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顺治——百战安天下（2）
3.摄政叔王铁血独裁
多尔衮在宣誓就任辅政王后，取消了八旗贝勒共议军国大事的制度，而由两位辅政叔王裁决，多尔衮逐渐排挤济尔哈朗，开始独揽大权。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实际上，多尔衮已然是首席辅政王，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有了这样的身份和实权，多尔衮进一步排除异己，几次三番斥责支持豪格的济尔哈朗，后干脆罢其摄政辅政，定悖乱罪名，降为郡王。他还分化两黄旗，严厉打击豪格，以报争位之仇。
这样仅仅用了5年时间，多尔衮完全做到了一人独大，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并以顺治帝的名义一再上尊号：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并按照帝王礼制为多尔衮记《摄政王起居注》。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多尔衮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请求免去他在御前行跪拜之礼。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顺治帝再下诏“皇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真正成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皇帝。随着多尔衮地位愈加尊崇，对待政敌的手段愈加严苛，权倾朝野，铲除异己也势必引起越来越多的非议和各种猜测。
多尔衮出任摄政王实际掌权的7年间，势焰熏天，世人皆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幼帝，可谓集最高权力于一身。立国行政上，他承继父兄创业的遗产，在用人方面，沿用了明朝的旧制，重开科举，整饬吏治；面对开国之初百业凋敝的状态，多尔衮力主革除弊政，保障了清初社会秩序的安定。他把“三院八衙门”作为中央机构。“三院八衙门”是皇太极一手创建的。三院指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八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又重用汉人，增设六部汉人尚书，如清初的范文程、洪承畴、陈名夏等都是朝廷重臣。顺治元年（1644），顺治帝福临下诏书，广用汉人，开科取士。此政策一出，天下士子深以为意，争相而去，连多尔衮都叹为观止：“可谓多人！”清廷任用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加强了统治力量。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还亲自给孔子定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并到孔庙拜谒。这种做法更加迎合了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但是由他实施的三大恶政——圈地法（纵马圈占良田）、逃人法（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疆）、薙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过于严酷，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清朝前期社会的动**。
4.塞外行猎坠马早逝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清军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实际统治者多尔衮因病逝世于喀喇城，享年38岁。
多尔衮本年纪不大，身体却一直不太好，患有风疾（即高血压）、心脏病。由于他连年征战，驰骋疆场，政务又繁重，紧张工作，加上他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沉迷女色，纵欲无度，致使病情日益加重。顺治二年，多尔衮自感身体不佳，他说：“今国家多事之时……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年齿渐增，每遇冗杂无间之事，心辄燥懑。去岁乍抵燕京，水土不调，为疾颇剧，今差健胜，然亦未尽愈也。”多尔衮显然身患多疾，许多事情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下令以后奏章简明扼要，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为由（实际上因心脑血管一类的疾病引起心情焦躁不安），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外出围猎。本想骑马射猎散散心、解解闷，但时值初冬，塞外气候寒冷，又骑马追猎，对他的心脑血管疾病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他很可能是疾病突然发作，从马上摔下来，把膝盖跌伤，只是“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虽然认为此种处置方式不妥，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多尔衮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治疗；反而继续骑马追猎一只老虎。“时王创甚，勉发三矢，度不自支”，回到喀喇城。同年十二月初九夜，多尔衮勉强吩咐了后事，竟然一命呜呼。
多尔衮的死讯是五日后传回京城的，这个消息令满朝震惊，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又过四天，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福临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更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去迎接。顺治帝福临以子礼跪迎，并且连跪三次，亲举爵祭奠。顺治帝下发《摄政王多尔衮薨逝诏书》，肯定其功劳，称其“至德丰公”，后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元妃为“义皇后”。
