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坍塌的堡垒
华灯初上。
我骑着那辆破旧的28式飞鸽自行车淹没在马路的车流中。冬季的郑州，除了灰白的马路和喧闹的人群，偶尔还有几片梧桐树的叶子，在半空中划着弧线和略微带着哨音的风嬉戏着、追逐着，这就是冬天唯一可看的风景了。那时的郑州，又脏又乱。说实话，已经调到郑州十二年了，我始终没喜欢上这座城市，我一直想我的家乡，曾经工作过几年的河南省信阳市。
就这么想着，我来到一家叫“老地方”的小饭馆门口，把自行车停好。我约见的那个人早已迎在了门口。
他热情地迎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王科长，您好，您好。”
我约见的这个人叫游子（我只能这么称呼他的化名），由于他从小没有父母，四处流浪，所以我给他用这么个化名。游子个头不高，理个小平头，两只眼睛转动的速度很快，他是我多年来一直使用的线人。
早在1986年，我就带着他到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侦查一个毒品大案，让他乔装打扮打入犯罪分子内部。当时，兰州的贩毒网非常严密，凭着我们公安人员的身份根本不可能靠近，所以就选了游子，加上他在黑道上能够八面玲珑，加上他本来就是道上的人，所以伪装得很好。
这一次他打进去，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对方的信任，摸清了情况，为破获这起毒品大案立了汗马功劳。
所以，只要一遇到疑难大案，我就会找他。
几十年的流窜经验，使他对各类犯罪分子的生活习性都很熟悉和了解。他自己说，不是吹，我用鼻子就能闻着那些人的气味，就能和他们交上朋友。为了掩盖他的行动，为了控制火车站这个阵地，经报上级批准，我帮游子在郑州火车站开了个小卖部，专卖糖烟酒和其他食品。有了生活保障，游子从那以后就慢慢学好了。我就是利用游子的这种优势，破了很多大案。
好久没见了，我问：“游子，最近生意怎么样？都挺好吧？”
游子笑得像个蜜瓜，他大力地握着我的手：“托您的福，挺好，挺好。我游子能有今天，还不是多亏您王科长……”
我连忙摆手对他说：“游子，咱们都这么多年老交情了，怎么还跟我这么客气。”
“不是客气，我是……是真心的。”游子忙着辩解。
我们坐下来，要了两个凉菜、四个热菜、一瓶白酒，好像是郑州的伏牛白。我们两个人你敬我碰，二两酒下肚，游子就开始拍胸脯了。
“王科长，我知道你是没重要事情不会找我。你就直说吧，这回有啥任务？”
“好，态度很端正。”我举起酒杯，“来，我敬你。”我们的玻璃杯碰得很响，还都是满满的一杯，一仰脖子，一饮而尽。
游子还在表忠心，他站起来：“我游子要不是碰上你王科长，都死过几回了，早没了，哪还会有今天，咋能还在这里喝酒？”
我说：“这一次任务比较特殊，你会吃一些苦，受一些委屈。”
游子问：“说吧，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没问题，脑袋掉了不就是个碗大的疤嘛。”
我说：“准备把你关进收审所，搞狱侦。”
游子：“王科长，这又不是第一次，你忘了那一年平顶山那起凶杀案？”
我想起来了，那次凶杀案也是确定了一个重大犯罪嫌疑人，没有口供，证据也不扎实，把游子关进去，没三天两个人就成了磕头兄弟。那家伙一激动，就把杀人的真相给这个“亲兄弟”说出来了。
我笑了：“差点儿忘了，你是老干家了。”
他也笑了：“王科长，您就放心吧！只是到时候破了案，别忘了请我撮一顿。”
我又举起杯跟他碰杯：“到时候我请你喝泸州老窖。”
第二天，游子就被关进了郑州铁路收审所7号监室，和赵喜贵做了“室友”。
在游子对赵喜贵开展狱侦的第三天，我精心设计了一场宽严处理大会。
1989年12月18日。
这个下午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对刘丽铃来说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她穿起她最漂亮的衣服，没有镜子，她就前后左右勾着头照量，要是有那条闪着星光的丝巾系在脖子上点缀一下，那才是画龙点睛，神韵就出来了。女人的神韵，或者叫女人的韵味，再洒上几滴香水，一缕淡淡的幽香慢慢飘散开去……
刘丽铃激动得有点儿晕。
宽严大会就在收审所的院子里召开，这里设有中心会场，选择了一批已决犯（也就是已经被法院判处刑罚但刑期较短，不需要送劳改场执行的犯人）、违法犯罪事实轻微的人员、认罪态度较好且案情没有反复的人犯，还有即将宣布从严和从宽处理的人犯。在收审所四周加装了多个高音喇叭，目的是让每个监号也就是分会场的在押犯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
我宣布宽严处理大会现在开始。首先是由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分局长宣布当场逮捕五名案犯的决定，宣布一个当场捆绑一个，大长了我专政机关的志气，灭犯罪嫌疑人的威风。
接着我宣布，将能够低头认罪、检举揭发同伙、配合我公安机关工作的袁宏、刘丽铃、雨雨等五人当场释放。
