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亲情
我把游子提出来，考虑到他在号子里那么辛苦，我给他准备了一只烧鸡，游子此时正狼吞虎咽地吃着。
灯光下，我提醒他：“慢点儿吃，别噎着。”
“没……没事儿……”因嘴里塞满了东西，游子说话有些含混不清。
等游子吃得差不多了，我告诉他说：“这一段时间让你受苦了，我一定争取申请多给你些补助。”
游子：“王科长，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我游子能有今天，不都是你王科长给的吗？”
我说：“不说这些了，快说说赵喜贵近来的情况吧。”
游子：“赵喜贵这一段有些反常，以前他总是给我们讲他过去的辉煌，现在蔫蔫的。听见隔壁的监号门一响，他总是很快站起来，几乎是跑到门口，打开瞭望窗向外张望。完了一句话不说回到铺上，无论我怎么逗他，他都不说话。前天的宽严大会以后，他就更没话了，基本上像个哑巴。”
不过，游子又说，这几天他总是自言自语：“这个王科长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我笑了，这说明，赵喜贵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了。一个是他的徒弟、一个是他的铁哥们儿，监室又都是他的邻居，他们两个频繁地被提审，可就是不提审他赵喜贵。
他沉不住气了。
当追捕组奉命赴东北找到赵喜贵母亲的家时，赵母正在和几个老太太打麻将，嘴里还叼着一个粗粗的旱烟卷。
追捕组的同志向她出示了有关证明。她斜视了他们一眼：“怎么了，有什么事？”
追捕组的同志说：“赵喜贵因为违法犯罪……”没想到说到这里，她却“哼”了一声，从鼻孔里喷出一缕长长的烟雾，几乎恶狠狠地说：“赵喜贵？赵喜贵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说这话时，手里还拿着麻将牌。
“他不是你的儿子吗？”追捕组的人有些迷惑了。
“儿子？我没有这样的儿子。你们给我滚出去！不然，可别说我不客气！”说着就从门后操起一根棍子。
不管怎样，她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被我们强行带到了郑州铁路审查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赵喜贵的母亲，她给我留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忘不了。在我的意识里，天下最伟大的人就是母亲，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所以，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一样的慈爱、一样善良。
然而，赵喜贵的母亲却极其特殊。
我第一眼见到她，着实吃了一惊，如果不是被告知这是赵喜贵的母亲，我还以为抓来个东北大汉呢！
“你知道吗，你手上戴的戒指，是你儿子偷来的，按规定我们必须收回。”我指着她手上的金戒指说。谁知道我这句话可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她听了这话，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有好几分钟，突然，她身子一软躺倒在地，两眼上翻，口吐白沫。
这一下子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旁边的追捕组的同志告诉我：“没事，只要一提她手上的戒指，她就这样。”
我走上前，用大拇指轻轻掐住她的人中穴。不一会儿，她“啊”地大叫一声醒过来。这招儿很管用，在我几十年的警察生涯中，很多次发挥了作用。记得最早的一次使用时我还不到二十岁，是在信阳火车站派出所当民警，在处理一起因捡煤砟被火车撞死的女孩儿的伤亡事故。女孩儿的母亲一看自己如花似玉年仅二十岁的女儿被轧成几段，当场昏死过去。这一招儿掐人中穴救人的办法，就是我的老班长当时教我的。
后来听赵喜贵的老婆王玉芬说：“从我一进赵家的门，已经数不清我婆婆犯过多少次这样的‘病’了，只要和人吵嚷几句，不管是和家人还是邻居，她都会倒在地上，谁也不敢惹她，这几乎都成家常便饭了。”
这一下，赵喜贵的妻子王玉芬有点儿坐不住了。
因为，钱振民的妻子刘丽铃走了，他的情人雨雨也走了，她熟悉的几个“室友”或者叫“难友”都纷纷走了。尤其是刘丽铃的走，对她触动很大。她清楚地记得那次宽严大会，刘丽铃在台上声泪俱下的样子，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化的。她在人群里坐着，虽然表面无动于衷，但她心里的确流着泪，这叫眼泪往肚里流。
