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治世谈（2）
开笔吉字内容：江山巩固农业丰收
乾隆皇帝像
清朝皇帝元旦开笔的内容，不像民间那样仅仅写两句话，清朝皇帝元旦开笔吉字，多则上百字，少则几十字。祈望政权巩固、国家安定、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是清朝每个皇帝开笔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如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在朱笺上分别写下的吉字是：“春韶介祉，开笔大吉”和“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大吉大吉。”乾隆元年元旦，乾隆皇帝开笔写了三笺心愿，第一笺上写道：“登基宜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日月光明，万民乐业，四海清宁，刀兵永息，长享升平，所求如愿，所愿遂成。”第二笺中行用朱笔写道：“元年元旦，海宇同喜，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左右行用墨笔分别写道：“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最后在第三笺中更尽情发挥，先用朱笔写了“天清地宁，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万姓安生，雨旸时若，百谷丰登，臣民乐业，上下安宁，中外清吉，所向皆从，风调雨顺，大有年成，所求如愿，所愿皆成”。又用墨笔写道：“新年大喜，四季八节十二时永永平安，吉祥如意。”
除江山社稷和农业收成外，针对上一年发生的大事、难事，在清朝皇帝开笔中也有所祈求。如：由于雍正皇帝是经过一番兄弟相残的激烈争夺当上的皇帝，他做皇帝后，虽然用严厉手段逐渐剪除了异己势力，但宫中并不安宁，所以雍正在位前8年中，有6年的元旦开笔他都祈求：“一入新年……宫中清泰平安”“……宫闱清吉平安”“……宫中清吉和宁”等等。雍正八年，雍正皇帝得了一场大病，经过一场生死大劫后，在雍正九年元旦开笔中他写道：“新年节令……无灾无病，此吾之愿也”，期望的是自己身体健康。
乾隆皇帝初掌政权时，用的是雍正时留下的老班子。这些雍正时期的旧人，尽管对这位新皇帝都俯首帖耳，但乾隆皇帝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他深感缺少自己十分中意的人才，所以在乾隆二年至四年的元旦开笔中，每年都有“敷政宁人……贤才挺生”“贤才汇征，为邦家光”的祈望，表达了他迫切渴望多得人才的心情。
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五年西北战事期间，他的开笔中年年都有“西海早靖”的祈愿。乾隆十四年开笔中写道：“早平金川，奏凯班师，大吉。”乾隆二十年写道：“天下太平，远夷归化……四海宾服，九州丰乐。”乾隆二十一年写道：“天下太平，捷音早报……永靖海边，化洽中外。”乾隆二十二年写道：“捷音早报，永靖西海，天下太平，万民安泰。”乾隆二十三年写道：“天下太平，捷音早报……边庭宁静，远近归化。”乾隆二十四年写道：“平定回部，大吉大利……早开捷音，如期应愿。”
二、开笔吉字解读：清帝治世思想变化和清朝兴衰转折的反映
虽然元旦开笔仅是春节文化的一种习俗，清朝皇帝每年的祈愿语也犹如说不完的套话、吉祥话，但作为一国之君，他的祈愿反映的是他的执政思想和理念，解读他们的开笔吉字，不仅可以看出其本人的思想变化，甚至可以从中找到清朝社会兴盛衰亡的思想根源和影子。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社会的鼎盛时期，前后约一百年。细细品读这个时期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留下的开笔吉字，除“雨旸时若”“和气致祥”“三羊开泰”“吉祥如意”等雷同的吉祥语外，每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情在元旦开笔中都有体现，并且他们每年还都有一些新的祈求和愿望。正是在这不断地期望、不断地奋斗中，清朝社会才不断地发展，达到了康、雍、乾盛世的顶峰。从他们每年不一样的开笔祈愿中，我们解读到的是清朝盛世皇帝不懈的进取精神和思想。
乾隆元年、二年、三年元旦开笔
乾隆中期开始，清朝社会由盛转衰，乾隆二十五年的元旦开笔已明显传递了这种信号，特别从嘉庆以后各位皇帝的开笔吉字中，更明显反映了这种状态。
乾隆二十五年，历时5年的平准、平回战争结束，乾隆皇帝亲至良乡城南，登坛列纛，行郊劳礼，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士。至此，乾隆基本完成了康熙、雍正皇帝未竟的事业，统一了西北。大功告成，乾隆皇帝开始产生了“武成功定”的骄傲自满心理，形成了“修养生息”的思想。在这年的元旦开笔中他写道：“二十五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武成功定，修养生息。”这种思想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反映在元旦开笔中，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除笼统的吉祥话外，再未有任何新的目标和祈求，其每年的元旦开笔形成了固定不变的24个字：“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羊开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在此后他当政的33年和当太上皇的4年间，每年开笔所祈所求，内容再无一字改变。并且从这一年开始，开笔吉字由原来的3笺变成只有简单的1笺。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的元旦开笔