然而，死后被追尊为皇帝的多尔衮身后哀荣还没享受几天就出问题了。多尔衮的死对于顺治帝福临和被压制日久的两黄旗大臣来说是苦尽甘来。因为摄政以来，多尔衮对少年皇帝福临无视僭越，独断专行，福临早就受够气了；阿济格在多尔衮死后图谋不轨，试图抢班夺权，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临终前，“召英王语后事，外莫得闻”。此时多铎已死，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心腹，可能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筹谋，要他继承自己的地位。因此，阿济格积极运作。当多尔衮死时，阿济格姗姗来迟，“旋即归帐”，晚上“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无心关注丧事。阿济格在多尔衮去世当晚“即遣三百骑驰入京”，意图不言自明。但是，大学士刚林“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入京，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俄三百骑至，皆哀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然后“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将他逮捕问罪，这样就砍掉了白旗多尔衮一派剩下的唯一臂膀。紧接着，顺治八年（1651）二月，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尔惠揭发多尔衮“谋篡大位”，接着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及内大臣等揭发说：“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
后来，福临正式公布多尔衮罪状，共九大罪名，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当时有外国传教士记载，当顺治帝“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过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显赫辉煌一时的睿亲王府沦为废园，多尔衮的亲信被大批处死或贬革。
120多年以后，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狱，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第四节
济尔哈朗南定湖广，勒克德浑**平余孽
1.济尔哈朗南定湖广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的猝死引发了为争夺皇位而剑拔弩张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济尔哈朗也参与了此次议立新君一事。
济尔哈朗系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侄子，属镶蓝旗，天命年间被封为贝勒，后来其兄镶蓝旗旗主阿敏因获罪于皇太极被革爵幽禁，旗主也由济尔哈朗继承。皇太极驾崩后，多尔衮提议立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年仅6岁的福临为帝，并提出由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得到了王公及大臣的认同。济尔哈朗成为清朝的辅政王，然而由于多尔衮的独断专行和几多排挤，随着顺治皇帝在盛京登基，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实际上，睿亲王多尔衮是首席辅政王，济尔哈朗没有什么实权。济尔哈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多尔衮的陪衬而已，更深知多尔衮风头正盛，所以甘居下游，韬光养晦，以保全自己。
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向山海关进发，准备杀入中原；后在距山海关外十里西河边，打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同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劲旅杀入山海关。九月，济尔哈朗负责护送在盛京的顺治皇帝福临迁都北京。福临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后，晋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
顺治四年（1647），多尔衮以济尔哈朗在营造自己的王府时擅立铜狮、铜龟、铜鹤并超面积建筑办公殿堂为由交部议罪。结果，济尔哈朗被免去辅政的职务，罚银两千。顺治五年（1648）三月，屯齐、尚善、屯齐喀告济尔哈朗在皇太极崩逝后，不出来揭发整黄旗、镶黄旗的大臣私下谋立肃亲王豪格为帝，却站到豪格那边，同意豪格继统，应当处以死刑。多尔衮知道此事后，将豪格押入大牢，济尔哈朗为此受到牵连，被降为多罗郡王。很快，顺治皇帝又恢复了他的封爵，并封他为定远大将军，令他率军攻打湖南、广西等地。济尔哈朗领命后率大军出征。在南下的过程中，济尔哈朗率军镇压了山东曹县的起义军，并抓获了起义军的首领。
顺治六年（1649）正月，济尔哈朗率领清军进发湖南，走安陆府渡口，直抵长沙，打败了湖南总督何腾蛟。接着，济尔哈朗又分兵六路，分别进攻永兴、辰州、宝庆、宣庆、靖州、衡州，并命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前锋，率军一直杀到道州，平定了广西。
2.勒克德浑**平余孽
勒克德浑的父亲是礼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廉。萨哈廉骁勇善战而且智谋过人，他不仅敏达明理，通晓满、汉、蒙古文，掌管礼部多年，而且积极建言献策，忠心耿耿地辅佐皇太极开创帝业，深得皇太极的信任。这些对少年时期的勒克德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小就向往父辈们决战沙场，建功立业的人生。
然而，1636年对于尚且年少的勒克德浑是一个分水岭，他心中的英雄、父亲萨哈廉去世，勒克德浑只能与兄长阿达礼相依为命。萨哈廉深受皇太极的恩遇与爱重，病中多次受到清太宗的慰问。后来，清太宗还多次亲自看望萨哈廉，为之病情伤心落泪。萨哈廉去世后，清太宗不仅亲自前往凭吊，还在灵堂恸哭四次，并罢膳辍朝三日。很可能是爱屋及乌，所以勒克德浑并没有因父亲的病逝而备受冷落，相反，他在年轻一代的贵族中迅速崛起。
