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永远的王冠（2）

从此以后，胤祥正式成为雍正帝手下的得力干将，全面协助雍正帝治理国家，雍正帝对他也是非常信赖，他的做事能力，对人事的慧眼识别，以及处理事务手段的高明，根本不像一个从来没有从过政的皇子。这也让胤禛更加肯定了他的才能，并且决定继续任用胤祥。康熙末年，清朝内部已经危机四伏，不管是财政、税务、军事、法治，等等，皇帝已经基本失去了控制，处理这一切，也并非只要得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处理好的。胤祥发现，看守国库的人员不确定，存在重大隐患，他认为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应该派遣固定人员进行看守，于是上奏“请将银库、颜料、缎疋三库俱派上三旗官兵看守”，如果看守的官兵五年之内没有出过任何差错，那么就可以得到升迁的机会，如果在看守的过程中出现差错，将依法定罪；并且他认为，国库内的钱粮尤其重要，“若将库官于一年之间，尚未谙练事务，即行更替，不肖官员趁其将满，作弊显然”。他建议不能再延续前朝看守官员一年一换的制度，应该用固定人员进行看守，如果看守人员履职尽责就留任，否则将会被治罪。由此看来，胤祥确实是户部的得力干将，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国家财政亏空扭转之后，胤祥又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的负担、安抚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上奏减轻浙江、江西等地的浮粮，这在康熙时期就有人上奏提出过，但是并未被采纳。雍正帝认为这是“体皇考爱民恤下之心，佐朕减赋赐租之政”，命“岁减江南正额，苏州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浙江之嘉兴、湖州，江西之南昌，亦次第剪除。通计岁减六十一万两有余。直省正供递行豁免者，亦数百万”。成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让胤祥得到了民众的拥戴，所以胤祥去世后，民间十五省为其造祠祭祀，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胤祥开始掌管水利营田事务。历朝历代的水利营田都是国之重任，非有能力的人不能胜任，自元代初兴之时，对水利营田等事宜就已经争论不止，明代的徐贞明治理营田水利半途而废，引得后人议论纷纷。而胤祥作为雍正最为信任的人，这项重要的任务便托付给了他，再加上胤祥尽职尽责的办事态度，他很快便胜任了这项工作。他制定了水利和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经过各个季节的实地考察，他精心制定计划，疏通河道，筑堤置闸，开引河，开挖入海直河，到区域田土疆界，开挖沟渠，由此营田水利府在他的帮助下成立，直接将河流划分为四个部门管辖，胤祥多次到访指导，亲自到直隶东、南、西三面千里之外，花费数月时间考察，不辞劳苦，亲自勘察地形，并绘制出清晰的图纸，“穷原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画”，雍正帝对胤祥的亲力亲为极为认可。

在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后，胤祥还向当地的百姓请教，发现直隶水系在天津入海，从北面白河、南面卫河、淀河处径流，并且横跨十多个州县，是很多水系的储水之地。由于各淀多年以来堆积淤泥，使得水道变窄，不能储存过多河水，一旦该流域水流暴涨，便会形成洪灾，于是胤祥提出想要治理直隶之水必须先治理途径的各个水淀，疏通水淀，广引河水，从而让水系的脉络疏通，“四面开渠，中穿沟洫”。胤祥在治理水利的过程中不盲目轻信过去的经验，能够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对京城水利的有效管理，雍正帝嘉许胤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同时，胤祥认为，居民完全可以合理利用好这些水资源，所以，他在治理水涝灾害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水利营田。在管理水利营田的当月，胤祥请求在天津京南霸州、任邱等地设营田专官，进行营田专项治理，修筑河流和田野，开垦万里荒地，鼓励农民耕作。除此之外，南方农民也被他雇来教授如何种植水稻，洪水相对减少。在同一时期，胤祥还到四处走访，“江南水道，自河淮而外，多致浅塞”，他了解到江南雨水丰盈，但是每到雨季都会出现河水泛滥的现象，于是他奏请雍正，请求疏浚江南水利。此次虽然他没有亲自去治理，但是依然根据亲历水利人员的调查报告进行指导，最后也取得了成效，南方十多州县河流疏浚，都是水利灌溉的结果。遇到旱涝灾害时，也对灾民采取相应减免措施，宣布被灾“十分者着免七分，九分者着免六分，八分者着免四分，七分者着免二分，六分者着免一分”。此举更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这是民众喜爱胤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兴修水利取得明显成效之后，他还采取了很多利民的举措，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他提出，在播种高粱、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同时，那些零散的土地也不应该荒废，可以种植水果、发展林木。沼泽水池等地方可以种植莲藕、养殖鱼虾等，并让当地的官员对这些种植和养殖的农户实施奖励。直隶等水利营田建成之后，胤祥发现很多北方居民不喜欢食用稻米，于是他上疏“请发银采买米石，使得卖米价银，以买小米高粱”，以符合全国百姓的生活习惯。这也大大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通过胤祥一系列的治理方案，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七年（1729）三年时间内，国内总共治理营田6000多顷，并且粮食连年大丰收，“每亩可收稻谷五、六、七石不等”，国库粮仓以及百姓的物质生活一度达到温饱，出现歌舞升平的景象，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百姓生活衣食丰足，雍正帝于每年秋冬“发帑收籴，民获厚利，向所称淤莱沮洳之乡，率富完安乐豳吹蜡鼓相闻，可谓极一时之盛”。

