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2）

2.弥留之际的权力制衡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弥留之际，他权衡再三，留下遗诏，《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记载了咸丰帝临终遗诏的内容：“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因为载淳年仅6岁，咸丰帝在遗诏中，安排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令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咸丰帝在临终前，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实际由慈禧掌管），并且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须同时印有这两枚御章才可有效。随后，载淳继位，定年号为“祺祥”。

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一安排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符合祖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权。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按照清朝的制度，因皇帝年少而安排顾命大臣是有据可依的，顺治初年有多尔衮、济尔哈朗辅佐政务，康熙初年则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佐在侧，同治帝载淳6岁便登基，安排辅政大臣在侧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母后垂帘听政”在清中前期并无据可依，支持“垂帘听政”的人，引用的无非是汉朝的邓皇后、宋朝的宣仁太后、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等汉家例子，因此，母后不得干政也是情理之中的安排。按咸丰帝的本意，八大臣辅政且要获得两宫太后认可的设计，既可以让权力中枢取得最大共识，有利于清廷政局稳定；也能实现权力间的相互牵制，进而保证皇权永固。但这一安排，隐患颇多。在清朝初年，顾命大臣是带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遗风的，这些顾命大臣往往因为与皇权有冲突，下场很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以来，伴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被逐渐削弱，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八大臣的构成：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为宗室贵族，而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则为军机大臣。到底是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框架下辅政，还是在军机处的框架下辅政？这必然会产生冲突。在具体施政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拟旨时，所发廷寄（清公文名称，清皇帝给地方官员的谕旨）开首语就为“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字寄”，既不是传统的“军机大臣字寄”，也非“赞襄政务王大臣字寄”，这从侧面反映出八大臣施政的困局，既要在军机处的框架下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又要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框架下获得一定的施政自由，可即使是极具政治经验的大臣也很难做到相对平衡。第二，遗诏规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须以“御赏”作为“印起”，以“同道堂”印作为“印讫”，谕旨只有前后同时加了“御赏”与“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这就使皇权的象征始终牢牢掌握在两宫皇太后手中。八大臣有行政之实，却无皇权之名；两宫太后则是有皇权之名，却无行政之实。这样一来，权力的执行与权力的象征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拥有皇权之名的两宫皇太后，想要代为行使皇权之实时，八大辅政大臣必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第三，咸丰帝的遗诏，过于打击近支贵族，道光皇帝的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都被排除在政治决策核心之外。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近臣而获任命，咸丰帝近支却遭排斥，特别是当时的恭亲王奕，才华卓越，刚以《北京条约》换来和局，正以亲王身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望日隆，咸丰帝却没有对他进行妥善安排，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局势。

3.两大政治集团的形成

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之前，曾留下恭亲王奕留守北京，协理政务，同时全权负责向英法联军求和事宜，奕获得名义上的权力。而奕抓住这个机会，在求和过程中，深谙斡旋之道，获得了西方势力的支持。但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未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近臣手中，这些人视奕为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很明显，在咸丰帝逃往热河后，在皇权之下逐步形成了分别以奕、肃顺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

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才能出众，气宇不凡，早年深得道光帝的喜爱，后在道光帝后期的考察中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道光帝最终选择了资质相对平庸的咸丰。咸丰帝即位之初，对奕极力拉拢，遵照道光帝遗命封其为恭亲王，诏恭亲王奕为军机处行走，由其掌管军机处，权倾朝野；后奕因为孝静成皇后（奕生母，奕詝养母）丧仪事件，被逐出军机处，一度赋闲在家。