从每年大年初一满怀信心地写下新一年的期望和目标，到37年间无任何新的期望和追求，这一变化的背后，传递的是一个最高统治者指导思想的变化，这种指导思想的变化给清朝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是不可挽回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活力之源，是要不断有新的追求和目标。思想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新的目标更是鼓舞斗志、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动力。当思想上没有新的期望和追求、事业中没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时，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必然衰退。在极端专制的封建时代，皇帝的思想和意志不仅能够影响甚至能够主导社会的发展。乾隆皇帝作为清朝中期国家的总掌舵人，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当他志高意满、思想开始僵化、治国开始倦怠、再也没有新的追求时，社会弊端快速丛生，前进的步伐也就逐渐停滞。所以，虽然清朝中衰停滞的事例大多发生在乾隆四十年以后，但追溯其思想的发端，则在15年前，乾隆二十五年的元旦开笔，就给他今后的治国指导思想和原则定了调。所以清室中衰，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乾隆思想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可叹的是，到了嘉庆时期，这种状况不仅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嘉庆皇帝的每笺开笔吉字，都是从乾隆后期原原本本抄录下来的，并且一抄就是25年。据嘉庆“御制元旦开笔诗”记载，嘉庆当皇帝的第一年春节子时，他来到养心殿东暖阁临窗处，乾隆皇帝将整个开笔程序示范了一遍，当年乾隆皇帝写下的仍是其33年来一直写的24个字：“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羊开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嘉庆皇帝当时也就仿照这24个字写下了当皇帝后的第一份元旦开笔。从此后，嘉庆皇帝每年元旦重复着这24字，一直到其去世。
嘉庆朝25年，加上乾隆朝33年，合起来计算，这份24个字的空话、套话经两任皇帝共念了近60年。两任最高统治者60年祈愿没变化，一个国家60年无新的发展思路，思想僵化如此，要想不落后衰退，岂有可能！
再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几个小皇帝的开笔吉字大都是由大臣提前拟好后，再由小皇帝抄写的，连吉字的内容寓意，他们可能都还不十分明白，更谈不上有新的祈望和目标。为求金瓯永固的皇帝元旦开笔祈愿仪式，至此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政治价值和意义。
同治皇帝典学教育的得与失——从“功课档”和《翁同龢日记》谈起
同治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8位皇帝，他6岁登基，16岁亲政，19岁病逝，实际掌权只有两年，所以他一生的主要时间是在上书房里随师课读。由于他的学习成长直接关系到其亲政后的国家社稷，所以清廷对他的培养花费心血最大，学习条件最优越，规定也最严格。但是较之其他皇帝，其学习教育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里面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有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清宫档案中，有不少关于同治皇帝学习方面的资料，作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见证了同治皇帝学习成长的全过程，也在其日记中逐日做了记录。本文即根据清宫所存同治皇帝学习“功课档”等档案，参照《翁同龢日记》等资料，对此问题做分析和论述。
同治皇帝便装画像
一、同治皇帝“功课档”和《翁同龢日记》
1.同治皇帝每日学习的“功课档”
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关皇帝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幼年皇帝的学习课本。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各种讲义，如清幼帝学习用的《论语讲义》《易经讲义》《礼记讲义》《大学衍义讲义》《国史讲义》《西史讲义》《满文字头》《诗词选读》等。这些书籍，都是不同时期由各位皇帝的师傅及翰林院讲官编撰，并专供皇帝和皇子学习用的。二是各种挂图，如《数学挂图》《大学挂图》等。这些挂图，有的是皇帝的师傅编制的，有的则是社会知名人士编制的，后传入宫中，成了皇帝学习的参考工具书。
翁同龢
二是幼年皇帝的练习本和当皇子时的练习本。包括：汉文练字本、满文练字本、算盘歌诀练习本、诗词练习草本等。