坐在现场的袁宏、刘丽铃、雨雨等听到被当场释放都激动不已，刘丽铃和雨雨当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接着说：“刘丽铃是在押犯钱振民的妻子，按照刘丽铃本人的犯罪事实，她根本不可能被释放，而且应该被判刑。但是，刘丽铃态度端正，认罪态度很好，主动退赃，大胆检举揭发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其他违法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所以，经过‘5·10’专案组研究，并报请上级领导批准，当场释放刘丽铃。下边，由刘丽铃给大家讲几句。”
刘丽铃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走上台，她知道，这里关押的几百人都在注视着她。她激动得腿有些打战，她知道，这次大会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从此获得自由，从今以后又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还可以和她的亲人包括父母还有孩子团聚了。
“东北的老乡们，我马上就要自由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会释放我回家，我原来也不相信政府，现在我相信了，郑州铁路公安是真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你们不要再等待观望了！不管做了什么事，赶快跟政府交代。竹筒倒豆子，呼啦一下子全都倒出来。钱振民，你是我的丈夫，我不会坑你，我希望你能够老老实实地讲清自己的问题，早日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早一天回家，我们夫妻团聚，父子团聚。我回家后带着孩子等着你。还有我的婆婆，你也赶快交代吧。我都说了，你也瞒不住了。那都是不义之财，交出来吧。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赶快回家吧。希望你们娘儿俩一起，早一天回来啊！婆婆！大民！——”
这一切，刘丽铃都是伴随着哭声完成的。在讲话中，她几次泣不成声。
台下，抽泣声一片。
监号里也传出阵阵哭声。
接着，我又让刘丽铃宣读了钱振民的大哥写给钱振民的规劝信，也是情真意切让人无不感动。
雨雨也一直在哭，哭得很痛。
但是，她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哭，是被她的情敌刚才那一番话感动得哭，还是恢复自由了激动地哭、高兴地哭？还是为自己的命运在哭？为钱振民哭？为杨文清哭？这些，她都说不清楚。
回去以后该怎么办哪？回家吗？挺着个大肚子，爸爸妈妈肯定会骂我的，因为我才十八岁呀，而且又不能说孩子的爸是什么人。去医院吧？可腹中的婴儿已经会动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她）就会用小脚一下一下地踢她。那是生命的召唤，那是爱的结晶，也是他们母子（母女）特殊的交流。毕竟母子连心哪！
只可惜，这个孩子没有名分。将来有一天，钱振民出来了，有刘丽铃和他的儿子张着双臂等着他，那么，我和腹中的这个孩子……
雨雨想不下去了。
接下来是我即席讲话，我说：“好了，大家都别哭了。说实话，听到刚才刘丽铃那么感人肺腑的一番话，我跟你们一样，也很感动。我知道，你们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念你们的亲人。也许，你的眼前浮现出你那年迈的父母还有你们的爷爷奶奶，他们因为你们走错了路，被关进牢笼而在家里哭瞎了双眼，有的因此离开了人世。过去，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骗你，相信那些‘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鬼话。今天，我们公安机关用事实来说话，我们从来说话算话！‘5·10’专案组更是说话算话！今天，我们释放了袁宏、刘丽铃他们五个人，就是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在今天释放的人员当中，有一个叫袁宏的，他可以说干了很多坏事，应该判好多年的，但是他检举揭发，立了大功。所以，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并且报经铁道部和公安部有关领导依法批准，今天也当场释放。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不管你的罪恶有多么严重，你的问题有多么大，关键是要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只有这样，才能够受到从宽处理，甚至减免处理。我们给每一个犯了法的人都留有一条生路，我们‘5·10’是敢抓敢放，但不是无原则地乱抓乱放，我们就是要兑现党和政府的政策。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布，这也是经过郑州铁路公安局和郑州铁路公安分局两级公安机关研究决定的，同时报经铁道部公安局批准的：凡是今天会议结束后，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一律从宽处理；凡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问题属实的，一律按立功对待。公安机关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放下思想包袱，丢掉幻想，打消顾虑，轻装上阵，我们公安机关绝不会把你往死路上推！但是，如果顽抗到底，拒不交代，肯定死路一条！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地告诉极个别人，希望你不要顽固不化，早一点儿坦白交代，才能够争取出路！否则死路一条！”