就在奕被免职的同一年，肃顺被咸丰帝破格提拔，授予大权，由御前侍卫提拔至左都御史、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英法联军来犯，肃顺随咸丰帝以“北狩”为名逃往热河，在咸丰帝弥留之际成为八大辅政大臣之一。肃顺当权之时，以铁腕手段，整饬官场政风，果断处置了戊午科场案、户部铸钱局案、户部银库贪盗案，严惩了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广州将军耆英等贪官污吏，使当时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奕和肃顺的交恶起于户部铸钱局案，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军，清廷连年征战，国库亏空，财政情况恶劣到连军饷都发不下去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咸丰帝采用了两大措施：一是铸大币，用现代话说，就是直接推动通货膨胀。咸丰帝下令，“户部会同工部钱法堂妥速筹办”开铸大钱事宜，命令各铸钱局（相当于现在的印钞厂）铸造新钱。新钱的面值一般都较大，以当时江南的宝苏局为例，这个铸钱局先后铸就了当十大钱、当五十大钱、当百大钱，后来又设立分局，赶铸了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并将大钱运用到粮台（清代行军时在沿途设置的经理军粮的机构）和军队中。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虽然短时间内缓解了财政缺钱的窘境，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大钱滥发，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腐败。很快，民间便拒用这类大钱，大钱的流通趋于停滞。二是收厘金，即征收商业税。为筹措江北大营镇压太平军的军饷，清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方式多样。其一是农田税，按照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抽捐农田税，每亩起捐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其二是对米商征税，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地米行征税，规定每一石米需要捐钱五十文。不久，这种方法推行到里下河沿线各州县米行，并逐渐扩大到其他行业商铺，一律照捐抽厘，约百分之一，之后厘金制度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两项措施的施行，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滋生了腐败的土壤，给了官员可乘之机，他们大肆敛财，中饱私囊。肃顺上任后，以雷霆万钧之态坚决一查到底，结果竟然将包括恭亲王奕在内的大小70多名官员牵连其中。看到这一结果，咸丰帝大为震怒，令肃顺予以严惩。恭亲王奕不得不推出自己的管家做了“替罪羊”才得以免受惩罚，但还是受到咸丰帝的斥责，从此，奕和肃顺结下了血海深仇。

咸丰年间还发生了一场科举舞弊案，这年考生罗鸿祀试图贿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妄图借此考中举人，然而事不如愿最终案发，因该案件发生于戊午年，又被称为“戊午科场案”。在如何处置柏葰的问题上，肃顺和奕所持的立场截然不同：柏葰与奕素有交情，因此在柏葰的问题上，奕争取力保柏葰，而肃顺则铁面无私，按律力争。咸丰皇帝最初念及柏葰过去的功劳，有意从轻发落，肃顺则痛陈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必须严格执法、明正典刑。最后，咸丰帝同意了肃顺的处置方案，将柏葰斩于菜市口，柏葰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因科场舞弊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柏葰的死，又进一步加深了恭亲王奕对肃顺的憎恨。

英法联军侵华，京师陷落，咸丰帝留下奕在北京与外国人斡旋，自己则带着肃顺、端华、载垣等官员亲信外逃热河，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咸丰帝逃往热河前夕，授命恭亲王奕为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并把与英、法等国议和这种被“视为畏途”的苦差事交他办理。这成为奕集团建立起来的契机。在议和过程中，奕推行妥协的方针，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赏识，称他“聪明才达，必有权能”。议和达成后，英法联军撤至天津，暂时解除了对京师的军事威胁，而奕诉也作为封建王朝的“拯救者”而声望日隆，在他周围渐渐聚集起一批亲贵重臣，成为以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核心，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鋆、胜保为骨干的政治势力。咸丰帝留下奕在北京负责与英、法、俄谈判，表面看是“委以重任”，可实际已经将他边缘化，奕需将北京处理各类日常事务一一报往热河，处处都带着“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肃顺等人若在咸丰帝耳边煽风点火，那对奕绝对不是好事，所以，奕多次以“稳定朝局”为由奏请咸丰帝回京，却一再遭到咸丰帝的拒绝。咸丰帝的这种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奕与肃顺之间的矛盾。后咸丰帝崩逝于承德避暑山庄，临终托孤，设立八大辅政大臣。至此，以肃顺、奕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正式形成。

