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考证（1）
慈禧生何处
慈禧太后像
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后来闻名天下的慈禧太后的诞辰日。在她刚出生的日子里，和普通人家生了女儿一样，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她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40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名人之中。
历史对她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有6种说法：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即内蒙古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询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根源，探询她成长、成名的偶然和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身上、又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许多历史之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发展和名人效应的产生，也随着清宫戏铺天盖地般地进入影视银屏，历史名人成为各地争相开发的一个亮点，吸引游客的一道风景。历史上并不多么光彩、“文革”中曾被“批倒批臭”的慈禧太后，也成为许多地方争抢的人物。围绕她出生地的争论，风波再起，既给后人增加了不少麻烦，也给社会平添了几分热闹。
一、安徽芜湖说
安徽芜湖说，又叫“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中最早的一说。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徵，曾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因之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诸小曲”。据民国时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慈禧，“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尝为徽宁池太道，其女生长南中，少而慧黠，缳艳无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朗朗上口”，因此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及影视编导根据这种说法，将此情节经一番渲染，写进小说，搬上银幕——圆明园桐荫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小曲“艳阳天……”，听得咸丰皇帝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不仅如此，由此说还演化出了慈禧与吴棠的故事。说是惠徵在徽宁池太广道上，以亏款罢官，病殁于途，慈禧奉母扶柩归京，因生活甚贫，几不能办装，幸得清江候补知县吴棠相助白银三百两为之解难。为感吴棠之恩，慈禧掌权后，将吴棠由知县累擢为四川总督，“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
咸丰二年二月任命惠徵为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上谕
事实上，惠徵任安徽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七月，当年慈禧已18岁，而且已经入宫，被册封为兰贵人了。在清宫档案里清楚记载着：咸丰二年二月初六，谕令惠徵任宁池太广道道员，二月初八、初九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进宫。这对惠徵全家来说，可谓喜上加喜，等将慈禧送进宫后，惠徵才携家眷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档案中，还有不少咸丰二年，皇帝、皇太后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则赏银百两，少则野味一盘。所以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没有去过南方。
道光二十九年任命惠徵为归绥道道员上谕
二、内蒙古说
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代的绥远城，民国时期改归内蒙古自治区，所以此说又称“内蒙古说”。
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种传说，慈禧的父亲惠徵，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呼市新城有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里。她小时候有个乳母，是当地回民，人称“逯三娘”。小时候的慈禧，还常到归化城边玩耍。这一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
然而，在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上谕档”中却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徵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惠徵走马上任是当年七月，这时的慈禧，年方15，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街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徵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3年，若说呼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则不为过。而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了惠徵，才得出这种误导性的传说。
三、甘肃兰州说
“甘肃兰州说”的说法是，惠徵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当时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即今永昌路179号院。而慈禧就出生在乃父任职兰州之时，所以她的出生地就在这个院落里。
此说将慈禧的出生地说得比较详细具体，并且在惠徵的一生中，他的确曾长期担任过笔帖式之职。但有的学者经过考证发现，惠徵任笔帖式的时间是在京城各衙门，这期间，他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就被击破了。