我扫视了一下会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一点儿声音。
我接着说：“我希望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想想自己，想想家庭，想想你们的亲人，想想未来。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很年轻，有的刚生下孩子，有的准备结婚。你们自己想过没有，你们的父母、妻子、情人还有孩子，他们多么希望你们早一天回到家中！所以我要奉劝你们，回头是岸！悔过自新吧！不要再让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的亲人再为你担忧，再为你担惊受怕了！早日觉悟吧！”
哭声渐渐地大了，最后淹没了所有的声音。先是女号哭，又带动了男号，男女混杂成一片，郑州铁路公安局收审所此时成了哭的海洋。
大会结束后，我又往每个号派了一个民警，以号为单位对今天的宽严处理大会进行讨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发言。
会后各个监号的讨论会也开得非常成功，对在押犯的心理触动太大了，各个监号的气氛异常活跃，在押犯们渴望自由的愿望在这个时候比金钱等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重要。他们感情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就好比决堤的洪水向外喷涌。
讨论会结束后，竟然出现了在押犯争相坦白交代问题的局面，先后有十一个在押犯主动交代作案二十多件。
这次宽严处理大会产生的效果超出我的想象。
邹景华副局长在第44期专报《专案组会同郑州分局在收容所召开宽严大会，瓦解犯罪堡垒》上批示：“郑州专案组的工作做得很主动，运用政策攻心是个好办法。”
雨雨走了，进来时如花似玉，走时是那么失魂落魄，满脸疙瘩、脸色蜡黄、头发蓬乱、嘴唇干裂。雨雨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收审站，是留恋吗？是决绝吗？是憎恨吗？总之，她的心里像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没有重获自由的那份欢欣、那份雀跃，有的只是沉重，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儿所无法担起的那份沉重。
雨雨给我们留下了一串深深的思考……
我告诉她：“我们今天当场释放你，是因为你认罪的态度还比较好，还因为你已经怀孕了，按照法律的规定我们也必须放你。但是，放出去不等于没事了，你想出什么问题要主动地跟我们联系，发现东北流窜犯要主动给我们报告。”
雨雨答应了：“王科长，我一定听你的话。”
我接着说：“一是有什么情况你要及时主动报告，二是我会派侦查员随时跟你联系。最终对你的处理，还看你配合我们工作的情况。”
也许，雨雨一步一回头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一次放出去就没有她的事了，这里还牵着她的心。
我把袁宏叫到办公室，跟他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袁宏是齐齐哈尔劳教场逃跑的在押人员，他还有一年半的劳教期没有执行。鉴于他对破获“3·20”案件所作出的贡献，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经请示李进永副局长，并报铁道部公安局李升龙处长同意，由我郑州铁路公安局出具证明，证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建议劳教场不再执行一年半的劳教期。我告诉袁宏，这些工作我们都已经做完，下一步，我将派出专人带着你到富拉尔基劳教场完善有关手续。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完全自由了。
袁宏站起来，深深地向我鞠了个躬：“谢谢……谢谢您，王科长。”
我说：“你坐下袁宏，你这次确实立了功，你够意思，我们更够意思。”
袁宏一边坐下一边连连点头：“是，是，王科长。都说你们‘5·10’说话算话，真的算话，你王科长够意思。”
我接着说：“袁宏，还记得几个月以前说的话吗？”
袁宏想了想，他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我想不起来是哪句话。”