监室里好静啊！外边萧萧的风声，把人的思绪都刮乱了。
多么漫长的夜呀！王玉芬蜷缩在墙角，浑身打着寒战，带哨的风声吹得更紧了。
她想起刘丽铃走的时候，那副欢天喜地的情景。
开完宽严处理大会之后，刘丽铃是哼着小曲回到监室的。她拿着小镜子，前、后、左、右地照了一圈，激动得眉梢都在跳动，脸上现出了红晕。刘丽铃望了望缩在墙角里的王玉芬，突然止住小曲，放下手里正在收拾的包裹，走到王玉芬面前。
“王姐，我要回家了，你……”刘丽铃像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玉芬缩在那里没有动，只用眼睛瞟了一下刘丽铃。她们在这段共同的岁月里，或许是同病相怜的原因，使她们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眼前王玉芬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说祝贺的话吗？还是道别的话？更多的是让她羡慕。是啊，刘丽铃马上就要自由了，而自己呢？还要到什么时候？
王玉芬没有说话。
刘丽铃说：“王姐，我走了。”
刘丽铃拎着包裹走到了门口，突然停下脚步，像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她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着王玉芬。
王玉芬这时已经站了起来，她走到刘丽铃的面前，一把扯住刘丽铃的手，很急切地问：“你说，我……他们能放我走吗？”
“怎么不能？”刘丽铃像是很老到的样子，说，“你去找王科长，把你家大哥的事说清楚，王科长一准放你，他说话最算话了。”
“真的吗？”王玉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刘丽铃一拍胸脯：“我敢肯定！”
没过多久，王玉芬主动要求提审，而且点名要见我，她交代了赵喜贵在家里和其他一些处所窝赃的情况，这为审讯赵喜贵提供了重要的“炮弹”。
我立即起草了《关于对在押犯赵喜贵有关窝赃场所采取果断措施的紧急通报》，派出追赃小组，专赴黑龙江齐齐哈尔追赃。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在赵喜贵家、其父母家等九个处所追缴赃款：十一万三千五百元，其中含银行和邮政储蓄所存折七个；金戒指四枚（白金、黄金各两枚），金耳环一副；两室一厅带盥洗室的住宅一套，这是赵喜贵用赃款三万九千元从齐齐哈尔市房产开发公司购买的；出租汽车两辆，是苏式捷达牌小轿车，是赵喜贵花十多万元赃款购买的，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哥们儿开出租。
突破了赵喜贵的妻子王玉芬，接下来对其姘妇漆鸿雁展开猛烈攻势。连天加夜的审讯，加上漆鸿雁看到雨雨因为交代得好真的被放走了，于是漆鸿雁开口了。她交代，她与赵喜贵姘居后，赵喜贵当时给了她五千元，赵喜贵、钱振民两个人在她那儿放有一个密码箱，里面装的全是钱。1989年6月，赵喜贵送给她自动电脑录音机一台、照相机一架。
于是，我迅速派出另一小组赶到株洲，对漆鸿雁有关处所进行搜查和追赃。
根据这个交代，从株洲漆鸿雁处共追回赃款一万三千五百元、港币八十元、照相机一架、计算器两个、小型全自动电脑录音机一台、密码箱一个、高档衣裙七件等。
鉴于漆鸿雁认罪态度较好，配合公安机关追回了赃款赃物，我把漆鸿雁也解除收审。
案件进展到这个程度，我感到很欣慰。不仅破获了震惊全国的“3·20”案件，还抓获了像赵喜贵、钱振民、吴殿涛这样的江洋大盗、亡命车匪，更让我欣慰的是，分别在这几个地方追回了一大批赃款赃物。
如果你没有当过刑警，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说实话，这是为民除害的一种成就感，一种说不上来的快感和愉悦。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不能仅仅停留在案子破了，应该说，你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如果你仅仅把坏人打击了，但却没有把受害人的损失追回来，你会觉得没尽到职责。
