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考证（2）
(2)重修规划的实施。
菩陀峪慈禧陵重修工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破土，二十二年二月正式动工，因为这是一项先拆后建的工程，所以，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宝城、方城、明楼等各主要工程方“拆卸将次告竣”。此间，又陆续勘估东西配殿、东西朝房、宝城周围罗圈红墙等工程，到最后实施时，工程项目共达41项。除项目不断增加外，施工中，根据慈禧懿旨，木石等各项用料标准也不断提高，先后将大殿原奏柁柱梁桁系用梴楠木，斗棋系用南柏木，檐椽望板槛框等项用杉木、松木、椴木，即原拟用旧木五成，改为“除上下檐斗栱仍照原估用南柏木成做外，其余均改用黄花梨木”；东西配殿亦仿大殿一切做法，改用黄花梨木；并将方城压面石、大殿栏板石、荷叶沟等处石料原估“挑换新石五成，选用旧石五成”，改为“一律换用新石”。
对于工程质量，承办人员更是丝毫不敢马虎，每一项工程都制定了详细的做法清册，包括在某处钉多少钉，涂几遍油等无不一一列入，工部屯田司档案中有一部分菩陀峪各工做法清册，详尽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施工期间，逢八国联军入侵，被迫停工两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重新开工，先后派永隆、铁良、玉山等轮流驻陵监工，整个重修工程，一直延续到慈禧去世前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才彻底完成，前后用时14年。
这次重修工程，承修工程处借用的是神机营关防，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神机营档案丢失，所以这次工程到底动用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银两，无法查到最终确数，但可据现有资料做一估算。首先是前面所介绍的第一次勘估宝城、方城、明楼，大殿等主体工程需用银597067659两；继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又续估拆修东西殿、东西朝房、东西焚帛炉等工程7项，除行取物料61种，折合物料银72832254两外，加上工价运脚等，共用银130233017两；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再次续估宝城外周红墙各工经费，除行取物料18种，折合银两11611两，加上工价、运脚等，共用银1604994两；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大殿及东西配殿木植拟均改用黄花梨木、宝城等处石料拟全部换用新石，又追加经费一次，由于此前只有梨木板价而没有原梨木价，所以用银多少无法计算，但根据外务部档案，光绪三十年（1904）修惠陵隆恩殿和前门城楼时，在新加坡购买原条木价格推算，至少要10万两。为此，户部于光绪二十二年先筹拨工程银100万两，二十五年又筹拨银50万两，二十八年工程复工后，见于档案记载的又于二十九年二月由户部拨银一次。显而易见，这次重修工程用银总数远在150万两以上，若再加上第一次兴建时用银227万两，慈禧陵是清朝所有帝后陵中耗用银两最多的。巨额的投入换来了重修后的慈禧陵的超豪华。
三、两太后权势的缩影
人类自从产生等级差别观念以来，就对属于礼仪范畴的陵寝丧葬制度，有了明确的等级规定，陵墓标准的高低，成为代表主人身份、地位及其权势的象征。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皇帝死后，经过“辛酉政变”，慈安、慈禧两太后同时被推上国家权力的高峰，从此围绕她们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成为权力的注脚和缩影。两陵兴建及慈禧太后陵重修的全过程，既表明了这两位太后在全国的权势和地位，更表明了两太后之间权势的制约和竞争。
第一次兴建的两陵，已形成对其他皇后陵的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慈安高于慈禧的地位。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八年兴建的两太后陵与其他皇后陵比，在技术质量上是属于上乘的，在用时、用人上是属于较多的，在用银数量上是超越所有后陵的，而在建筑规制上也是攀仿其他后陵，就高不就低，形成了事实上的超越。如，在清朝7座皇后陵中，唯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建了神道碑亭，两太后陵效仿之也建了神道碑亭；唯孝圣宪皇后的泰东陵在隆恩殿月台上置放了铜鹤、铜鹿，两太后陵也效仿放置了铜鹤、铜鹿。在清朝历史上，位最尊的皇太后是孝庄文皇后，她因辅佐三代开国皇帝，为清朝立下大功而得到后人的敬重；而最有福气的则是孝圣宪皇后，她因生了乾隆这位盛世皇帝而得以颐养天年，这两位皇后陵，都因其特殊的地位而略有超越规格的地方。慈安、慈禧两太后陵，在规制上一仿孝庄文皇后，二仿孝圣宪皇后，不仅集清代后陵制度之大成，也集清后陵中超越规制之大成，反映在政治上，则充分显示了她们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事实也正如此，除孝庄文皇后外，清朝其他皇后的确都没有像慈安、慈禧太后那样参与政务，即便孝庄文皇后，也没有公开临朝听政。
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初入宫侍咸丰皇帝于潜邸，咸丰二年（1852）六月被封为皇后，同治继位后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因其居住紫禁城内东路的钟粹宫，故称东太后。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之女。咸丰元年选为秀女，封兰贵人，咸丰六年生穆宗同治以后，先后升为懿妃、懿贵妃，同治继位后，尊为圣母皇太后。
由于两人一为先帝的正宫皇后，一为嗣皇帝的生母，又同时垂帘执政，故第一次建造的两太后陵，在总的规模、规制、布局上是相同的，但在某些地方还是略有差别。其一，在409件奏折档案中，大部分是慈安太后普祥峪陵工程情况，只有很少部分是会勘、会奏慈禧太后菩陀峪陵工程的，而单独奏报菩陀峪陵工的折件更少。其二，从工程用料来看，质量上慈安太后陵要好于慈禧太后陵，如主体工程所用木料，慈禧太后陵用的大多是从天津购买的外国产楠木，慈安太后陵大多用的是国产楠木，按照当时价格，外国的楠木比国产楠木价格每尺便宜银0796两，虽然这种楠木木质并不一定比国产楠木差，但由于价格上的差距，人们还是认为不如国产楠木。其三，慈安太后陵最后用银266万余两，慈禧太后陵用银227万余两，慈禧太后陵几乎少用银六分之一，应该说还是不小的差距。这些都足以说明，两陵同时兴建时，是以慈安太后为主的，更说明，身为正宫皇后的慈安太后，其生前地位、权势都是在慈禧太后之上的。我们过去一般笼统认为起主导作用的是慈禧太后，并且自然地将这种作用归结为慈禧太后的霸权和奢侈，是不确切的。