以肃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他们是在咸丰帝周围进行内外决策的重要骨干，是清王朝的实际掌权者。他们的执政方针是：在政治上坚决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内坚决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力举革除弊政，重视人才选用；在对外关系上，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既疑虑惧怕又盲目抵制；同时坚决阻止咸丰帝从热河回北京，坚决反对奕等近亲到热河来看望重病的咸丰帝。而以奕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作为清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议和有功，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日益增大；又据守北京，与清政府在京津一带的武装力量联系紧密，且有兵部侍郎胜保的军队为依靠，基础牢固；奕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事大权在握，位居六部之上。咸丰帝偏居热河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即奕诉在议和中渐揽大权，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团；肃顺则在热河揽权立威，日益骄横，睥睨一切，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愈演愈烈。

4.权力旋涡中心的搏击者慈禧

慈禧，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满族镶蓝旗人，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她于咸丰元年（1851）被选入宫，赐号懿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因生下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皇帝驾崩，其子载淳继位。载淳即位后，尊先皇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慈禧是清朝末年中国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从1861年至1908年，她是清朝的实际统治者。而她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其漫长的政治生涯，走上权力巅峰的起点，就是“辛酉政变”。

慈禧作为一名后宫女子，为什么能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脱颖而出呢？一是基础雄厚。叶赫那拉氏相貌美丽，深受咸丰帝宠爱，并且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她坐上皇太后宝座时，不过二十余岁，精力旺盛，政治资本雄厚。二是聪明能干。咸丰帝逃奔热河后，意志消沉，终日纵情酒色，身体每况愈下，无法批阅奏折，便让懿贵妃批阅奏折，她工于书法，聪明伶俐，很快就掌握方法，处理起政务来得心应手。正是通过这种历练，慈禧逐渐了解了国内外形势，熟悉了清廷的典章制度，了解了大臣的言行品性。三是极具政治头脑。虽是女流之辈，处理起军国大事来，却张弛有度，深得咸丰帝赏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慈禧多次向咸丰皇帝进言，都被采纳。正是以上因素，唤起了慈禧内心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咸丰帝的突然驾崩使热河成为权力争夺的旋涡中心，两宫太后、八大辅政大臣还有远在北京的奕等人，都对权力的巅峰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那慈禧为什么要发动辛酉政变？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八大顾命大臣的直接威胁。肃顺曾建议咸丰皇帝效仿钩弋夫人的故事“杀母立子”，除去叶赫那拉氏以绝后患。咸丰皇帝去世后，“顾命八大臣”开始把持朝政，并不把慈禧及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时发生的两件事加重了叶赫那拉氏的危机感：一件事是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嫔妃在大行皇帝灵前祭奠，但作为同治皇帝生母的叶赫那拉氏并没有在当天晋封，或许是肃顺等人为抑制叶赫那拉氏而有意为之；另一件事是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黜陟刑赏”等事，都要由八大辅政大臣拟定处理意见，太后只有盖章的权力，没有更改内容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赫那拉氏意识到：第一，儿子载淳的皇权可能旁落；第二，自己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钩弋夫人，会被肃顺等人找机会除掉。于是，慈禧太后便频繁联系远在北京的奕、奕譞等人，让他们以奔丧之名赴热河与两宫太后密谋政变之策，而这个举措也得到了奕等人的鼎力支持。二是慈禧太后自身对权力的渴望。慈禧太后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对权贵的耳闻目染，使其深深了解权力的重要性。选秀进宫后，更是凭借其出众的灵气和运气，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慈禧有强烈的权势欲，据《慈禧传信录》记载，早在1856年，咸丰帝“焦忧致疾，遂微倦勤”，慈禧就“窥状渐思盗柄”。其子载淳继位后，慈禧作为皇帝生母，与向不预闻政事的慈安同被尊为皇太后，实际掌握“钤印”的权力。她竭力拉拢慈安太后以共同垂帘听政，以推翻咸丰帝遗命，意欲夺取清廷大权。