胤祥去世以后，国内马上出现了“司局者无所承禀，令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为举废”的现象，雍正八年（1730）七月，雍正帝发出无奈感慨：“北堤河工水势漫溢若此，总之吾弟怡贤亲王仙逝，遂至筹画多疏、防护鲜术，朕虽宵旰焦劳，而办理无人将奈之何？”国内的水利营田事业随着胤祥的去世而落入低谷。

胤祥任职总理事务大臣以后，还着手操办康熙及孝恭仁皇后的丧葬事宜，他对于西北军事也出谋划策，对于外国传教士事务亲力亲为。雍正三年末，雍正解散了会考府、撤掉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胤祥除了要处理以上的事务以外，还要总管圆明园的八旗禁军，操办胤禛藩邸、陵寝等相关事宜，还要严格办理军需。雍正七年（1729）六月，设立了军需房，可以说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了对付准噶尔所设立，作战期间，胤祥在军需房负责管理相关事务，有力配合了战争，并且调配有方。

当时数额巨大的军需皆出自胤祥之手，并且毫无半点差错，雍正帝在誓师大会上曾说过：“怡亲王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办理甚属妥协，如蒙上天默佑，即奏凯歌，伊等之功不小。”胤祥在筹办军需的同时还参与了用兵的谋划，胤祥有相当高的军事才能，雍正帝称颂胤祥：“少称神勇，留意兵戎帷幄运筹，计周万里。”《八旗通志·初集》也说他“洞属机宜，远近险易，了若指掌”。在军事谋划方面，他的很多军事妙计都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许，雍正帝本来策划两路大军在阿尔泰集结，第二年奔赴厄尔其斯，胤祥否定了他的方案，提出去阿尔泰和厄尔其斯应该一气呵成，以避免军粮物资浪费。雍正帝认为，如果一气呵成抵达了厄尔其斯可以趁机收获敌人的粮食，但是胤祥认为敌人即使有耕种，粮食也未必会留给我军，于是他提出应自带种子，到后种植，以待来年收粮。雍正帝认为胤祥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于是紧急派兵部署。

他还承担了许多职责，比如审判雍正帝临时移交的案件等非常繁多的事务。他处理的大型案件非常多，当得知大案牵扯人很多时，他尤其注重以理服人，反对行刑逼供，“听讼之道，求诸词色以察情伪。设诚以待之，据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情者。惟大猾狡狯，不得已而施之敲搒。若概用重刑，锻炼成狱，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折狱之未免有冤抑也”。胤祥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进行大案的审理，确保证据充足，只有在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审讯的犯人还狡猾申辩、拒不认罪，才会用刑。这一做法也得到了雍正帝的肯定，他认为胤祥仁心宽厚，“本怀总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国家受滥刑之议”，命其他各官员皆以胤祥为榜样。

胤祥和胤禛这样的兄弟之情在封建帝王之间是非常罕见的，后人经常用“棠棣之情”来形容他们。

3.为国举贤，选贤任能

胤祥在举荐人才方面也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举荐人才从国家社稷大局出发，不拘一格，不以满汉区分，不以政治恩怨为界限，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地为国家着想。尤其是雍正初年，胤祥曾向雍正帝推荐了非常多年轻位卑却才华横溢的官员，这些人日后大多得到重用，如山西巡抚石麟、福建总督刘世明、福建巡抚赵国麟、陕西总督查郎阿，等等。他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雍正帝继位为新君，急需政治洗牌，培养自己的亲信大臣；另一方面，这些人也确有其才，可以担当大任，他们成为雍正王朝到乾隆初年整个国家官僚系统的中坚力量，积极落实和贯彻了雍正帝诸多铁腕改革政策。