但是，这种局面对于野心比慈安太后大、能力比慈安太后强的慈禧太后来说，是不能长久容忍的，自己的万年吉地比慈安太后的差，更不是慈禧太后所愿意的。所以慈安太后暴亡后，慈禧太后没有了任何权势的制约和抗衡，唯我独尊，为所欲为，逐渐达到权力的顶峰。重修后的慈禧太后陵就是这种独尊权力的一个缩影。
首先，和同期该修的诸帝后陵相比，慈禧太后陵完全不用重修。据查看东陵大臣奏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于雨水过大，各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渗漏、坍塌、檩椽糟朽伤折、油饰爆裂等情况，其中“情形较重应急修理者二十八项”，包括昭西陵、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及惠陵，并且这些和慈禧陵损坏程度差不多。但是这些陵全部是局部维修，而这些陵埋葬的全是清朝祖先，既然其祖先陵可以局部维修，慈禧太后也完全可以不用重修。
其次，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灾难空前的一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几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外加三国干涉还辽款，共达白银68亿两。国内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清朝政府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慈禧太后陵也就是在这14年期间完成的一项浩大重修工程，用天下的民脂民膏，供其一人死后的安乐。
虽然重修后的慈禧太后陵从规制上并没有新的突破，但其豪华已达顶点，且不说大量使用其他陵所没有的贴金，全部用的黄花梨木木植其他陵也没有，特别是建筑中比比皆是的龙追凤图案造型更是其独创。正是这豪华独特的慈禧太后陵，为唯我独尊的西太后形象留下了最后浓浓的一笔，也给后人留下了不休的话题和思考。
对高规格慈禧太后陵寝的再解读
谈慈禧太后，一般还会谈到慈禧太后陵，因为这是最能说明慈禧权势、性格和生活的物证。对慈禧陵太后陵寝的介绍和评价，最常用的词是“精美、奢华、越制”。那么慈禧太后陵究竟是否越制，豪华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慈禧太后陵建的规格会如此之高？我们将依据清宫档案进行解读。
一、慈禧太后陵规格高在什么地方
慈禧太后陵名为“菩陀峪定东陵”，它和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都位于咸丰皇帝定陵之东，所以统称为“定东陵”。在清朝，只有咸丰朝有两座皇后陵。
清朝帝后陵寝规制
要说慈禧陵规格高，就先要知道清朝陵寝有什么规制。简单说，皇帝陵总建筑包括附属建筑和主体建筑两大部分，附属建筑有：大碑楼、神路、神路桥、石像生、神道碑亭、下马碑、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值班房等。主体建筑分为前朝和后寝。前朝包括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燎炉、隆恩门，后寝包括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宫等。帝后陵每处建筑的长宽、大小、数量都有定制，比如，皇帝陵地宫一般为九券四门，皇后陵为五券二门。皇后陵各建筑名称和功用与皇帝陵相同，但是皇后陵不建大碑楼（即圣德神功碑亭），无石像生、五孔神路桥、牌楼门和二柱门。
慈禧太后陵规格高在什么地方
简单说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规格上超越清朝所有皇后；二是有些地方超越皇帝；三是建筑用材超豪华、死后随葬品超豪华。
具体来说，包括五点：
（1）建筑规制上超越其他各朝皇后陵。比如神道上建了碑楼和下马碑，隆恩殿上放置了铜鹤、铜鹿，这都是其他皇后陵没有的。但是要说明的是，在这点上慈禧太后陵和慈安太后陵是一样的，都是清代等级最高的皇后陵。
(2）敢于压制皇帝。在慈禧太后陵隆恩殿大殿内柱子上以及月台栏杆上和大殿月台丹陛石上，多处雕刻有凤在上、龙在下和凤在前、龙在后的图案。在这点上慈禧太后陵和慈安太后陵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往往是后人认为慈禧霸权、专权的重要依据。
(3）使用了名贵的木料。慈禧太后陵的隆恩殿和东西配殿除斗拱使用了楠木外，其他所有木构架全部使用的是名贵的黄花梨木。
(4）各处使用了大量的黄金。慈禧太后陵不仅各处彩绘精美绝伦，石栏、御路、各种雕刻，多用高浮雕加镂雕等最难的雕刻技术，而且主体建筑的隆恩殿和东西配殿墙壁全是沥粉扫金，所有的彩画全是贴金，殿内柱子的盘龙全是镀金。光这几项共用叶子金就近5000两。连故宫皇家建筑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太和殿的柱子，也只有中间6根盘龙用的是沥粉贴金，其他则用的是红漆。慈禧太后陵这种超豪华的扫金、贴金和镀金装饰，在明、清两代陵寝中都绝无仅有。
(5）身后随葬品奢侈。有人估算，列入账目的皇家宝物价值就达白银5000多万两。慈禧太后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太后棺中葬宝的仪式，据李莲英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太后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头部上首为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像27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700多件。葬殓完毕，又倒入四升珍珠、宝石2200块填棺。仅仅碧玺首饰一项，据清朝内务府簿册所载就有10种：红碧玺朝珠、红碧玺手串、紫碧玺手串、红碧玺念珠、金镶红碧玺正珠、红碧瑘抱头莲、绿玉镶红碧玺抱头莲、红碧玺绿玉穿珠**、红碧玺镏子、红碧玺帽花等。
以上这几方面，往往是后人评价慈禧太后陵奢侈、高规格的重要依据。
二、慈禧太后陵高规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社会普遍认为，慈禧太后陵之所以规格高，是因为在她执政期间，特别是在慈安太后去世以后穷奢极欲造成的；有的说是她本性决定的，原因是她喜欢出风头，但是在慈安太后生前她却被压了一头，慈安太后死了，她就要在陵寝上压慈安太后一头。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从清宫档案看，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慈禧太后权势的作用；二是慈安太后的责任；三是时间的契机和一些大臣的有意抬轿和烘托。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普祥峪用款折
第一次修建规格已经形成超越
