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考证（3）（1）
当赛金花去世后，许多人帮她筹备丧葬事宜，许多名人为她送葬，陶然亭的和尚捐了一块地皮为她建墓，墓邻鹦鹉冢和香冢；齐白石为她题写了墓碑（但开始时尚没有碑，故未刻上）；国画大师张大千为她作了肖像画——《彩云图》。1937年，北京沦陷以后，潘毓桂为赛金花立了一个碑，并写了碑文，因为潘毓桂的汉奸名声，这个墓碑没给赛金花带来荣誉，“文革”中反而成为其罪状之一。所以广泛的同情心、感恩心，是催生赛金花热的另一种添加剂。
四、历史的回声和另样解读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报章仍偶见有关于赛金花的文章，影视舞台上仍常有赛金花的形象，在安徽黟县通往宏村的路上，又建起了一座名为“归园”的赛金花纪念馆。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档案、强调求真，文章大都多了几分理性；随着文化自由、百花齐放，舞台上赛金花的形象则更加完美。但不论当今历史文化各个领域对赛金花的解读有何出入，我们仍然以美好的心态，相信“大家之所以纪念她，不就是因为她多少给人民做了点好事”，“只要是给人们做过点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
赛金花班妓自杀案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三黎明时分，在北京虎坊桥八大胡同的陕西巷赛家车厂内，一名妓女服毒自杀身亡。这桩十分平常的刑事案，因事涉当时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她那传奇般的身世和经历、在庚子年间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谜一般的关系和作为，使该案也变得疑窦点点、迷雾重重。直到百年后的今天，生活中又响起历史的回声：在从安徽省黟县去宏村的路上，一处崭新的赛金花“归园”，据管理人员说，就是当地人为纪念赛金花犯案后被发配回故乡黟县所建。
一、案说种种
安徽黟县赛金花故居陈列馆
历史上对赛金花班妓自杀案的记载，有多种版本：有赛金花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的自述，有时人的回忆，有当时社会上的记载和传说，还有后人的杜撰与猜测。
1.赛金花的自述
赛金花的自述，文本较多，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和记者曾繁对她的访问记录，可作为代表。《赛金花本事》是1934年刘半农和其弟子商鸿逵采访赛金花后所著，书名是赛金花的亲笔题字。
书中对该案的记述题目是：“班妓服毒，己身受祸。”赛金花对刘半农和商鸿逵是这样说的：
这年，我办完弟弟的丧事，由苏州回到上海，在那里挑了6个姑娘，把她们带到了北京。这时妓班在陕西巷，因为还有空房子，我就打算再买一个。凭中人说，这是个良家姑娘，武清县人，长得很美。她来时，穿的一件蓝布衣裳，扎红腿带，还梳着髽髻，像个刚从乡下来的样子，可是模样长得还不错，瓜子脸，双眼皮，水灵灵一对俊眼，皮肤很白嫩。讲了讲价，作妥一千二百两银子，一千归她家里，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凤铃。过了些天，才打听出她原来已经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名叫小五子，因有个熟客，想用八百两银子为她脱籍，没有办成，领家怕他们携手跑了，才急着卖她。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又发觉她还有鸦片烟瘾。我心里虽然知道是上了当，可是看她样子还老实，也就装个哑巴吃黄连，未曾发作。有一天，九门提督鹿中堂的少爷约定在班里请客吃午饭，八九点钟，姑娘们都忙着起来装扮，只剩下凤铃，她伏在桌上，低着头，不动也不说话。我过来问她怎么啦，她还是一声不哼。我扶起她的头来一看，眼睛通红，两手直挠胸口，像是吞了鸦片烟。我赶紧派伙计到街上买来药，撑开她的嘴，灌了下去。这时候已经快十一点钟了，还要伺候鹿少爷请客呢，我就叫人先把她抬到后面继续灌救。一会儿，客人都来了，我只顾陪他们吃酒，也没有到后面去看，等散席后，伙计们才告诉我，凤铃已经死了。我急得什么似的，忙打发管家用二百五十两银子买来一口棺材。正要到五城报官，有个蒲二奶奶，是开裁缝铺的，来给我送衣服，一见这种情形，就说：“这样去报，恐怕不妥当，不如我冒个名，作为凤铃的母亲去报，担起这个错，你们可就轻省多了。”伙计们都觉得有理，我就随口说了句：“好，就凭你去报吧。”等一会儿，城上就派人来验了验，也没说什么。我以为就没事了，不料横生枝节，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尸亲，不依不饶。我班子里的几个伙计，也里勾外串地从中传坏话，说什么凤铃是因受我虐待，被逼服毒的。在城上这么一告，城上只得派人来传我。到了城上，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我送到了刑部。幸亏刑部里的人差不多我都认识，很得了些关照。这时候刑部正堂是孙家鼐，他随慈禧太后往颐和园去了，没叫我过堂，就押起来。“等孙家鼐回来，把我提出，略问一问，就叫带下，判的是罚三钱七分二厘银子，说就放我出去。待了几天，又说要解我回籍，不准再住北京。”
按赛金花上面的自述，凤铃之死，纯粹因为私情所致，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虐待妓女之说是班子里伙计的诬陷之词。
赛金花对曾繁讲述的事情经过，与对刘半农讲的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曾繁在1934年访问赛金花后，于1936年写了部《赛金花外传》。该书中与刘半农记述最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凤铃到赛班的时间。她给刘半农讲，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发觉凤铃有鸦片烟瘾，感到有些受骗。而给曾繁则讲，凤铃来了后，因和情人小五子的关系，第三天便服毒而死。二是充当凤铃母亲的人的身份问题。她对刘半农讲，正要去报官时，恰巧有个开裁缝铺的蒲二奶奶来送衣服，见状主动冒名做凤铃的母亲，为的是想替她担起差错。而对曾繁则讲，正要去报官，“平地里又出了个自认凤铃母亲的人，到城上告发”。
晚年赛金花
赛金花这次讲的，将责任推脱得更加彻底，案件不仅和自己无关，而且她完全是一个被冤枉者。
对将其发解回籍的过程，她对曾繁讲的则比对刘半农讲的更详细一些：“经一堂讯问后，释放我出来，我正想怎样可以恢复旧时盛况，忽然又来了一道公文，说要我立即出境回籍，不得再留居京中。出京后，由天津乘火轮到上海，从上海再转车返苏州原籍到案。到了苏州，时已入夜，恐怕城门已关，便乘小船回到了虎门下萧家巷的故里。”
2.当事人的回忆