现在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追回了这么多东西，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受害人的种种悲惨遭遇的画面。我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他们，让他们早一天开心起来，减少他们的痛苦。但是，案件还要往检察院、法院移送，现在归还为时尚早。我期待着那些受害者接受失而复得的钱财的时候，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每一次，在这种时候，我就有一种作为一个人民公安战士的自豪感。
随着案件的深入，各种证据越来越多，使我坚定了攻破赵喜贵这个最后堡垒的信心。
我分别派出几组查证人员，奔赴到各个列车上，在各列车乘警的帮助下，查找到了大量报案记录，还到山东聊城和浙江义乌走访了178次、243次列车上的失主，并把山东聊城李连贵请到了专案组进行辨认指证。
我决定再一次亲自上阵，提审赵喜贵。
谁知道，审讯进行了一天一夜，始终处于僵持状态，赵喜贵依然一副傲慢的神态。
我还是不急不躁：“赵喜贵，别人都能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你也看到我们把几个本来应该逮捕判刑的，由于认罪态度好、检举揭发有功都放掉了。你呢？你还打算扛到什么时候？”
“到死，到死我也不会交代。王科长，你就别费心思了。”赵喜贵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说：“因为你的问题，你们全家都受牵连，你老婆、你母亲、你的弟弟都已经被我们收审，难道你真的无动于衷吗？你对得起他们吗？”
赵喜贵冷笑了一下：“我连自己的小命都顾不了了，哪还管得了他们！再说，我和我老婆关系一直不好，已经长期不在一起生活了，你们抓她有什么用。”
我也笑了笑，说：“不对，你和王玉芬并不是关系不好。因为，你光在齐齐哈尔就有三个女人，你哪能顾上她。可是，据我知道，你在信阳被砍了五十三刀之后，钱振民、杨文清送你回齐齐哈尔，你住在你买的那套房子里，外表造成了一个长期不和老婆过的假象。而实际上，王玉芬每天晚上都由王军开着你花钱买的小轿车接到你的住处，第二天再送走。我说得不错吧？”
赵喜贵：“你不用说那么多了，没用。你就是磨破了嘴，我也不会说的。如果你们真的讲政策，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想见见我女儿。如果你们有一点儿慈善之心，就让我最后一次见见她吧。”
我没有犹豫，当场就答复了他：“可以，这一点不成问题。女儿是爸爸的心头肉，她也一定很想你，我会尽快安排的。”
赵喜贵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连连说：“谢谢，谢谢王科长。如果可能的话，请你让我家里人给我送一套里外全新的衣服，最好是西装，我想还要一双新鞋子，手工的布鞋。不管咋讲，我在黄河滩见上帝的时候，总也算像个样。大家都恭维我是‘东北虎’的虎头，不能太寒酸了。”
我说：“这都没问题。”
赵喜贵：“王科长，至于我个人的问题，你就别费心了，我就是带到棺材里也不会说的。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在我们齐齐哈尔，有一个人被关了十一年，他一个字都没有交代，到现在都没有被处理。为什么？因为没有证据。口供是重要的证据，没有我的口供，你们就不可能有重要证据。知道吧？王科长，我也要在郑州创一个纪录，创造一个奇迹，最后把你们专案组给拖散。因为，你们专案组是一个临时单位，不可能坚持太长的时间。”
我“哼”了一声，冷笑道：“赵喜贵，咱们走着瞧，看谁把谁陪到底。你不要太自信了。”
赵喜贵：“无所谓。”
赵喜贵真的无所谓吗？
过了几天，我把游子提出来，游子对我说了以下情况：
一个是自从我提审之后，赵喜贵在监室里烦躁不安，来回在房间里走动，他向游子打探最近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二是又过了两天，游子主动要求提审，他对赵喜贵说借机提审侧面打探一下消息，主要是钱振民和杨文清提审的情况。回到监室以后游子对他说，钱振民和杨文清都交代了，包括你的事。赵喜贵听了这些话，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用拳头使劲儿擂着太阳穴，好半天才说，都是浑蛋！
我知道，赵喜贵的心理防线已经坍塌，这是因为他的左膀右臂钱振民和杨文清不光坦白交代个人的问题还把他也咬进去了。这两个人一垮，赵喜贵好像被砍去了两只胳膊，他感到失去了支点。
这几天出奇地安静，那个王科长也不再提审了。可是今天怎么了？为什么把他带到了院子里？