三是幼年皇帝的“功课档”。所谓“功课档”，即幼年皇帝每天的学习功课表和学习情况的综合记录档。包括：上课的年、月、日；每天的课次；每次课读生书篇号和名称；复习熟书篇号和名称；写字内容；属对内容；诗题及韵律；论题；讲读奏折内容等。
现存同治皇帝的“功课档”为簿册式，从同治三年（1864）起至同治十年（1871），主要记录了同治皇帝学习汉文功课的内容和情况。在每一年档册的册面左上角处，标注有一个天干符号，如，同治四年上半年之前为半功课（即每天上半天课），档册标注符号为“甲”；同治四年下半年起为整功课（即全天上课），档册标注符号为“乙”；同治五年标注为“丙”；同治六年标注为“丁”，依次类推。天干符号下再按月注明顺序号。其中，同治八年前用的是大流水号，从1到39，共39册，分别为：同治四年上半年之前，甲，第一、二两册；同治四年下半年，乙，第三至第五册；同治五年，丙，第六至第十三册；同治六年，丁，第十四至第二十四册；同治七年，戊，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三册；同治八年，己，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九册。同治九年和十年每年排一个顺序号，每年7册，分别为庚第一至第七册，辛第一至第七册。
合计同治朝功课档共应有50余册，但现存档案已不完整，实存37册，缺10余册。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同治皇帝每天的学习情况以及总的学习进度和顺序。
功课档内首记朝年，次记月日，再分早课和午课，然后记每课学习的内容。每课内容包括：背书、读书篇号，有无写字、默书（即默写）、讲书（即讲解）、生书（即预习下次课要读的新书）、属对、作诗、做论等。
如：同治五年二月十七日、十八日的功课档记载，其学习内容为：“二月十七日早：周公曰呜呼君子，治民祗惧，旧为小人，王曰格尔众庶，王宅忧，王曰呜呼封敬明，既生魄。午：禹敷土，自诚明，或曰管仲俭乎，子曰吾有知乎哉，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老吾老，子曰野哉，柳下惠为士师，孟季子，曾析嗜羊枣，诗云周虽旧邦；写字；默书；讲书；生书”；“二月十八日早：治民袛惧，旧为小人，周公曰呜呼厥亦惟，王曰封元恶，惟十有三祀，夏王有罪，惟暨乃僚。午：月正元日，诗云与戏，子路曰有是哉，微子去之，诗曰周虽旧邦，孟季子，公孙丑问脍炙，君子去仁，子在川上，今国家闲暇，孟子曰天下大悦，天子一位；写字；默书；讲书；生书”。
在背诵过的课目上方，还有用朱笔做的标注和课程变动情况。如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午课，主要是温理《书经·召诰》《书经·汤誓》和《孟子》等数号，当天的功课档上记载：“十二月十一日午：呜呼若生子、惟二月既望、越三日丁已、呜呼惟我文考、汤誓曰、其为气曰、诗曰天之、万章曰舜之。”另背诵《大学》“子程子曰大学”一号。并在背诵课目上方画了两个红圈。
同治九年八月十七日午课，原为“讲《大学衍义》《左传》，诗，写字”，但在“讲《大学衍义》”和“写字”课目下分别用朱笔改成了“看折”和“写论”，说明了课程的变动情况。
2.《翁同龢日记》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同治四年（1865）起在弘德殿行走，充同治皇帝师傅，光绪二年起，再充光绪皇帝师傅。此间，他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同治皇帝、光绪皇帝每天的学习情况。
翁同龢日记
和功课档相比，《翁同龢日记》不记具体的学习内容，只记同治皇帝每天的到课时间、各类课目学习时间，以及同治皇帝的精神状态、学习是否认真、学习成效好坏等。如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记道：“二十一日，卯正上至，犹燃烛也。先读《经书》毕，读满书。辰初二刻还宫传膳，诸臣退饭。巳初复入，午初三刻退。以上咳嗽未止，仍未上生书。”
“二十二日，上至书斋时刻如昨，是日精神不聚，以连日夜卧不安，且吐积食，故未上生书。”
“二十三日，到时如昨，午正退，仍未上生书。是日上读书尚鼓舞，无倦容。醇邸来。”
“二十四日，是日初上生书：‘上下勤恒’‘至友越民’。是日徐荫轩进讲，余乃于巳刻进至案前侍上温书六号，以口音不同先奏，上固欲带书，因带一过。初上生书三行，未初退。默书，讲书，生书于功课全完后上。”
所以，“功课档”和《翁同龢日记》，都是研究同治皇帝典学的最直接的资料，并且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佐证。
二、清廷对同治皇帝的学习规定与要求
清代对皇子的学习教育制度是康熙时期才正式确立的，而对幼帝的典学制度则是从同治时期才有的。这是因为在康熙之前，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立国打天下上，其儿孙们稍长，便赋予兵权，战场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学习课堂。顺治皇帝以6岁冲龄继位，24岁故世，加上当时全国仍处在战争状态，没有人为他制定完备的学习制度，他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小皇子的学习，他和其8岁即位的儿子康熙皇帝，幼年都是靠孝庄皇太后的悉心照料，指定师傅，才使其学业有成。
慈安、慈禧命惠亲王之子奕询为同治皇帝伴读的谕旨