“安徽说”“内蒙古说”及“甘肃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慈禧太后研究的深入，却越争越烈，迄今尚无定论。
四、浙江乍浦说
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间（1835—1838），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开始出现的“浙江乍浦说”。
此说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此说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疏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徵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乍浦说”的说法，惠徵在这几年之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几级，成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使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
五、山西长治说
最新奇、最独特的说法要数“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潞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说认为，慈禧压根就不是满洲人，她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徵！
此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1989年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负责人刘奇，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交出了一份由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9月，长治市志办公室的人员到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做了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负责人刘奇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社会反响。
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4岁那年，因家贫，母又病死，被卖到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龄娥。龄娥天资聪颖，爱唱小曲，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7岁时送她去书房上学，9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其11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头。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瘊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徵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玉兰出落得越发聪明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后。当了皇太后的慈禧，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偏袒重用长治人和长治官员：长治人原殿鳌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讲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继畲、长治人郭从矩，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潞安知府许涵度；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关心长治人的疾苦，曾专拨银粮赈济长治灾民等。
与传说相呼应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廷特制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
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并纷纷画押公证：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汉人”。前些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话慈禧》的电视片、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有的专家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古、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也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了，物证中有许多失实的地方：
其一，慈禧生母的坟，这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根据长治说，1958年西坡村曾平了许多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但“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自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禧太后更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后，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
笔迹对照（左边是慈禧太后的笔迹）
其二，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长治说”的又一证据。但反对此说者，将其和清宫档案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时慈禧写给恭亲王奕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其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想法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风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吉字等，都是慈禧亲自写的。