参与该案的一些高层当事人，可能是忌讳和赛金花的关系，留下的记述文字很少，现在能见到的，多是下层人员的回忆文章，他们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该案的经过。
《谏书稀庵笔记》的作者陈恒庆，据他自己说当时是参与拘捕赛金花的巡城御史，他记述道：“当时我正任北京中城巡城御史，接到报案后，便派指挥赵孝愚拘捕赛金花。但因官场中替赛金花奔走说项的人很多，五城御史不敢堂讯，所以用了‘推尸过界’的方法，直接将案件送归刑部。结案后，赛氏起解，押送她们上火车的，还是开头拘捕她的指挥赵孝愚，这位赵指挥押送赛氏一行到良乡，县令还特别到车站来接，名为接差，实为‘揩油水、赏名花’。次日，赵回城复命。”
另一位当事人，是近代著名学者、时任清朝刑部郎中的冒广生（鹤亭），他在《孽海花闲话》中这样写道：“光绪癸卯（1903），予官刑部，赛金花以虐婢致死，入刑部狱，案结，以误杀定徒刑，从原籍徽州计算，一千里至上海。”
还有一位，也可以算做当事人。只不过他不是参与办案人员，而是亲眼见到赛金花被递解回安徽的人，这就是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常委的程梦余先生。1963年的《文史资料选辑》载有他的文章——《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其中说：“1903年一天下午，有当快马的本家程兴到店里来，说由上海递解回黟一名妓，住在南街王吉祥饭店。我们到达该店时，有个刑房书吏周某，正要敲那妓女的竹杠。我要了来文一看，才知道这女犯就是名传中外的赛金花，文书上写明她的案由是‘虐待婢女’。赛住在上海英租界，事情也发生在租界上。依照惯例，清廷官员是不能在租界上捕人的，赛是在南市丹桂戏院观剧时被捕的。问她原籍黟县哪一都，她说她生在二都上轴郑村，她原姓郑。她还有一个姓曹的男朋友，跟她一起从上海回来的，曹某在上海某银行工作。赛在王吉祥饭店住了大致半个多月，虽然有朋友出入，但是旧业不能做，开支又有所增加，生活难以为继，后来经程先生向县里疏通，赛又回了上海。”
赛金花案卷
程先生记述的赛金花回安徽黟县的这段过程，是其他人的记述中没有的，他说赛被逮捕的地点是在上海，也是最新奇的。但是安徽当地的人们则确信程先生的回忆，相信赛金花回过黟县，相信赛金花的祖籍就是安徽黟县。并且为纪念赛金花这段回故乡的历史，特地筹建了“赛金花归园”。
3.时人对该案的传说和记述
时人对该案的传说和记述更多，但其中的记述简略不一，情节南辕北辙，观点也各不相同。
《清稗类钞》中载梦惠草堂主人丁士源所作《梅楞章京笔记》记述：当时赛班中有雏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娇月媚尤杰出，内务府某特爱之，常往访。赛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年幼哀免，不允，多次被凌虐，鞭笞无完肤，蝶不堪虐待，遂仰药死。赛乃将其裸而裹以芦席，埋后园隙地，又贿赂左右，使无人敢说。内务府某至，闻其死，伤悼不已，询之大疑。次日，报五城公所，检验尸身，遍体鳞伤。于是，锒铛枷锁，将赛押送刑部。
该书的说法，和赛金花自己说的完全不同。首先，死者名字叫蝶芬而不叫凤铃；其次，蝶芬的死因是不堪赛金花的虐待而非为殉情；再次，蝶芬死后是被内务府某人发觉疑点报的案，而非赛金花主动报的案。
最早将赛金花名字入书的谴责小说家曾朴则说：“赛金花因打死一丫头，入刑部狱，后来由刑部发至苏州，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堂会审，有人从中帮忙，乃得释放。”
近代著名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即樊樊山的说法更离奇。他说被赛虐待致死者不是一个妓女，而是赛家的一个婢女，并且该婢女是一位已故秀才之女。对刑部判递解赛金花回原籍，他认为判得太轻了。“赛案事发到刑部，问官皆相识，从轻递籍而已”。“后来虐婢如虺蝮，此日能言赛鹦鹉，较量功罪相折除，侥幸他年免缳首”。樊樊山的意思是说，赛金花对待婢女像蝮蛇一样狠毒，此案本应判她死刑，但一是因为她与刑部官员相识，二是考虑到她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作为，将功折罪，所以被从轻发落。
近世文人瑜寿则另有不同说法，他在其所著《赛金花故事编年》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凤铃服毒自杀，引起官场轰动。因赛氏经历过1900年事件，在北京的官僚里，仇视她的人很多。她的处境，像法国作家莫泊桑所写的羊脂球一样，卑鄙阴险的缙绅先生，把她利用完了以后，更要加倍地凌辱她、伤害她。命案发生后，她立即为巡城御史逮捕，直接送到刑部。赛金花被关在刑部大狱，直到光绪三十年春间才开审。案结，以误杀罪定刑，六月起解，发回原籍苏州。
按瑜寿所说，赛金花在刑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之久，而赛金花所以因案被捕定刑，则是因那些1900年庚子事件仇视赛金花的达官贵人，要故意借机贬低她、伤害她。
他的这种观点，曾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许多人士的看法，特别1936年赛金花去世的一段时期，这种报道更多。1936年12月4日，北京《大晚报》关于赛金花去世的报道写道：“一些从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结到功名的官儿，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记赛金花的功劳，而且妒恨她。赛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后，她没有受到西太后的酬谢，依旧开着妓院，因为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僚，趁此加以‘伤风败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赛金花的家产归公发卖，押解回籍，不许再回北京……”
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人为赛金花打抱不平，甚至认为是清政府制造了这桩虐待妓女的冤案，为的是借机把赛金花赶出北京。最近一个网站发表了有关赛金花案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赛金花得知联军统帅为瓦德西时，前往并提两条请求：不妄杀人民，保护文物，不能重演焚烧圆明园的悲剧。此后，赛金花厄运连连。慈禧恼怒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找了个“虐待侍婢”的罪名，将因瓦德西回国后已迁移上海避风头的赛金花拘捕，发配原籍黟县。一贫如洗的赛金花只得第三次入青楼，28岁的她在老家是鸨母的角色。
二、疑窦重重
种种不同的说法，使赛金花班妓自杀案变得扑朔迷离，疑窦重重，真如雾里看花，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疑惑一，死者叫凤铃，还是叫蝶芬？是赛金花买的妓女，还是家中的婢女？
