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顺治——百战安天下（1）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溘然长逝于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宫清宁宫。据《清史稿》记载：“是夕，亥时，无疾崩。”一国之主皇太极毫无预兆的暴逝显然给发展壮大中的大清国和诸王大臣打了个措手不及。五天后，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勋贵大臣齐聚崇政殿，筹划谋立新君。此情此景在代善、多尔衮、济尔哈朗等王公们看来，和十七年前努尔哈赤崩逝后的一幕何其相似，那就是汗位（皇位）继承的棘手问题。此时最有希望和呼声最高的继位人选当属拥有两黄旗支持的豪格和多尔衮。当然，元老级代表礼亲王代善理论上也不是没有资格一争高下。但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何况还有其他蠢蠢欲动的三虎，等等，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1)。遏必隆、图尔格等又“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夺位大战一触即发。无论是哪一方强行登位，黄白四旗必然火拼，胜负先且不论，这些八旗中的精英将士定会大量倒在血泊之中，到时候八旗铁骑元气大伤，数十年来清朝两代人拼死搏杀、戎马生涯换来的有利局面就会土崩瓦解，如此高昂的代价谁能承担？剑拔弩张的僵局在聪慧过人的睿亲王多尔衮的倡议下终得缓解，各方斟酌妥协的结果：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济尔哈朗共同辅理国政。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八，摄政王多尔衮亲率大军攻明，欲图问鼎中原，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

此时的八旗军队，连年征战，训练有素，擅长骑射，屡败明军，士气高涨，是一支威力强大的强兵劲旅，要想进入关内与无数“英雄”一争天下，是有一定资本的。但是，能否夺取最后的胜利，一统天下，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现在横亘在满洲贵族王公们面前的，仍有许多艰难险阻。随着明崇祯帝吊死于煤山，衰落腐朽的朱明王朝早已失去竞争的资格，而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大顺、大西政权，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正如日中天的农民军已然上升为清军的主要对手，他们南征北伐十余年，猛将如云，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就是在李自成、张献忠败给清军壮烈牺牲后，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仍然高举抗清大旗，坚持斗争，给清王朝带来严重的威胁。除此以外，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的朱明遗室、官绅、将领在清军入关后，纷纷起兵，先后拥立明朝宗室称王称帝，与清军对抗，史称南明政权。更为麻烦的还有影响更大的郑成功的长期抗清斗争。这些成为冲龄继位的少年天子顺治帝和他的王公大臣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第一节

一门三代拥立之功

清朝初年，爱新觉罗家族为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勋的“八大世袭罔替铁帽子王”之中，礼亲王代善一门是最显赫的，因为代善祖孙三代就占了3个，即代善首封的礼亲王，其长子岳托首封的克勤郡王，其孙勒克德浑首封的顺承郡王。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荣耀。清太宗皇太极及其子顺治帝福临之所以能够顺利登上大位，离不开代善一门祖孙三代的力捧“拥戴”，可谓功勋卓著。

努尔哈赤的突然离世，谁是继位新汗成为当时后金最瞩目的焦点。按照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大贝勒共同治国的方针政策，新任汗王不是由汗父选定，而是由八大贝勒推举贤者承继为君。这样一来，当时的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还有各旗主贝勒、执政贝勒，都有机会成为新的后金之主。到底谁能脱颖而出，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大汗呢？这个继承人既可以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考量，推贤能有为之主，也有可能从当时各个贝勒个人利益出发，比如拥戴本旗旗主等。诸王贝勒中以代善年长，其资历威望皆高，自然成为诸王首领。大小贝勒都对空缺的汗位虎视眈眈，觊觎不已。然而，最有可能成为汗位继承人者无疑是代善和皇太极两个人。