慈禧太后陵共修过两次，第一次是和慈安太后陵同时修建的，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勘探，用了近7年时间，到同治十二年确定方案，开始动工，又用了近7年时间，到光绪五年（1879）建成，前后共用了13年时间。在这次修建过程中，仅大臣为修陵上达的奏折就有409件。两陵建成后，工程处将这些奏折汇集存放，并制作了一份目录清单，仅这件目录清单就有9米多长。
从这些档案中我们看到，这次修建，在总的规模、规制、布局上，慈禧太后陵同慈安太后陵基本是一样的，只在某些地方略有差别。
其一，在工程用料及质量上，慈安太后陵要好于慈禧太后陵。
其二，在工程总价格上，慈禧太后陵比慈安太后陵少用银39万两。
其三，以该工程所形成的奏折数量来看，409件档案中，大部分是报告慈安太后陵工程情况的，很少部分是会勘、会奏两陵共同情况，单独报告慈禧太后陵的折件更少，说明当时大臣对慈安太后陵比对慈禧太后陵要重视。
慈禧太后陵
这些情况都说明，第一次修建两陵时，是以慈安太后陵为主的，陵寝修建成什么规格，起决定作用和主导作用的是慈安太后。而在这次修建的两陵中，已经建了牌楼、下马碑；已经在隆恩殿前安放了铜鹤、铜鹿；一些雕刻更已经是凤在上龙在下。所以，要说慈禧太后陵越制，实际从第一次修建时期这种越制就已经开始了。过去人们一般将慈禧太后陵规格高的原因笼统归结为是慈禧太后的霸权和奢侈，是不确切的。若说始作俑者的责任，慈安太后应当首当其冲。
第二次重修的慈禧太后陵超级豪华
第一次建造的两太后陵虽然与其他帝后陵寝比规格较高，但还不太引人注目，因为没达到超级豪华程度。造成慈禧太后陵超豪华的是第二次的重修。这次重修也形成了大量档案，其中也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清单，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修慈禧太后陵时，会勘大臣载漪所奏“各处工程做法钱粮数目及行取物料数目清单”，该清单详细记载了慈禧陵重修中的工程做法和用过的钱两、物料、人员等数目。
慈禧太后陵重修工程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在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停了两年，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才彻底完成，前后共用了14年。
光绪五年，慈安、慈禧陵两陵建好后，便移交给了马兰镇总兵看守，并制定了10年保固章程，清政府下拨了每年的日常检查维修费。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并入葬普祥峪陵，慈禧太后的普陀峪陵则一直封闭。至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即修建16年之后，管理该陵事务的护军参领文锦按常规检查后发现，因雨水过大，普陀峪陵分别有宝顶、宝城上沟嘴、大殿、东西配殿共5处地方，有不同程度的渗漏、吊落、酥碱等情形，此为第一次上折奏报。接报后，大臣溥龄去查看核实，他在核实情况中，增加了当年要修的琉璃花门、小碑亭、宫门3处和第二年要修的东西朝房、神厨等5处，共13处，是为第二次奏报。根据溥龄奏报，礼部侍郎刚毅第三次去查核，他查后没提出具体要增加什么该修的地方，而是严肃地提出，“各情节情形实系严重”，应择其方向所宜者及早兴修，这是第三次奏报。这三次报告虽然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但还没突破修饰的范围。接到刚毅的奏折后，当时最得慈禧太后信任的奕劻、荣禄亲自前往查看，再奏道：“按原估剔砌补墁恐不足以巩固……请再特派大臣共同勘查，以昭慎重”，此为第四次奏报。此奏折很快得到批复：“宝山寿藏规制重隆……为万年巩固之基。著添派载漪、李鸿藻会同原估大臣……再行逐细复勘……绘图贴说，详细据奏……不准稍有迁就。”也就是在这道“不准稍有迁就”谕旨的基础上，奕劻等大臣的会勘奏折将原来的应修5处、8处、13处一下上升为：“大殿拆修”“宝城、方城、隧道、垛口等，一律拆修”，主体建筑基本是全部拆修，是为第五次奏报。
经过5次复奏，问题说得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的普通维修工程几乎变成了重新再造工程。
其实，这一年由于雨水过大，许多陵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渗漏、坍塌、爆裂等情况，包括昭西陵、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及惠陵。和这些陵寝相比，慈禧太后陵建造得晚，质量也更高，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太大，但是其他陵当年全部都是进行的局部维修，既然这些陵可以维修，慈禧太后陵也完全可以不用重修。
所以，重修方案基本是各级官员为讨好慈禧太后，层层推波助澜的结果。在此方案和指导思想下的重修工程，规格上又是层层加码，项目不断增加，直到最后拆修项目达到41项。物料标准更是一再提高，比如，原定重修隆恩殿大殿木料拟用旧木五成，后改为除下檐斗用原木外，其余均改用黄花梨，东西配殿也仿大殿做法，改用黄花梨；石料原拟“挑换新石五成，选用旧石五成”，后改为“一律用新石”。所以，这次重修，其豪华远远超过第一次。
所以说，最后使慈禧太后陵变得规格如此之高的几种因素中，除第一次建造已经形成政治规制上的超越有慈安太后的责任外，促成第二个14年高规格重修的原因，则是慈禧太后权势的作用和大臣的推波助澜，以及在时间上给慈禧太后提供了可以利用权势的机会。
所以慈禧太后陵的修建过程既表现了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地位，也表现了同慈安太后之间的竞争。第一次兴建时，说明慈安太后地位在前，第二次的重修，以及后来极尽奢侈的随葬品，都是慈禧太后权力顶峰和唯我独尊形象的缩影。
赛金花其人其事
年轻时的赛金花
多年前，曾看过光绪二十九年（1903）关于京城名妓赛金花虐待妓女致死案的档案，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所以后来对涉及赛金花的一些人物和资料比较关注。而在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没想到事件是那样的复杂，说法正反悬殊又是那么大。“在中国历史上，能为一个如此女子引起这么持久的争论，不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最多之一”。最主要的是，当细读这些争论背后的原意，透过她个人的命运，反映的则是国家大事、国人心态以及传统的文化心理。她的命运，实际是中国在一个特定屈辱年代的历史侧影。
一、亦真亦假的传奇身世
在清末民初众多的名妓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她的一生，从妓女到公使夫人再到妓女，三个阶段两种身份，命运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关她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其家庭籍贯、生卒年月，乃至姓名等都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版本众多。