5.危机重重下的宫廷政变

八大臣辅政之初，内有两宫太后的掣肘，外有奕、奕譞的牵制，既无皇权之名，却要行政务之实，自然是危机重重。其当政之初，即遇上几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两宫皇太后的地位问题。咸丰帝驾崩后，其皇后钮祜禄氏循例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是先帝的正宫皇后，圣母皇太后是母凭子贵当上皇太后的，也就是新皇帝的生母。按照礼制规定，生母嫡母并尊，但母后皇太后地位应略高于圣母皇太后。这一安排本身是符合祖制的，顺治初年，顺治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端文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康熙初年，康熙帝生母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而顺治帝的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但到了1861年9月，据《清史稿》记载：“上母后皇太后徽号曰慈安，圣母皇太后徽号曰慈禧。”可见，慈禧取得了与慈安一样的地位。本来，八大臣有分化两宫太后的机会，在最开始，八大臣如果支持两宫地位平等，可以拉拢慈禧，或者在最后，八大臣坚持慈安地位高于慈禧，则可以拉拢慈安。然而，八大臣既未拉拢慈禧，也未拉拢慈安，这使得两宫太后最终走向结盟。

第二个是道光帝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奔丧的问题。《清史稿》中记载：“乙巳，免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寻常召”。换言之，顾命八大臣禁止近支王公们给咸丰帝奔丧。从出发点看，这是避免近支贵族与两宫皇太后联手的好办法；但从道义上看，则没有理由可以立足。只要近支贵族强烈要求，这一禁令便很难执行，更不可能因为一纸禁令斩断近支贵族与两宫皇太后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便发生了醇亲王奕譞硬闯梓宫的事件，随后恭亲王奕奏请入谒时，八大臣就无法阻止了。据溥仪回忆：“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有的说是恭亲王化装成萨满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种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的懿旨。总之，“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管八大臣如何防范，两宫太后还是和恭亲王等人结成了同盟。

第三个是拥有皇权之名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向朝廷递交《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奏折称皇帝年幼，无法正常行使职权料理国家大事，请求由皇太后权理朝政，并挑选近支亲王辅政。这一奏折直接冲击了八大臣辅政体制，遭到了八大臣的强烈抵制。据记载，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时，肃顺等大臣“勃然抗论”，一再声明“不能听太后之命”，甚至吓得小皇帝“遗溺后衣”。最后，八大臣负气“不视事”，即八大臣不到职办公，迫使两宫皇太后让步，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辞驳回奏折，并贬了董元醇的官。此次争执，八大臣看似胜利，实则大败。从道义上看，吓哭皇帝，似有逼迫孤儿寡母的嫌疑；从手段上看，以消极怠工为要挟，并没有实质性杀伤力，反而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从结果看，这次争执并没有削弱两宫皇太后的权力，反而进一步确认了两宫皇太后手中皇权的神圣。

八大臣一方明显轻视了反对派的力量。再看看两宫皇太后的策略，她们积极密谋铲除八大臣，拉拢奕譞、奕等王公，同时，积极联系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人。九月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譞任步军统领，奕譞获得部分军权。奕譞因娶慈禧的妹妹为福晋，毫无疑问，将站在两宫皇太后一边。九月二十三日，两宫皇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离开热河，因为下雨，道路泥泞，行进速度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回到京师。抵京后，两宫皇太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见恭亲王奕，商量发动政变事宜。而肃顺、陈孚恩、醇郡王奕譞则在后护送梓宫回京。九月三十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等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连发四道上谕，派奕等讨论“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以擅改谕旨、立阻垂帘罪，解除载垣、端华、肃顺职务，“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政变发生时，肃顺还在返京途中，“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速，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慈禧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重组军机处。慈禧，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以雷霆之势迅速捕杀载垣、端华、肃顺，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五大臣革职治罪。十月初九，载淳在紫禁城太和殿即皇帝位，将载垣等人拟定的年号“祺祥”改为“同治”，史称“辛酉政变”，或称“北京政变”。