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次子，母亲为努尔哈赤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青少年起就与兄长褚英、叔叔舒尔哈齐统兵出征，骁勇善战，大败乌拉部，建立殊勋。此后多次率军出征，功勋卓著，深得其父倚重，尤其在其兄褚英被废黜死后，曾被立为“太子”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使后来因故被废，还是位列四大贝勒之首，仍是汗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最大之人，负责处理军政要务，亲领正红、镶红两旗旗主。同时，代善一门子侄辈出，皆是能征善战之人。当然，与之相比，四贝勒皇太极也不逊色，他青年时代就随父出征，每每疆场御敌，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像萨尔浒大战、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都是独当一面的将领，功劳无人出其右，可谓智勇双全。他还精通文史，能文能武，又深谙治国安邦之策和制衡权术之道，正白旗旗主，手下皆八旗子弟中的精锐。代善虽然战功赫赫，为人持重敦厚，但在文韬武略、治国才能上却不及皇太极。代善为人持重明理，胸怀大局，他从爱新觉罗家族利益出发考虑，自知才能、魄力与皇太极相差甚远，只有皇太极继位才可能使当时的后金励精图治、克服困难，革除弊政、发展壮大。在此关键时刻，与皇太极关系匪浅的代善的儿子岳托、萨哈廉兄弟向其父代善进言：“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应速即大位。”代善本无意与皇太极争位，他马上说道：“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代善随即将此意思分别向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传达并征求意见，取得一致见解后，代善立即召集诸王贝勒开会，宣布岳托等人提出的议案，众贝勒一致表示议案通过。在代善提议下，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份劝进书，请皇太极即汗位时，皇太极却表示推辞“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诸兄而嗣位，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东华录》）皇太极果真不想登大位吗？当然不是，他是汗位的积极争夺者，否则也不会和代善、阿敏等几大贝勒处心积虑地迫使当时的大福晋，即多尔衮三兄弟的母亲阿巴亥殉葬。他当然也不是认为自己能力不够，他只是顾虑到自己继位的种种困难，战功赫赫、势力不容小觑的诸王贝勒能否真心拥戴。关键时刻，代善和他的子侄一再拥请，皇太极方接受请求，继位为汗。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身着盛装，率诸王大臣祭堂焚香，向天跪拜立誓，皇太极登基继位，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后金新一代领袖。

十年后，皇太极受满蒙王公及汉官拥立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设立“铁帽子王”。为了酬赏代善一门拥立之功，皇太极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其子岳托和萨哈廉分别被封为和硕成亲王和颖亲王。这就是代善一门三位“铁帽子王”的由来。

再说说和硕成亲王岳托，在努尔哈赤的孙子辈的宗室子弟中是一个木秀于林的人中翘楚，富有远见、头脑清醒。他自小与皇太极关系密切，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之事上更是不遗余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皇太极继位后，地位尚不稳固，国家权力实际分散在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三大贝勒手中，岳托又积极协助皇太极加强皇权，打击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因此，岳托深受皇太极器重，是皇太极的心腹之臣。此外，他还能征善战、功勋卓著。后来，随着皇太极地位的逐渐稳固，因为岳托性情耿直、“恃功傲主”等过失被皇太极定了五宗罪，更因抛弓事件被褫夺亲王称号，相继贬至贝勒贝子。后来，岳托再次出征攻明，因天花病逝军中；皇太极念其功绩，追封克勤郡王。

代善第三子萨哈廉是代善一门所出的另一个“铁帽子王”，其为人“明达聪敏，通晓满汉文字”。《清史稿》评价他说，“凡一切皇猷，大有赞助”。这主要指他和岳托对皇太极的“拥戴”。萨哈廉一生追随皇太极，是爱新觉罗家族大业的忠诚拥护者和开创者之一，为完成统一大业，竭尽所能，甘洒热血。他第一个站出来拥立皇太极继承汗位，并尽心辅佐。为了巩固皇太极的皇位，当他看到三大贝勒有的竟敢于向君主挑战，他勇于出头，与其兄长岳托多次建议皇太极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抑制八旗旗主的权力，加强皇权统治。正因为如此，萨哈廉与岳托同样受到皇太极的恩遇和器重。后来皇太极设六部，萨哈廉被任命为礼部主管，掌管国家礼制大权。天聪九年，察哈尔林丹汗部被灭，林丹汗后妃、子嗣归降后金，同时将元朝传国玉玺进献给皇太极，皇太极君臣皆大喜，认为这是“天命所归”，皇太极应为天下命定之君主，诸贝勒大臣纷纷上表恭贺劝皇太极上皇帝尊号，即皇帝大宝。然而，皇太极明言谢绝，理由是大业未成，先受尊号是妄自尊大，会受到天谴。这时，萨哈廉揣摩出了这位皇叔的心思，他派出希福、刚林等人向皇太极表忠心，表示诸贝勒都要立誓言做出保证，以尽臣道，再次恳求皇太极接受尊号。皇太极听了这番表忠心的话很是赞许，在收到萨哈廉提议的诸王贝勒的誓言书面报告后，天命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崇德元年（1636），萨哈廉病逝，被追封为和硕颖亲王。皇太极接到噩耗，“自辰至午”半天之内连续四次前往王府哀悼。他在祭文中说：“萨哈廉贝勒乃我兄之子，管理一部大务，协理国政，勤劳王家，其功不少，追赠尔为和硕颖亲王。”皇太极又下旨由萨哈廉生前最看重的儿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承继“铁帽子王”王位，算是对萨哈廉多年忠心耿耿、誓死追随的回报。