我简单地罗列了一下对其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的各种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家庭籍贯江苏盐城说
清末文人，也是最早把赛金花写入小说的曾朴，在其小说《孽海花》中说赛金花是江苏盐城人，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1936年11月，病逝于北京，终年64岁。
有关赛金花的书籍
2.家庭籍贯安徽说
（1）安徽休宁说。《赛金花外传》的作者曾繁、《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的作者柯兴以及《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都说她是安徽休宁人，姓赵。但对其父亲的职业的描述，曾繁和柯兴都说是一位轿夫，而瑜寿则说：“赛的家庭成分，属于城市游民阶层，她祖父曾和人合伙开过当业。……赛金花的真实年龄实生于1864年，去世在1936年，已经是73岁了。”
（2）安徽黟县说。其表述不尽相同，有的文章写道：“赛金花原籍安徽黟县，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初九。她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流寓苏州，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先生一女赛金花，后生一男。”即祖籍安徽黟县，出生在苏州。
又有的文章写道：赛金花原名郑彩云，出生在安徽黟县二都上轴郑村，祖父在苏州开当铺，其父亲郑八哥为避战乱到苏州，他们就住在苏州萧家巷，后赛金花被家中下人诱卖到妓院。即出生在黟县，后随其父亲迁居苏州。
此说中写得比较详细的是赛金花故居介绍：赛金花，原名郑彩云，艺名赛金花，1872年10月出生在黟县二都上轴村，父名郑八哥，赛金花12岁时随其父迁居苏州。后经熟人引见最初化名傅彩云，成为花船上陪客调笑不陪宿的“清倌人”。1887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畏惧华洋异俗，遂命她陪洪钧出国。洪钧归国后不久病死，1894年在送洪钧灵柩回苏州途中，赛金花潜逃至上海再度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1936年病逝于北京，年63岁。
安徽黟县赛金花故居陈列馆外景
（3）安徽歙县说。2005年《建设者》第5期曹晋杰的文章中，他以“赛金花后人身份说赛金花”更是富于戏剧性。文曰：“赛金花本名曹梦兰，按曹氏宗谱所列辈分，和我祖父曹菊农是远房堂兄妹，比我祖父小七岁。其父亲曹彭洛原为安徽歙县人，是大学士曹振镛的曾孙，后逃难到苏北盐城县上冈镇定居，赛5岁时被拐子看中，将其拐卖给了江西吉安知府何廉舫，十几年后，何因案入狱，其管家为筹措营救款，以2000两银子将赛金花嫁给了程姓盐商，两年后，盐商得了霍乱病死，盐商的大老婆连哄带骗将赛金花卖到苏州为娼，时年赛金花20岁。”即生在歙县，逃难到苏北，被拐卖到江西，嫁给盐商，盐商死后，又被卖到苏州。
（4）安徽宣城说。《新时代杂志》皓翁“再谈赛金花”一文曰：“她原籍是安徽宣城人，寄寓苏州，说的是一口苏白。”
（5）徽州说。北大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编的《赛金花本事》，只笼统说赛金花祖籍是徽州人，姓赵，1874年生在苏州。但是，同时商鸿逵又不太相信自己对赛的采访记述，在书的注释中写道，赛金花“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此解释又和歙县说相同。显宦即指曹振镛。
最奇特的说法见于《赛金花秘事种种》一文：“赛金花原名春菲，今名是好事的嫖客所取的……赛金花的出生……据说她是苏州山塘左近一只十分考究的灯船上一个三十余岁的鸨母所生的。”
所以，仅从以上所列我们就知道，对赛金花的原名有赵彩云、郑彩云、傅彩云、傅钰莲、春菲，小名灵飞、三宝等说法；对其籍贯有苏州、江苏盐城、安徽休宁、安徽歙县、安徽黟县、安徽宣城等说法；对其出生年月则有1864年、1872年、1873年、1874年等说法。见诸其他文章还有1870年、1871年的说法。
对于自己的出身、年龄、籍贯，赛金花自己的表述也是常常矛盾。
她对刘半农自述，本姓赵，生长姑苏，原籍徽州，家中世业当铺。彩云是乳名，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九日生在苏州城内周家巷。按她自己所说，刚开始在苏州花船上当幼妓时，因常常出去应酬客人，为了顾家里的体面，不好意思露出赵氏真姓，便想了一个宝字盖的“富”字，取“富而有财”之意，后来人们把宝字盖的“富”写成人字旁的“傅”，所以姓傅是假冒的。
对曾繁则说，她的祖籍是徽州休宁县，光绪元年（1875）生在苏州虎门萧家巷。
而她在因班妓致死案被发配时，遇到安徽程梦余（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安徽政协委员，曾为文史馆馆员）则又说，她原籍是安徽黟县二都上轴郑村，原姓郑。
光绪二十九年清宫刑部档案中有关赛金花为江苏元和县民人李寿山之妻李赛氏的记载
但在同案的她自己的供词中又说，是“江苏元和县李寿山的妻子，叫李赛氏”。
对后期一直陪伴她的义仆顾妈则说，平时她跟别人说的年龄都少说了3岁。
也就是说，她自己对自己籍贯的说法就有4种，姓氏有3种，年龄则有1871年、1872年、1874年、1875年多种说法。
为什么对赛金花的基本情况的记载版本这么多，甚至她的自述也是互相矛盾，就是因为没有原始档案，时人记忆难免有误，特别是多数记载依据的是赛金花自述，而赛本人对不利于自己形象的内容难免有意更改，甚至信口编造。比如其年龄，1864年与1874年两说相差10年，《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就说：“关于赛金花的真实年龄……她自己一再虚报，有时称为辛未年（1871）生，有时自称为甲戌年（1874）生。她那样毕生在过着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生活的女人，青春是她们的主要资本，当然要尽可能地低报其实数，这是无足为怪的。”再如她的籍贯，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赛的说法却那么的不一致，对此有人解释说：“作为一个妓女，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身世来历了，所以大凡向别人告知时，都不会说自己完全确切的老家，更何况赛金花的祖籍又是礼教严酷的徽州！”所以赛金花自述多有矛盾，是极正常的现象。
除上述其原名、籍贯外，后来随她三次嫁人和两度为妓，她又曾叫过洪梦銮、曹梦兰、赵灵飞、魏赵灵凤（飞）、赛二爷等。后来她的姓氏名字多变，大多数是随其丈夫的姓而改动的。