提审就是提审，应该在审讯室，而不应该在院子里。好久没有在这空旷的蓝天下感受了，他看到有一只小鸟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弹跳，嘴里还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大概它是在喊它的伙伴或者伴侣。大冷天的它们在干什么呢？赵喜贵就这么看着想着，他真的好渴望自由。也许，这一辈子是不可能了，等二十年后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奇怪，院子里又放出来七八个犯人，有一个民警走过来，让他们排成一行，说是给他们上法制课。赵喜贵一句也没听进去。
实际上，我正在组织辨认，从山东聊城请来的受害人李连贵此时就站在室内的窗户下，玻璃窗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窗帘，窗帘的图案是绿色的，海岛、椰子树的画面。
我撩起窗帘的一角问李连贵：“你仔细看看，哪一个是？”
李连贵不假思索地说：“就是从右数第三个，那个留一撮小胡子的大个子。”
李连贵指认的这个留一撮小胡子的大个子就是赵喜贵。
他一眼就认定赵喜贵是1988年10月18日盗窃他一万七千五百元的那个作案人。
李连贵是这样叙述当时被盗的过程：
1988年10月18日，我乘坐从郑州开往广州的243次列车，当时我在7号硬卧车厢，买的是上铺。上车以后，我开始坐在边座，那时候人很多，我发现就是刚才指认的那个人也在附近的边座上坐着。那天我很累，坐了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了，一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可能是快到韶关站了，我起来解手，发现我放在行李架上的提包拉链被捅开，装在包里的一万七千五百元现金被人掏走了。
虽然李连贵没有直接看到赵喜贵作案，但是，钱振民和幺福军供述，他们那天和赵喜贵上了郑州到广州的243次快车，在衡阳下车，后来得知赵喜贵“掏心”盗得一万七千多元。
经多方侦查认定，赵喜贵在列车上共盗窃作案九起，价值十八万余元。其中已认定作特大案件三起，均系亲手作案，价值六万两千四百六十元。分别是：
11986年6月12日，赵犯伙同吴振利、幺福军、杨文清从漯河站上贵阳至北京的150次列车行窃，近许昌站时，赵犯将加挂车厢内旅客周爱生放在行李架上的提包割破，盗走人民币两万四千二百一十元。
21988年，赵犯伙同钱振民、幺福军从株洲上了郑州至广州的243次列车，近衡阳站时，赵犯将7号车厢旅客李连贵放在行李架上的一提包链扣捅开，盗窃人民币一万七千五百元。
31988年12月3日，赵犯伙同吴振利、杨文清、吴殿涛从郑州上西宁至上海的178次列车，赵犯将16号车厢旅客金熊平放在行李架上的一提包链捅开，盗走人民币两万零七百五十元。
综合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对赵喜贵可以提请逮捕。虽然没有赵喜贵的口供，但我知道，我们政法机关从来是重证据、轻口供。
三天后，“5·10”专案组将第二批案犯一共十一人，一并向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请逮捕。
经过补充侦查，专案组认定“3·20”案犯赵启发、郑松华（在逃）在该案中已构成共同犯罪。刘峰虽一同上车作案，但未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报捕缺乏证据。因此，对赵启发、郑松华提请逮捕。
郑铁路检察院于元月8日批捕。
赵喜贵的女儿晶晶由他叔叔，也就是赵喜贵的弟弟领着来到郑州。
这是我进攻赵喜贵的最后一招儿。
郑州铁路看守所这个地方，赵喜贵的弟弟并不陌生，他刚刚从这里被释放还不到两个月。因为赵喜贵的案件，我们掌握他弟弟有窝赃嫌疑，所以在赵喜贵被抓后不久，即被我公安机关收审。后来经过审查，证实其弟与赵喜贵案件关联不太大，于是就把他放了。
现在，他领着晶晶来到位于郑州市西中和路8号院的郑州铁路看守所。
郑州铁路公安机关在郑州地区一共有两个关押案犯的场所，一个是看守所，一个是收审所。因为“5·10”专案组抓获的案犯太多，收审所几十个监室，每个监室都关押有“5·10”专案的案犯，个别监室还关有两到三个。这对办案很不利，容易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因此，把赵喜贵、吴殿涛、钱振民等第一批拟提请逮捕的罪犯转到了看守所关押。同时由于赵喜贵等惯犯多次被公安机关关押，具有丰富的对付看守民警的经验，无论专案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赵喜贵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我专案组的情况。比如，这一次我们从东北他家里和有关处所搜缴了哪些赃款赃物，在湖南缴获了哪些东西，他都一清二楚。虽然，他到看守所才一个多月，就打通了很多关节，对我们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