疑惑二，死者是被赛金花虐待自杀，还是殉情自杀？
疑惑三，冒充死者母亲的到底是何人？为什么？
疑惑四，赛金花是在哪里被捕的？在刑部大狱到底被关押了多长时间？
疑惑五，刑部判罚赛金花三钱七分二厘银子，是真是假？这种奇特的处罚，依据的什么法律？
疑惑六，为什么罚了银子又判将其递解回原籍，递解赛金花的地方是苏州、上海还是安徽？
让我们带着这些疑惑，看看清宫档案是怎么说的吧。
三、档案里的记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刑部档案中，有一卷是清朝办理赛金花案件专档，案卷名称为：“赛金花在陕西巷地方开设卖奸下处并逼打妓女凤林致其吞服洋药自尽案。”
该卷档案共有8件，时间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八至七月初四。内有：北京五城察院和北城分公所移交给刑部的赛金花案公文、尸检报告、赛金花等人的供词和甘结、五城察院收到刑部批文后的回照，以及良乡县接到北城兵马司递解赛金花人犯后的回文。档案里的记述是这样的：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赛金花用6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少女，取名凤林，迫其在租住的陕西巷赛寓下处卖**，因凤林不常接客，常被赛金花训斥。六月二日，又有客人来，凤林仍不接，赛金花先是对她进行训斥，后用掸把抽打她，凤林不甘忍受，便吞服了鸦片。赛闻知后，令人将其抬至车厂内用药灌救，医治无效，迨至天明时分死亡。这时，恰巧在庚子年间与赛做过邻居的彭濮氏来看望赛金花，赛随央求彭濮氏冒充凤林的母亲，替赛赴北城报了案。
当时的北京，设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地方治安，其中内城巡警总厅下辖东、西、南、北、中五个分厅，所以一般又简称五城，遇有一般民刑事务，要先报所在分厅和五城处理，各种重大民事刑事案件，则要由五城上报刑部直隶司审理。
六月三日，总甲陈奎和北城巡警分厅正指挥赵录俊首先接理了此案，并于当日移报到五城察院，五城察院与北城指挥派北城仵作荀常福、稳婆薛氏和南城仵作宋元、稳婆王氏共同进行了尸检。尸检报告中写道，死者除舌面俱呈青黯色外，“左肩甲（胛）近下青赤，伤相连二处，难量分寸，细木物抽伤”，“脊背偏右青赤，伤相连二处，难量分寸，细木物抽伤”。结论是“委系带细木物抽伤，服洋药毒身亡”。
根据尸检结果，经再三诘问，彭濮氏始供出赛金花，承认自己是冒充尸亲。北城正指挥赵录俊将赛金花和看管车厂的于三提解到案，经过对质，赛金花、彭濮氏、于三交代了原委，六月初八日，赛金花、彭濮氏、于三都对自己的供词分别用右手第二指按了押。
五城察院审问后，因感到事关人命，随于六月初八日将该案移交刑部直隶司。六月二十一日，刑部进行堂讯，赛金花详细交代了案件过程。赛金花的供词道：“我系江苏元和县民人李寿山之妻，年二十九岁，来京在陕西巷地方租赁柴姓房间居住，与这彭濮氏平素认识。本年四月间，我因贫起意开设赛寓下处窝娼卖奸。旋由刘姓家内用银六百两价，买凤林在下处卖奸。至六月初二日，我因凤林并不时常接客，向她训斥不服，用掸把将她左肩甲（胛）并脊背偏右抽伤，不料凤林自行吞服洋药。我闻知当将凤林抬至车厂内，用药灌救未效，至天明身死。适彭濮氏到我家内瞧看，我害怕，央令彭濮氏替我赴北城司呈报。”
堂讯后，刑部按“私买良家女子为娼”和“不应为而为”两罪定案，加等判刑。判决是：按大清律例，私买良家女子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二百，徒三年，例上再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因赛金花系妇人，故杖罪的决；加流各罪因系初犯，准收赎。流二千里的赎银为“三钱七分五厘，限三日内报部，赎银入官”。又因京师当时正整顿治安，未便任赛在京逗留，即递解回原籍江苏元和县，交地方官管束，勿令再行来京。彭濮氏与看管车厂的于三，均照折责发落，具结释放。另判由赛金花、彭濮氏、于三共同将凤林尸棺抬至城隍庙山东义地葬埋。
案结后，刑部下发公文，交北城兵马司监督执行。
七月初四日，仍由北城兵马司正指挥赵录俊，派役员和伴婆将赛金花递送至良乡县衙门转递。赵录俊取具良乡县衙印收后，回城复命。
赛金花回苏州后的情况，档案中没有记录。虽然如此，根据清宫这些档案，我们对案件本身的情况还是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的：
其一，死者叫凤林，不叫凤铃，也不叫蝶芬，赛金花买来是要其做妓女的。由于林和铃的发音在江浙基本相同，赛金花的吴侬软语可能使刘半农等采访者误将林听成了铃。凤林和内务府的人并没什么关系，更不是被内务府某人发现疑点后报的案。
其二，蒲二奶奶即彭濮氏，在庚子年间曾和赛金花是邻居，是赛金花央其冒充死者的母亲报的案，不是彭濮氏主动要求冒名报的案。是在审讯中彭濮氏供出了赛金花，而不是尸亲告的赛金花，其间也没有其他冒充尸亲的人。
其三，凤林确系被赛金花虐待服毒自杀，所以不是和赛金花没关系，更不是冤假错案。
其四，直接逮捕赛金花的人是北城兵马司指挥赵录俊，不是赵孝愚。案件首先经过了北城兵马司和五城察院会审，然后移交到刑部。并不是五城察院未审理就直接“推尸过界”送到了刑部。
其五，赛金花在刑部大狱中前后共有一个月，而不是一年。
其六，判罚赛金花的银子确实只有三钱七分五厘，只不过这不是案件本身的罚金，而是代替流放二千里的赎金。
其七，赛金花被递解的地方不是上海，也不是安徽，而是江苏省元和县。
到这里，案件的基本情况已经大致明了，许多疑惑也得到了解释，按说，故事到此也该结束了，可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赛金花交了赎金又被递解回原籍的处罚和其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底有没有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要打开案件背后的秘密。
四、案件背后的秘密
《赛金花本事》的作者刘半农，在该书开篇有一句话：“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且不管刘半农说这句话出于何种心态，但却足以说明，赛金花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她的名声，竟能和举世闻名的慈禧太后相并列。
刘半农著《赛金花本事》
赛金花出名的原因，其实主要有两点，一是其传奇般的身世，二是她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及其在庚子年间的作为。这两点，也正是我们解读赛金花虐待妓女自杀案背后秘密的钥匙。