正当勒克德浑踌躇满志，想大展拳脚时，厄运来临了。1643年，清太宗驾崩，皇室又开始了一场围绕权力的你争我夺。这次斗争中，阿达礼由于公开宣称拥护多尔衮称帝而被各方谴责，不久被爷爷代善抓起来；后为平衡各方利益竟被以扰乱国政的罪名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硕托。勒克德浑也由此被牵连，被削夺爵位逐出皇室，贬为豪格旗下的庶民。多尔衮这招丢卒保帅，使勒克德浑远离了权力争斗的核心，也使他日后免受牵连并受到了重用。
顺治元年（1644），清军大举入关，多尔衮的势力日趋壮大，成为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这时他想起了因他而被贬的勒克德浑，于是他恢复了勒克德浑的皇室身份，并且册封他为多罗贝勒。不难看出，这既是多尔衮对勒克德浑的笼络，也是对阿达礼的补偿，最主要的是向王公诸臣展示多尔衮已然有统揽全局的权势和地位。
1645年，勒克德浑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接替多铎驻扎江宁。在与南明的战斗中，勒克德浑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成为令人瞩目的巴图鲁。
当时南明鲁王朱以海占据浙东一带，在群臣的拥立下于绍兴立国，他的军事力量在钱塘江以南的沿江地带构筑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使清军难以进犯。
此时南明大学士马士英与总兵方国安领兵渡过了钱塘江进攻杭州。勒克德浑在江宁得知后立即遣兵奔赴杭州解围，马士英与方国安看清军势大，立刻退兵撤回钱塘江。马士英与方国安撤退后又分别攻占了杭州西南方的余杭、富阳两地。
勒克德浑于是派兵攻击余杭、富阳两地的南明军，两军合营在杭州城三十里外。清军攻势凌厉，锐不可当，马士英与方国安大败。正当清军庆功之时，马士英与方国安又率兵渡江包围了杭州城，结果还是被清兵所败，溺死者不计其数。
正当勒克德浑在江浙战场上旗开得胜的时候，清军在中部的湖广战场上却频频告急。十一月，南明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所任命的湖广总督何腾蛟招纳了原李自成的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刘体纯等人，进入湖广战场，对清军占领下的军事重镇荆州、武昌发动进攻，使湖广战场上的清军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
西南危急，十二月，多尔衮急调勒克德浑移军驰援湖广战场，于是勒克德浑亲率满蒙精锐，与镇国将军巩阿岱一起，从江宁逆江而上，支援武昌。
顺治三年（1646）正月，勒克德浑率军抵近武昌，对南明军展开了全面进攻。他运筹帷幄、指挥得力，首先派遣护军统领博尔辉督军进击岳州解围，自己率主力前往荆州。博尔辉首战于临湘，歼灭敌军千余人，随后进抵岳州，击退了南明军的围城部队，明将黑运昌率200艘战舰投降。
与此同时，勒克德浑的主力进至石首，碰巧南明军渡江进犯荆州。勒克德浑不动声色，悄悄派出了尚书觉罗郎球等人带领一部人马渡过南岸，等到明军渡河一半的时候，突然水陆夹击同时猛攻，大败明军，消灭了这一支明军的援军，之后大军水陆并进，乘夜疾驰，向荆州奔去，第二天凌晨兵临城下。由于清军行动迅速诡秘，驻扎在城外的明军竟然毫无察觉。到了晚上，觉罗郎球等人将明军在江中的战舰尽数夺走；之后又指挥八旗铁骑分两翼杀入明军主营，明军与大顺军猝不及防，被清军打得一败涂地，战线全面崩溃，伤亡十分惨重。
勒克德浑又命巴布泰等人率军乘胜追击，明军虽然败退，可是依然奋战如前。自安远、南漳、喜峰山、关王岭至襄阳等地，与清军多次遭遇战。不过，大势已去，明军战败连连，主力损失殆尽。最后，无奈之中义军将领李孜（李自成弟）、田见秀、张耐、吴汝义等带着残部5000余人，前往彝陵投降勒克德浑。于是清军获得牛、马等牲畜12000余头，掠夺人口和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到此，轰轰烈烈的大顺军就被勒克德浑给剿灭了。
由于勒克德浑迅速处理了清军在湖广战场上的危机，为清朝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多尔衮下令让他班师回江宁，并赐以黄金百两、白银两千两。
顺治五年（1648）九月，勒克德浑因战功晋封为顺承郡王。
这时，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由于获得了张献忠部将李定国等人的支持，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反清力量。在李定国与南明名将何腾蛟的指挥下，南明军队从广西挥师北上，迅速攻下了湖南大部，而在汉水流域的大顺军的残部也伺机而动，向清军展开了攻势，攻打湖广的清军。济尔哈朗与勒克德浑督兵出征湖广，铲除当地的抗清势力。
顺治六年（1649）初，勒克德浑率大军**，直捣湘潭，南明军队与大顺军望风而逃，莫敢与之争锋，纷纷败退回广西境内，何腾蛟战败被擒。
勒克德浑平定湖广后，又挥师南下，移师进入广西，进攻广西北部重镇全州。这时，集结在广西北部的南明军队向清军发动了反攻，意图阻挡清军的进一步南下。但此时的清军锐不可当，勒克德浑接连两次击败了明军的进攻，之后又智夺永安关，驱逐了地方武装，攻占了道州。
顺治七年（1650），勒克德浑班师还朝，再次受嘉奖，获赏黄金五十两、白银五千两。
顺治八年（1651），勒克德浑奉命掌管刑部事务。勒克德浑战功赫赫，但是由于顺治与多尔衮的矛盾尖锐，勒克德浑作为公认的睿亲王党在这以后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没有很大提高，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顺治九年（1652），勒克德浑去世。和他的父亲萨哈廉一样英年早逝，勒克德浑没能有更好的发展，是代善一门的不幸，爱新觉罗家族也丧失了难得的人才，康熙追谥为“恭惠”。
第五节
多铎北定蒙古苏尼特部
顺治三年（1646），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又名腾吉思）等叛清，率部北投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合兵三万迎之，并掠夺蒙古巴林部。顺治帝命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前去征讨，六月，清军师至噶尔察克山，侦察到滕机思等屯于衮噶噜台。多铎率蒙古郡王满珠习礼、副都统明安达礼追击至欧克特山。腾机思迎战，清军大破之，斩杀其台吉毛害，迫其余部渡过土拉河（今蒙古乌兰巴托以西）。清军再次追击，缴获其人丁、辎重、牲畜十余万。八月，清军渡过土拉河，击败其盟军士谢图汗部兵2万，再败硕雷汗兵3万，皆斩获无数，遂班师回京。