平定三藩以后，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康熙皇帝的皇子也陆续长大，特别对已立为皇太子的皇二子胤礽更要进行系统教育。因此，康熙二十五年，命汤斌、耿介等为皇太子讲官，并开始制定皇子的学习教育制度。每天的学习时间及内容为“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吴振棫著：《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页。。书房是设于皇家宫苑中的“上书房”。上书房每年的“法定假日”只有万寿节及前一日、元旦、端午节、中秋节和皇子本人的生日等几天，这些不上学的日子俗称“无书房”。此外每年封印至开印期间，每天半天课；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太热，嘉庆十二年正式定为每天半天课。
同治皇帝先是按皇子例六岁就学，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李鸿藻，这是他当皇长子时他父亲咸丰皇帝为他选定的师傅。同治皇帝即位后，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又为幼年的小皇帝增加了祁寯藻、翁心存、倭仁三位师傅，翁心存去世后，又增加了翁同龢、徐桐等，同时派醇郡王奕環等人教习蒙文和骑射。为保证其学习的规律和成效，还特由恭亲王奕奏准，专门为同治小皇帝制定了日常上课作息时间表及功课内容：
①每日皇帝至书房，拟照上书房之规矩，先拉弓，次习蒙古语，读清书，然后读汉书。②皇帝入学时刻，现经皇太后钦定，每日俟召见，引见后至书房。现系半书房，于下书房后传晚膳，将来整功课，即在书房传晚膳。③现在皇帝甫入书房，系半功课，于八岁时，拟改整功课。④诵读与讨论，二者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总宜与师傅随时讨论，以古证今，屏除虚仪，务求实际。切勿诵声甫辍，旋即退息。⑤每逢慈禧、慈安两太后及皇帝万寿圣节，均于正日及前后各一日不入学。⑥年终自彩服日至次年初五日，不入学。⑦正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不入学。⑧弘德殿搭、拆天棚及端午、中秋，均一日不入学。⑨每遇祭祀大典日，撤去拉弓及满蒙文，仍酌减汉书。⑩皇帝亲祭坛庙日不入学。自初伏至处暑，均半功课。现在皇帝尚在冲龄，只习拉弓。二三年后即应习步射，十岁后即应习打枪，以重根本旧俗。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骑马一事，必须自幼学，方臻娴习。拟自入学后，每隔五日，于下书房后，即在宫中长街学习骑马，令是日教读清书之御前大臣一人压马，大臣三四人进内教习，祁寒、盛暑、风雨及遇有礼节之日，均拟停。学习步射时，拟请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派出数人随同校射，以资观摩。
由上规定可知，清廷对同治皇帝规定必须学习的功课，内容甚多，其中既有满文、汉文、蒙古文，还有拉弓、射箭、打枪、骑马等。相较之对皇子们的学习教育制度，对同治皇帝的学习课程安排得更具体，内容更丰富，要求也比较严格。
三、规定要求与同治“功课档”之比较
虽然清廷为同治皇帝的学习做了详尽的安排和规定，然而规定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状况，并未达到上述的要求，这从同治皇帝的“功课档”以及《翁同龢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
1.学习时间的比较
按照规定，整功课时期，同治皇帝每年不上学的日子只有年假、灯节、寿诞、端午、中秋等共计30余天，以及暑期中的半假40余天，合计共有50余整天。但按“功课档”和《翁同龢日记》记载统计，除上述规定的节假外，同治皇帝实际上每年不上课的时间还有40至50天，其中主要是病假。如，同治四年下半年开始整功课后，当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因感冒不到书房，一直到十二月初五，才“出诣弘德殿，圣躬大安”。又因其病初愈，从初五至初九的5天有课而未读，初十则只上半功课，这一次生病合计就有43天未上课。同治五年则有正月十四、十八、十九，四月初一、初二，五月二十四至六月初三，六月十一至二十九，七月十五、十六，八月二十五至九月初二，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十一，共计54天因生病未上课。
由于只要生病就可以减书或不到书房读书，以致同治小皇帝曾故意装病逃课。在被皇太后发觉后，才有所收敛。《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六年六月初四日，“上倦不可支，六刻许仅读三号，写字一张。曰头晕恶心，胸中烦忧，于是招首领太监来，启知太后。良久传旨，问上是否如此，命即至长春宫看视。并谕，若系推脱，则功课明日一律补齐”。到了第二天，翁同龢又记道：“昨日上至长春宫，无甚不适。皇太后责谕再三，并谕，嗣后书房举动，内侍随时启知，无得隐讳。”
同治皇帝《御制诗文集》
除生病可以减书或不到书房外，参加各种临时性活动也占用了同治皇帝一定的学习时间。如每年的祈雨、祈雪等各种祭祀活动，有时还陪同皇太后临幸各王府，参加一些庆典等。
另外，有的节假日，皇太后一道懿旨，又会增加几天假。如元旦假，康熙时期给皇子们的规定只有3天，对同治小皇帝的规定则是“年终自彩服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日不入学”，即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初五，共9天不入学。但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传旨：“自二十三日起至明年正月初五，皆无书房。”
所以，除规定的正常假期外，同治小皇帝实际每年不上课的时间多达100多天。这和规定的时间比，远未达到要求，和以往其他皇子们的上课时间比起来，不仅未增加，反而少了许多。
2.学习课程的比较