关于赛金花的籍贯、身世、经历、出生地点，甚至姓氏，都有多种说法。普通的也是最权威的说法是：赛金花原本姓赵，艺名彩云，小名金花，生于江苏苏州，祖籍安徽。12岁起在苏州花船上做“清倌人”，开始青楼生涯，并随鸨母改姓富。15岁时，嫁苏州状元洪钧为妾。不久，洪钧受命出使德国、俄国、荷兰、奥匈帝国四国，因其原配夫人不愿同行，赛金花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丈夫去了欧洲，在欧洲生活5年，学会了英语、德语，所以是中国第一个懂外语的公使夫人。洪钧回国后不久病逝，赛金花即离开洪家，改名曹梦兰，在上海二马路鼎丰里旁的彦丰里挂牌，重操妓女旧业。江苏士绅觉得赛的行为不仅丢洪钧家人的脸，也丢江苏人的脸面，遂将其赶出上海。她只好来到天津，在江岔胡同组成了金花班。在天津一年后，她又将金花班迁到北京，先住李铁拐斜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石头胡同，后来再搬到陕西巷。班妓自杀案以后，她又两度嫁人，两度重操旧业。晚年租住在北京居仁里16号，生活穷困潦倒，靠典卖旧物和社会人士接济度日，1936年病逝。
综观赛金花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大悲大喜。仅凭她这名妓兼公使夫人的身份和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普通的刑事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和争论。更何况，传说中她还有一段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对于赛金花和瓦德西的关系，一种说法是，在欧洲期间赛瓦就认识，甚至有的说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情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赛瓦旧情重温，曾天天夜里同住在西太后的龙**，借此机会，赛金花向瓦德西提出，要他约束士兵，不要滥杀无辜，不要破坏北京文物，还帮助李鸿章说服瓦德西在和谈条约上签了字，劝说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应允和中国议和。因此，这些人认为，是赛金花在1900年制止了八国联军的滥杀，保护了京城百姓。后来命案发生，赛金花被递解回籍，这种说法就逐渐演化成了案件的背景语：当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回京后，听到这个妓女救京城的传说，觉得有损堂堂政府脸面。这不是对自己的讽刺么？所以借着妓女自杀案，将赛金花赶出了北京。
但是，细考这一说法的来源，赛、瓦关系是出自市井小说之中，赛金花制止了八国联军滥杀说则似乎全是出自赛本人的自述，而妓女自杀案与政治有关说更是后人的猜测和讹传。既然赛、瓦没有关系或说两人关系不深，赛金花又怎能说服瓦德西制止德军滥杀呢？赛没有制止德军滥杀，又哪来的西太后恼怒妓女救驾，并借妓女自杀案赶赛出京？所以，连当时编出赛、瓦关系的人，也没再往下细说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义举”，更未写妓女自杀案和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作为有何关系。
那么，赛金花的“英雄事迹”又是谁宣传出来的呢？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有关赛、瓦关系前后不一的东西，其实都是赛金花自己说出来的，她所做的“善行”也全是民间传说或她的自述。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破家亡的威胁，面对一个命运多舛、却于京城百姓有德，而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一个女人梦呓般的美丽谎言，爱国心、同情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细问赛金花虐班妓自杀一案的真相，反而将该案和政治搅在了一起，以讹传讹，认为赛金花是一个因救国而被冤枉者。
倒是赛金花本人，对班妓自杀案发生后自己被递解回籍的原因有心知肚明的判断。她对刘半农和曾繁都曾讲道：按刑按法，当然是罚款释放了事。但晚清的官衙是由不得你说理的，刑部中堂孙家鼐有个好朋友叫陆润庠，他和洪状元是姻亲，洪状元大夫人生的少爷娶了陆润庠的闺女做媳妇，他们关系很密切。陆润庠也是书香世家，当然不愿意看洪状元的遗妾飘摇在风尘里，早就想找个茬解散我的班子，把我赶出北京。借机把我递解回籍，在他们似乎是为他的亡友尽了责任了，然而我自出了洪家，为着生活驱使，安得不重坠平康呢？
细想赛金花的分析，确实是十分有道理的。当时的刑部中堂虽然并不是孙家鼐，但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陆润庠却是洪钧的亲家，当赛金花离开公使丈夫洪钧家在上海挂牌营业时，就曾因苏州士绅嫌其丢人被赶出上海，难道到北京后他们就不嫌赛金花的行为丢人？所以，该案子的结果，实际上赛金花主要还是吃了她妓女身份的亏。早年的青楼生涯，曾带给她机会，使她由一个最低级的妓女做了公使夫人，但是她的妓女身份，像一条枷锁，使其永远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是妓女的命运捉弄了她，使她成了封建家庭的牺牲品，也做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五、留下的遗憾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如今热闹的“归园”重新打出赛金花的旗帜时，已有了另一番的味道，有了另一番的演义，虽然打的是历史文化招牌，实是在商业经济大潮推动下产生的畸形产物。据讲解人员讲，赛金花被递解回到家乡，一迈进自己闺房那花瓶式的门，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从生下来，冥冥之中就注定是一个被人玩弄的花瓶，如今年老了，也该回家了。然而，这里到底是不是她的归园？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你就权且听之罢了,不过，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
德龄出宫真相及对清末女学的影响
裕德龄，又作德龄（1886—1944），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外交使节裕庚之女。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先后随其父出使日本和法国，光绪二十九年春回到北京，不久和妹妹容龄一起被慈禧太后召进宫中，充做“御前女官”，光绪三十年出宫。后因其这段特殊的经历及写作了《清宫二年记》《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记述这段宫廷生活的书而闻名。
德龄、容龄照