其三，至于王氏家谱上写的“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认为“这只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
其四，清制黄皮夹，说它制于清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和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就推断出宋四元夫妇为慈禧太后（养身）父母也缺乏根据，而说它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与清朝宫廷制度不符。
除以上各种疑点外，反对“山西长治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五年（1825）至咸丰元年（1851），潞安知府前后共7人：道光五年六月至道光十五年七月，知府马绍援，任职10年1个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道光十八年三月，知府达镛，任职2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道光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职10年5个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计卓异，赴京由吏部引见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陈维屏护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咸丰元年五月，知府珠陨，在任2年7个月；咸丰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万济堪，在任3个月，期间八月曾拟调袁彦龄，但袁未上任，知府实际还是万济堪担任；咸丰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潞安府7任知府中，均没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经历中，也没有查到任过这一职务的记载。故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徵没有在潞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潞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之事？
显然，在这些疑窦没解开之前，“山西长治说”也不能成立。
六、北京说
最后一说，是“北京说”，这是传统的官方的说法。在《清代宫廷史》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世族之家，属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亲惠徵，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笔帖式，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为官17年，由八品至四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4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后，受咸丰皇帝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了王爷的福晋。另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中说得更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她的父亲惠徵，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传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北京说”为基础，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儿。
近几年，持北京说的学者，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宫档案中，为这一说法找到了新的佐证。
（1）清朝皇帝挑选秀女的名单。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家年满13岁至16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现档案中保存有咸丰五年挑选秀女时，慈禧的妹妹，即醇亲王的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的记录。还有光绪十一年选秀女时，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记录。在这些排单上，都清楚记载着：慈禧的祖辈，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父亲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职做到五品道员，景瑞则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1847）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银两亏空，被革职。吉郎阿的最后官职是刑部员外郎。慈禧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宦之家。
（2）记载惠徵任职年代和生平的有关档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员的“京察册”；有给官员发放银两的“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有任命惠徵职务的有关上谕；还有大臣奏折中对惠徵的评语等。