比如，洪梦銮是她嫁了第一任丈夫洪钧以后的名字，是洪钧给其取的。魏赵灵凤的名字则是1918年她同其第三任丈夫魏斯灵结婚后才有的。
至于现在多数人所叫的、也是其最响的名字“赛金花”的来历，说法也有多种。一种说，当她早年还在苏州做妓女时，苏州有一名妓叫金花，因傅彩云年在妙龄而又美丽，赛过金花，故获得“赛金花”之称。另有一种说法则是，在赛金花二度为妓后，于1898年来到天津，曾租住在天津滨江北道的江岔胡同旧“金花”妓院原址，并组织了金花班，挂牌名称为“赛金花书寓”，她自己也改名为赛金花。“这是赛金花三字问世之始”。
3.基本结论
由于其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版本太多，我们对此又找不到直接的档案证据，所以只能取比较正统、也是多数历史研究者认可的说法，其他仍然存疑。
所谓比较正统的说法，就是指现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修“清史”的说法。国家现在修的清史，将赛金花列入了《妇女传》，我在进行了认真的鉴别后，在此基础上做了归纳补充，基本情况是：
赛金花，原姓赵，名“彩云”，又名洪梦鸾、曹梦兰、魏赵灵凤、赛二爷。祖籍安徽徽州，约同治十年（1871），生于苏州萧家巷，13岁时成为苏州花船上“清倌人”。光绪十三年（1887）15岁时，被同治朝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不久，洪钧受命出使德国、俄国、荷兰、奥匈帝国四国，因其原配夫人不愿同行，赛金花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丈夫去了欧洲。在欧洲生活5年，学会了英语、德语，并生一女名叫德官。1891年，洪钧任满回国，晋升兵部左侍郎。1892年，发生帕米尔中俄争界案，洪钧因献给朝廷的《中俄界图》的帕米尔部分有误，遭到官员们的联名弹劾，抑郁成疾，1893年8月病逝。赛金花扶柩南归，到吴县接官亭，将灵柩和女儿德官交给洪家人后，脱离洪家。1894年前后，一度嫁与元和县民李寿山短暂为妻，因李家家贫，赛金花来到上海，改名曹梦兰，在二马路彦丰里挂牌为妓，并同天津人孙少棠建立了同居关系。1898年，由于上海妓院生意日渐衰落，又从上海来到天津，在江岔胡同开了“金花班”，自己改名赛金花。此时结识了户部尚书杨立山及历任浙江、江西巡抚的德馨，受二人怂恿，1899年由天津迁到北京，后因其租住的高碑胡同有暗操卖**者，被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载澜驱逐，又回天津。1900年后，再迁来北京。因与德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和救京城百姓的历史公案，及后来班妓自杀案，又两度嫁人，两度重操旧业等行为，成为名贯京沪的交际花和社会新闻热点人物。晚年租住在北京居仁里16号，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11月21日在北京居仁里16号病故，终年65岁。
二、似是而非的那些事情
赛金花的故事传说上百年，虽然很热闹，但正面的、值得反复讲述的事，就是所谓庚子年间救助京城百姓的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件反面的、不光彩的事，即光绪年间虐待妓女自杀案。本文就说说赛金花庚子年间救京城百姓的事。
要想说清这件事，首先必须破解“瓦赛公案”，也就是她和德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没有这层关系，就没有她救京城百姓事的传说。“瓦赛公案”分两个时期，即赛金花随洪钧出使欧洲时期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期。
在欧洲时期有关赛瓦关系的传说，主要来自从1903年陆续出版的曾朴的小说《孽海花》。该书曾被鲁迅先生称为晚清四大谴责瓦德西像小说之一，书中除含沙射影讽刺了清朝时政，也描写了赛金花在德国时期与青年军官瓦德西在柏林中国公使馆邂逅、缔尔园约会的情事。但该书中所写的瓦德西1890年才20岁左右，按此推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应为30多岁，而真实的德军统帅瓦德西，1890年时已经是58岁（1832—1904），所以《孽海花》中的这一段赛瓦关系完全是虚构的。这一点作者本人后来也承认此二人实不相识，只是为了小说事有线索，文有来龙，且可铺张数回，张冠李戴，虚构的事迹。
社会上传说更多的是在北京庚子事变时期的瓦赛关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一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又称“庚子事变”。最初，义和团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教案增多，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由此引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各国以保护传教士及使馆为由，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攻陷天津后，又于8月16日，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则在8月15日逃往西安。八国联军的统帅开始是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后来才是德军统帅瓦德西。瓦德西进入北京后，德国司令部就设在中南海的仪鸾殿。
瓦德西像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赛金花刚从天津逃难到北京，先是借住在定王府旧仆杜升家中，后迁入南城李铁拐斜街。传说中的赛金花救京城百姓的事迹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近百年来，有的说有，有的说无。说有的，虽然都认为赛金花在1900年劝说瓦德西遏制了联军的暴行，保护了京城百姓和文物，但实际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真心褒扬赛金花，一种则是讥讽和嘲弄赛金花。
持褒扬者说。如曲江春在《赛金花轶事汇录》序言中道：“溯当八国联军入京之际，清廷两宫仓皇西遁，满朝文武百官乱窜如丧家之犬，敛迹缩头而不敢露面，一任联军之屠杀劫掠。当此之时，朝野寂焉无人，独有赛金花者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周旋于联军统帅瓦德西及各重要首领之间，诱以情，导以理，动以仁，律以纪，卒使联军就范，而燕市百万之民，乃得卸去惊愕之容，重登衽席。于是赛二爷之名，亦被歌颂九城矣。设非有赛其人，恐太庙、皇城、颐和、万寿，亦必继明园而成废墟，亿民百官，千娇万丽，俱遭毒屠与**，亦未可知。是赛之有功于国家社稷，有德于燕市百姓者也。”