一直以来，对她书中所写的一些史实真相虽有人提出过疑义，但是，更多的人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宫廷史，大力推崇和赞扬。比如，一向自视清高、以清末怪杰称著于世、时任黄浦局总办的辜鸿铭，一见《清宫二年记》，便为之拍手叫好，欣喜若狂。当下撰文《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投寄给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予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辜老先生一改主张妇女“三从四德”的人生信条，满腔热情地称德龄为“新式的满族妇女”，并推崇道：“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名著。”
但是，根据新发现的档案来看，德龄自述之事并非完全可信，最起码在涉及其本人离开清宫的原因上，她未说实话。
一、德龄出宫真相
1.德龄自述出宫原因
按德龄自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宫之后，她和妹妹容龄为慈禧太后御前女官，充当法语翻译，很得慈禧太后喜欢，但是通过两年的宫廷生活，她也看清了宫闱中的冷漠、阴森与险恶，“高处不胜寒”的战栗感，使她俩每每心有余悸，故光绪三十年三月，她趁其父亲裕庚病重之机，向慈禧太后请求去了上海，同年十二月，裕庚在上海病逝，她则以“百日孝”为由，从此没再回清宫。
2.天台野叟另有一说
对德龄自述的出宫原因，长时期以来几乎没人提出过异议，并且凡是涉及介绍德龄的文章和书籍，也大多是采用她的自说。唯有民国天台野叟著《大清见闻录》中卷《裕庚出身始末》篇，对德龄出宫原因有另外说法：“会有外国女画师者，慈禧命其绘油像甚肖，将酬以资。画师以其为太后也，不索值。而二女竟中饱八万金。未几为慈禧所闻，逐之出宫。”按文中所说，是年因逢慈禧太后要请美国画师卡尔为自己画油画肖像，画成后，对卡尔予以酬谢，卡尔认为是给太后画像，所以未要酬金，但是裕庚的两位女儿却利用翻译的便利，从中“中饱私囊”。这件事很快被慈禧太后知道，于是把她们逐出清宫。
至于此说的依据是什么，是道听途说？还是看到什么记载，尚不得而知。
3.端方档案中的不同记载
端方档案中记载德龄与李文泰有染的电报
不久前，笔者在“端方档案”中却看到了这样一段与德龄自述完全不同、也与《大清见闻录》说法不一的记载：“端制台陶：裕郎西之女，近与内监文泰李有暧昧之事，李监远逃，裕女亦不准进内，并裕女囚之说。”这件档案是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从北京发往南京，给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文中端制台之“端”即端方，陶则是端方号“陶斋”之陶，制台是时人对总督的尊称。“裕郎西”即“裕庚”，裕庚字“郎西”。内监李文泰，是光绪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早在光绪九年，就有其在长春宫做小太监时传光绪皇帝旨意，要《大学衍义》和《梧冈琴谱》的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升平署旨意档也有李文泰多次传旨，令“总管、首领赶紧排寿轴子、大戏、杂戏等，应补角赶紧补”等记载。所以，清末太监中确有其人。
4.日本档案中新的佐证
可以和端方电报档案相佐证的，还有两件日本驻清朝特别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给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落款时间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即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公元1904年10月19日）。该档案案卷名称为：“元本邦驻扎清国公使裕庚保护内愿一件。”所谓内愿件，其实就是自愿申请保护书。
日本驻清朝特别全权公使内田康哉给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
密电中一件内容记载：“清朝前任出使日本及法国大臣裕庚回国后，因病辞职，受其家族事件影响，今天突然带领全家去往上海，现给你去信，希望他在需要时予以照顾。”
另一件密电则说明其家族事件之原委，因“其二女儿16日来拜会说，最近在宫中与近侍贵夫人和太监极难相处，他们态度恶劣，甚至加以侮辱，其姐前日已秘密离开北京，因怕遭人陷害，想移居上海，或到日本居住一段时间”。至于为何会遭近侍和太监侮辱，该档案记载:“按该女叙述，近侍皇太后时常被询问外国事宜，又不得不如实回答，皇太后又追加一些新奇的问题让她调查，但又会显示不太喜欢新东西，其他贵夫人和太监自然忌讳。”也就是说，因慈禧常常询问德龄、容龄一些难以回答的有关外国的问题，对她们的如实回答，慈禧又表现得不感兴趣，以至其他贵夫人和太监也都很忌讳，所以她们怕失宠以后遭陷害而离开皇宫。
这种解释，让人感到未免牵强附会。若说因慈禧难伺候，或因受嫉妒而离开皇宫，还可以理解，但为何还要“一家如此狼狈地离开”，避居上海，特别是为何还要请求日本领事保护？显然这其中还另有隐情，或者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更重要的原因在内，只是容龄没向日本领事完全说实话。
至于日本方面，对其真实原因并不想过细追问，他们更多的是考量裕庚及其全家的政治利用价值。如在该密电中所说，“想来将来他或也可利用”，所以，内田康哉叮嘱小田切万寿之助说：“若他在上海难以保证安全，不得不到日本去，也请在上海租界及日本帝国总领事的权限内，尽量予以照顾。”
所以，从档案中我们可以证实，德龄出宫原因，绝不是如其自述，仅仅是因其父亲生病。
5.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
德龄出宫到底是什么原因，除其自述之外，现在等于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日本领事电报转述容龄的说法，因受到周围人员忌讳和侮辱，怕以后遭陷害；一种是《大清见闻录》中的说法，是因中饱了慈禧给凯瑟琳·卡尔的赏银，被逐出宫；第三种则是端方档案中说法，是因和太监有染被逐出宫。分析三种说法，应该还是端方档案电报更加可信。即，德龄因为和太监李文泰的暧昧关系。在李文泰逃离后，慈禧不许其再入宫，并且欲将其圈禁。
既然不许入宫，被圈禁的地点就不会在宫中，在哪里？很有可能就是交给其父母在家看管。所以德龄才能偷偷离开北京，也所以裕庚怕慈禧太后追查才举家转去上海，并准备若上海不安全就到日本避难，请求日本保护。