我说：“你自己曾经供述南下作案一共四个年头，掏过十几次包，但是从来没有‘爆’过，也就是说，没有作过一次盗得一万元的案件，更没有对旅客行过凶。记得当时我跟你说，袁宏你如果跟我作对，我就查你祖宗三代，我一定要把你作的所有案件都千方百计地查证落实，如果加起来超过三万块钱，就可以要你的脑袋。你还记得吗？”
袁宏答：“记得，记得。”
我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你够意思，所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你过去作的这些案件，我们不再追究。”
袁宏再一次站起来：“谢谢！非常感谢！”
我接着说：“可是袁宏，在这个道上，你不是个善良之辈，都知道你很凶残。虽然我们没有掌握你这几年流窜作案有抢劫行为，但是，就你这个秉性、你这个脾气，我担心你哪一天在哪一条铁路线上又干出什么大事。”
袁宏：“王科长，你放心，我今后金盆洗手，再也不到铁路上作案了。”
我笑看着他：“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袁宏拍着胸脯：“王科长，如果我再到铁路上作案，我就对不起你，你就枪毙了我。”
我的神情严肃起来：“袁宏，今天是1989年12月18日，我记住了你说的话。”
袁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我说：“好，一诺千金！”我们俩握着手，我又说：“这一次你立了大功，我救了你。但是，如果你忘了今天的话，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我也帮不了你，希望你记住。”
袁宏：“您放心吧王科长，回去以后，我准备做个小本生意，当个万元户。到那时候，我再向您报喜。”
遗憾的是，袁宏没有记住。一年后，他带着五个歹徒在广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作案，被失主发现反抗，他们竟对事主大打出手。车上的新疆广播学院的大学生奋起抓捕，竟被他们用菜刀砍伤六名。舆论哗然，多名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我奉命参加此案侦破，十天后破案。当我和战友们在郑州天然大酒店把袁宏一伙抓获后，我的第一句话是：“袁宏，还记得去年你跟我说的话吗？”
袁宏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去年放你出去的时候你跟我说，‘王科长，如果我再到铁路上作案，我就对不起你，你就枪毙了我’不会忘吧？”
袁宏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我接着说：“你肯定也记得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吧？我说，‘如果你忘了今天的话，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我也帮不了你，希望你记住。’这是原话，你还记得？”
袁宏没有看我，而是声音很低地说：“我对不起你王科长，这回我认了。”
一个月后，袁宏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还要说回来，这次宽严处理大会后，7号、8号和9号这三个监号，也就是分别关押着赵喜贵、杨文清、钱振民的监号里都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先说第九监室杨文清。
自从上次我提审他之后，回到监室的杨文清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他天天坐在监室的一角，一句话也不说。
他的耳旁始终是这句话：“雨雨怀孕了！”一声高过一声，一句接着一句。钱振民的孩子？怎么会是钱振民的孩子？钱振民是我的好哥哥，比亲兄弟还亲的人，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他还是个人吗！二十几年他建立起来的人生信条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而东北人尤其这样。但是，现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然无存。
这世界上还有友谊吗？
再有就是自己最心爱的雨雨，自己把全部的身心都放在她身上了，那么那么爱她。他小时候是个孤儿，湘妹子那美丽、那柔情、那细如丝的爱，整个把他融化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比山高、比海深的爱，他发誓要一辈子爱她，一定要娶她，让她给我们老杨家生孩子，儿子、女儿，儿女双全。而他刚离开，她居然投入别人的怀抱……
这世界上还有真爱吗？
他看见自己头上的那顶绿帽子，很大很大的一顶绿帽子。在他们老家泰来，这种称呼是最丢人的，在外人眼里是抬不起头的。那我呢？别人睡了我的女人，还怀了孩子，我还算个男人吗？