晶晶这孩子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很懂事，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晶晶长着鹅蛋脸，眉清目秀的，很是可爱。
进了看守所大门，她就看见了那个牌子——郑州铁路公安局看守所（挂的是郑州铁路公安局牌子，实际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因为所在地在郑州，所以就挂了局里的牌子。像这样的看守所，郑州铁路公安局一共有六个，分别由其他的五个铁路公安分局直接管理）。这个牌子很醒目，让晶晶感到很刺眼。叔叔告诉她，爸爸犯了罪，关在郑州，显然这就是爸爸待的地方。她四处张望着，高墙、铁网，荷枪实弹的民警，等她一进来，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就紧紧地关上了。
晶晶猛地打了个冷战。
她清楚地记得，那次去火车站送爸爸到南方，她当时心里很难过。在站台上，她一直拽着爸爸的衣角，一次次地擦干已经流在脸颊的泪水。爸爸经常外出，但是这一次感觉就像爸爸一去不复返似的。果然，真的是爸爸的最后一次。晶晶觉得爸爸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实在舍不得爸爸走。但是，开车的铃声响了，爸爸弯下腰紧紧地抱住她，亲了又亲。最后，爸爸还是走了。那一走，再也没有回家。
晶晶没有想到，她和爸爸会在这种地方见面。
这一天是1990年2月14日。
赵喜贵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毁在这个日子里。这一天把他三十二岁以后的命运在中间画了一个分界线。
此前，准确地说是元月7日的下午3点钟之前，他还没有一点儿预感，他只是觉得这一天有些奇怪，他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里边却空无一人。
地上摆满了电线，还有配电盘。赵喜贵茫然地望着四周，只有西下的一缕残阳在玻璃窗上跳动着色彩，让人还能感觉到一丝生气。这个冬天，对赵喜贵来说，剩下的就是那一夜紧似一夜的呼叫着的北风，还有他那颗日夜悬着的心了。
透过那缕阳光，他看见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警车。他知道，今天审他的一定是重要负责人，可人呢？这公安又要耍什么花招儿？
正想着，进来了三个人。
我走进审讯室的时候，赵喜贵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双手被铐着，他的双脚还戴着脚镣。因为赵喜贵常常不遵守监规，无理取闹，又好串供，所以经过研究，把他单独关押，脚上戴上了脚镣。赵喜贵的头发有点儿长，胡子拉碴的。赵喜贵坐在一个特制的圈椅里，铁制的圈椅。犯人坐进去以后加上锁，犯人就跑不了了，想跑也只能抱着铁椅子一起跑。赵喜贵看见我带着两个人走进来，身子微微欠了欠，可能是表示对我的尊重吧。我们在审讯桌后边坐下来，我先定神地仔细地看了看赵喜贵。
我说：“赵喜贵，换了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赵喜贵：“还好，在哪儿都一样。”
我对陪同我一起审讯的吴永胜说：“去，把他的手铐打开。”
吴永胜打开赵喜贵的手铐。赵喜贵活动了一下手腕，抬起头对我说：“谢谢王科长。”
我说：“赵喜贵，我们过去聊得很多了，我想今天咱们能不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赵喜贵没有任何表情，他冷冷地看着我：“没什么好谈的。”
我说：“赵喜贵，事已至此，抵赖是没有用的。你都知道，我们从你家里，从有关的地方追回来很多东西。”
赵喜贵：“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听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儿不忿，我说：“赵喜贵，你是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敢做就不敢当吗？”
