么服务。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按小时收费，也不记录开销。要是后来我花钱太多，或者事情拖得太久，我也许会再找你要钱。但我不会寄账单给你，你不给钱我也不会去告你。”
“你做事很不正规。”
“没错。”
“我喜欢这样。付现金，不开收据。我不在乎花钱，我的女人们很能挣钱，但花销同样很大。房租、运营费用、贿赂。你安排一个妓女住在一幢楼里，就要贿赂这幢楼的各种人员。你不能像其他房客那样只在圣诞节给门童二十块意思意思，而是每个月二十，圣诞节另加一百，楼里的其他管理人员也一样。加起来很可观。”
“肯定是的。”
“但还能剩下很多。我不会把钱浪费在可卡因或者赌博上。你说多少？两千五？刚才让你拿着的多贡面具，我花在上面的钱有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我花了六千二，外加拍卖场向买家收取的一成手续费。加起来有多少？六千八百二。还没算消费税呢。”
我一言不发。他说：“妈的，我不知道我想证明什么，我猜大概是我这个黑鬼很有钱吧。你等下。”他回来时拿着一沓百元大钞，从中数出二十五张，都是不连号的旧钞。我琢磨着他在这幢屋子的各个角落里藏了多少钱、他习惯性地随身携带多少钱。几年前我认识一个放高利贷的，他给自己立了条规矩，他出门时口袋里永远装着至少一万块。他没有把这事当成秘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身上的那卷钞票。
也从来没有人企图抢过他的钱。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们走了另一条路线，我们从普瓦斯基大桥到皇后区，然后穿隧道到曼哈顿。我和他都没怎么说话，路上我大概睡着了，因为他抓着我的肩膀摇醒了我。
我使劲眨眼，在座位上直起腰。车停在我住的旅馆门口。
“门到门护送服务。”他说。
我下了车，站在人行道上。他等几辆出租车开过去，然后当街掉头。我目送凯迪拉克驶出视野。
各种念头在我脑袋里挣扎，就像筋疲力尽的游泳者。我太累了，无法思考。我上楼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