为什么辛酉政变能取得成功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八大臣的权力来自已故的咸丰帝，而非来自小皇帝载淳，只要两宫太后打着小皇帝的旗号争夺最高权力，那么八大臣必败无疑。此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人心所向。以肃顺为代表的辅政大臣派，实际上是个松散的团体，肃顺集团不成熟，内部不和谐，党同伐异，而肃顺本人也刚愎自用，四面树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不久，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大臣不顾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与皇帝逃往热河，这在当时的官员和民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反观恭亲王奕一派，在危难之际坐镇北京，与英法联军积极斡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说迫于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但也终于把局势稳定了下来，不至于让局面变得更糟。聪明的后宫派和亲王派有效利用官民的这种情绪，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八大辅政大臣的头上，“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指巴夏礼）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二是实力雄厚。慈禧本人绝非等闲之辈，她工于书法，咸丰帝身体孱弱，在出逃热河期间，咸丰帝时常口授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并且允许懿贵妃发表自己的意见，她野心勃勃，事业心和权力欲极强，美国传教士、史学家亚瑟·H.史密斯曾这样评价她：“身为一个满族女人，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而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皇子，自小聪明伶俐，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虽然道光帝出于自己的考量并没有让他继承大统，但丝毫没有遮挡住他才智的光辉，英法联军侵华，咸丰帝逃往热河，留下奕在北京跟外国人斡旋，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好歹把政局稳定了下来。

三是军事保障。近支王公中，有三位掌握军事重权的关键人物。第一位是奕譞，从身份上来说，他是慈禧太后的妹夫；从官职上来说，奕譞是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着实际的军事权力。同治帝继承大统后不久，要削弱辅政大臣的权力，首先要掌握军权。于是，两宫太后便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军机大臣郑亲王端华，因为端华资质平庸，生性优柔寡断，最好下手。她们在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的兼职太多，需要“减负”，经再三权衡，端华便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奕譞做步军统领。这样，慈禧一方轻易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兵权。第二位是胜保，作为兵部侍郎，他所统率的一支军队，是当时清廷赖以捍卫京师的重要力量。胜保在北京议和前后，与奕、文祥等人关系密切，到辛酉政变时，更是参预机密的关键人物。1861年9月，胜保将所统各军“分布直东要隘，派令文武大员管带驻扎，操防镇抚”，自己则经北京与奕等人密商后前往热河，为政变做准备。第三位是僧格林沁，他在京畿一带拥有重兵，肃顺集团曾经极力拉拢他，但他立场坚定，坚决支持皇帝、皇太后和奕。如此一来，军权就妥妥地掌握在了慈禧和奕他们的手里，为后续发动政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先发制人。从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到他的灵柩运回皇宫，其间共有74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后宫派和亲王派结成联盟，步步为营，运筹帷幄，掌握军权，一步步掌握主动权。后来，又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故意没有随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八大辅政大臣的控制与监视，提前回到皇宫，目的就是利用咸丰皇帝去世，为开展政变做充分准备，两宫太后于9月29日到京，30日发动政变，而咸丰皇帝灵柩在10月3日才到北京，打了八大辅政大臣一个措手不及，掌握了政权。

辛酉政变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殊死斗争，也是对清王朝政治格局、权力分配的一次洗礼。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出现了太后“垂帘”，恭亲王“议政”的新格局，清王朝后期对内及对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慈禧太后以政治新星的身份在清王朝后期崭露头角，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专权统治；而奕一派则一度控制了清王朝的内政和外交实权。同时，以奕为首的洋务派试图“借法自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探索中国的近代化道路。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

第五节

义和团事变的祸首庄亲王载勋

爱新觉罗·载勋，清朝末期大臣，满族人。载勋是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禄的五世孙，第九代庄亲王奕仁的第二个儿子，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封辅国公，在光绪元年（1875）袭封庄亲王。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载勋极力主张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外国势力，以达到废黜光绪皇帝的目的，是义和团事变的“祸首”之一。

1.剿抚不定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是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在积贫积弱的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和清政府的不作为，中国农民拿起武器，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粉碎了西方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义和团运动为何会兴起呢？秋瑾曾在弹词《精卫石》第一回中这样写道：“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骗得那愚夫愚妇来相信，借端便可骗金银。试问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几曾见有个神仙佛救人？昔年什么红灯照，圣母原来妓扮成。什么师兄什么法，反被那洋人杀得没头奔。虚言造语都为假，却不道朝内糊涂信了真。闯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秋瑾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较为独到，她认为义和团运动源自于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等民间的秘密结社，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借助迷信发动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为何此时的农民运动会宣扬“灭洋”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呢？