崇德八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没有遗诏，没有储君，皇位之争骤然间成为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这也是关系着大清国未来命运走向的关键一步。当时有资历有资格有条件继立为帝的人选主要有三位：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睿亲王多尔衮。其中，皇太极长子肃亲王和太宗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为了争夺大位几乎到了火并的地步。而此时代善的处境不同于努尔哈赤去世后的汗位之争时的情况，争位者及其实力都发生了变化。经历过清太宗一朝的数次打压，礼亲王代善一门的势力早已大不如前，这时的代善年事已高，暮气十足，淡出朝政已有时日，完全一副退休赋闲的姿态，再加上岳托和萨哈廉都英年早逝，其他子孙要么与他离心离德，要么年纪尚幼不成气候，所以代善作为爱新觉罗宗室资历最老的亲王，此次理论上具备争位的资格，但十七年前实力最雄厚时都没有争取的皇位，现在年迈的代善自然也不会妄想什么。不过，代善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因为他手中仍掌控着两红旗的实力，资格老，地位尊，代善一门还有一帮年轻气盛、跃跃欲试的儿孙，他在皇位继承人上可以说最具发言权，影响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争位的局势走向，他支持谁或者反对谁都是朝野上上下下瞩目的焦点。因为年长的宗室贵族都没有忘记当年努尔哈赤去世，正是代善出来主持议立新汗的会议，也是代善及其二子的鼎力拥护才让皇太极坐稳了龙椅。在这紧要关头，代善依然有能力和实力再次扛起这个重任。最终，代善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化解了豪格和多尔衮之争，采取折中的办法让多尔衮支持了由清太宗第九子福临继位的提议，再加上两黄旗势力的拼死拥立，年幼的福临继承了帝位。可以说，代善在这场关系到清王朝命运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顺治五年（1648），代善因病死于府中。顺治闻讯，加谥号曰“烈”，后世便称他为礼烈亲王。

纵观顺治年间，顺治帝福临给了代善一家崇高的礼遇，他们一门就占了三席世袭罔替的王位，这既凝聚了爱新觉罗宗室贵族团结一致的心力，也激励了家族同盟的后辈，除了代善一系，其他爱新觉罗子弟也皆奋不顾身、争建勋业。

第二节

顺治初设袭封之制

定鼎中原并不意味着四海臣服，况且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华夏。抗清烽火相连，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尚不知期，解决多年苍生离乱，恢复生产，抚辑群黎，缓解民族矛盾，这一切都是新生的大清帝国的统治者的要事。国之初定首先要戡乱安民，那就要平定农民军、南明政权以及地方抗清义兵的活动，按照当时双方的实际军事力量对比，农民军和南明部队及地方抗清义兵加在一起，数量可达二三百万，二十倍于清军之数，差距悬殊。面对这种情况，是偃旗息鼓撤兵而回，还是知难而进，逆流深入，以拼死冲杀去博取胜利？取胜之后是如阿济格所说的那样：“如今就应该乘着兵威声势，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诸王守燕京，大军或者退还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还是迁都北京，君临天下？这是摆在满族贵族统治集团面前必须迅速做出选择的一道必选题。很快，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果断力排众议，他以太祖父兄十三副铠甲艰难起兵、浴血奋战的荣光历史唤起了爱新觉罗家族男儿的雄心壮志，御前会议制定了集中全力，拼死进攻，入主中原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建立和巩固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当然，这些抚国安民的治国理政之道需要整个宗室王公的支持。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名为天潢贵胄又战功卓著的“叔伯兄弟”呢？当年努尔哈赤之所以能由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小部落首领，成为雄踞辽东的后金国大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兄弟子侄、诸贝勒、台吉的支持与拼搏的结果，没有诸位贝勒旗主的身先士卒、统兵血战，就不会有后金的建立，更不会挺进辽东。皇太极之所以能屡败明军，为进军中原奠定雄厚基石，也离不开这些“自家人”的浴血拼杀。顺治元年，清军挥师入关，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统率下，多铎、阿济格、济尔哈朗、豪格、勒克德浑等亲王、郡王皆先后领兵出征，节节胜利，爱新觉罗家族一统全国的重任还是要依靠马上得天下。