又如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道：“北京城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掠，秩序在恢复中，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奕劻为仪鸾殿大火事致在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电报
还有许多文章，直言赛金花是“大清义女，保护百姓”。
持讥讽者说。社会上对赛金花的花边新闻传说，从其在上海挂牌为妓时就已经出现，但她和瓦德西的关系广泛传说则是出现在清宫仪鸾殿大火之后。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4月17日）夜内德军驻地仪鸾殿失火。清宫档案中有一件三月初一（4月19日）留京作议和代表的奕劻给在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发的电报，写道：“二月二十九日夜内（4月17日），仪鸾殿不戒于火，延烧前后殿、配殿”，“烧毙德国提督一名”。电报中提到丧生的德国提督，即德国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瓦德西本人闻警撤出，但衣衫不全。按4月20日，瓦德西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的说法是，他本人“则于仓促着衣之后，以及帅笏与少数衣服救出之后，必须取道余之石棉行舍窗子，以往近旁军官大厅而去”。
这次大火以后，北京就传出了一种流言，说瓦德西逃出火场时还挟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即是前出使德国公使洪钧的夫人赛金花。
最早将这种传说写入文学作品的，是1900年曾随扈慈禧到西安负责处理军机政务、后曾任陕甘等省布政使、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他在1903年写了《后彩云曲》，其中道，“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在其诗序言中更直白道：“因思庚子拳董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黡，昼入歌楼，夜侍夷寝。”
另一本书是前面所说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但该书只有“夜宿仪鸾曹梦兰从头温旧梦”“片语保乡闾二爷仗义”等章目，并无内容。
再就是当时有些小报，为了猎奇，以讹传讹。比如1903年因直言报道了《中俄密约》被杖毙的新闻记者沈荩，1900年在听说赛金花女扮男装跟随别人到南海去游览过，就将此事变成戏说，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如何如何，并寄往天津《新闻报》发表。
对于自己与瓦德西的关系及在庚子事件中制止联军的作用，赛金花有自己的说法，但在不同场合，说法却不一致。
一是跟瓦德西是否在欧洲就认识？她对刘半农和商鸿逵说：“我同瓦以前可不认识。”对《赛金花故事编年》的作者瑜寿也曾说：“他们都是胡说呀，我哪儿会和他（瓦德西）认识？”但在曾繁访谈做《赛金花外传》时，她又说：“那年在德期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三是在制止联军杀戮的作用上，她对曾繁说：“后来我便借机和瓦德西说：‘北京的百姓受义和团的**已经民不聊生，今更受联军的肆意残杀，更何以堪，将军还要下令安民，肃整军纪才好。’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不准士兵违纪妄行，京里的居民此后才可以不致再遭遇到屠戮之苦。这是联军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但是赛金花在晚年看了陕西易俗社演出的《赛金花》后说：“阻止外国兵屠杀民众，及劝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应允中国议和之事，余不过斯时见外国兵屠杀我国人民，一时激于临时感情，随便向瓦一说，并非预有若何救国之成竹在胸，而有计划爱国举动也，该戏演来，少失真相，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良心上，诚为不安。”
由此可以看出，赛金花对她与瓦德西的关系，前后说法有许多不一。为什么赛金花的说法会自相矛盾呢？有人曾从其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进行分析，认为：“这无非是赛氏晚年，甚或在一种变态心理下，她自觉社会已全然忽视她的存在，只有在夸张和瓦德西关系的时候，社会才惊奇地注意起她来，一切物质的筹助也跟着来了。”另外还有人从其职业环境进行分析认为，“对于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来说，这样习惯性的诳语似乎太正常不过了。”
那么，到底赛金花在庚子年间与瓦德西有没有特殊关系？在制止联军杀戮中起没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呢？确切地说，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无事实根据的传说。
第一，可以断定的是，赛金花说她在联军入京第五日，就劝说瓦德西整顿军纪，“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的说法，纯属虚构。因为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之日，瓦德西还远在柏林。据《瓦德西拳乱笔记》记载，他是在8月7日得到其国王的电旨，任其为东亚高级军事司令，8月23日起航，9月27日到达天津，10月17日到达北京。这时北京沦陷已有63天之久。所以，从时间上看，赛金花在联军入京第五日就和瓦德西发生私情，并劝瓦德西制止联军杀戮，是完全没有的事。
其中一件是事件的亲历者齐如山提供的材料。齐如山是近代戏曲理论家，也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搭档，为梅写过剧本，懂得德语，庚子之乱时正在李鸿章官邸帮忙做德文翻译，故和一些德国军人和赛金花都相熟。他这样回忆道：“我相信赛金花没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齐如山还描绘了他与赛金花同时见到瓦德西的两次情景。一次齐如山同一位军官到中南海紫光阁办事，一进门便看见赛金花与两个德国军官在一起，刚说几句话，忽然看见瓦德西从南边走来，与赛金花在一起的军官露出仓皇之色，连忙商量躲避，齐如山便出来搭话，瓦德西问了几句话就走了。还有一次在瀛台，齐如山又遇到赛金花和两个军官在一起，他正跟赛金花说着话，又远远看到瓦德西在和站岗的士兵说话，这两个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中一个说瓦德西不会进来，后瓦德西果然走了。所以齐如山认为，“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另外，齐如山还写到，赛金花为了两件小事居然还曾求齐如山与德军说情。一是赛金花手下的刘海三被德国当时在北京的行政机构逮捕，赛金花托齐如山去说情。二是赛金花在卖给德军土豆做军粮时，土豆被冻了，德国军官不要，又托齐如山去说情。因此，齐如山认为，赛金花只不过是因为生意，与德国下层军官有往来。