多尔衮亲自出边迎接，礼节格外隆重。
顺治四年（1647）七月，多尔衮以多铎功勋卓著，晋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协助多尔衮处理国政。
顺治六年（1649）三月八日，多铎出天花病死。顺治九年（1652），因受其兄多尔衮罪牵连追降为郡王。康熙十年（1671）追谥曰“通”。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追复豫亲王，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命以豫亲王爵世袭罔替，为清初八个铁帽子王之一。
第六节
硕塞大同平叛，讨伐姜瓖
硕塞，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顺治元年（1644），封多罗承泽郡，骁勇善战，曾跟随多铎率军西征，当时李自成据潼关，硕塞随多铎进攻陕州，击败李自成部将张有增、刘方亮，李自成亲自迎战，亦被其击破。随后，硕塞向南进兵，击破明福王朱由崧，由于战功卓著，被赐团龙纱衣一袭，金二千，银二万。后又跟从多铎征喀尔喀，随阿济格守大同。顺治五年（1648），硕塞统领军队剿灭了天津土寇，随后又与济尔哈朗驻防大同。尔后，姜瓖叛清，困蒙古兵于代州，硕塞奉命领军前往救援。他派军攻城，遂解代州之围。
顺治六年（1649），硕塞再次奉命率军讨伐姜瓖。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大败姜瓖于得胜路。顺治皇帝为表彰硕塞功绩，晋封他为承泽亲王。谕曰：“博洛、尼堪、硕塞皆不当在贵宠之列。兹以太祖孙故，加赐王爵。其班次、俸禄不得与和硕亲王等。”这场能够写进硕塞功劳簿第一条的平定姜瓖之乱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足以让硕塞挣下一个铁帽子王呢？
1.开篇大幕
山西省的反清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叛变揭开序幕的。姜瓖，陕西延川人，初仕明朝，拜镇朔将军、大同总兵官。顺治元年（1644）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归降大顺政权。同年五月，李自成败出北京，姜瓖生变。他再次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向英亲王阿济格投降归顺。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因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的明朝宗室“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摄政王多尔衮恩威并施，一面让他继续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同年十月，姜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部队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甚是卖力。没想到第二年七月他被宣入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旨意进行质询，指责他于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为王，这显然不是什么小罪。姜瓖心里叫屈，那是因为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抵，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把大同拱手献给了清朝，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接着又在镇压大顺起义军中格外卖力，现在不但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忌打压，这叫他如何不怨。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用山西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加剧了官民矛盾和满汉冲突。
顺治四年（1647）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看似恩遇，实则为人质。姜瓖接到兵部传旨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作乱侵犯。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阿济格、博洛、硕塞等大将率领八旗军驻防大同，名义上是备御漠北喀尔喀蒙古部族的侵扰，实则准备对怀有二心的姜瓖动手。姜瓖也早对清朝统治者尊满抑汉的政策心怀不满，而促使姜瓖叛清反正，与当时骤然而起的“反正”潮是密不可分的。当时，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等四五十员将领于南昌举兵反正抗清，归附南明永历朝廷；清都督同知陈友龙在靖州起兵反清，相继收复湘西、湘南30多城；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举广东反正，得到广东十府七十余州县群起响应；清甘州总兵丁国栋与副将米喇印两位回族将领于兰州起兵反清，得到嘉峪关内外回民的云集响应，关中大震。这股强劲的反正风将姜瓖的心也给吹动了。于是，姜瓖主动派人秘密进入北京，同联结山东义军反清的原明降将刘泽清沟通，表示愿意一同起事反清。清军平定山东叛乱后，得知刘泽清串联义军之事，遂捕杀之。刘泽清起义之事败露，姜瓖得知遽然心生慌乱。姜瓖判断八旗精锐云集大同于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急如星火地奉命征集粮草，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便乘耿焞等人出城验粮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举起了反清的大旗。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很快到达大同城下。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晋西北一带，原来在明朝时期荒废的边关，姜瓖重新利用起来，还提拔了一些将领，委以重任，加强山西周边的戒备。