综合这些记载，他们得出慈禧的父亲惠徵的为官经历：道光十一年（1831）前任笔帖式，是负责文字抄写的小官；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仍为笔帖式，任职吏部，并于京察后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至道光十九年时，还在笔帖式任上，为“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调充吏部文选司主事；道光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道光二十九年，京察成绩又被定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荐面见皇帝，奉谕旨，准以道府一级的职务任用，同年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并兼任工部宝源局监督，四月底，外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1852），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国军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连忙把家眷护送至宁国府，自己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一些官员的临阵脱逃，使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查之列，但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从惠徵的仕宦经历，持“北京说”的学者得出明确结论：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之前，惠徵不具备充任道府一级职务的资格。因为按清朝制度，道府级的官员起码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时，才官居八品，10年后，方被谕令准予授任道府级官职，而这年慈禧已经15岁，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从外地收养之说。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道光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直至道光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职，这些都有明确的档案记载，只有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的考核档案暂缺，留下3年“空档”。但是，这3年内，山西潞安知府是达镛，并且达镛一直在任，经考证，这期间惠徵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时，惠徵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也就是说，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3）有关慈禧太后的祖父、外祖父的档案。如官员“履历单”“在京官员俸银册”等，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这个时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说，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职副都统。因归化离北京较远，再加上当时的风俗，慈禧的母亲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慈禧的母亲应当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断定：慈禧的出生地只能是北京。
（4）其他宫廷生活档案。包括记载清帝后每天吃饭情况的“膳食档”、每次看戏情况的“月戏档”、记录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档”等。在这些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慈禧最爱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饽饽”“奶油琪子”“小窝头”，爱喝“荷叶粥”“薏仁米粥”“绿豆粥”等；一生酷爱看的是京戏，就在她去世前一周，还看了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等演的“金钱豹”“艳阳楼”“鹊桥密誓”“伐东吴”等京剧名段。持北京说的学者认为，有人说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说慈禧善唱山西民歌，并都将其作为证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证。但档案比传说可信得多，这只能说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慈禧太后早晚膳单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说目前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唯一遗憾。
根据清朝档案记载，慈禧娘家先后住过三个地方：一是咸丰五年（1855）慈禧的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写的是“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二是咸丰六年“内务府官房租库”的呈稿，写的是咸丰皇帝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北官房一所”赏给惠徵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条；三是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达的上谕：将“方家圆”官房，赏给其胞弟照祥居住，这样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条搬到了方家圆。显然，后两处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说”的学者，参照慈禧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认定：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慈禧胞妹参加选秀女单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但稍一仔细推敲，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经过百年巨变，旧日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现为辟才胡同）已变成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大街，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称“老佛爷”时间背后
慈禧太后，因实际执掌清朝政权47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加上“老佛爷”的称号，更使其增加了几分威严和神秘。所以，慈禧太后为什么被称为“老佛爷”、什么时候开始称她“老佛爷”、是谁最先称她“老佛爷”，以及这背后的政治原因等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但清宫档案证实，过去各种说法均是误说、传说或戏说，与历史的真实相差甚远。
慈禧佛装照
一、种种说法
自清末到现在，对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的原因，说法有多种。
