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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山在川越站转乘东武东上线时，已经超过晚上10点了。车内挤满了脸颊泛红的醉客和下班的上班族，混合着蒸发的汗味与酒精味的浓重空气向桧山扑面而来。
爱实拉着桧山的袖子站着，困倦地揉着眼睛。坐在面前的一位小姐挤出一个爱实坐得下的空间。桧山向对方点头致谢，让爱实坐下。爱实一脸随时会睡着的样子。
打烊后，桧山匆匆把剩下的工作收拾好，便到青草绿幼儿园接爱实。
“爱实，我们现在去外婆家好不好？”
对于桧山突如其来的提议，爱实睁着惺忪的双眼，回答：“坂户的婆婆？”
“是啊。很困吗？”
“我要去，可是明天要去游泳池，所以今天要早点睡喔。”
爱实再次确认。
桧山已经很久没有带爱实到澄子家了。虽然命案发生后曾暂时借住澄子家，但三周后便搬到莲田的公寓，后来每年大概只见两三次面。
电车进入埼玉县的乡村地带，行驶了十分钟左右。车窗外一片漆黑，桧山望着映在玻璃窗上的自己，思索着等一下见到澄子该怎么谈泽村的命案。
他不认为澄子与这次的命案有关。祥子遇害时，澄子对少年的情感与桧山的憎恨截然不同，他觉得那比较像忧心。祥子的命案刚发生时，每次遇到媒体要求他们发言，澄子便与桧山形成对照：态度平静、为犯罪青少年的未来感到忧虑。澄子的神情中见不到对凶手的憎恨，看来似乎一心只求少年们能真的重新做人。
桧山觉得澄子的这种态度有些反常。祥子遇害时她是那么悲伤，就算凶手是青少年，但澄子竟能如此宽容，令桧山略感讶异。
少年们的保护处分裁定后，桧山曾经考虑过对少年们的家长提起民事诉讼。在《少年法》修正之前，被害者家属若想知道案件记录，唯一的办法便是提起民事诉讼。而且案发后，少年的父母们一味逃避、不负责任，根本没有在桧山面前出现过，桧山希望能设法制裁他们。
钱，他不在乎，钱对于填补失去重要的人的悲伤毫无用处。这一点桧山有切身之感。
桧山初三的时候，双亲因车祸过世。
一个下雨的夜晚，双亲正走在斑马线上准备过马路，却遭大学生所驾驶的跑车撞击。父亲当场死亡，母亲也于一周后过世。身为独生子的桧山则由伯父收养。
过了一阵子，有保险公司的人来到伯父家。桧山问起：“撞死父母的大学生不来吗？”那位保险业务员说他代表加害者来谈判，然后在客厅里与伯父促膝而坐，提出预估的理赔金额。
他们用不知道是霍夫曼计算法还是什么东西，就这么用算式加加减减计算出父母的人生价值，至于桧山本应和双亲拥有的幸福快乐，和他对父母的感情，则完全没有介入的余地。
听着伯父和保险业务员的对话，桧山只觉得完全待不下去。就算得到高额保险金，桧山的心既不会满足，也不会得到安慰。如果他能够看到肇事的大学生在双亲灵前流泪忏悔，自己的心会获得多大的救赎呢？至今他仍这么想。
这次绝对不放过他们。再度失去最爱家人的桧山咬着牙坚定地想：我不要保险公司代付那种就算付了也不痛不痒的金额，我绝对要向少年的家庭索取高额赔偿，让他们在衣食住行都无法满足的生活当中，一辈子为自己所犯下的沉重罪孽感到后悔。只有这样，桧山才能报仇。
他怀着这样的想法前往律师事务所，却深刻感受到法律在这方面对被害者的不公。
即使官司胜诉，获判损害赔偿，也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在短时间内付得出赔偿金，结果只能以二十年或三十年分期付款，每个月支付数万日元而已。而且，加害者的家庭要不就是只付了前几年便消失无踪，要不就是判决结果一出炉便申请破产，不管赔偿金或慰问金均可免责。律师说几乎都是这几种形式。
此外，日本的法律对于不履行民事诉讼与和解的支付命令，没有任何惩罚规定，再加上加害者行踪不明时，被害者必须自己寻找。那位律师说，目前为止他实在看过、听过太多这种例子了。
而且，原告也必须承担极大风险。一旦提起诉讼，便会产生诉讼费、律师的委任费等大笔费用，也无法避免长期诉讼。虽然可依地方法院的职权取得家庭法院审理的事件记录，但又要付出高额的誊写费。也就是说，被害者家属必须花钱买案件的相关情报。
即使付出了庞大的金钱与时间，费心费力缠斗下来，对方也有数不清的路可逃，就是那些名为“不负责任”的路。
澄子反对提起民事诉讼，她说与其将精神耗费在漫长的诉讼程序，疏忽了对爱实的关怀，不如只想着爱实，将她养育成人，这样才能安慰在天上的祥子。
澄子的话让桧山丧失了斗志。他放弃了抗争，选择与爱实重拾平稳的日常生活。
尽管已经很晚了，澄子还是欢迎桧山与爱实的来访。好久没看到外孙女，端出西瓜的澄子脸上满是笑容。
爱实一面吃着西瓜，一面得意地说“明天我要和爸爸去游泳池”。外孙女开朗的笑容似乎也让澄子感到放松，微笑着说“真好呢”。看着这番情景，桧山有些内疚，因为他从澄子的笑纹中感觉到一丝阴影。虽然他在电话里什么都没说，但澄子似乎知道他的来意。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说话说累了，爱实倒在榻榻米上睡着了。澄子为爱实盖上毛毯，将盘子端到厨房的台子上。桧山的目光追随前往厨房的澄子的背影，寻找开口的时机。
“要不要来点啤酒？”
澄子似乎察觉到了桧山的心思，回头问他。表情是灰暗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桧山恭敬地回答。
澄子端来一大瓶啤酒和两只玻璃杯，然后往桧山的玻璃杯里倒酒。
“他们也来过这边了吧？”换桧山为澄子倒酒，他边倒酒边问。
“来过了，那位刑警先生，还为祥子上了香。”
他们并没有干杯。看澄子喝了啤酒，桧山也拿起杯子。三枝刑警，和啤酒一起吞下肚的名字，让喉头感到比平时更浓郁的苦味。
“他问了什么？”
“问了很多。祥子遇害的时候，明明什么都不肯说的。”仿佛有些难以启齿似的，澄子把视线从桧山身上移开，“也问了贵志你最近的状况。”
“泽村和也在大宫公园被杀了。”澄子点点头。
“真让人讶异。那位刑警先生问了我的不在场证明。那天晚上，正好有公司同事的欢送会。”
“所以已经确认过您的不在场证明了。”
桧山放心了。澄子是川越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祥子还小的时候便离了婚，一手将祥子抚养长大。