由于学习时间的减少，同治皇帝应学的许多课程只是列在了功课表上，实际上有些内容当堂课并未学，未学的课程，有的移到了下次课，有的则以减少当课堂读写的遍数匆匆带过。“功课档”和《翁同龢日记》中都有“减课”的记录。仅以同治五年十月为例，据《翁同龢日记》载：“十三日，中官传旨：以上体甚倦，疑有食滞，稍减功课。于是减四书应背者五号，其余应背者改为读”；“十四日，仍传懿旨，云数日且减功课”；“十八日，中官传旨：以感冒未愈略减功课。于是议减应背三号，应读二号，并唐诗数首”；“二十三日，上微感冒，头疼、痰多，膳后巳初来，中官传懿旨：以今日仅食米粥，可准酌减数号书。于是减应背熟书三号，应念熟书五号”。由此看出，一个月内，同治皇帝虽未请病假，但有四次因其身体不适而减功课，如果再加上病假和其他规定外休假耽误的功课，他实际所学的功课内容比规定的内容要少许多。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从学习时间上还是从学习课程上，同治小皇帝都没达到给他规定的要求。
3.学习成效的比较
清朝皇帝自幼的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首先学习四书五经，在此基础上，课程的门类、难度、深度逐年增加，循序渐进。从“功课档”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治皇帝的汉文学习情况，大致内容和顺序安排如下。
（1）读讲背诵。读和背是学习汉语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也是中国自古治学的基本方法。清朝入关后不仅照搬此法，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皇帝曾要求皇子读书每段要读120遍。虽然同治时读背的遍数比康熙时期少，但往往也在10遍、20遍以上。所以，在同治皇帝“功课档”中，所记录的主要是读讲背诵的内容。下面是刚开始上整功课时同治皇帝读书背书的情况：“初到读生书一号十遍，背生书一号，先读三遍，读前日生书一号亦十遍，温《书经》五号，膳后读《大学》或《中庸》一号、《四书》六号，皆背诵，再读《四书》六号，毕，写字一张，默书数行，讲《帝鉴》一段或数行，上生书毕，再读前两日所上两号，再温新，背生书数页。”
同治四年之前，读讲背诵的文章主要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同时听讲《庭训格言》和《帝鉴图说》。
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十月初五日，是日，初读诗经”。“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本诗经读毕”。
同治六年起，加讲《史鉴》和《圣训》。
同治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提要》。
同治九年起，加讲《易经》，并加讲《会典》和《左传》。
同治九年八月起，开始加读奏折。起初两个月，每半个月读一次，至十月十五日起，每天都有读奏折的课程，如十五日这天读“丁宝桢奏江北漕船挽入东境折”；十六日读“李鹤年雨雪粮价折”；十七日读“曾国藩府县期满甄别折”；十八日读“吴棠奏各营驿站马匹并无缺额折”。
同治十年，加讲《明史》《地图》《读史略论》。
从上述档案可以看出，随着同治皇帝年龄的增长，读讲背诵的内容在逐渐加深。但这些课程，有时也互相交叉学习，特别对四书五经，重要段落要反复背、反复读，甚至有的从同治四年一入学就开始诵读，直到八年、九年时，诵读课中还常常出现。
（2）练字。清帝对汉字书写一向十分重视，特别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写得一手好字。同治皇帝从入学起，即开始练习写字，每课不辍。一般是写颜体，每次写一至两张。
（3）写作。写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作诗，二是做论，但写作的基本功是从属对练起。同治六年二月初九的“功课档”，第一次出现“属对”的内容，此时先练习做的是两字对，以后逐渐出现三字对，再到五字对。七年起，开始正式作诗。八年起，开始做论。
每天的功课时间，据翁同龢同治十年的日记载，大致是“生书五刻，熟书六刻，讲《书经》三刻，看折两刻多，讲《明史》及论共三刻，古文、诗三刻，写字一刻。”
随着每一阶段课目的增加，同治皇帝的学习内容也不断调整和增加。
同治六年前，基本是每天早课背读诗书4至5号，午课背读诗书14至15号，另加讲书、写字、默书、预习生书。同治六年以后，一般早课要背读诗书共20号左右，午课则主要是讲论和写作，包括讲书、讲大学衍义、讲诗作诗，讲奏折、看奏折、写字、写论。
同治十年起，除仍然是早课、背读、午课讲作外，每五天中，还要有一天时间专门练习写作，一般是早课作论，午课作诗。如，三月初三早作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午作诗：“兰亭修契，得春字”；三月初八早作论：“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午作诗：“以祈甘雨，得甘字”；三月十三日早作论：“明目达聪”，午作诗：“池花春迎日，得池字”。
从上述“功课档”记述的课程安排中我们看到，同治皇帝不仅系统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各种儒家经典，还学习了书法和诗论写作，特别学习了帝鉴、会典、通鉴等各种做皇帝应具备和了解的历史经验、典章制度、治国方略。其中有些课甚至是专门为同治小皇帝学习而编辑的，如《大学衍义提要》系由清朝大学士、也是同治皇帝的师傅之一的徐桐所编辑，“大学士徐桐恭进《大学衍义提要》，以补宸修而裕治原，徐桐用时三年，辑成提要十六卷，拟请发交弘德殿，以备随时进讲”。再如《启心金鉴》，则是倭仁专为辅导同治学习编写的。