（1）拜佛坐禅说。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以‘老佛爷’。”也就是说，因慈禧太后曾扮观音照过一张很大的相片，悬挂在寝宫之中，从而宫中上下才皆称呼她为“老佛爷”。此说后来曾被清史研究者作为正史经常引用。
（2）有人加号说。也叫作李莲英首称“老佛爷”说，这也是民间流传比较广的说法。其说又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因为有一年北京大旱，慈禧太后与朝廷官员向如来佛祈雨，只三天雨就来了，李莲英便趁机恭维慈禧太后好像佛爷一样灵，此后，“慈禧老佛爷”这个称号便不胫而走，传遍宫廷内外。另一说是光绪初年，慈禧太后想二度垂帘听政，但又担心自己威力不能服众，李莲英看在眼里，便令人在北京万寿寺大雄宝殿后面按照慈禧的模样塑造了一尊佛像，佛像建好后，慈禧太后来到万寿寺，李莲英带头喊了一句“老佛爷到！”其他人员也当即伏地高呼“恭迎老佛爷”，自此，不仅老佛爷的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也心安理得了。
（3）沿蒙古习俗说。清末民初著名文人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4）自加徽号说。蔡东藩在《慈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作老佛爷，或称她作老祖宗”。
（5）帝后徽号说。王浩元在《清宫秘史》中说：“老佛爷三字，乃是满人尊称帝后的徽号。”
以上几种说法，不管是被加称号说还是自加称号说，其共同点是，都认为慈禧太后称老佛爷的时间在光绪年间，最早在光绪初年二次垂帘听政前，最晚在光绪三十年（1904）左右慈禧太后照扮观音相之后，或“折中的一种说法，慈禧六十大寿(即光绪二十年)前后”。不同点则有二：在原因上，一种认为是因慈禧太后信佛或因垂帘听政引起，一种认为是满、蒙族习俗所致；在首倡者是谁上，一种认为是李莲英，一种认为就是慈禧太后自己。
二、升平署档案中的记载
清宫档案中有不少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的记载，如“老佛爷脉案档”“老佛爷漱口方”“老佛爷戏曲档”等，最早记载慈禧太后为老佛爷的档案，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升平署档案”中。
201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升平署档案
升平署是清朝管理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成立于康熙年间，称南府，署址位于南长街南口路西，道光七年(1827)改称升平署，1924年溥仪出宫，升平署随之解散。
当时该署档案流入社会，被学者朱希祖发现后购得，共1803件册。朱先生又将这些档案全部转给北平图书馆。2011年，国家图书馆将这些档案汇编出版，其中包括：恩赏日记档、旨意档、恩赏档、差事档、知会档、日记档、花名档、散角档、分钱档、白米档、库银档、银钱档、颜料纸张档等。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清代帝后们关于戏曲的谕旨；宫中每次排戏、演戏、安排角色的情况；清朝帝后给演戏人员的赏赐情况；升平署人员的招纳裁减、升奖惩处、当值请假及各项钱粮花费等情况。
同治二年升平署档案首次出现称慈禧慈安“二位佛爷”
在升平署档案中，对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称谓记载，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变化。
第一个时间节点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首次出现了“佛爷”的称呼。内容是“恩赏日记档”中，在记载同治皇帝当天的活动和行程时写道，同治皇帝在各处拈香行礼毕，“还养心殿，给二位佛爷行礼”。这里的二位佛爷，是指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出现“佛爷”称呼的同时，单独出现了称“慈安皇太后佛爷”的记载，“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奴才安福谨奏，正月初一元旦节令，佛爷在慈宁宫陛座受贺，奴才安福带领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谨此奏闻”。此档后注：“慈安皇太后佛爷赏安福银四两。”由此看出最早被人称呼“佛爷”的是慈安太后而不是慈禧太后。同治四年的档案，不仅大量出现了称呼慈安、慈禧太后为佛爷的记载，而且开始出现了“东佛爷”“西佛爷”的称谓。档案中写道：“申初二刻十二分戏毕，东佛爷赏李（三德）燕窝鸭子一品、饽饽二碟；西佛爷赏总管、首领果桌品……”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东、西”两个字还分别都用小字做了标注，说明这时称东佛爷、西佛爷还不习惯。
在该年年底的记载中，则同时出现了“两宫佛爷”和没加注的“东佛爷”“西佛爷”称谓，标示着这一称谓的成熟，“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正二刻五分，两宫佛爷同皇上至漱芳斋、百子门，中和乐请，台上迎请开戏：如愿迎新、小妹子……总管、首领、官职太监等给两宫佛爷、皇上辞岁。东佛爷赏总管、首领、官职太监之人十五名，每名荷包一对，五钱重银锞子一个，卷子一条；西佛爷赏总管、首领、官职太监之人十五名，每名荷包一对，五钱重银锞子一个”。
此后一直到同治十二年上半年，升平署的档案中，凡遇有慈安太后、慈禧太后的记载，除少数时候称“皇太后”外，基本都是合称“两宫佛爷”，或分称“东佛爷”“西佛爷”。
第二个时间点在同治十二年（1873）下半年，出现了“老佛爷”的称呼：“九月初一日，奴才韩跪奏，为求恩事。现今升平署人不敷当差，奴才叩恳老佛爷天恩，赏给本署太监学习差事，谨此奏请。”第二次是在同治十三年，明确称呼“东老佛爷”。该年的旨意档记载：“十月二十八日，掌案传旨：内学首领、白兴泰、边得奎，宁寿宫伺候切末戏……东老佛爷有信，中和乐迎请……”
第三个时间点是光绪三年（1877），档案中不仅出现了慈安、慈禧太后并尊“二位老佛爷”的记载，而且以该年为分水岭，之前的档案中，只要是慈安、慈禧太后同时出现，所有记载都是东佛爷在前，西佛爷在后，而从光绪三年末开始，则大多都变成了西佛爷在前，东佛爷在后。
如，光绪三年恩赏日记档记：“十二月初十日，奴才边得奎、内学首领王进喜、陆得喜、张得安、何庆喜、孔得喜恭进老佛爷苏酱、酱油、苏鱼、糖蒜，西佛爷赏总管银四两，首领五名每名银三两，太监银二两；东佛爷赏总管银四两，首领五名每名银三两，太监银二两。”
光绪三年始“西佛爷”在前
光绪五年恩赏日记档记：“八月初四日，奴才边得奎、内学首领何庆喜、王进喜、张得安、陆得喜、孔得福恭进老佛爷苏酱、酱油，西佛爷赏边得奎银四两，内学首领张得安、陆得喜、王进喜、何庆喜、孔得福五名每名银三两；东佛爷赏挑酱银二两。”
光绪六年恩赏日记档记：“十二月初六，奴才边得奎、内学首领何庆喜、张得安、陆得喜、孔得福恭进老佛爷苏酱、酱油、苏鱼、糖蒜，西佛爷赏边得奎银四两，挑钱四吊……东佛爷赏总管边德奎银四两，首领五名银十五两。”
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此后对慈禧太后的记载，基本全称为“老佛爷”。
三、称呼变化背后的政治原因和深意