另一件是事件的亲历者丁士源的日记。丁士源当时在北京帮助德国人办事，他和另一位给德国“格知府”当翻译的葛麟德都是赛金花那里的常客。在其所写的《梅楞章京笔记》中，根据亲身经历，记述了庚子年间的一些事情。据记载，一次小聚，“赛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识月余，前恳君携赴南海游览，君虽口诺，而终未见实行。’葛说，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便推辞给丁士源。丁士源应允，但提出赛必须着男装。赛金花异常高兴，第二天扮男装，作为丁士源跟人，进入南海。当他们经过跨越北海和中南海的大桥时，赛金花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迨至南海大门，告守门德兵以谒瓦帅，兵曰，今晨瓦帅已行外出。丁曰，参谋长在否？兵谓，亦与瓦帅同出，因之不克入内。”“格知府”，即德军“巡防普安公所”，长官为格尔少将，1900年11月以后到任。按照丁士源记载，赛金花和格尔的翻译葛麟德相识月余，时间应在12月以后，也就是说，赛金花最早在12月以后才得以随丁士源进到中南海，加上该书中丁士源对赛金花去中南海时穿的冬天衣服描写，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可信的。而这时瓦德西进京已经两个多月了，八国联军进京则已经四个多月了，按此情景，在此之前，赛金花和瓦德西肯定尚未发生任何亲密关系。
第三，瓦德西日记和西方的资料，这些资料虽然只可作为反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1900年10月22日瓦德西日记内容
首先是《瓦德西拳乱笔记》，该书是瓦德西自1900年8月—1901年11月所写的日记、笔记以及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主要记载了瓦德西在侵华期间的个人活动和感受。书中有许多内容是关于议和的记载，也有多处提及李鸿章托人转达和谈的意见。但书中不仅只字未提及赛金花，更有几处可以反证和赛金花没什么关系。
第一条，1900年10月22日：“余可以言者，即自余来此之后，除少数例外，所有（各军）非法行动，已不复发见。”瓦德西10月17日到京，22日是其到京第五天。这段日记从时间上印证，赛金花这时还没有机会见到瓦德西，更不用说“所有（各军）非法行动，已不复发见”，是她劝说瓦德西的结果。
第二条，瓦德西日记中关于克林德碑的记载。建克林德碑，一直是传说中以及赛金花自己反复标榜的庚子年间她为议和做出的所谓“重要贡献”。
克林德碑即1901年清王朝被迫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立的牌坊。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义和团问题，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被正在巡逻的神机营章京恩海打死。事件发生后，德皇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派遣了2万多人的对华远征军。1901年清朝战败，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德国对此事的解决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最后以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了结。这一条被列入了《辛丑条约》的第一款。
克林德碑横跨在繁华的东单北大街上，于1901年6月开工，1903年1月竣工，形制是四柱三间七楼，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汉文三种文字，表达清朝皇帝对克林德被杀的惋惜。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1月13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将牌坊迁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规模缩小为三楼。1920年7月4日，举行了纪念坊的落成典礼。1953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再次改名为“保卫和平坊”。
1900年11月30日瓦德西日记中出现的克林德街
对此事件，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还有一条可以反证的材料，是记录瓦德西到北京第四个星期时，乘马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路查看的情况：“由使馆区域直至该处之大街，现名为克林德街，盖因卑怯之暗杀事件，系在此街所为故也。”这段日记的时间是1900年11月30日，从中我们看出，《辛丑条约》商议之前，在德国人心目中，从东交民巷使馆区到东堂子胡同，这条街已经叫“克林德街”。原因就是克林德在此街被杀，清朝感觉理亏又十分害怕，故将此街叫“克林德街”。也就是说，在瓦德西到北京不足一个月时间，在德国人那里，已经有了克林德街之说，建立克林德碑，或以克林德名字命名街道建筑，是德国人早有之意，不是赛金花通过瓦德西说服克林德夫人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件英国方面的资料。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一书中，英国公使萨道义1900年11月8日向其国王报告了11月5日八国联军会议情况。该次会议内容，是各个国家商议拟向中国要提出的条款。在会议上，德国使节建议加入下列补充条款：“派遣一个以亲王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柏林，表示中国皇帝陛下和中国政府对克林德男爵被害一事的惋惜。”“日本公使询问说:如果他以后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被中国政府军队于6月11日杀害的他本国使馆的书记生，其他使节是否将支持他的行动。此事获得了我们全体使节的同意。”萨道义这个报告的时间，是在瓦德西到京的第18天（10月17日—11月5日），德国这时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克林德碑，而短短这十几天里，赛金花可能连见都还没见过瓦德西，所以更不可能通过瓦德西去见克林德夫人了。
