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问疑于朱秋镜先生a

国爱葵

秋镜先生，你作的《糊涂侦探案》，意思新颖，设想奇特，我是很佩服的。只是在《半月》三卷二十二期b中所登的那篇大著《不愿意的礼物》上，我有点疑问，于今写在下面。

刁书霖确把真正的蝴蝶针盗去了，怎样盗去的，倒是一段很好而有趣的文字，怎的作者不发表出来呵？这样不说明了怎样盗去的，不但显不出刁书霖的精明和白芒的糊涂，而且也使读者疑惑啊！

一只值一万五千多元的蝴蝶针和一只值五百元的相较，它的价钱是三十与一之比，雍笏管虽不是个鉴古家，但是藏了多年的古物，又是很宝贵的物，总不能那么容易认过去啊！

秋镜君，请详复知！

a 本文系民国时期读者国爱葵针对小说《不愿意的礼物》中一些细节的合理性问题所作的一篇“文字商量”，1924年8月25日刊于《最小》第六卷第一百八十号。作为回应，作者朱秋镜在同一期刊物上特别刊发了一篇《答国爱葵君》，予以解释和说明。

b 此处原刊为“二十期”，应系作者笔误。

答国爱葵君

朱秋镜

国君爱葵，对于拙作“糊涂侦探案”《不愿意的礼物》一篇内，提出二种疑问，足见目光精细，甚为感佩。兹特分别答复如下：

原作刁书霖盗去蝴蝶针时一节事实，未曾明写，此非大意，实因于结构上有不克明写之势。

至于该针何时盗去，原书曾约略流露。当雍笏管接到第二信时，曾有数语：“这样说来，不是竟也会有本领，把珠针盗去么？确是很危险啊！”其实此时真物早已被盗，易以赝鼎矣，是以白芒收藏时，已非原物。但此一节，倘在刁书霖结婚之前，平铺直叙描写出来，便无趣味。欲动人心目，只好留一个闷葫芦，迨最后被盗证实，始觉出人意外也。质之国君。以为何如？

珠针之价值贵重，因有历史关系之故。至于本身，实非有特别珍贵之处。譬如三国时曹操兵败逃之时，曾将胡须割去。倘使此项胡须，留传至今，必值重价。但在胡须本身，无甚珍贵之处。倘以同样胡须，与之相易，亦不难以伪乱真也。况五百元之假针，珍珠及底质，均非伪物。假的与真的，相去微几，完全在一些记认表识上分别而已。雍笏管既非鉴古家，当然看不出来。反言之，倘原针非经识古之士断定，与费宫女有关，在雍笏管眼光中看去，与五百元之赝鼎，实无分别，岂有混不过去之理？在事实上，固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