至于裕庚生病，确是实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日（1904年5月4日）的《申报》上曾登载了裕庚因病奏请开缺赴上海就医的奏折，称因“奉使法国在巴黎时，感受寒湿，以致两腿麻木，跪拜吃力”，“去岁过沪时，有素职良医陈濂，曾为诊治，颇见功效，因该医年迈，不肯远出，即使前往就医”。清廷对此奏折的批示是，准赏其请假六个月，但毋庸开缺。当年的九月初三（10月11日），《申报》再次登载了有关裕庚请假的上谕：“九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裕庚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请开缺一折，太仆寺卿裕庚，著准其开缺。钦此。”
综上各种文献档案，可以列出清晰的时间表：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日（1904年5月4日）裕庚第一次请假，去上海治病，为期半年；同年九月初二（10月10日）因病未痊愈，奏请开缺；九月初三（10月11日），申报登载了批准裕庚开缺的上谕；九月初五（10月13日），德龄悄悄离京去了上海；九月初八（10月16日），容龄到日本领事馆递上了裕庚的“内愿书”，请求在不得已时，到日本领事馆甚或到日本避难；九月十一日（10月19日），日本总领事给上海领事发去电报，同意其请求；九月二十九日（11月6日）端方得到了裕庚女德龄被逐出宫的消息。整个事情的发生就在九月初至九月底之间。
所以如此认为，除上述推论外，还因为此事引起了全国停办女学风波。
二、德龄事件对清末女学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宫廷女官不雅事件，应该不会关联到全国的大事，但德龄事件的后果，却对清末全国女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因为在端方的这件档案中还有下半部分内容：“晦若云，有人前劾次帅在湘办女学，慈意颇怒，次帅苏如未办甚好，属电闻。艳。”
从戊戌变法开始，一些开明人士就在提倡兴办女学，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全国已有苏州兰陵女学、天津严氏女塾、上海务本女塾及爱国女学等私立女学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此时赵尔巽正在湖南巡抚任上，他积极支持创办了“湖南第一女学堂”，并且在该学开办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德龄姐妹在宫中，也“使太后对西方风俗和文明发生兴趣”。光绪三十年，慈禧甚至还曾允德龄奏请，令在南海设毓坤总学会，每日为宫廷贵夫人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但是，对西方文明感兴趣只是一方面，对有损封建妇女形象的过分开放，慈禧太后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德龄事件出现后，她在惩治德龄的同时，把原因记在了培养开化的西方风俗和女学上。恰在此时，有人弹劾赵尔巽在湖南办了女学，所以慈禧太后又把不满转向赵尔巽，将怒火撒向湖南女学。
而这个时候，赵尔巽已经调离湖南，接任湖南巡抚的是陆元鼎。当时的上谕档佐证了这件事。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初二上谕中写道：“有人奏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等语。上年学务大臣奏定章程，并无女学堂名目，着陆元鼎查明，如果该省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到十二月，陆元鼎就将查办落实此上谕情况上了一个奏折：“所有省城内外各属女学堂遵旨停办。”因此，1903年开办最早的湖南第一女学堂，只存在了一年时间，1904年即被解散了。
除对湖南第一女学堂的直接影响外，该事件对其他省份和后来全国女学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如该件档案中提示端方所说：“次帅苏如未办甚好，属电闻。”赵尔巽在江苏也曾任过巡抚，发电人担心赵尔巽在江苏时也办了女学，这样就会给正在江苏巡抚任上的端方带来麻烦，所以电文说“苏如未办甚好”。端方是一个很能接受新事物的人，有人甚至称他是清末满族大臣中思想解放第一人，他对清末新政，特别是兴办学堂鼎力支持和倡导。光绪二十七年，任湖北巡抚时，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代理两江总督时又创建了暨南大学。但因德龄事件带给赵尔巽办女学的教训，端方在江南是不会再轻易开办女学的，其他各省办女学一时也全停顿下来。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慈禧太后允准学部拟定女学堂章程兴办女学，各地大臣才敢纷纷行动，重又兴起办女学热潮。
三、对端方电报档案真实性辨析
托忒克·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末重要的地方官员，历任直隶霸昌道、农工商总局事务督办，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考察政治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署四川总督。宣统三年（1911）率湖北新军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今资中市）被起义新军处死。
在其任内，形成大量档案文件，现存档案，起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于宣统三年（1911），有8万多件。有来电、去电、专案电、函件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体、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大凡清末重要史事都有涉及。现存端方档案，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民国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先后3次在北京向端方家属购买的。特别是一些私人电函，有的官方档案中都没有记载。
本文所用端方电报档，为什么会说到裕庚家的事情？一是因为德龄事件使慈禧迁怒于女学，下了停办女学上谕，而端方是热衷于办学之人，他的家人怕他在江苏办女学，给自己招来麻烦；二是端方对裕庚几个孩子一直都不感兴趣，“究其原因，当时的社会名流都知道裕庚‘子女’的底细，这底细就是，裕庚原配早逝，娶了上海洋妓，生德龄兄妹5人，裕庚曾为两个儿子捐了官，找端方帮助安排差事，先后都被瑞方拒绝”。裕庚家出了这种丢丑之事，肯定有人会首先转告端方知道。所以端方档中才会有这个内容。也正是基于此，可以认定该档案内容是可信的。
雍正皇帝与浙江海宁海神庙