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众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抗洋运动此起彼伏，而导火索则是发生于山东的“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及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曹州村民打死。德国借此机会出兵，占据中国山东胶州湾和青岛，随后俄军出兵攻占了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了威海和广州湾（即今天的广东湛江），中国境内危机四伏、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国民众纷纷奋起反抗。

当时，在中国的山东，这种矛盾和冲突最为激烈。德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德国在山东境内拥有修筑铁路、采矿、驻兵、海运、交通运输、建厂、外交以及租界内的行政权和经济控制权等多项特权，肆意掠夺民脂民膏、资源矿产，导致山东民众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邢台）的村民与当地的教堂因土地纠纷发生了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邀前往援助，此后赵三多又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9年，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招抚的办法，将其招安并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变为“扶清灭洋”。

后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到任后，改变政策，实行剿抚并用，分化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在重压之下，北上直隶。这一年北方大旱，瘟疫流行，民不聊生，义和团趁机宣传，认为是外国教会所致，当时有揭帖称：“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于是，义和团运动由南向北往京津地区发展，日益兴盛。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了教案，朝廷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镇压，被数千义和团兵在石亭附近设伏击毙，史称“涞水大捷”，朝廷大为震惊。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兵占据了涿州城，时任知州的龚荫培无计可施，只能绝食坐以待毙。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官员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面对日益高涨的义和团运动，清廷剿抚不定。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顺天府尹赵舒翘等赴涿州调查，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此外，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人均主张安抚义和团，以便向洋人开战。在清廷的默许和支持之下，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鼎盛。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又代表了那一时代农民运动的**。据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的记载：“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义和团成员以血肉之躯，冲向持有现代化武器的侵略者，这是何等的悲壮！而这一幕，又多次在义和团运动中重现。时人有电稿记载：“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义和团运动作战不可谓不勇敢，但战况无疑又是极为惨烈的，义和团在作战中损失惨重，但农民阶级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那么，作为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重要代表载勋，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2.成为“祸首”

义和团运动因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兴起。面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民众掀起了义和团运动。然而，正如陈旭麓所分析的那样：“侵略激起了反侵略。前者代表了横暴，后者代表了义愤。然而，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义愤又常常成为新的横暴的导因。这种矛盾决定了近代百年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于这一矛盾，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这样上奏朝廷：“窃此次战事，由于匪徒借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剿匪、救使及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军事既起，各省自应力筹战守。臣等已将防务严密筹备，倘彼族前来侵犯，即当奋力抵拒，不敢稍涉疏虞。”作为东南互保的重要参与者，刘坤一对义和团运动虽无任何好感，但他也在奏折中挑明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借口。

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地利）先后出兵，外部局势日益紧张。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此时，慈禧太后因受洋人的气对列强宣战，并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总结了理由：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则帝国主义国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甚至还恫吓清政府，要求清政府退出大沽炮台。这最终导致了清廷下定决心“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随后，慈禧太后任命载勋和刚毅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的王大臣。载勋对义和团的态度最为积极。载勋在庄亲王府中设立了拳坛，广泛招纳各地的义和团，载勋自己也头裹红巾，穿起短服，俨然一副义和团成员的打扮。载勋对义和团积极到什么程度？有一则趣事，说当时有某个义和团的首领自称是关羽再世，载勋竟然下跪迎接。一时之间，庄亲王府成了义和团灭洋的临时指挥所，各地的义和团成员到达北京后，第一站必是去庄亲王府挂号领取战斗任务。不久，载勋又被任命为京师步军统领，手握兵权，在清廷的要求下，悬赏捕杀洋人。