赵喜贵：“我什么也没做，你叫我当什么？”
我好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赵喜贵，你既然这样说，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我答应你的事情还要兑现。”
他抬起头来，不解地看着我。
我朝门外一挥手。
门外，晶晶走进来。她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只烧鸡、一大包切好的卤牛肉，还有两包香烟。
赵喜贵一回头，看见颤颤巍巍、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捧着托盘的女儿。他急切地叫了一声：“晶晶。”他下意识地想站起来，但是被铁椅子拴住了。
晶晶喊了声：“爸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走到赵喜贵跟前，把托盘放在铁椅子前面的平板上。
赵喜贵急切地问：“晶晶，你跟谁来的？”他突然意识到此刻自己的失态，突然变了脸。
晶晶：“我叔叔领我来的。爸，你快吃吧。”
晶晶带的这些东西，是我精心安排的。烟是赵喜贵最喜欢抽的希尔顿牌，是进口烟，在当时算是比较高档的。这些东西，让他女儿送给他，肯定能达到感化他的目的。赵喜贵猜到了女儿带来这些东西的用意，这肯定不是她和她叔叔买的，肯定是公安专门这么安排的。
他不能上这个当。
赵喜贵厉声呵斥女儿：“谁叫你来的？走吧！你快走吧！”
“爸爸！”晶晶哭叫着。
赵喜贵急得跺了一下脚，声音都走调了：“还不快走！我让你快走！听到了没！”
晶晶吓得一个激灵，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不敢再看发狂的父亲。她迷惑了，爸爸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不想我，不想见我？晶晶觉得委屈极了，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是走，还是留？
“快走，还站在那儿干啥？”赵喜贵又一声恼怒的呵斥。
晶晶一步一步地向门口挪去，委屈地抽泣着，满脸泪水。
我说话了：“赵喜贵，不是你提出要见你女儿的吗？我们满足了你的要求，特地让孩子千里迢迢来见你一面，你这么狠心地撵孩子走。你还有良心吗？你还是孩子的父亲吗？”
赵喜贵低下了头，一声不吭。他现在很矛盾。首先，他确实想自己的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晶晶是他最牵肠挂肚的。但是，在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他就后悔了。他在心里骂自己：赵喜贵啊，赵喜贵！你一个堂堂的“南下铁道袭击队”的首领，“东北虎”的虎头，居然糊涂到这步田地。让自己的女儿来到这样的地方，见到自己又是这副模样。孩子才十二岁，她能承受住这一切吗？失策呀！
可是，孩子已经来了，他很想和孩子好好说说话，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了。这次要是不见，以后还有机会吗？
想到这里，赵喜贵急忙扭头向门口望去，他看到女儿一步一去在回头向屋里张望。父女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赵喜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大叫一声：“晶晶！”眼泪哗就出来了。
我很惬意，我终于看到赵喜贵流下了眼泪。自从把赵喜贵抓进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犯罪，没有一点儿愧疚，始终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甚至没把我们这些铁路警察放在眼里。
我又想起我作为铁路民警的那种耻辱感。
首先是，1971年我刚当铁路民警那会儿，公检法统统被砸烂了，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老民警统统进了训练班，成了臭警察。就在这个时候，我走进了铁路公安队伍。当初固始县选招我的时候，看到他们穿着上绿下蓝的服装，头戴解放帽，我还以为自己当兵了。谁知当了铁路民警，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个铁路工人很自豪，穿着油腻的工作服，拿个检车锤，或者开个火车，或者当个列车员，都看不起民警。几年过后，连个对象都找不到。谁愿意嫁个小民警？