还有一个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雍正帝近臣李卫，他也是因为胤祥的极力举荐才被雍正皇帝所熟知的。历史上的李卫出身富庶乡绅之家，但其本人文化程度不高，靠着“捐官”当了个国子监生。如果没有胤祥的发现，李卫可能永远只是个小官。怡亲王胤祥以李卫“才品俱优，可当大任”，向雍正皇帝力荐，授直隶驿传道。在此前，雍正皇帝并不知晓李卫的姓名，然而怡亲王是雍正帝最信任的人，也正是因为他的力荐，李卫才能崭露头角，实现自己安邦定国的理想。雍正元年（1723），李卫应诏入见，特改授云南盐驿道。从此，李卫作为雍正皇帝宠信的心腹之臣，惊世才华得以全面施展。

在武官方面，胤祥力挺岳钟琪和年羹尧，认为他们是难得的良将。岳钟琪也确实没有给胤祥丢脸，为大清朝立下了赫赫战功。雍正帝起用年羹尧主持青海战事时，隆科多从中作梗，阻挠年羹尧获胜。胤祥为此事特地向雍正帝奏言，曰：“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雍正帝听取了他的奏请，此后不许隆科多从中掣肘，青海才得以平定，边界获得安宁。

川陕总督是康熙年间就定下专门为八旗子弟设置的职位。岳钟琪作为汉人，获得此官职招来很多人的不满与嫉妒，弹劾岳钟琪的人不胜枚举。《上谕档》（手抄本）中写道：“又如岳钟琪乃不世出之名臣，而蔡珽等蓄意排陷，指为年羹尧之党，屡在朕前奏其不可信。而王（指怡亲王）恳切陈奏，谓岳钟琪才识兼备，赤心为国，必无负恩忘义之事，愿以身家性命保之。”

此外，在宗室方面，雍正帝对康熙末年参与争储的众兄弟以及皇族宗室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尽管这是政治需要，但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以至于后人评价他“刻薄寡恩”。为弥补这一缺憾，胤祥举荐了爱新觉罗·允礼，这样雍正帝在宗室中又多了一个亲信的兄弟，不仅有利于改变他在兄弟问题上的刻薄形象，更为雍正帝增添了一位得力干将。

允礼本为允禩同党，雍正皇帝命其看守皇陵。胤祥为此特地上奏雍正帝：“十七弟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希望雍正帝给以重用，雍正帝听从了十三弟的意见，晋封允礼为果郡王，并且让他管理理藩院。雍正帝发现允礼办事非常有一套，对其非常赞赏，又晋其为亲王，命其管工部事，总理户部三库。后来，允礼奉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回西藏，沿途检阅各省驻防及绿营兵；还京，办理苗疆事务。此时允礼在朝廷上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大臣，成了雍正帝的干将。乾隆帝即位，命他总理事务，解宗令，管理刑部；不久，乾隆帝赐其亲王双俸，宴见免叩拜。允礼曾秘密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粮、芦课、学租、杂税，雍正帝允准，因而获“秉性忠直”“存心宽厚”之赞誉，著有《春和堂集》《工程做法》等书。胤祥举荐的这些人才，让雍正朝的各种新政能够贯彻到底，落实到位。可以说，这些人才是胤祥去世后，留给雍正朝的“一笔巨大遗产”。

4.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作为一名皇子，胤祥接受着严苛的皇室教育。皇子们每天的上课时间比之今天的高考生也毫不逊色，他们每天清晨四点就要进入上书房（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在乾清门内东侧的廊房），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下课。一到“校”就要开始“早读”，就是复习之前学过的经书，或者对当天需要上课的内容进行预习。虽然是皇子，但是对于读书这件事，他们丝毫不敢怠慢，因为除了上书房的老师，皇帝也会随时抽查。一旦发现任何问题，遭殃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从六岁开始，他们便开始入学就读。至于“毕业”的年龄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要求，有些皇子读书甚至要读到三十岁左右。