应该说，仅从课程内容而言，只要小皇帝认真学，即便时间上没严格达到规定的要求，但仍能为其以后亲政治国打下良好的文化政治基础。更何况，同治小皇帝实际上十分聪明，加上有几位一流的学者大臣辅佐讲授，所以成绩还是十分显著的。《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六年同治皇帝初学属对，“二月初九日，是日始属对，余等以‘敬天’二号告对，上应声曰‘法祖’，诸臣皆称善。”五月起开始练习三字对，“五月二十四日，属对‘中兴颂’，对曰‘大宝箴’，诸臣赞美不已”。同治八年，同治皇帝14岁时，师傅们为其出了一道论文题“任贤图治”，不到一小时，他即一挥而就，且语句顺畅，主题明晰，很有帝王之气。文曰：“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
应该说，这样的学习成绩，若对一般人家的孩子而言还是不错的，但是同治皇帝的功课像这种好的时候毕竟极少，特别是与清廷对他的培养教育所花费的心血和期望比，与其将来要担负的治国重任要求比，这样的成绩还相差甚远。
下面仅摘录《翁同龢日记》所记同治皇帝16岁时的学习情况片断为证：
“同治十年正月初七日，晨读懋勤殿。因极陈光阴可惜，当求日进之方。上颌之而已。”
“二十四日，读甚倦，仍如去年也。”
“二十五日，读稍振，巳初二退。午初一来，午正二入。看折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奈何？余亦草草。”
“二十九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满书极吃力，讲折尤不着力，真无可如何也。减去功课，申初一始退。”
“三十日，讲折仍嬉笑，不解其故。余忙促。申初一散。”
“二月初一日，读满文甚迟，辰正三始入，读生书毕，巳初一即还宫用膳。巳正二刻来，减去看折、读书经及熟书二号。未正一刻匆匆退。”
“初四日，晨读生书尚好，熟书数号后忽而发涩，遂不能背诵。巳初二退，午初来，午正一入。再背前所未毕书，益支离。直至未初二刻背毕，减去讲史及论，尚到申初一刻。”
“初五日，背书极慢，讲折又倦，遂减去《大学衍义》《明史》未讲。申处一始散，犹匆促也。”
“初六日，晨读尚好，讲折又极难，讲《大学衍义》时亦精神不属，不免动声色。数日来，无精神时则倦，有精神则嬉笑，难于着力，奈何？”
“初八日，课题重农贵粟，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及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十三日，军机见时，两宫询书房功课，并以上不能辨字体为言，有谯责之义。”
“十五日，晨读尚好，诸事甚不切实，神气极不聚也。”
“二十日，晨读极涩，总振不起，不过对付时刻而已。午满书甚好，而汉书又毫无神采，且多嬉笑，直是无可如何。”
“二十四日，晨读浮甚，颇费唇舌，竟日如此，无一用心者。”
“二十五日，晨读极散，余亦然。”
“二十六日，晨读亦不如昨，不得不发声色。讲折亦大闹。”
“二十七日，是日兰孙传两宫谕，问书房功课极细，有‘不过磨工夫’，‘见书即怕’，及‘认字不清’，‘以后须字字斟酌’，‘看奏折要紧’等语。”
从上述两个月皇帝上学情形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虽然作为老师的翁同龢等人百般努力，费尽口舌，但是同治皇帝的学习成效却仍不如人意。特别是，作为一个皇帝亲政后的第一要务是看奏折，但据《翁同龢日记》载，小皇帝经常是“讲折时又倦”，“讲折仍嬉笑，不解其故”，“讲折尤不着力”。以至于到了同治十年，年已16岁的皇帝，还是“读折不成句”。慈禧皇太后为此忧心忡忡，伤心垂涕，许多大臣也感到“真无可如何”。
四、同治皇帝学习教育得失原因之分析
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客观的因素，也有教育方式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其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包括几个方面。
1.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使其没有了职位竞争的压力，从而也没有了学习的动力
清朝依照康熙以来所定成规，在位的皇帝不预立太子，这种成规至雍正朝正式形成了秘密立储制。这种做法的好处，一是倘若选定的人以后行为表现不佳而需要更换，则不必经过废立手续，皇帝自己即可做主；二是可以避免太子及其兄弟之间朋党相争；三是在没正式继立为帝之前，每一位皇子都有继位当皇帝的希望，因此他们便不得不在学问品行各方面努力进取，以博得乃父的好感。“这第三样的好处最足以诱致皇子之敦品向学。所以清朝自雍正、乾隆以降，皇子的教育都很成功。”但到同治时期，这种状况就变了，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是已经做了皇帝，没有了任何职位竞争的压力，况且同治皇帝又没有任何亲兄弟，也就没有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他学不学习、用不用功都不要紧，皇位永远都是他的。既然用不用功都不要紧，也就很难有学习的积极性。