原来，杨文清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美好，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兄弟的情谊看得比山高、比海深，而现在他怀疑了，怀疑自己、怀疑朋友、怀疑友谊、怀疑真情、怀疑爱情，怀疑一切的一切！
他又想起师傅赵喜贵，本来他很感激赵喜贵，这种感激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身一人望着月亮，无数次发誓，要用毕生的付出来报答师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止是滴水之恩，是师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再生父母的概念。可是，那个王科长怎么说的话让我迷惑了。是啊！钱振民和师傅天天在一起，而钱振民和雨雨勾搭成奸的事师傅是肯定知道，师傅为什么不管一管？是怕得罪钱振民，还是根本没把我杨文清放在眼里？那次喝血酒、拜把子，全都是假的吗？我呀，就是个傻瓜，别人把我卖了，我还帮别人数钱。真是十足的傻瓜！”
杨文清觉得他被愚弄了，彻头彻尾地被愚弄了。
“他们全是浑蛋！”杨文清大叫一声，一拳打在墙上，鲜血顺着墙往下淌。
也不知过了多久，是哭声把杨文清唤醒了。有人告诉他，外面正在开宽严处理大会，很快就会有一些人获得自由，去和父母、亲人团聚，真令人羡慕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一没父母、二没亲人，可以说无牵无挂。
不对，我不是有雨雨吗？对，雨雨，他听到了那个曾让他梦牵魂绕的女人的名字，也在这次释放之列。
她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杨文清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心说，杨文清呀，杨文清，你怎么这么没血性，一个随便就跟别人跑了的女人，不，是婊子，婊子这个词，用在这样的女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样的婊子你还念及她干什么？！
他开始怒火中烧了。妒火燃烧的怒火！他恨不得把钱振民和雨雨碎尸万段，还有赵喜贵，什么狗屁哥们儿，全是浑蛋！浑蛋！
杨文清号叫着，扑向大门：“报告，我要求提审！我全都交代——”几乎歇斯底里。
提审杨文清。
杨文清一口气交代和检举案件十二起！其中，杨文清在1988年个人直接作案四起：
六七月间的一天夜晚，杨文清在太原至郑州的171次客车的行李架上提包里“掏心”两千元。
7月的一天，杨文清在西安开广州的271次快车行李架上“掏心”一千三百元。
八九月间，杨文清在郑州至北京永定门的416次慢车的硬卧车上“掏心”一千五百元。
12月3日，杨文清在西宁至上海的178次快车上掏包五百元。
更重要的是，杨文清交代与吴殿涛等人作特大案件也就是一次盗窃万元以上的四起，总价值六万多元。
杨文清特别检举了赵喜贵个人作特大案件六起，总价值十一万多元。
检举钱振民作重大、特大案件三起，总价值四万多元。
杨文清交代的犯罪事实和检举揭发，对从严从重打击拒不招供的江洋大盗赵喜贵起到了重要的证明作用，也为打击处理特大抢劫盗窃犯吴殿涛、飞车大盗钱振民提供了直接证据。
再说第八监室钱振民。
钱振民的泪绵延不绝。
今天我是怎么了？活了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涕泪横流，像女人似的。不是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吗？可如今……已经管不住自己了。
从扩音喇叭里传来刘丽铃的哽咽声音：“钱振民，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回家、回家！这两个字被无限放大，放大……把他的脑袋都快炸裂了，他拼命地用两个拳头捶着太阳穴，“咚咚”。
他闭上眼睛，头顶在冰凉的墙上。这时，那个画面又出现了：一身看不清颜色的棉袄、棉裤，脑后挽着一个像馒头样的发髻儿，颤颤巍巍地向他走来，还有那两行清晰的泪水，不，不是两行，是满脸的泪水，纵横交错着肆意流着。
这哪里是母亲的泪，这是母亲的鲜血滴在钱振民的心头。
母亲和妻子就要回家了，还有雨雨，那个柔情万端的小姑娘，比他过手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好。她们都要回家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因为自己，把母亲、妻子、雨雨都牵连了，何止是牵连，让她们来到八辈子都不曾坐过的监牢。尤其对雨雨，他一直都有着良心上的不安。她才十八岁呀，还是个刚成年的孩子。一个小姑娘，却要马上面临着当母亲，她能承受吗？能适应吗？一边是母亲、妻子、孩子，一边是情人和即将降生的自己的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咬咬哪边都是疼，怎么办？
我必须出去，一定要出去，否则，她们怎么生活？
这个时候，在钱振民的意识里，男人的那种责任感渐渐占了上风，到最后完全统治了他，什么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那些扯淡的事，在至亲骨肉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