胤祥也过着这样的生活，接受着满、汉、蒙三种文化的熏陶，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在这样的环境中，胤祥的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他喜爱收集字画、古籍和鉴赏珍玩。他的书法甚至得到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认可，可惜的是，现在留存较少，无论是书画作品还是诗词歌赋都没能流传下来。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雍正帝和胤祥的儿子弘晓收藏的少数作品。雍正帝在《交辉园遗稿》上题词：“朕弟怡贤亲王，天资高卓，颖悟绝伦。如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一经肄习，无不精妙入神，为人所莫及。（略）而王自谦学力不充，总未存稿。是以王仙逝后，邸中竟无留存者。”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是他们的普遍心态，但是胤祥却从未存稿，可见他淡泊名利的性格。

他不在意自己可以为后世留下什么东西，也不在乎能不能青史留名，他更关注的是当下，能不能为清朝、雍正帝干一些实事。这大概也是他甘心隐藏在幕后为雍正帝出谋划策的原因吧。胤祥对权力抓得非常紧，但那是出于政令通达的考虑，和雄主明君喜欢自己掌权一样无可厚非，不过从他数次推辞赏赐来看，不难发现他看待富贵荣华十分通透，可谓富而不贪，懂得节制。这从另一件事情也可看出。帝王贵族生前都要为自己选定一块建坟安葬的“吉地”，胤祥曾经奉旨到泰宁山为皇帝勘选陵址。雍正帝对选定的“上吉之壤”非常满意，认为胤祥立有首功，就把万年吉地附近的一块“中吉”之地赐给他。胤祥听后，惊慌失措，非常惶恐地辞谢，说这等吉地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能受用。雍正为此多次与胤祥沟通，胤祥仍然推辞。

后来，胤祥在六十里以外的涞水县境内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地，认为这才与自己的身份相配，并奏请皇帝赏给自己。随后，胤祥生病了，仍担心皇帝不收回“吉地”的成命，再三奏请。雍正帝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胤祥接到圣旨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天就派遣侍卫前往涞水取土。几天后侍卫回来，将土呈胤祥查看。胤祥竟迫不及待地取了一小块，手捧着吞到肚子里，口中还念念有词道：“这样的话，则臣心安而子孙蒙福了。”此事在《清世宗实录》《钦定八旗通志》以及《内务府档案》中都有记载，可见历史上曾有过这一出“怡亲王吞土”的场景。

5.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为了抬高胤祥生母章佳氏的地位，抚慰胤祥，雍正帝下旨将敏妃家合族人等由包衣拨出编一佐领，追赠其为皇考皇贵妃（连升两级），并且开了妃子从葬帝陵的先例，将章佳氏迁葬于景陵。

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胤祥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在腿部生了一种毒疮，并且“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水”。康熙帝也曾在回复胤祉奏折当中询问：“胤祥疮如何了？看起来并不好啊？”，表示关心慰问。胤禛也曾为胤祥遍访名医，并交代总督鄂尔泰“若知有精于医理之人，可资送来京，以为调摄颐养之助”。胤祥的病时好时坏，直到雍正二年（1724）也没有完全康复。按照现在的医理看，胤祥在康熙年间得的可能是鹤膝风，也可能是风湿或骨结核。之后虽经过调养，但身体状况已经变差。雍正帝曾对年羹尧说：“王（胤祥）今春夏只觉瘦弱。”由此可见，胤祥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

雍正帝即位后，胤祥承揽了相当多的政务，和辞谢各种恩赏时表现出的谨小慎微不同，胤祥在接受皇帝交给的政务时抱有一种毫不推卸、竭力而为的态度，这和他本人极强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分不开的。雍正四年（1726），胤祥生了一场重病，四个月间断断续续不能痊愈，雍正帝担忧之下甚至出内帑于宫中设谯为胤祥的病祈祷，但胤祥却丝毫没有闲着，四月份上旬忙着州府重新划分、官兵管理以及云南盐务事宜，四月中旬和五月亲自去勘探河道，六月份研究将附近省份粮食调往福建以济民，清查当地亏空（这之后就开海禁了），七月份又出京，上奏如何新开河道，安排河工。