海神是自古以来人们敬奉的神灵，人们用香火祭拜，祈求江海潮汐平和，免受水患之灾。因此在沿江沿海要冲，往往会建庙专祭。清朝时期将海神祭祀列为祭祀礼仪的中祀等级，皇帝出巡时有“时巡祭”，遇到水涝灾害有“因事遣祭”，重大节日有“常祭”。但是这种祭祀一般来说都属于常规性的礼仪祭祀活动，并没有特别值得考察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唯有建造于雍正年间的浙江海宁海神庙，因其和雍正皇帝的关系及其超标准的规格布局、所祭神灵造型的独特等，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猜测。当地人甚至称其为“庙宫”，将其比喻为“江南紫禁城”。
海神庙大门
一、海宁海神庙留下的话题和疑点
海宁海神庙，位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的春熙路，距离该市新建的观潮公园不足300米，系清雍正八年（1730）浙江总督李卫奉敕督造。
该庙初建之时，占地不足40亩，虽然规模不大，但气势恢宏，布局严谨，建筑规式不似一般寺庙：神庙前没有一般寺庙所具有的莲池，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护城河，跨河而过是七级石桥，过桥是两座遥遥相对的汉白玉石坊和汉白玉石狮，石坊为仿木结构的四柱五楼式建筑，正脊镂空，飞檐戗角。主要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主轴线上依次为仪门、大门、正殿、御碑亭、寝殿；左右轴线上则有天后宫、风神殿、水仙阁、戏台等。正殿为五开间歇山顶建筑，陛出七级，台阶、廊栏均用汉白玉雕琢而成；拱状殿顶，布满彩绘的99个团龙团凤。殿内供奉之神皇冠珠帘，身着绘龙黄袍，双手紧握上朝令牌，俨然一副皇帝打扮。神像旁呈一字悬挂着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四位皇帝亲题的5块匾额。殿后的御碑亭则是雍正、乾隆父子双题的石碑。凡此种种，无不透示着皇家气派。
正是这规格恢宏似庙非庙、似宫非宫的独特建筑风格和殿内供奉的似神似皇、非神非皇的塑像，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各种猜测又衍生了各种传说。
一种传说是，海神庙是雍正向他众兄弟赎罪的地方。说是雍正登基以后，诛杀了反对他的许多兄弟，他当皇帝时间越久，越感到内疚和自责，为了安抚那些屈死的冤魂，便远在京城的地方，建了这座神庙，借钱塘江每天早晚两潮的谐音，让那些死去的兄弟能每天两次上朝。至于众兄弟指的是哪几位，说法又有不同，有的说是皇太子胤礽，有的说是皇八子胤祀，还有的说是皇十四子胤禵。有的影视小说在这一传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特别又将雍正七年雍正的大病与此说相连，说雍正在病中常常遇到众兄弟索命、索位，因此便在海宁建了这座神庙，谎骗他们在京中只能一天受一朝，到海宁可一天受两朝。
另一传说则张冠李戴，将此误说成乾隆朝的事，认为是“狸猫换太子”轶闻的延续。说是乾隆皇帝原为海宁陈阁老之子，被雍正调包，陈老夫人想进京看望儿子而不能，在海宁仿故宫建的这座海神庙，就是为了供陈老夫人享用。甚至有人说是乾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建造此庙，是为了供奉有生之年不能相认的双亲。
二、雍正敕建海宁海神庙的背景和原因
从档案和有关史料记载来看，雍正敕建海宁海神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总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1.康熙后期开始，浙省海塘吃紧，临潮建庙成其精神寄托
浙江常有海塘之灾，海潮一至，汹涌澎湃，形成强大潮汐流，小则数尺，大则数丈，历史上该省沿海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潮浸之灾。因此海塘修建和海潮预防，便成为历代政府所关心的一项重要水利建设，其中修筑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是清朝。同时，潮灾的频繁来临，使人们对大自然的恐惧又变成对神灵的敬畏和依赖，所以海神敬仰从清康熙朝起也更加普及和强烈。
由于自然变化，从明朝起，浙省海潮逐渐北趋，到清朝康熙时期，海潮已迫近塘根。康熙五十三年（1714）、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七年、五十九年、六十一年连续发生多次海潮。康熙五十七年，浙江巡抚朱轼用两年时间，筑海宁石塘950多丈，土塘5100多丈，坦水3000多丈，使潮灾有所缓解。至“康熙六十一年，浙省修筑石塘工成，于江海汇流尖山之麓，建庙奉祀江海之神，圣祖仁皇帝御书匾额，颁发悬挂”。
但是，康熙一朝，主要的精力是治河、治漕，不仅对海塘的修筑仅是后期之事，而且参与海塘工程的官员，除朱轼外，也大多是虚应故事。雍正上台后，大力推进海塘的修筑和治理，并针对康熙后期地方官员不重视浙江海塘工程的情况，曾下旨严责：“乃当时督抚诸臣，不能实心仰体，惟以虚文奉行，靡费帑金二十余万，大都饱于官吏之侵渔而无实效，深可痛恨。”
所以史家一般认为，清朝对海塘的修建始于康熙后期，但“江南海塘的通塘体系的形成并建立周密的善后制度，要到雍正年间”。同样，作为对海塘重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海神崇拜，清朝也是始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达到高峰。
雍正一朝，海潮较康熙时期更加汹涌，潮难频繁发生，雍正在位13年，年年有海潮之灾，所以年年修筑海塘。其中尤以二年、五年、七年为甚。据统计，雍正在位13年间，用经费50余万两，修海塘18次，塘堤54000多丈。为海塘工程之事，雍正皇帝下达各种谕旨上百次。诚如他自己反复所说：“朕为浙省海塘，宵旰焦劳，无时或释，且不惜多费帑金，冀登斯民于衽席，年来所降谕旨，不下数十百次”，“浙江海塘，关系民生，最为紧要，朕宵旰焦劳，不惜多费帑金，为亿万生灵，谋久远乂安之计”。
雍正二年（1724）的潮灾，当地人称之为大“海啸”。当年7月18日和19日，飓风大作，海潮汹涌，海塘冲决，民庐倒塌，海水进内四五里至八九里不等，溺死者众。面对灾情，雍正一面谕令官员查清灾情、着手赈济灾民，一面谕令派人加紧修筑堤岸，速堵海塘冲决要口。同时他谕责江浙督抚：“朕思天地之间，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全生，物得之以长养，而主宰五行者，不外乎阴阳。阴阳者，即鬼神之谓也。盖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况海为四渎之归宿乎？近者江南奏报上海、崇明诸处，海水泛滥，浙江又奏报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决堤岸防，致伤禾田。朕痛切民隐，忧心孔殷，水患虽关乎天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亵渎者有之……朕固当朝乾夕惕，不遑宁处以敬承天意，亦愿百姓共凛此言，内尽其心，外尽其礼，敬神如在以致诚昭事而不徒尚乎虚文。人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岂独一乡一家之被其泽哉？”此番话的意思，除表述了其“天人感应”“人意即神意”，让官民服从中央政府，尤其是皇帝的命令的思想外，主要是把潮灾归因于地方官和民众对海神不够尊重而导致天谴，告诫人民要尊重鬼神。故在雍正三年（1725）钦定，加封所有相传护佑过海潮的诸神，并在海宁尖山神庙中附祀。这也是雍正皇帝日后建造海宁大海神庙，落实其“事神而治人”思想的前奏和基础。