顺治元年四月，尚在冲龄的顺治帝多次发布圣谕，晓谕大家夺取天下是八旗王公贵族的根本利益。摄政王多尔衮也反复强调，此次用兵和往昔不同，这次大举出兵主要是为了“建立功业”，确立大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使爱新觉罗家族能够家天下。出兵前夕，多尔衮就谕告诸王大臣“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2)。

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率大军与李自成部队决战之前，再次召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八旗大臣，强调指出，一定要拼死搏杀，以成大业。他训示王公大臣说：“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3)

推翻明朝取而代之，打下江山放马中原，这就是清朝王公贵族的最大心愿，也是推动他们统兵领将持续征战的根本动力。

于是，充分调动这些“叔伯兄弟子侄”的积极性，以便勠力同心，同仇敌忾才能节节胜利保住战果，就必须尽力增强满族贵族集团的力量，使之成为建立和巩固爱新觉罗江山的中流砥柱。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给予宗室王公贵族更大权力，保持爱新觉罗家族的精诚团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宗室贵族的作用。因此，清统治集团确定了“笃厚宗亲”的基本国策。

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迁都北京，建立起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昭告天下。其中第一条，就是厚待宗室王公。恩诏颁布，“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4)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一万匹及册宝。册文中这样描述：“叔父又率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原，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用加崇号，封为叔父摄攻王。”(5)同时，加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册宝及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彩缎一千匹。阿济格、多铎等率军入关，“助定中原”，晋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晋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封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封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

入主中原，家大业大，皇子王孙都是这份家国大业的受益者，皇帝自然要个个封赏。这样既保障了宗室王公的利益，确保他们更好地效忠皇帝，让爱新觉罗江山永固，又扩充了宗室贵族的队伍，巩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基础。顺治元年（1644）十月的“即位恩诏”第二条有“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6)的规定。顺治六年（1649）恩旨大封宗室诸臣并规定王爵及以下晋封规章制度：“宗室列爵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子封贝子，贝子子封镇国公，镇国公子封辅国公，辅国公子授三等镇国将军。”后来，顺治帝福临亲政，为夯实统治的根基，争取诸王公的大力支持，多番加恩宗室，封赐晋封宗室爵位。他先是给曾被多尔衮贬降为郡王的博洛、尼堪复爵为亲王，并正式封他们为和硕亲王，接着又赐封了一大批宗室，这次晋封的主要对象是曾经的罪人后裔和庶妃所出皇子的子孙。比如，被皇太极削爵籍没监禁的阿敏的后代，其子郭盖、郭赖等被罢黜宗籍为民，顺治年间才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福临将二人晋升为镇国公。再如，努尔哈赤的同父异母弟穆尔哈齐，因系庶妃所生，虽骁勇善战，素有军功，为统一女真立下汗马功劳，但未能跻身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行列，顺治追赠为诚毅勇壮贝勒；其子务达海、韩岱、塔海等都没有像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多尔衮、多铎等贵为贝勒，后改封为亲王，而是从低级军官做起，靠军功或者加恩封授奉恩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以及辅国公、镇国公，其中只有务达海晋封到固山贝子。而务达海等人的子孙，都为闲散宗室，处于低级爵位。福临恩封穆尔哈齐之孙穆青、席布锡伦等为辅国公、镇国公。整个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升为和硕亲王、郡王的（包括复爵、追封的），有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和硕显亲王富寿）、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和硕敬谨，亲王尼堪、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筒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有十八个王。封多罗贝勒的有尚善、杜尔祜、喀尔楚浑等十三个贝勒。封固山贝子的傅喇塔、温齐、务达海等十八人，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的共有九十六人，远远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字，宗室贵族有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共同命运利益的枯荣相连和“笃厚宗亲”政策的鼓励下，顺治年间，爱新觉罗宗室的皇子王孙，从多尔衮、济尔哈朗、多铎等决策阶层的王公贵族，到闲散宗室，纷纷披坚执锐，从征上阵，为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建功立业。一些王公勋贵甚至血溅沙场，殒命征途。乾隆年间，大学士、一等公阿桂奉旨编撰《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对清建国伊始宗室从征情况褒赞之情溢于言表：“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