雍正七年（1729）秋冬，由于长年的积劳成疾加上沉疴，胤祥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雍正帝下令太医院使刘声芳任户部侍郎，目的在于让他在胤祥身边为其随时诊疗病情。可胤祥依旧日夜操劳，甚至还亲自和高其倬等一起翻山越岭，往来审视，由于怕烦扰百姓，胤祥甚至常至昏夜始进一餐，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愈发加重了他的病势。

胤祥的儿子弘晓（后承袭怡亲王爵）曾回忆：自己于晨昏定省之时，常见父亲将“军国重务”带回家料理，“手不停批”。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得胤祥的健康每况愈下，此时胤祥不但腿疾不见好转，同时又患上了其他病症，经常咳嗽且几个月不见好转。

雍正八年（1730）五月，积劳成疾的胤祥病逝；配享太庙，上谥号为“贤”，另赐有匾额“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冠于谥前。将其名“允祥”的“允”字改回“胤”字，这成为有清一代臣子中不避皇帝讳的唯一事例。雍正帝称赞他为：“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雍正帝为君，给胤祥的宠荣无以复加；胤祥为臣，对胤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四节

乾隆为睿亲王平反

细数世界上规模最大以及保存最为完备的皇室家谱，不得不提起清代的《清玉牒》。其中不仅记录了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辈分规定，子孙的繁衍情况，家风习俗，同时也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的规章制度、人文风景、铭文珍宝、人族户籍、人口繁衍等。辽宁档案馆总共收录了清代顺治至光绪各朝26次修缮的玉牒一共有1133册，收录较为全面。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红曾对《清实录》做出这样的评价：“在《清玉牒》编修的序章里，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哪些罪责族人不可以入玉牒，《清实录》之中对该情况也描述得非常详细。”而多尔衮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清朝的早期玉牒之中却看不到多尔衮的踪迹，这样集权力与荣誉于一身的皇叔父摄政王，去世之后却不能纳入玉牒当中。但是，翻看100多年后的《清玉牒》，又突现了多尔衮的名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多尔衮的生平说起。

1.为政举措

多尔衮的前半生过得还算是相当的顺风顺水，他有着多重身份，他是努尔哈赤疼爱的幼子，是清太宗的弟弟，同样他也是顺治初期清朝的统治者。顺治继位之时，尚且年幼，因此，多尔衮辅佐幼帝，然而实权真正掌握在他的手里，在当时他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先后被封为摄政王、叔父及皇父摄政王。

在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兵进入北京城。

在清军抵达北京之后，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歧，主要的矛盾点在于：是否要将首都从沈阳迁到北京。此时的阿济格极力反对迁都，而多尔衮则对迁都之事大力支持。为首的反对派阿济格认为清军入关太快，并且粮食生产供给不足，因此在此时迁都是不明智之举。但是以多尔衮为首的入关派则认为，入关是一种战略布局，可以弹压中原，雄霸九州，同时更加有利于日后的出关。多尔衮将各方意见统一，终于于顺治元年，决定迁都北京紫禁城。

在政治制度上，多尔衮并没有废除明朝现有的制度，而是延续明朝制度，依然将六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多尔衮任命满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同时废除了贝勒亲自处理部事的权力制度。后来，多尔衮开始重用汉人，并且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人官员。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多尔衮保留历代政治制度中好的做法，保留了原有的督查院和六科十三道，并且鼓励官员直言纳谏。

可以说，这样的中央政治制度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情的，既保留了满族特有的制度，保证了满蒙贵族的特权，引进议政王大臣会议，控制了内阁的权力，又保证了皇权的自主性，是明智之举。

同时，作为满人，多尔衮并没有极度蔑视汉人官员，而是加以重用。尤其是在清初，满人刚入关，百废待兴，多尔衮下令戒饬官吏，广纳贤人，并且设立了大学士，重用汉官，范文程、陈之遴等人，继续尽上一朝代明朝内阁的职分。在设立军机处之前，多尔衮依旧采用明代的“拟票”制度，利用内阁替皇帝批答官员的奏折，先将写好的辞书写在票签上，让皇帝进行裁决。“拟票”制度虽然在后来被废弃，但是绝不能忽视它对朝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虽然多尔衮在战场上杀伐果断，但是也关爱百姓，受到老百姓爱戴。顺治元年，多尔衮进京，进入京城后，他下令减轻百姓税收负担。令曰：“明朝实行三饷制度有极大的弊端：在辽饷之外，还有练饷，几倍加派，近来十多年，甚至二十年，这个制度都造成民不聊生，朝不保夕。从今天起，除了正常纳税之外，其他的税都予以减免，如果有官吏违背政策，查明之后定罪。”这对于经历长时间战乱的百姓而言，无疑是最好的安慰；也减轻了百姓对于满人统治的厌恶感，于是，北方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了。