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疯狂报复，义和团显然不是侵略者的对手，而清廷的军队也难以抵御列强的洋枪洋炮，庄亲王府遭到破坏，大半被毁，只有后院得以存留。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裹挟光绪皇帝一路西逃，载勋随行，任行在查营大臣。在逃亡路上，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直接将义和团定为乱民，转而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清廷为之前的行为辩解：“自此兵端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希望以此为说辞，取得各国的谅解。随后，清廷决定与列强议和。这样，载勋的处境就颇为尴尬了。在《辛丑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列强列出祸首，要求重重惩治。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载：“和约第二次开议，惩办祸首，各公使订期在英馆齐集。……（英使）将单开各员名，及所拟罪名，逐一朗诵，请中国照办。单内人多，难以备录，中如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均请从重论，余以次递减。……越日，各使联衔照会送到，坚执如故，不能丝毫未减。而德使复怂恿其统帅瓦德西，以急下动员令相恫吓。厥后均如来照办理。”第二次议和时，各国大使在英国使馆集聚，列出罪魁祸首单，一一朗读，单子里涉及的人很多，其中庄亲王载勋、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是祸首，必须从重惩处，而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些人都是在这场事变中拥护慈禧太后的重臣，在这场议和中却变成了替罪羊。慈禧本来只是打算革去载勋的爵位，降为平民，由宗人府送往盛京（今辽宁沈阳）圈禁，但最终经不住列强的恫吓，最终决定牺牲载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旨：“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教堂，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以“庇拳启衅”的罪名，赐庄亲王载勋自尽，派葛宝华前往监视。

3.慨然赴死

载勋被削爵后，圈禁于山西蒲州的御史行台。虽然名义上是“戴罪”，但他的侍妾和儿子都陪伴在身边，载勋在住所里的行动也不受约束，实际上就是软禁。葛宝华奉命前来，钦差到站，自然要放炮迎接。在室内的载勋听到炮声，便问身边人：“今天有特别的事情吗？为什么要放炮？”于是随从告诉他，是钦差来了。这时候载勋马上警觉起来，心中已然明了肯定是为自己的事情来的。片刻之后，钦差葛宝华进门登堂，载勋向他询问慈禧太后在陕西的情况，葛宝华不做回答，也不落座，随后走到屋子外面四处巡视张望，他发现御史行台的后面有座古庙，这是执行绞杀载勋任务绝佳的地方，于是他选中了其中的一间空房，并命令左右随从，在屋子的大梁间挂好三尺白绫，然后锁上房门。一切安排妥当，葛宝华这才返回载勋所在的大堂。聪明的载勋其实早已明白，自己已被削去官爵，却有钦差前来探寻，情况必然不同寻常，估计是奉旨要自己命的。进入大堂，葛宝华马上摆出钦差的威势，传令蒲州府的有关官员，即刻派兵前来，以备有变时弹压。随后，葛宝华拿出圣旨，载勋跪地听旨。葛宝华宣旨毕，载勋内心十分复杂，自己戎马半生，对慈禧忠心耿耿，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随即说道：“早在洋人打进北京，行动失败，开始议和时，我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我死了，恐怕老佛爷也活不久了。”接着，载勋要求和家人话别。他嘱咐自己的儿子：“你作为大清的子民，务必要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不要把祖宗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白白送给洋人！”说完，载勋便问：“我要在哪里自尽？”于是葛宝华与随从把他带到古庙中那间备好的空房间内。载勋进入，看见梁间已经挂好了三尺白绫，回头便冷笑着看向葛宝华：“钦差办事可真是周到爽快啊！”说完，载勋慨然赴死，主动上吊。片刻之后，载勋就断气了，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列强肆意欺辱，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华大地以燎原之势兴起，中国农民用自己的方式对屈辱进行抗争；庄亲王载勋以实际行动支持义和团运动开展，打击西方列强。最终，义和团运动失败，载勋也慨然赴死，这位清朝末年的“铁帽子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诠释了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忠诚担当，真正诠释了什么是“铁帽子王”。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庄亲王载勋没有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靠迷信、靠热忱并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时代需要新的书写者，历史需要新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