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姜瓖一伙人设立伪机构，“造反”人数达28万人之多。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起义军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挨京畿，形势的风云突变对刚刚入关的清朝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南明朝廷控制的地区遥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不顺。许多南明史料对于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几乎只字不提，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姜瓖起事以后，清朝统治者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劝说姜瓖回心转意，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对姜瓖进行劝降。他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前往大同是为解决北方蒙古问题，并不针对山西，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朝廷的意图，给彼此和解的机会，接着宣布，若姜瓖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硕塞等人重兵“协防”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起兵反正之前既已遭到朝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招降置之不理。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定武力解决。他派尼堪等先统兵入山西，多尔衮则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多尔衮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自己的同母胞弟多铎染上天花，病入膏肓。多尔衮无暇战事，火速赶回北京，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他在谕旨中说：“如果别人来招降你，你可以不给面子，但是今天我屈尊来劝降你，你可要归顺呀，如果归顺了，不计前嫌，以往的罪责一律赦免，如果不归顺，恐怕你就没有后路了，想你这样反复无常之人，天下还有谁会相信你呢？”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有大功，并且“未有毫发之罪”，然而不仅未有封赏，还牵连跟随他降清的百姓流离失所，遭到满洲贵族的欺压，妇孺皆惨遭屠戮。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绝不束手就擒。自进入山海关以来，执掌清朝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庶务丛集，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没断过；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竟然也有反清的举动。爱新觉罗家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顺治六年（1649）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的助马路（今山西大同新荣区郭家窑乡助马堡）、得胜路（今山西大同新荣区堡子湾乡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但是局势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尽管清军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硕塞等部屯兵于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星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
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唯有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山西临汾）几座孤城，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陕西起义军也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器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州）、平（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无论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就在这个月里，义军占领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抚祝世昌报告：“四月十三日，贼众至汾州府，……贼众兵寡，退而守城，则城关大开，合城喊起，郑名标率军民割辫。”清分守冀南道许养高领着永宁知州，平遥、介休二县知县，以及汾州营参将等人仓皇逃往平阳。《五台县志》记：“顺治五年冬，姜瓖踞大同，送伪劄于台人，率众攻城。时有刘永忠等至忻州，拥众至台，不啻十余?万。”