在慈安、慈禧两太后被称“佛爷”“老佛爷”的三个时间节点上，对应的是发生在清朝宫廷中的三个重要历史事件，而慈禧太后在这三个事件中的博弈过程，正是其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和变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两宫开始垂帘听政，被称“佛爷”。
御赏和同道堂印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的前一天，诏立他唯一的儿子载淳为太子，随后继位。由于载淳年方六岁，不能执政，咸丰皇帝同时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在辅政体制基本确立后，为防止大权旁落，咸丰皇帝又将两枚随身私章“御赏”“同道堂”，分别授给了皇后钮钴禄氏和儿子载淳，以后下达诏谕，必须有这两枚印章作为信符才能生效。但载淳年幼，“同道堂”章便由其亲生母亲慈禧太后保管和代用。有了这两枚印章，两太后就有了参政的权利。起初八大臣势力强大，两太后并未能取得实权，经过“北京政变”，排除了八大臣的阻挠，终于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实现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在垂帘听政之始，两位太后虽然得到了政治权利，但权威还不够，所以没有被称“佛爷”的记载。其后，清廷连续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震动朝野，也使两太后威严大振。
一是整肃军政。同治初年，清朝面临严峻的政治局面。外部英法联军造成的创伤还未完全抚平，国内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官吏拥兵自重，畏缩不前，甚至假冒战功，欺蒙朝廷。两太后掌权后，为明纪立威，首先下令连斩了在对太平天国作战中临阵脱逃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和居功自傲、镇压回民起义不力的兵部侍郎胜保。这一举措，引起朝野巨大震动，使军政为之一肃。二是依靠恭亲王奕调整了军机处、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中枢机构领导班子，放手使用了一批新人，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三是重用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汉族大臣，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进行强力镇压，稳定了清朝摇摇欲坠的政权。四是对西方列强各国采取了妥协合作政策，使中外关系紧张局面出现缓解，给清朝社会发展带来了短暂契机。并从同治元年开始兴起洋务运动，虽然这时中兴局面还没形成，但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政治上的良好开局，使慈禧、慈安两太后逐渐站稳了脚跟，树立起威信，于是，宫中一些特殊的人群，开始给她们送上了更尊崇的称谓——“佛爷”。
第二阶段，同治皇帝亲政，两太后撤帘归政，其称谓由“佛爷”升格为“老佛爷”。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十五日，同治皇帝大婚，标志着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挑政治大梁了。次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举行亲政大典，两太后撤帘归政。
两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历经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这期间，清政府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支持洋务派兴起了洋务运动，使全国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好局面。这时的两宫太后，较当初刚听政时已经大不相同，资历、政绩都有了，威信也更高了。并且按照清宫惯例，撤帘归政后，她们就应离开东、西六宫，搬到专门供去世老皇帝后妃们居住的慈宁宫，去过颐养天年的老人生活了。所以，对她们的称谓也自然而然由“佛爷”上升为“老佛爷”。
第三阶段，光绪皇帝继位，两宫再度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政治地位公开超过慈安太后。
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皇帝去世后，选立年仅4岁的光绪皇帝继位，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同治时期，虽然慈禧太后是皇帝的生母，但同治皇帝亲近的人却是慈安太后，加上恭亲王奕的支持，虽然政事多由慈禧太后拿主意，但政治地位上慈安太后还是高于慈禧太后。
到光绪时期，随着奕的权力被削弱，慈禧太后羽翼丰满，其权势和政治地位已经超过慈安太后。所以档案中的记载逐渐变成西佛爷慈禧太后在前，东佛爷慈安太后在后。光绪七年（1881）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老佛爷”也成了她的专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忘记了慈安太后也曾被称过“佛爷”和“老佛爷”的历史，特别是清末慈禧太后又照了一些佛装照片，所以人们才以为“老佛爷”的称谓一直都是慈禧太后的专享。
归纳档案记载，首先证明的是，过去慈禧太后称“老佛爷”的各种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一是时间不准，慈禧称“老佛爷”的时间，既不是开始于光绪初年二度垂帘听政时，也不是开始于慈禧六十大寿时，更不是开始于光绪三十年左右她照扮观音像之时，而是早在同治二年（1863）两太后垂帘听政不久即被称为“佛爷”，同治十二年撤帘归政不久就升格为“老佛爷”。
同治时期一直是“东佛爷”在前
二是被称为“佛爷”和“老佛爷”的人不仅有慈禧太后，还有慈安太后。并且不论称“佛爷”还是称“老佛爷”，都是慈安太后在先，慈禧太后在后。
三是最早称慈禧老佛爷的人应该不是李莲英。按照同治二年升平署档案中出现佛爷记载时间推算，那个时候，李莲英还没到慈禧太后身边，当时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太监是安德海，同治八年，安德海死后，李莲英才逐渐得宠。
从升平署档案中看到，第一次在奏折中称“佛爷”的是升平署总管太监安福。太监是宫中身份地位极低下的人，但他们又是离皇帝最近的一群人。身份地位的低下，政治环境的优越，二者形成强烈反差，在高高在上的皇帝及其家人面前，他们不得不学会察言观色，阿谀奉迎。面对威信越来越高的两宫太后，既不能叫她们皇帝，也不能用对皇帝的尊称叫她们“万岁爷”，“太后”又只是行政上对每位太后通用的官称，所以，一群机灵又卑微的人率先对慈安、慈禧两位太后使用了一个既神圣又亲切的称谓——“佛爷”。
西太后起居注
赏赐唱戏人员银两单