第三节

皇父摄政王

1.拥戴福临辅弼幼帝

崇德八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皇宫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生前未立储君，也没有留下遗诏，所以在满洲宗室贵族中发生了尖锐而复杂的皇位之争。

平心而论，当时有可能继承皇太极留下的宝座的是三个人：代善、豪格和多尔衮。但实际上，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后两个人身上。因为当时代善已经退居赋闲，淡出朝政许多年，不太可能主动出来参加争位。而后二人在实力对比上，豪格其实要略胜一筹，因为他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正红旗、镶红旗的代善和济尔哈朗在感受到多尔衮咄咄逼人的气势后，也倾向豪格，继位人选的天平已经向豪格倾斜了；而多尔衮只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

山雨欲来风满楼，围绕多尔衮与豪格间的帝位之争，双方的后援团立即展开了行动。皇太极去世没几天，一直由皇太极亲领的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都来到豪格的王府，他们身为皇帝亲领近臣，毫无疑问地主张皇子嗣位。所以，在众人的倡议下，豪格决定参与争夺皇位。两黄旗将领们与豪格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立即开始积极采取行动争取更多的支持。放眼望去，最可能争取到的支持者就是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其父舒尔哈齐为努尔哈赤同胞弟弟，为近支宗室，并非太祖一脉嫡系，他开始只是镶蓝旗的一个普通贝勒，旗主为其二哥阿敏。后来，皇太极开始铲除威胁汗位的其他掌权贝勒，提高君威、抑制王权，尤其是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以逐步破坏和取消八贝勒共同治国体系。那一年阿敏率军攻明不遂，弃城撤退，受到皇太极的严厉谴责，以此为由头被定议十六条罪状，阿敏被革去和硕贝勒和镶蓝旗旗主身份并幽禁而死。济尔哈朗继承了其身后财产并成为新的镶蓝旗旗主，深受皇太极的恩遇提携。从这一层看，济尔哈朗应该会站队到拥立皇子的这一方。可济尔哈朗并非一般庸碌之人，他是当时大清国声名显赫的王爷，二十多年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应对较为顺利，此刻他也关注保皇子派的两黄旗和势力不容小觑的两白旗的动向。客观来说，他自然愿意支持皇子继位为帝，因为这不仅由于他受皇太极深恩而产生的报答心理，也是对他自身利益最有利的选择，一旦拥立皇子成功，他便可以继续保持与君上多年来的特殊关系。如果不是皇子继位而是其他贝勒、亲王继位，那就不太好说了。比如，正白、镶白两旗的三位王爷可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儿，阿济格性格莽撞，多铎年轻勇狠，多尔衮机智多谋，如果这三人掌权，并非济尔哈朗之福。所以，在豪格请他支持拥立自己时，他稍微犹豫了一次后便表示支持豪格入继大统。犹豫是因为此时的两白旗势力强大，未必能如豪格所愿。所以，济尔哈朗提醒豪格派来的使者：“我意亦如此，”但睿亲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