但是，所谓的“轻徭薄赋”，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口号而已。实际上，在多尔衮执政时期，国家财政处于一种超负荷的状态，即使层层地搜刮民脂民膏，依然不够使用。据顺治九年财政统计：每年财政收入1485.9万余两，出数1573.4万余两，不敷银87.5万余两。为了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顺治帝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以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顺治十年，顺治帝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下令：百姓愿意耕种，但是因为财力不足的，官府可以提供耕牛以及种子，如在三年之内还清，这块地就永远是他的产业了；对于从事过抗清运动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者，也“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另外，顺治还调动各地乡绅大户投入到屯田垦荒的运动中来。这样，兴屯垦荒政策大范围推行，对于清朝开国时农业的恢复、税收的增加，其好处是实在的，清朝中央政府在事实上收到了“不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的效果。

自从明朝祸乱以来，百姓们相互状告，这种行为相互伤害并且败坏风俗，因此，多尔衮入京后颁布命令：从现在起，凡是在顺治五月初二天亮之前，不管以前犯下了多大的罪全部都免罪，有违背过诉讼的人，因其所状告的罪状，惩戒自己。争夺田地、结婚以及斗殴等小事，只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就可以，重大案件经过安抚结案，只要不是机密的案件，没有允许不可以越级诉讼，如果控告、诬陷良民被发现则罪加一等。

2.死后掘尸

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死后掘其尸体主要是因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因为顺治帝的额娘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感情令顺治极度不满吗？这件事得从多尔衮的谋逆案说起。多尔衮失去最爱的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后，十分悲痛，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他带人围猎，由于身体不济，不幸坠马，不久便过世了。多尔衮过世之初，顺治十分悲恸，为了追思多尔衮，顺治皇帝给了众多赏赐及封号，且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但是，仅数月，苏克萨哈便向顺治帝进言，说多尔衮早有谋逆之心，在多尔衮的陪葬品里居然有龙袍。顺治帝大怒，不但收回了一切封号，还将多尔衮从玉牒除名。这就是多尔衮谋逆案。

3.乾隆平反

在后期的《清玉牒》中记录了多尔衮的两大历史罪状：第一大罪状是霸王专权、私自制作皇帝龙服、私自收取皇家珠宝；第二大罪状是由于想要篡位，多尔衮隐瞒顺治皇帝，想要率领两固山旗兵马驻守永平府，想要占领东北到北京的交通要道。由于以上原因，清政府才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而最为微妙的是，《清玉牒》中记录的皇家族谱并没有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的记载，多尔衮仍被称为“太祖第十四子和硕墨勒根亲王”，也并没有将他从宗室族谱中剔除。

康熙时期，多尔衮的名字才开始从玉牒中消失。康熙九年编纂的《列祖子孙宗室竖格玉牒》中，已经找不到多尔衮的相关记载了。从康熙帝到雍正帝这段时间，多尔衮的皇族地位皆不被清朝皇室宗族承认，皇族族谱《清玉牒》编写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世在了解清朝历史的时候能够清晰了解当时的宗室成员如何降罪，因此，记载了从皇室直系宗室降为旁系宗室如何量刑，以及罪罚轻重，并对实施惩罚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从这个角度来看，族谱的编纂不无道理。

乾隆皇帝则决定为多尔衮平反，这时恰巧在编订开国功臣列传，于是在朝廷编纂玉牒时，乾隆帝命人对多尔衮黜宗室后复入宗室的情况做了说明。《列祖子孙宗室竖格玉牒》序言记载了乾隆皇帝恢复多尔衮宗室身份的缘由和经过。乾隆帝在阅读祖宗实录的时候，感念历代祖先创业艰难，对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削夺爵位的皇族成员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乾隆帝历数了多尔衮的功绩，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想起睿亲王多尔衮在开国之时，首先统领众人，清除残留贼人势力，肃清宫禁，分别派遣诸王，追击歼灭流寇，安抚边境，不久就迎接世祖乘车入都，定国开基，以形成统一的大业，立了大功”。