“佛爷”称谓之所以会最早出现在升平署太监口中，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两宫太后都喜欢看戏，升平署不少太监颇受偏爱和恩宠。两太后不仅每次对他们的赏赐出手阔绰，而且其中的个别人甚至敢在慈禧太后面前挑赏、拒赏。另外，当时宫里还常演一出名叫“佛爷”的戏，所以，这个称谓能从升平署太监口中叫出，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档案中记载的称慈安、慈禧两太后“佛爷”“老佛爷”的三个时间点，正是同治朝和光绪初年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期。这个过程，恰恰是慈禧太后从登上政治舞台，到威信不断提高、地位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这也正是她被称“老佛爷”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深意。
从两件奏折清单谈慈安、慈禧太后陵
清末历史上两位重要的人物——慈安、慈禧东、西两太后，死前曾并坐垂帘听政，死后又并列葬在咸丰皇帝陵以东的普祥峪和菩陀峪，其陵寝富丽堂皇，超祖越制，记载其陵寝兴修过程的档案，详细备至，数量近千。就在这近千件的档案中，有两件尤为引人注目的清单，打开它，能够一览两太后陵寝修建过程的全貌，也能使人从中感悟到当年两位太后的权势及其竞争之烈。
清单，是清代官员上奏本章时随呈的附单。如赋役钱粮清单、地丁田亩清单、雨雪粮价单、官员人名单等。本文所说的这两件清单，分别是光绪八年（1882）东陵工程处奏报的建造两太后陵寝工程中形成的“奏折总目”清单，和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修慈禧太后陵时，会勘大臣载漪等所奏“菩陀峪万年吉地宝城等处各工情形做法分析钱粮数目暨行取物料数目”清单。
1“工程处奏折总目”清单
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钦定自己的“万年吉地”在东陵西隅的平安峪，按照后随帝葬的定制，也就等于同时决定了以后慈安、慈禧两太后陵的总体位置，所以咸丰皇帝驾崩不久，两太后就开始派大臣在咸丰陵附近选勘和规划自己的陵寝。经多次反复勘测，拟改方案，终于在两太后撤帘归政半年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日，两陵分别在普祥峪、菩陀峪同时破土兴工，至光绪五年（1879）九月，全工告竣，历时近10年。在这近10年的施工过程中，从监督大臣的选派到经费的筹拨使用，从地势相度到图形烫样，从所用石料的性能到木料的挽运，事无巨细，均由承修大臣奏请两宫太后钦准。除上谕之外，前后共形成题奏档案409件，其中奏折224件，各种清单137件，附片48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工程处奏折总目”，就是详细记载所有这些奏折、清单、附片目录的总单。
慈安、慈禧两陵工程处形成的奏折总目清单
该清单形成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共76扣，打开有9米多长。与一般清单不同的是，首页并未写清单二字，而是在另粘的黄纸签上直接注明“工程处奏折总目：奏折二百二十四、清单一百三十七、附片四十八”。根据该总目的记载，当时共把这些档案装成了4函，入档范围从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两工程正式开工前，普祥峪工程承修大臣惇亲王奕誴会同菩陀峪工程承修大臣醇亲王奕譞奏请选派监督，颁给关防折（此为第一件）始，至光绪八年九月，陵寝外围工程亦全部竣工，并办理完保固年限移交给马兰镇总兵后，奕譞奏请回缴关防（此为最后一件）止，每一函均以奏报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主要内容有：奏派监督弁兵折、请颁关防折、筹拨经费折、采买架木折、查看石样石性折、工程验收折及工程清单、用款清单、用料清单、地宫券座图式片、明楼等处牌匾字样片等。披览这件清单总目，两太后陵工兴修概貌尽收眼底。
2“菩陀峪万年吉地宝城等处各工情形做法分析钱粮数目暨行取物料数目”清单
两太后陵彻底完工后，全部建筑移交马兰镇总兵看守，同时制定了10年保固章程，并拨银5000两交东陵承办事务衙门收存，作为日常维修经费。光绪七年（1881）三月，慈安太后暴亡，同年九月，入葬普祥峪陵，菩陀峪陵则一直封闭待用。至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兼管菩陀峪陵寝事务护军参领衔掌关防郎中文锦，按照常规进行年检后报称：查菩陀峪万年吉地因连年雨水过大，所有宝顶1座、宝城上沟嘴3座、大殿5间、东西配殿5间，均有渗漏、糟朽、吊落、爆裂、酥碱情形。据此奏报，先是溥龄等前往查看后上了一道奏折：“奴才亲往查看，与该郎中所报均属相符。查此项工程系属万年吉地要工，非别项工程相比，必须赶紧奏请查勘修理，方足以昭慎重而壮观瞻。除东西配殿、东西朝房、神厨库库门、东大库、省牲亭等处系明年方向相宜再请查勘修理外，仅将今年方向相宜应修各处情形敬缮清单恭呈御览。”此折一上，立即引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重视，一些大臣趁机向慈禧太后献殷勤，经几番查勘，层层升级，最后由庆亲王奕劻会同有关大臣上折，将修建仅16年的菩陀峪慈禧陵由最初的维修几乎变成了重修。这件清单，就是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多罗端郡王载漪会同吏部尚书徐桐、承修大臣户部尚书敬信、礼部尚书李鸿藻、庆亲王奕劻等会勘后提出的菩陀峪第一期拟修工程做法、估报工料钱粮数目及需领取的物料数目清单。此后的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载漪又在此基础上几次奏报续估工程及追加需用银两数目，是为这件清单的续单。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请颁发陵寝工程处关防折
继之，该清单对工程需要物料银两逐项进行开列。完成全项工程共需行取物料74种，包括：叶子金49629两，熟红铜258811斤，黄铜87287斤，坎锡5624016斤，黑铅3725755斤，叶铁11694664斤，平铁24711288斤，江米27653石，漆朱155335斤，银朱938158斤，江标朱783143斤，头江土8447158斤，片江土86594斤，见方三寸三分红金139块34贴5张，见方三寸三分黄金285块31贴8张，见方一尺杉木1781184尺，见方二方二尺二寸金砖228块，见方二尺金砖24块，见方一尺七寸金砖196块，四样至七样黄绿色琉璃脊瓦料共74379件等。所有物料共折合银263315884两，再加上工价运脚等银，净估需银597617659两。但这仅是第一期工程估算清单，之后又续估工程并追加经费4次。所以，显然这只是一份保守的估算清单，然而，仅透过这份相当保守的清单，重修后的慈禧太后陵，其富丽堂皇之貌已可窥见一斑。
下面仅就以上两件清单所及，来看看这两次浩大的陵寝工程。
二、两次浩大的工程
1.耗时10年建成的两太后陵
帝王陵寝工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被视为“钦工”“要工”，为修好自己的“万年吉地”，历代帝王不惜抛金撒银，糜帑劳民。慈安、慈禧两太后陵，是清朝历史上兴建的最后两座大规模的皇后陵，它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其他诸陵工程的经验和精华，规制完备，设备合理，建筑恢宏，不仅在清代皇后陵中属于上乘，即便和其他一些皇帝陵相比，除不能突破的规制外，也毫不逊色。两陵工程用时之久，耗费财力之巨，都是屈指可数的。