正如济尔哈朗所忧虑提醒的，就在豪格为继承皇位积极谋划奔走的时候，多尔衮也对皇位虎视眈眈，他正准备自立为帝。正白、镶白两旗将士都主张立多尔衮为帝。当皇位争夺大战一触即发时，阿济格和多铎甚至跪在表面不动声色的多尔衮面前：“你不继位，莫非是害怕两黄旗大臣吗？舅舅阿不泰和固山额真都说了，两黄旗大臣，愿意皇子继位的不过就是几个人，我们在两黄旗的亲戚都愿意你继大位啊。”多尔衮为人机警深沉，十七年前努尔哈赤去世，母亲大妃阿巴亥被迫自杀，自己和阿济格、多铎年轻势单，皇太极强势上位，莽古尔泰、阿敏相继被罗织罪名铲除或追罪，只有多尔衮靠着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在皇太极面前装出一副顺从乖巧的模样，才被皇太极一路提携，从旗主贝勒到了和硕亲王！此时的多尔衮怎么能不想夺取大位，一雪前耻？但是，多尔衮作为一名政治家，在大清国的国运面前必然要站在全局立场，他虽然觊觎皇位，但更要考虑清楚行动的后果。一旦与两黄旗发生火并是否能控制住整个局面？八旗将士是否全然听命自己？如果不能，代价将如何之巨大、后果将如何之不堪，这对于自幼久经政治斗争的多尔衮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在停放皇太极棺柩的崇政殿东西庑，八旗王公大臣聚集一堂，议立嗣君，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豪格、阿达礼、阿巴泰、罗洛浑、尼堪、博洛、硕托以及艾杜礼、满达海等人都赫然在列。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首先开口的是索尼、鳌拜，他们提出立皇子为君。按照常理，这样关系国家命运走向的军国大事都是由八旗王公贝勒商议决定的，八旗其他侍卫也好，固山额真也罢，其他将领即使列席会议但绝对没有在各大贝勒和八旗旗主贝勒发言之前抢先发言的道理，议立下一任皇帝君主此头等军政大事更是不可能允许一个大臣先说话的。所以，多尔衮立即以惯例规矩为名、以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为理由，命令索尼二人退出崇政殿。但崇政殿外两黄旗的官兵却是全副武装，一步不退地包围着整个大殿，明显宫外的局面是两黄旗占据主动和上风。相反，崇政殿内的变化却对多尔衮十分有利，阿济格和多铎两位郡王都在会议现场，他们马上站出来公开发言，力劝多尔衮继位。多尔衮依然不置可否，因为他看到了两黄旗的蠢蠢欲动。多铎年轻气盛，一刻不等地提出：“若不立多尔衮，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反驳说：“肃亲王的名字也在遗诏上，不独你。”明确表达了不同意多铎或者豪格继位为君。多铎见状又称：“若论长，当立礼亲王。”此时，代善说：“豪格乃帝之长子，当承大统。”此话一出，济尔哈朗率先附议，但关键时刻，豪格却想以退为进，他竟以“福小德薄”为由表示难当大任，以当即退席相威胁。黄白双方随即陷入僵局。这时，两黄旗大臣见局势发生了几乎不可预测的逆转，再不造声势难保清朝的江山，于是，他们气势汹汹地“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先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裸地以死相逼，代善见此情形声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起身离席而出。

多尔衮一言不发，但大脑中却快速而认真分析此时的形势，思考着应对策略。如果自己强行登基继位，白黄四旗必然要发生火并，那将是大清国爱新觉罗家族和八旗将士的灾难，打起来势必两败俱伤。眼下，大清正值发展成长的关键时期，满蒙诸王上下齐心，国力大增，八旗上下正在为实现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遗愿——挥师入关、一统中原而努力。为了避免兵戎相见，他果断想到了一个应对之策，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大家说得不错，既然肃亲王豪格谦让退出，没有继位的意思，那么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不过他还年小幼稚，最好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个提议极大出乎了在座诸王和列席八旗大臣们的意料，但这个建议在当时剑拔弩张的紧迫关头，不得不说是一个两全的绝妙办法，对原本支持豪格的两黄旗大臣来说，立年仅6岁的福临为帝，满足两黄旗立皇子的愿望，只要是皇太极之子就行，无所谓哪一个。至于原本有六七分胜算把握的肃亲王豪格则完全处于措手不及的懊悔状态，以进为退的提前离席却被人钻了空子，此时已是悔之晚矣，有苦难言。对于多尔衮而言，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虽然不能继位为帝，但作为辅政王，自己可以掌握生杀予夺的国家大权，还可以逐渐削弱豪格的势力以及其他敌对势力。对于郑亲王济尔哈朗来说，福临为皇子继位，自己又是与多尔衮并尊的辅政王，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乐见其成。而礼亲王代善作为族长，本无意争位，这件事能和平化解，双方各退一步，以妥协避免争端杀戮，当然也无异议。代善很快建议爱新觉罗宗室王公及文武大臣对天盟誓，效忠皇帝。