后来，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检察院、法院恢复建制，公安机关的地位有了全面提升。但是，我进错了门，当的是铁路公安。铁路部门把公安当成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附属单位，在高大全、半军事化的铁路产业大军里，铁路公安始终是遭人白眼的一个单位。有什么办法呢？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铁路拿着钱养着全国七万多民警，在他们眼里，这些铁路公安可有可无，好像什么也不会干，只会要钱。主人高兴了，给你施舍一点儿，主人不高兴，讨个没趣，夹着尾巴走了。这种耻辱感，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民警最强烈。我记得，我那时在信阳火车站下行到发场当民警，和铁路工人一起工作，我们的职责是保卫铁路运输安全，打击犯罪。那时是三班倒，隔几天一个夜班，夜班一上就是十四个小时，不能休息，午夜需要吃一顿夜餐。铁路各个部门各个工种都有自己做饭和取暖的煤炉，而我们公安值班室没有，夜里带个馒头或菜饭需要加热，去人家铁路工人的炉子上烤一烤，会受到人家的白眼，好像低人一等。铁路有乘务员公寓，是专门服务于火车司机或客车乘务员的。我们工作了大半夜，想去那个地方买一碗热汤喝，人家不卖给我们。
铁路看不起铁路公安，铁路工人看不起铁路民警，而现在连这些小偷、这些流窜犯、这些人渣也看不起铁路民警。赵喜贵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他从来没把公安放在眼里。他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有本事能让公安围着我转，而不是让他们打击我。
而此刻，这个不可一世的江洋大盗，居然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
我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我赢了。
晶晶再次走进来的时候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怯懦，她径直走到赵喜贵跟前，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叫道：“爸爸！”
赵喜贵的心碎了，他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像决堤一样流淌着。他抚摩着晶晶的头，反复地喊着：“晶晶，晶晶。”
“爸爸，我想你。你就说了吧，说了，公安局的叔叔就让你回家了。说吧，说吧……”晶晶摇着爸爸的臂膀。
赵喜贵叹了口气：“傻孩子，爸爸一说，命就没了。”
“没命了，那我怎么办？”晶晶抬起泪眼望着赵喜贵。
赵喜贵：“晶晶，万一爸爸被枪毙了，你怎么办？”
晶晶惊愕了。
过了许久，赵喜贵又问：“晶晶，爸爸死了，你跟谁过？”
晶晶哭得更厉害了：“我……我跟妈妈过。”
赵喜贵双手抚摩着孩子的头发，嘱咐道：“孩子，你不要跟妈妈过，你妈妈不会待你好的，你要跟着奶奶。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长大以后，照顾好爷爷奶奶的身体，替爸爸尽孝。”
晶晶一边哭一边点头。
说着，赵喜贵瞥了一眼门外，他突然发现一架摄像机和一架照相机在对着他又是拍照又是录像。他猛地抹了一把眼泪，厉声对我说：“不说了！我不说了！这是干什么？你们干吗要录像、照相？你们想拿到中央电视台去放是吧？去邀功请赏是吧？我是无所谓了。可是我的女儿将来还要嫁人，如果她上了电视，全国人都能看到，我孩子还怎么做人，怎么嫁人？”
赵喜贵这么一说，我感到他说得不无道理，于是我一摆手，录像和照相的同志都离开了。
赵喜贵平静了一下情绪，他问晶晶：“你和叔叔是怎么来的？”
晶晶：“我和叔叔还有大伯我们三个人坐火车来的。”
赵喜贵：“你爷爷、奶奶还好吗？”
晶晶：“好，他们都好，他们可想你了。爸爸……”晶晶说到这儿，她侧脸望了我一眼，我冲她点了点头。
晶晶接着说：“我奶奶专门让我给你买了烧鸡、牛肉，还有……你快吃吧。”晶晶这么说，是我事先交代好的，所以她刚才用眼神征求了一下我的目光。晶晶拽下一个鸡腿递给了赵喜贵。