不过，虽然赛金花和瓦德西没关系，是不是她救京城百姓的事就纯属虚构呢？并不是。她虽然和瓦德西没关系，但是，不能否定，她在德国生活过五年，会一些德语，便于和德国人交流，所以当时她既帮德军筹集过粮食，也帮一些德军找过妓女，和一些下层德军混得很熟。齐如山及赛金花本人都谈过赛金花帮助德军买军粮的事情，并且按齐氏说，他还不止一次看到赛金花陪同德国军人在前门大街一带骑马。赛金花正是把这些和德国下级军官交往的经历，添枝加叶地张冠李戴，加到了瓦德西头上，所以在和瓦德西的关系上她撒了谎，但同时也利用和下层德军这种关系，确实帮助了一些人。
所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赛金花和瓦德西并不熟识，即便见过面，但没有过特殊关系，所以，传说是通过她劝说瓦德西制止了联军杀戮的事情，系子虚乌有。但是她通过和下层德国军官的关系，帮助过周围邻居，为京城部分百姓做过一些好事，也确是实情。
赛金花亲笔“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
三、百年争说赛金花的原因
对赛金花的传说、争论、宣扬，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一个风尘女子，为什么能引起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百年争说？原因应该有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赛金花传奇的生活经历和其本身，就是极好的谈论素材
赛金花的妓女加公使夫人身份，三次嫁夫、三次孀居的经历，以及庚子年间与瓦德西的关系与作为，都使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而神秘的色彩。这就给文学家、史学家、新闻界都提供了写作、宣传、争论的生动的素材和话题。
2.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国人爱国情怀的释放
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里，早就产生了这样的传统和习惯，每逢国家遭受危难，当七尺男子支撑不了半壁江山时，文人笔下就会出现几个女性，像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北宋时期的杨门女将，清军入关时的柳如是、李香君等。当男人纷纷倒下时，她们却成了傲雪斗霜的一剪梅；在达官士绅卖国求荣时，地位最低下的弱女子却展现出了一身风骨和气节。赛金花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屈辱年代的背景下，被这种文化土壤催生和放大的奇葩。
赛金花的事迹被广泛宣传，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后，第二次是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公演后。此时的中国，正面临日本的侵略，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全国上下都期望尽快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从刘半农和商鸿逵采访赛金花口述而成的《赛金花本事》，到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笔下的赛金花，从小说家张恨水言谈中的赛金花，以及当时报纸文人笔下形形色色的赛金花，再到夏衍的戏剧《赛金花》，都贯穿着一种思路，就是借“爱国女性”来讽刺“卖国官吏”。例如《赛金花本事》开篇那句话：“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大家实际上都是希望借助赛金花讽刺当局政要，鼓舞民族救亡。所以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公演，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轰动，赞扬该剧的认为，它用一个下层弱女子也能救中国的精神，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宣传了救亡，鼓舞了志气，“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反对者则认为，赛金花为德军办购军粮，向瓦德西献媚，宣扬了汉奸精神，以致该剧在北京上演时，因演员演得太逼真，引起部分观众反感，发生了向舞台上扔痰盂的事件。
3.同情心、感恩心、猎奇心等传统文化心理的助推
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热的**时期，既是国家危亡之时，也恰是生活中的赛金花处于贫困潦倒之时，身边只有一个多年仆人顾妈和她弟弟陪同，贫穷到了连房租也交不起的地步，她只得给该管警局写信，请求豁免房租。这封请求信恰被《小实报》一个记者看到，拿去刊登。于是，当年京城名妓、救过京城百姓的赛金花穷困交加、交不起房租的消息，很快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触动起人们心灵中最美、最柔弱的情感。各种报道、宣传大量涌现，据《申报》通讯，各种报纸不超过20天，必见一次赛金花的消息，仅从北京大学现存的除《申报》《大公报》等大报外的各种小报，1936年登载的赛金花的消息就有370多条。特别是1936年12月赛金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爱国心、同情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细问赛金花故事的真伪，只是认为她是一个于国有功、于京城百姓有德的受害者，包括1903年的致班妓自杀案，也成为“因那些1900年庚子事件仇视赛金花的达官贵人，要故意借机贬低她，伤害她”的冤案。甚至还有人宣传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听到妓女救京城的传说，觉得有伤堂堂政府脸面，所以借着班妓自杀案将赛金花赶出了北京。时人把她比做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纷纷替她打抱不平。如1936年12月4日北京《大晚报》关于赛金花去世的报道中写道：“一些从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结到功名的官儿，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记赛金花的功劳，而且妒恨她。赛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后，她没有受到西太后的酬谢，依旧开着妓院，因为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僚，趁此加以‘伤风败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赛金花的家产归公发卖，押解回籍，不许再回北京，使她不得不第三次沦为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