2.定鼎燕京开国定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爱新觉罗·福临在盛京皇宫举行登基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当时，关内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于是，在关内中原大地如同疾风骤雨的变幻大势面前，多尔衮顾不上皇太极梓宫尚在崇政殿未移入帝陵入土为安，就迫不及待地让济尔哈朗、多铎脱去丧服，换上戎装，出征攻明。九月底，大军迫近山海关。挥师入关、横扫中原似乎只是早晚问题了。此时，关内李自成的农民军风头正盛，主力已然齐聚豫陕，兵锋直指京城。大清八旗军和农民军双方距离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均为数百里之遥，在这赫然相对、逐鹿中原的前夕，多尔衮将何去何从呢？根据当时对农民军的有限了解和八旗军队的攻打目标，多尔衮本打算联合农民军推翻朱家天下的统治，于是，多尔衮亲自写信给李自成，但不知为何始终不见回复。在这决定当时中国历史走向的紧要关头，清朝汉臣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先入关占领京师，然后再追讨农民军。多尔衮接受此建议，准备亲率十四万清军入关。谁料到，局势瞬息万变，李自成早已攻入北京，统治全国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灭亡，末代皇帝崇祯吊死煤山，紧接着，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接受李自成招降后又“冲冠一怒”复叛。多尔衮面对棘手的问题，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可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传来，使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倾向多尔衮了。吴三桂派使者向清军求援，后又亲自面见多尔衮，请清军入关，几经讨价还价，多尔衮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双方约定共同进攻农民军，最终吴三桂向大清朝俯首称臣，中国历史的舞台拉开新的帷幕，新的主角悉数粉墨登场。

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山海关，阿济格和多铎兵分两路跟进。李自成接到军报，知晓了清军的到来，山海关本就易守难攻，但为了能抢在清军前面消灭吴三桂，李自成派军队在山海关以内“北至山，南至海”排成一字长蛇阵。吴三桂亲率大军迎战，阿济格率铁骑万人入北门，多铎率万人铁骑从南门出，从左右两翼策应吴三桂，多尔衮亲自率主力从中门进军。这是关系双方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无论八旗军、吴三桂军还是农民军都投入全部精锐，拼力冲杀，“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双方鏖战半日，吴三桂军作为先锋几乎精疲力竭之时，多尔衮抓住战机，出兵猛攻，终于把李自成的军队压制到了海边，农民军损失惨重。史书上载：“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漫）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山海关尸骨堆积、血流成河。清军取得了山海关大捷。李自成兵败退军后，率领部众撤至永平，后又退回北京，匆匆登基为帝后又仓皇出逃北京，上演了一出历史的闹剧和悲剧。而后，多尔衮率大军来到北京，入主京城，大清爱新觉罗家族开启了统一中原的大业。

随着多尔衮入主北京，他一路收买民心、招抚汉族地主阶级，在山海关时再三告诫八旗将士：“这次出师，是为了除暴安民，灭流寇以安天下。如今入关西征，就不能乱杀无辜百姓，乱抢财物，乱烧房屋，如不按此行事，就论罪。”并在进入北京后宣布：“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朱姓各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恩养之。”并为崇祯帝发丧下葬。多尔衮作为进入北京后的实际掌权者，种种举措对安定北京局势、抚慰民众，尤其是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是非常奏效的，原有明朝官吏无不感激涕零，史料记载：“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7)就连南明大学士史可法也写信给多尔衮表达“感恩图报”之意。得民心者得天下，多尔衮很早就想定都北京了，这是太祖太宗两代创业先驱生前的宏愿。收取民心也是为迁都北京一统天下所做的积极准备。多尔衮与诸王、贝勒、满汉大臣召开御前会议议定迁都之事，虽有一部分满洲贵族不愿迁都北京，试图退回关外，但多尔衮还是力排众议，决议迁都北京，并派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赍奏迎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