晋东南的长治地区也全部易帜，反清义军在占领晋西北、晋南大片地区后，会同晋中、晋东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权：四月二十六日，起义军占领祁县，二十八日接管武乡，同日“沁州伪官请本州乡绅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诣关圣庙共议战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员一名。又称贼头赏军，每丁五钱，用银五万，未曾赏遍（可见参与沁州起义的当在十万人以上）。其中贼丁抢掠者枭首一十三名，当时严肃。凡有投营，即赐伪职”；二十九日，占领榆社县；五月初一日，进入清源县，清太原驻防满军曾一度来援，见兵势浩大，被迫带着知县携印退回省城；初二日，义军占领徐沟；初五日，“西路贼大营由清源县拥众北来，至太原县境晋祠，离省城四十余里；又据报东路贼由徐沟犯省”。当时，清政府驻守太原的兵力相当有限。一旦太原失守，不仅政治影响极大，清廷在山西设置的政权还将几乎全部瓦解。何况，山西的抗清运动很快波及邻省，如山西起义军魏世骏等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河南，接管武安、林县、涉县，甚至任命知县、守备等文武官员。
2.围剿大同
多尔衮知战懂兵，他深谙局势的险恶，所以没有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山，使姜瓖同其他各部连成一片，只好从京师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精锐投入山西战场。除了阿济格、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被调往山西驰援作战的有博洛、硕塞、满达海、瓦克达等。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所以才将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已病死，豪格也已经罪废幽禁，济尔哈朗则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硕塞等大将在山西战场上都是直接上前线的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顺治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然收复了，但是没有收复的还很多，如果这时候退兵，恐怕敌军乘虚而入，所以还应该留守。多尔衮无奈勉强同意。
3.大同之屠
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但多尔衮担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战局，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多尔衮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反清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内弹尽粮绝，军民死伤惨重。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临阵倒戈，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随后，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其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次日，清军入城。除随杨振威投降的二十三员官兵的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
在这前后，满达海军攻克朔州、马邑等处，明宁武总兵刘伟等投降。博洛军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等地。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户部侍郎额色带领满汉兵渡过黄河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等处，义军首领白璋在荣河阵亡。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南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绅士唯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十月初四日，满达海的军队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初十日占领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长治）。十一月，博洛率领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击败反清义师，义军部院陈杜、监军道何守忠、守将张斗光等被擒杀。这时，山西大势已定，多尔衮才决定命令诸王统军回京，只留下瓦克达继续清剿山西各地的义军。十二月，陕西清军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榆林义军，杀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首领人物。吴三桂平定该地后，分兵渡河进攻山西偏关，义军总兵贺国柱见大势已去，为清军充当内应，义军总督万链自焚而死。
顺治八年（1651），硕塞因军功卓著，被顺治帝晋封为和硕承泽亲王，掌管兵部及宗人府。顺治十一年（1654），硕塞因病去世，其子博果铎承袭王位。
(1)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520页。
(2)《辽海丛书·沈馆录》卷7，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条，《丛书集成初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2页上。
(3)《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
(4)《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第94页。
(5)《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第98页。
(6)《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第94页。
(7)《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马绍愉、陈洪范致吴三桂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本，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