“贵志你呢？”
澄子好像就是担心这一点，但桧山对她摇摇头。
“那个时间我一个人在店里。因为只要走十分钟就能到大宫公园，所以警方好像怀疑我。”
“真可笑。有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呢？你说是不是？”
澄子看着睡在一旁的爱实，桧山也转头看向爱实。
“我恨他们是事实，也难怪警方会怀疑。”
“自己心爱的人被人夺走了性命，任谁都会心生憎恨。”
桧山缓缓地将视线转向澄子。
“想让那些人尝尝心爱的人所受的苦，这样的心情是很诚实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压抑着这份心情，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失去重要的东西了。被害者家属这辈子都得怀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活下去。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澄子的话说出了桧山的心情。澄子虽显得宽容，但失去独生女的悲伤也许至今仍毫不停歇地在她内心肆虐。
“三枝刑警怎么说？”
“他没说话，一直点头。”澄子说着，又往桧山杯里倒酒，“不必担心，你的嫌疑很快就会洗清的。”
“嗯。”桧山无力地附和。
“可是，泽村为什么会被杀啊？”
看着喃喃低语的澄子，桧山心里感到困惑。澄子眼中，有着和失去祥子时同样的悲叹。为什么她能露出那样的眼神呢？那不是杀死她心爱女儿的人吗？一种突兀感再次在桧山心中升起。
桧山得知泽村的死时，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或心痛，只是有一股难以言喻、类似不甘心的东西盘桓心头。
“那件事发生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那些孩子也都十七八岁了吧。”澄子的视线在空中飘移，“他的人生才正要开始而已啊。”
桧山看着澄子眼波的流转，但仍无法窥知她内心悲哀的真面目。
“会不会是受到什么案子牵连？还是……”澄子似乎陷入沉思。
桧山明白澄子的意思。自从得知泽村的死讯后，桧山也一直在想象：泽村会不会又做了什么遭人怨恨的事？他是不是没有从祥子的命案中得到教训，反而过着和反省与改过自新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生活？
“难道那孩子最后还是无法重新做人吗……”
澄子忧虑的视线转向桧山。
桧山不知如何作答，也无从回答。因为泽村在案发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也不得而知。
《少年法》高度提倡对少年的保护，为了让他们能够健全成长，并不追究少年所犯的罪行，而是以教育代替刑罚。理念虽然崇高，但少年们后来如何改过自新，桧山等受害者并不知道。只要对方不主动告知，他们心中如何反省、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被害者是无法得知的。被害者只能任由心被一片片撕碎，而撕扯他们心的加害者，则消失于黑暗中。
桧山忽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他似乎能稍稍体会澄子心中悲哀的真面目了。澄子会不会是一面对抗着失去独生女的痛苦，一面寻找心灵的寄托？无论再怎么憎恨那几个少年，死去的祥子也不会回来了。澄子是不是早就认清了这悲哀的现实？
也许澄子在等待。等待某一天，少年们会正视自己所犯的罪，重新做人，等到重回社会后再来面对他们。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但也许只有加害者本人才能多多少少治疗被害者的痛苦。
“好想知道……”桧山低声说。
他想了解他们。他们在机构中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回到社会后，他们对杀害祥子的罪行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视为过去的失败加以忘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过着每一天？
“他们早就已经重回社会了。我想知道泽村他们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
“你说你想知道，要怎么知道？”澄子担心地问。
“我想到后来收容泽村的机构看看，明天就去。”
桧山无法压抑激动的情绪，将啤酒一口饮尽。
澄子默默地看了桧山一会儿，然后温柔地抚摸睡得正甜的爱实。
桧山极度疲劳的视线落在爱实身上。好幸福的睡脸，会不会正在做和游泳池有关的梦呢？他想和爱实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但是在那之前，无论如何他都要确定一件事。
桧山对着爱实的睡脸，在心中低声说着“抱歉”。
[1] 日本法院之一，专门负责家庭纠纷事件的审判、调解以及少年保护案件的审判。——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坪是面积单位，1坪约3.3平方米。
[3] 日本的儿童咨询所是根据日本《儿童福祉法》第12条设立的儿童福祉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有未成年人各种问题咨询、心理指导、触犯法律行为判定和临时保护等。
[4] 少年鉴别所是根据《少年鉴别所法》设立的少年收容机构之一。主要负责收容家庭法院移交的少年，对其身心进行鉴别和再教育。
[5] 指1993年日本山形县明伦中学发生的一名男性学生死亡的事件。此案显示了校园霸凌的严重性，促成了日后《少年法》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