接下来，乾隆帝对多尔衮的获罪和削爵做了分析和判断，将责任推到苏克萨哈等一干大臣身上，替曾祖父顺治皇帝惩治多尔衮申辩解释，“但是因为摄政有年，不要擅自作威作福，诸王大臣不免担心而嫉妒。结果死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陷，授款于其属人，首告诬以谋逆，经诸王定罪除封”。他认为顺治帝当时尚年幼，没有亲政，由诸王给多尔衮定罪除封，是在皇权失控时做出的决定。在乾隆皇帝看来，多尔衮的被罢黜是顺治朝王公贵族嫉贤妒能、争权夺利造成的一起冤案。乾隆皇帝认为多尔衮立了大功，而且多尔衮手中掌握兵权，如果有谋权篡位之心，又有什么办不到的呢？何必在身后殓葬时才僭用龙服呢？因此，他下诏书还多尔衮摄政王的封号，并且追谥曰“忠”，配享太庙，重修陵墓，如同亲王一般。由于多尔衮并没有子嗣，因此让多铎之子多尔博承继为嗣。在多尔衮被削爵后，多尔博回归原宗，如今乾隆皇帝下诏仍令多尔博一支承继多尔衮的香火，承袭其爵位。在多尔衮被罢黜一百余年后，乾隆皇帝为其平反昭雪，洗清罪名，使其能够重新归宗。

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平反昭雪时，提及“朕自临御以来，间日恭阅列祖列宗实录一册，因得知祖宗创业艰难……”。“列祖列宗实录”指的是《清实录》，它是清王朝一部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主要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及皇帝的一些礼仪性活动等内容。乾隆皇帝所阅读的与多尔衮有关的应是顺治朝的《清实录》。顺治朝《清实录》对多尔衮由荣至衰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多尔衮由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到死后被撤出庙享，开除宗室，《清实录》中记载的这段历史是比较完整的，为后世了解评论清初的是非曲直提供了比较翔实的史料。

《清实录》是清王朝的重要档案，记录了清朝历代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清实录》中详细记录下了皇帝的一言一行。根据《清实录》记载可知，顺治皇帝在6岁时就已经登基，当时皇帝尚且年幼，此时皇权多由摄政王多尔衮代为掌管，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的统治者。从顺治八年将多尔衮开除宗室，到乾隆四十三年又恢复多尔衮宗室地位，已经历四代皇帝，后人再来评价清初那一段历史唯有以档案为依据。乾隆皇帝以《清实录》为依据，经过多方的考察和分析，对多尔衮的是非功过给予客观的评价，不断地思考之后，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在具体的平反细节中，他承认多尔衮在率诸王入都北京，并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壮举中功不可没。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偶然注意到多尔衮的坟冢年久失修，并且没有人打理，便令内务府修缮，并准其近支祭扫。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决定为多尔衮平反。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乾隆帝至少冷静思考了5年以上的时间才对多尔衮进行平反，并不是意气用事。乾隆皇帝以他的阅历和眼光，对多尔衮做出正确的评价，肯定了多尔衮在清朝初年统一中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定这是诸王嫉妒报复多尔衮，于是果断为其平反昭雪。

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千古美名。乾隆四十三年，盛世当头，百姓们居安所，享乐业，国家繁荣昌盛，在乾隆皇帝看来他已经将清朝带入了开国盛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觉得自己需要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来点缀自己创下的盛世功劳，同时显示自己爱民如子。乾隆皇帝想做一个仁政爱民的明君，也想做好爱新觉罗家的当家人。他不光要得到民心，还要得到宗族的支持，这样他的皇权才能更加稳固。

乾隆皇帝不仅帮助多尔衮平反，还帮助了之前被雍正帝打压削爵的很多宗室，比如多铎、豪格、允禩等人，恢复他们的亲王地位。总体来看，多尔衮被掘坟鞭尸是历史使然，而被平反也是历史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从单方面看待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虑。乾隆皇帝不是一位简单发善心的皇帝，他希望历史上可以留下他的丰功伟绩，被人歌颂万年，这样才不辜负自己“十全老人”的美?誉。

(1)（清）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校：《八旗通志》卷129，《宗室王公列传一》，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5页。

(2)《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20，“和硕怡贤亲王祭文”，《钦定四库全书》，第7页。

(3)《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条，《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