2.雍正七年，海宁海潮奇迹般转危为安，是敕建海神庙的直接动因
海宁海神庙成建在雍正八年（1730），这与雍正七年海宁发生的海潮变化有直接关系。海潮一般发生在八九月间，雍正七年是闰七月，等于比往年多了一个八月，因此海潮时间要比往年多一个月，且预测该年潮势比往年凶猛。故从当年六月起，署理浙江总督性桂、署浙江巡抚蔡仕舢、浙江学政王兰生、在任守制总督李卫等官员就开始纷纷报告潮情，请求酌拨海塘银两、预备料物、以保塘工。这些报告，将雍正皇帝搅得心绪不宁。
蔡仕舢在三陈海塘情形奏折中写道：“看得海宁塘工剧险，秋汛潮势尤冲，臣将勘过情形及两次发银备御情由，先后会同署督臣性桂题报奏明在案。今值闰七月，即往年之八月，正潮水大长之候。潮头东来，为涨沙所激，由南回漾，复为一潮，两潮盘激，高至两丈有余，合攻塘身，泼出塘面，自初一至初五日为初汛日期，坍矬叠见……自十三日至十八日为望汛，据各工员佥称，此数日潮势必更高大，冲决实为堪虞。”
雍正皇帝看了这些奏折，深为将要发生在海宁的海潮海塘危险而担忧，他在王兰生的奏折上批道：“览。闻塘工大有可虞，朕为此日夜焦思，近日情形未知若何也。”
就在雍正为海宁海潮日夜焦虑的时候，其后却接二连三传来了喜讯。先是闰七月二十三日署浙江巡抚蔡仕舢奏报第一次潮汛：闰七月初一至初五初汛坍矬处经及时抢修得以保固；十五至十八望汛日，“十五日早晨系东南风，及潮头将至，转西北风，将东**头吹压中江而流不近塘身，惟南**头于护桩外扑散，旋即向外而去；十六、十七、十八等日，俱系如是。臣连日遍历东、西两塘，目睹安澜情形，环塘里民莫不以手加额，顶戴圣主洪福”。
八月初六，性桂、蔡仕舢等再奏第二次潮汛情况：“初二日亲往海宁查看，于潮头未来之先，臣恭设香案，率领在工员弁，竭诚拜祈，至未时初刻，见潮头自南席卷而至，高有丈许，离塘约有半里，忽分为两股，一股投西，一股投东而去。除泼激至塘邦，并不泼激塘面。复有一股小潮，由东而来，至小文前约离塘身四五丈远，与分往东去潮头两相一激，随即会合，仍投东南而去。臣在塘观看，深为欣幸，沿塘居民，莫不感颂圣主福庇。初三日系大汐之期，目睹潮汐安澜，无异平日。”
至九月十三日、十四日，王兰生、性桂等报告第三次潮汛，九月“初一日夜大雨不息，至初二日未时，潮头已过之机，潮水渐长，又夹东南风之势，几与塘平，以致华岳庙、念里亭等处石塘上面之土漏洞甚多……仰赖皇上洪福，初二日申时风势忽转西北，潮水随即渐消，所有漏洞之虞俱已堵筑，可以无虞。”他们并且报告说：目下秋汛已将全过，海塘定可保固。只待秋汛过后，勘估修筑被海潮冲刷的地方，以保来年无虞。
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当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无法战胜的灾难时，往往会用天意释怀，求神灵保佑。雍正七年的浙江海塘潮汛，三次大潮，先是汹涌激**，让人提心吊胆，后又屡屡逢凶化吉，海塘无恙，这一奇异现象让一贯信奉神灵和道教的雍正皇帝坚信，这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所以，先是在接到蔡仕舢第一次潮汛安全度过的奏报后，雍正就批示：“海塘一事，实非人力所能，然实不敢明露此意……朕不得已今有此谕者，为念汝等知天道感应之理耳……可谆谆开示百姓，万不可生怨心，如在工人役，皆莫令以污秽不敬亵渎，起工歇工皆令叩海叩神……果能上下如此心悦诚服而行之，但试看朕可保必有望外之嘉应也！”10天后的八月初四，他又在江苏布政使高斌的谢恩折中批示，让其“做速密寄字”与蔡仕舢，“令着实敬慎，予为防备，当谦恭祈祷，海神自有感效”。
九月第3次潮汛后，性桂、王兰生、蔡仕舢更在各自的奏折中反复描述道：九月二日当各大臣“正虑东南风大，潮水骤涨难消，乃一时风转水落，得以保全，此皆我皇上至诚感格海神默佑，故得有此感应”。“更有奇者，每逢署督臣、署抚臣等钦遵圣谕虔诚祭祷之日，虽当大汛正发之候，往往风信忽转，或潮头忽分，又或潮势渐退，神显成灵，以示保护”。
由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本来就相信天人感应，海潮的变化和大臣的奏报，使他更坚定了这种思想。所以他三番五次下旨，要各个大臣和沿塘居民及员工虔诚信神、敬神。他的旨意又进一步在沿塘官员中掀起了敬神、事神的**，以致不仅在官员中，而且在工匠夫役中，每天“起工歇工，俱望海叩礼，习以为常”。这一**引起的交互感染和推动，犹如海塘江潮，一波推一波，促使雍正皇帝决定用更虔诚的方式答谢海神，以求长久的护佑和崇祀。
3.海宁的地理位置，是海神庙选建在此的自然原因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729年10月16日）雍正皇帝谕曰：“朕惟古圣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岳渎之神有功于生民，能为之御灾捍患者，借载在祀典，盖所以荐歆昭格，崇德报功，而并以动人敬畏祗肃之心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冲决，朕特发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筑，并念居民平日不知畏敬神明，多有亵慢，切谕以虔诚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户晓，警觉众庶，比年以来，塘工完成，灾沴不作，居民安业，盖已默叨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长，几至泛滥，官民震恐，幸而水势渐退，堤防无恙，此皆神明默垂佑护，惠我烝民者也。兹特发内帑银十万两，于海宁地方，敕建海神之庙，以崇报享。著该督遴委贤员，度地鸠工敬谨修建，务期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崇奉祀事，用答神明庇民御患之休烈，且令远近人民，奔走瞻仰，兴起感动，相与服教畏神，迁善改过，涌荷庥祥，与国家事神治人之道均有赖焉。”
在这里，雍正皇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海神祭祀载在古制，是必须遵循的祀典；其二，雍正二年以来因海神护佑，多次海潮都得无恙，尤其是七年的海潮，全靠神明护佑，所以要建神庙专祀；其三，建神庙的目的即是为了答谢海神，更是为了让人们常怀敬畏之心，以进一步教化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其四，海神庙建在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