两陵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有：神道碑亭、神厨库、三孔神路桥、东西朝房、隆恩门、隆恩殿、东西配殿、明楼、方城、宝顶、地宫等。根据“总目清单”第五、第六件，普祥峪陵工承办大臣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会同菩陀峪承办大臣上的奏折记载，两陵主要殿座工程如方城、明楼、宝城等均“依照昭西陵规制”；“琉璃花门仿孝东陵规模”；地宫券座式样参照了慕陵、慕东陵、昌西陵三陵丈尺图说；宫门前桥梁栏杆顶等上面的花样，是经两太后钦准，从其他陵寝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和云龙云凤中选用的云龙云凤图案。至于技术上诸如防水排水等，则总结诸陵的经验教训，地势水道采取了“引水归槽，以顺水势”的做法，并根据两陵中间间隔距离较近，“引线分中，衡度局势，面宽较窄而进深南北有余，遍历周山虽无水源，但雨水汇聚冲决成渠，宽窄浅深行止不准”等问题，特在两陵中间添设“分水霸、马槽沟以制水势”。所以从建制、设计、技术等方面，普祥峪、菩陀峪两陵可谓是集大成的、最为完备的、科学合理的后陵。
(1)用人。两陵从最初勘察设计到最后完工，到底用了多少人工，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一份份奏折做出大略的统计。据同治十二年九月即正式开工一个月后的普祥峪工程经费清单记载，当月从该陵寝工程项下领取经费的在京人员有35人，东陵住班的官役92人，算手1人，样子匠3人，刑书皂役、文武弹压官兵82人，照料看守11人，夫匠1770人，另外还有派出查看桥梁用料的官役人等12人，合计共2006人。若按此推算，两处工程每月用夫匠官役约4000余人，而这尚且不算在外地采运转石、木植等各工人员。浩浩****4000多人马，一干就是10年，工程之宏大可以想见。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请饬户部拨修两太后陵用款折
(2)用时。过去一般的说法是，从同治十二年八月开始，到光绪五年六月两陵工程同时完成，用时6年，而根据“工程处奏折总目”所列清单及现存档案记载，光绪五年仅完成了主体工程，直到光绪八年九月全工才彻底告竣，如果再加上前期的勘察设计等工作，实际两陵工各用时远远超过10年。在此之前，清朝的5座皇后陵，只有顺治皇帝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孝东陵和乾隆皇帝的生母、雍正皇帝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泰东陵营建时间超过了10年。9位皇帝的陵工，也只有乾隆皇帝的裕陵及两度营建的道光皇帝陵用时超过10年。虽然并非用时长工程就必然好，但相对来说，还是能反映出工程的浩大。
(3)用料。据档案记载，两陵所用砖瓦分别产自山东的临清和北京的琉璃厂；所用石料，“豆渣石采自边外鲇鱼关、茅山及头坑、二坑、上关等处，金券、宝床、门、碑、蝠石、五供、阶条石等所用大件青白石，往房山大石窝一带开采”，仅为普祥峪工程，就在大石窝一带同时开挖石塘12处，开采大件青白石180件；所用木料，仅普祥峪陵工就采买架木22652根，其中长6—7丈的桅木12根，长45—6丈的广木140根，长35—6丈的通梢架木10000根，长2丈的短架木12500根；而仅菩陀峪陵就用了柏木桩5115根，柏木丁59465根。至于“殿宇等处需用木料，按照原估，梁柱枋檩等件均用黄松木，伏查此项黄松丈尺大者近年无从购觅，间有丈尺小者仅敷建造朝房、配房、值房以及门窗之用，当经饬商前往天津等处采办，购得外洋所产之楠木代用……现拟将明楼、大殿、配殿、宫门、碑亭、省牲亭、大库等处大件木料均以楠木代用，其余各处仍照原估用黄松木成造”。这次采买的外洋所产楠木，“普祥峪万年吉地所用楠木较少，计每尺连运脚核银二两八钱，较原估内地椭木例价每尺省银七钱九分六厘，通共节省银四万一千九百柒拾两”。按此推算，仅普祥峪陵工就在天津采买楠木52726尺，而菩陀峪所用的还要多。在两陵工程中，唯有此项木植比原计划标准略有降低，这也正是此后慈禧陵重新修建的原因之一。
2.用时14年重修的慈禧陵
在清朝历史上，陵墓未启用先改建的是道光陵，其次是大规模拆建的菩陀峪慈禧陵。如果说道光陵因渗水严重不得不改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慈禧陵的拆修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人为的、层层推波助澜的、献媚慈禧的结果。拆修工程不仅丝毫不比新建时规模小，而且用料之精良，建筑之奢华，远远超过初建。
(1)重修方案的形成。
首次发现并报告菩陀峪慈禧陵有渗漏、酥碱、爆裂等问题的人，是兼管菩陀峪事务护军参领文锦，他提出有问题的地方共5处，即宝顶、宝城上沟嘴、大殿、东西配殿；在核实了文锦的奏报后，提出“必须赶紧奏请查勘修理”的是溥龄，他的奏报中增加了当年相宜修理的琉璃花门、宫门、小碑亭，第二年再相宜修理的东西朝房、神厨库门、东大库、省牲亭等。又根据溥龄的奏折和所列各处情形清单，经勘查提出“各情节情形实系严重”应择其“方向所宜者及早兴修”的是礼部侍郎刚毅。这三次奏折一次比一次将问题说得严重，一次比一次提出要修的地方增多，但是尽管如此，三份奏折中提出唯一需要拆修的地方也只有宝城“东面石沟嘴南起往北第二件伤、第三件伤；西面石沟嘴南起往北第二、第三件共两件俱伤折，均拟拆修”，除此之外，都没有超出维修、抹饰的范畴。而至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颇得慈禧信任的承修大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经一番勘查后，所上奏折中则提出：明楼、方城城身、宝城等处“按原估剔砌补墁恐不足以资巩固……筹思再四，不敢不详细奏明，拟请于明岁开工时特派王大臣一二员，会同原估大臣暨奴才等再行详细查勘，以昭慎重”。此折说明奕劻、荣禄虽然为钦命承修大臣，但此时并不了解慈禧的真实意图是要大修还是一般维修，修的标准低了怕不合慈禧心意，过于奢华又怕承担向社会交代的责任，所以筹思再三，还是请增人再一同勘查，同时还要得到慈禧的明示。正是这份奏折，为大规模拆修埋下了伏笔，因为此折很快得到批复：“宝山寿藏规制崇隆，殿宇城垣，观瞻所系，理应随时修理，以为万年巩固之基。著添派载漪、李鸿藻会同原估大臣徐桐、敬信，承修大臣奕劻、荣禄，恭诣菩陀峪再行逐细复勘，应如何墁筑地基、挑换木石，绘图贴说，详细具奏，各敬慎从事，不准稍有迁就。”也就在光绪皇帝这道上谕的基础上，奕劻等诸大臣十二月十六日的会勘奏折有了根本的改变，奏折称：“碑亭、琉璃花门、宫门、北库房等处均于原勘情形相符，惟原勘大殿五间……应修之处甚多，拟拆修……方城等处复经查出，隧道券砖酥碱，过梁石前后间有渗漏……宝城上压面带荷叶沟石料间有走错，跺口墙……地面间有沉陷，城下衬石多有破碎酥碱，台帮石料走错，均一律拆修，以资巩固……以上各处，臣等公同查勘，均未便稍涉迁就。”这样，原本无问题或间有走错等小问题的工程均变为拆修重做，“一律拆修”成为会勘清单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第一份勘估清单。至此，一个大规模的重修工程方案就正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