当然，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绪皇帝也都是做了皇帝后继续学习的，他们都比同治皇帝的学习好得多，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何而来？至少在帝位竞争压力方面他们和同治皇帝有很大不同。一是顺治、康熙皇帝即位之前，在宫廷内部都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他们帝位的得来并非一帆风顺，详细内幕或许当时他们不一定完全知道和懂得，但作为当事人，他们肯定也会了解和明白一些其中的艰难。而光绪皇帝则是以旁系兼祧的身份进的宫，所以更会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二是虽然顺治、康熙都是幼年登基，但因其登基后都还有其他的兄弟在侧，所以帝位并不十分牢固，而光绪作为清朝第一个非皇帝嫡子的皇帝，太后既能选他也就能废他。因此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绪皇帝在帝位都比同治皇帝多一些压力，这也就逼迫他们自己不得不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以保证自己的皇位。
同治皇帝即位之初，年仅6岁，虽然凡事听命于太后，但朝堂之上众大臣要对他三跪九叩、唯唯诺诺，充分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但只有在学习问题上，他要受到众多人的管制，他要遵守清廷给他制定的学习规定。他不仅每天要到上书房读书，接受师傅们的督教，而且要随时听候太后查问功课，时常承受着太后的训诲，上上下下对小皇帝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就连他的师傅翁同龢也认为操之过急，督责过严。“盖督责过严，诸事拘泥，其实不致如此也。”翁同龢著：《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864页。所以，在同治小皇帝的心中，皇帝地位虽然崇高，却无可贵之处，其中每天“又须至弘德殿读书”，是其认为最苦的“苦差”之一。庄练著：《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据台湾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4月版，第153页。这种位高而苦的心理反差，使小皇帝对学习逐渐产生了厌恶的心理，以至于上课常常无精打采，“读甚倦”，“倦不可支”，“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而顺治皇帝、康熙皇帝虽然也有太后和师傅的管理，但当时清廷还没有规范的皇帝、皇子学习规定，督责还不会过严，也不必“诸事拘泥”，能给小皇帝一些自由的空间，不致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厌恶之感。到光绪时，无论太后还是师傅，可能都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教训，从《翁同龢日记》中可以看出，方法上师傅们开始注意先试探性地了解小皇帝的秉性和喜好，再循循善诱，视情施教。这也是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绪皇帝学习效果比同治皇帝好的原因之一。
3.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为其提供了一些逃学的理由和环境
皇帝作为“真龙天子”，健康尤为重要，特别是同治皇帝，他是咸丰皇帝唯一的继承人，也是当时清朝国家的唯一希望所在，所以宫廷上下最怕小皇帝生病，对小皇帝的一切学习规定，只有在其生病时才变得无效，两宫太后才同意他不上课或减上课的内容。久而久之，同治小皇帝知道了这个诀窍，再加上其本身体质较弱，所以在同治五年以前，他常常以“恶心”“头晕”等名目装病逃学。而他身边的小太监，则碍于他是皇帝，或有意袒护替他遮瞒，或不敢实说，因此使他常常逃学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的小动作被太后识破，同治小皇帝才有所收敛。
4.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使其参加公务活动过多，学习越来越浮躁
小皇帝年龄虽小，但却要以一国之主的身份参加各种应酬和活动：每次临朝召见军机，虽有两宫垂帘，并且他对大臣们奏对之事一概不懂，但他也要正襟危坐在皇帝宝座上聆听；每天早晨，要到太后宫中问安侍膳；冬天、夏天要经常去祈雨、祈雪。除各种公务外，宫内节日、每月朔望演戏，还有时常临幸各王府等，这些活动不仅占去了小皇帝不少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分散了他的学习精力，使其变得越来越浮躁。为此，同治六年二月，翰林院侍讲夏同善曾上折谏止其临幸亲王府：“皇上圣学日新，功资养正，除临朝大典礼外，不宜时有间断，且耳目玩好之娱，偶有所近，心以纷而不专，即学恐疏而不密。”
除皇帝的身份地位对其学习的影响外，枯燥的学习内容、一以贯之的教学方法，也使其缺少了学习的兴趣，并压抑了其本身的天性和发展。同时，帝师仅具有高深学问却对幼帝心理缺少了解，并不是最适宜的选择，所以授课效果并不理想。
总之，作为皇帝，同治既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也要接受比常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约束。清廷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也收获了太多的失望。刚开始对他要求太高，功课太多，求之过甚，使其对学习产生了反感和厌恶心理；后来以其有病为由大量减少功课，并因其是皇帝，上课时无论倦闹嬉笑，师傅都无法管理，使其轻视了学习；再后来则因接见、看戏、临幸等活动太多使其无心学习；直到该让其亲政之时，太后方发觉花费大量心血培养的皇帝，还是“读折不成句”，可为时已经晚矣。
从清宫舆图的形成看清朝兴衰