赵喜贵接过鸡腿，咬了一口，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抱住女儿呜呜地痛哭起来。
晶晶：“爸爸，别哭了，吃吧。”
赵喜贵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好，爸爸吃。”他又咬了一口鸡腿，边吃边说：“晶晶，爸爸不是个好人，对不起你，没法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不要听你妈的话。爸爸小时候没有上学，没有文化，走上了犯罪道路。你不要学爸爸，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了吗？一定记住，孩子。别人问你，你就说没有爸爸，以后永远不要提起爸爸。”
说到这里，他再次搂住女儿，父女俩抱头号啕大哭。
父女俩在哭，我没有阻止他们，在我的预想当中，就应当是这样一种情景。这样就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在感情上彻底打垮赵喜贵。
晶晶被带走以后，我对赵喜贵说：“赵喜贵，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你想见女儿，我们特意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怎么样，这回可以谈你的问题了吧？”
赵喜贵还在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他拿起面前的希尔顿：“我能抽支烟吗？”
“嗯，可以。”我起身给他点上烟，我看得很清楚，赵喜贵拿烟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紧盯着赵喜贵，看着他一口接一口贪婪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那张发白的脸。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很矛盾，既想保住脑袋又不想如实交代。
赵喜贵偷瞟了我一眼，没想到正好和我的目光相撞，他急忙躲开。
我趁机问道：“怎么样？”
赵喜贵抬起头，先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我说。”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王科长。我九岁开始盗窃，五十六个铁路分局的范围内，全国各条铁路线我都干过，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火车的地方我都偷过。”
我问：“那你偷过多少？”
赵喜贵：“记不清了。”
我又问：“大约有多少次？”
赵喜贵：“大约也记不清。”
我问：“几次？”
赵喜贵摇摇头：“不止几次。”
我问：“十几次？”
赵喜贵摇摇头：“不止十几次。”
我问：“几十次？”
赵喜贵摇摇头：“也不止几十次。”
我问：“百儿八十次？”
赵喜贵摇摇头：“反正我记不清了。”
我又问：“你能不能给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什么时间、在哪条铁路线、在哪趟列车上偷了多少钱？”
赵喜贵摇摇头：“我一次也记不清了。”
我笑了，是冷笑，也是欣慰的笑。因为我知道，我胜利了，我终于撬开了赵喜贵的嘴。虽然，他没有供述某一起具体的案件，但是他承认他作过百儿八十起案件。这就是赵喜贵的口供！这就是证据！
今天，他供述了，我就不怕他再反悔，不怕他再翻供，因为我在桌子底下安放了录音机。铁证如山！
因此，当几个月后，郑州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他的时候，他又像当初在收审阶段那种口气：“我没有偷，一次也没有偷。”
赵喜贵答：“那都是我赌博赢来的，赌博又不犯法。”在当时，赌博确实不犯法。
法官当场播放了我们在看守所的这一段录音。
法官问：“赵喜贵，这是你说的话吗？”
赵喜贵一句话也不说了，法庭据此宣判。
当赵喜贵说完那一段话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又好像很累似的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眼闭上了……
我递给他一支烟，又帮他点上，他贪婪地吸着，好像很香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