钱振民要求提审是在宽严大会后的第二天，当时我正在提审杨文清。可是，钱振民执意要见我。
我在第四提审室开始提审钱振民。
一见面，钱振民就开门见山：“王科长，你放了我母亲、老婆，我信了你们的话，今天，我全交代。”
“好，是条汉子。”我冲着他竖了一下大拇指。
钱振民一改往日的赖皮，一脸庄重感，仿佛正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钱振民：“我揭发赵喜贵。一件是1988年10月28日，赵喜贵、幺福军和我三个人，在郑州到广州的243次车上盗窃了一万七千五百元。第二件是今年的6月在贵阳开往北京的150次车上，赵喜贵、吴殿涛和杨文清他们三个人，在硬卧车的行李架上‘掏心’，偷了两千四百多元。”
钱振民与杨文清所揭发的赵喜贵作案的事实相吻合。
另外，钱振民还交代了自己盗窃来的两万九千元赃款的下落。
本来第三个该说说赵喜贵了，但是，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单独问题稍后专门叙述。
1989年11月1日、8日，由“5·10”专案组起草的法律文书送到了李进永副局长的案头，李进永阅卷后，很快批示“同意”。接着，郑州铁路公安局以〔1989〕郑铁公刑字第3号、第5号提请逮捕书向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请对十四名案犯依法逮捕。
经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认真审查，反复阅卷，提审案犯，进一步调查取证，一个月后，决定对毕海波、杨志刚、薛守志、于艳春、贾永发、穆建、吴殿涛、李兴亚、王锁柱、吴景祥、赵旭峰十一名案犯逮捕，其他三名案犯退回补充侦查。
12月5日，专案组对“3·20”特大恶性案件的六名案犯丁东升、刘艮波、李秀江、吴明涛（在逃）、李松林、石长明（在逃）提请逮捕。
检察院很快批捕。
同时批捕的还有在押犯杨志刚的妹夫，抢劫犯崔国民。
12月15日深夜，我还在专案组研究案卷材料，为能够把抓获的案犯更多地送上法庭而冥思苦想。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我们公安局值班员打来的，总值班室刚刚接到一名郑州市民的匿名举报：“有一帮东北流窜犯住在郑州市友谊旅社，白天睡觉，夜里出去活动，专门到火车上偷东西。”
值班员说：“已经向李进永副局长汇报过了，李局长要求你带领‘5·10’专案组和刑警队侦查员，迅速组织抓捕。”
按照李局长的指示，我马上集合了专案组十名民警、刑警队三名民警，以最快速度包围了位于郑州市区中心地带的友谊旅社，我和专案组的陈宁、张其刚、田和平、吴永胜、孟庆志先通过服务员摸清了情况。果然有两男两女四个东北人住在这里，每天夜里外出，早上回来，形迹可疑。
情报准确，这四个人应当是专“吃”过往列车的流窜犯罪团伙。
我把带领的人马分为三个小组，在几个房间同时行动，一举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在自称叫刘丹平夫妇的房间里，刘丹平的老婆捂住肚子，吵着肚子疼要解大便。
这可让我为难了。其他侦查员都忙着搜查、看人，不让她去厕所吧情理不通，让她去吧估计这里头有鬼。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女刑警，怎么办？
我递给她一个痰盂，让她拉在痰盂里。我把门半关上，一只脚卡住门里门外，既避开了我的视线，守住了逃跑的通道，又防止她突然关上门跳窗逃跑。
我说：“你不要耍花招儿，我出去，你就在这屋里解。”
我退出房间，人在屋外，一只脚卡在门里。
停了半天，那女人拉开门说：“完了。”
我进屋一看，痰盂里什么也没有。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鬼。我让人去请了一位旅社的女服务员。
我让女服务员检查这女人的内身。
检查结果：在女人的卫生带里搜出一万元人民币。
回到局里，我连夜组织突击审讯。这四人系东北流窜盗窃犯刘丹平夫妇和耿永奎夫妇。他们以洛阳、郑州两地为据点，长期利用夜间在陇海线的旅客列车上盗窃作案。这一仗，不仅抓获了四个流窜惯犯，缴获了现金一万一千元，更重要的是为“5·10”专案获取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情报。
徐州会议后，专案组按照公安部、铁道部领导要求，认真研究案犯交代的线索材料，反复甄别、印证，抓住线索，一追到底，把审讯、查案、取证、组织辨认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先后派出陈宁、孟庆志、田和平、王东海、赵玉斌、冯杰等十七人分八路调查取证小组，赴广州、贵阳、浙江、西安、湖南等地，顶风雪冒严寒，获取了大量证据。先后破获特大抢劫案一起，特大拎包案四起，还破获其他重大盗窃案件七起，一般案件十五起。
在此期间，追捕工作一点儿也没有懈怠，先后在各地抓获了“南下支队”的重要成员苏有庆、杨成山、夏文阁、刘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