清宫舆图，是清朝时期由官方绘制、收集并存放宫中各处的地图、战图、山水图、名胜图等各种图档的总称。中国历来对画图、地图等形式的档案十分重视，自古就有“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说法。清入关后，一直十分重视对舆图的绘制和利用，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各种清宫舆图即达约8000件（册）。这些图和社会上一般画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仅是融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科学文化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品，而且作为官方特意存留下来的档案，它首先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历史属性和特点，它的形成，和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直接记录和见证。数千件的清宫舆图，清晰地勾勒出了清朝兴衰的印迹。
清入关前，戎马倥偬，政权未稳，还来不及考虑绘制舆图，顺治时期，仅下令京内外将明朝的档案图籍开送礼部，备修《明史》，但当时响应者不多，绘图问题也未提上议事日程。清朝大规模测绘舆图，正式开始于康熙朝。康熙时期是清朝鼎盛的开始时期，至乾隆朝的100多年间，清朝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形成康、雍、乾三朝盛世。而这期间所绘制的舆图，和着时代的步伐，大多或具有开创性，或是大宏幅、大规模，其磅礴的气势，多姿多彩的文化特色，尽显出一个盛世王朝的太平景象和勃勃生机。
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清宫舆图，首推舆地图。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局部（山东半岛）
舆地图，是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主要凭证，所谓“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所以历朝历代最重舆地图，这也是现存清宫舆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共2800余件，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康、雍、乾三朝分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亲政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又三次亲征平定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叛乱，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任用白晋（Joach Bouvet）、雷孝思（Joan-Bapt Regis）、杜德美（Petyus Jareoux）等西方传教士，使用西方经纬度测绘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地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中外人员自长城测起，其后测北直隶，再测满洲（今东北地区）及其他各省，历时10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除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外，实测工作全部完成。各路人员回京后，根据实测的资料，编绘成《皇舆全览图》。“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帧。别为分省图，省各一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康熙五十八年全国总图和30余幅分省图就是该《皇舆全览图》的最早版本。该图舆地范围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南至崖州（海南岛），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进行如此大面积、大范围的地图测绘工作，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当时的亚洲也是创举，即与当时世界各国比，也走在了前列。对在这次测绘中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英国学者李约瑟评价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雍正在位13年，没有像康熙朝那样进行全国范围的实地测绘舆图工作，但康熙一生重视舆图测绘的行动和成就，给了他深刻的启迪和影响。“按北极之高，测地理南北东西差，得皇舆全览图”，这是雍正五年（1727）对康熙测绘地图功绩的总述。为指挥对西北用兵和管理改土归流后的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雍正命怡亲王允祥等组织有关人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利用国内外的新资料，编绘了比《皇舆全览图》范围更大，包括北起北冰洋，南至中国南海，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巨幅地图。全图按纬线自北向南，每八条线为一排，共十排，所以后人称之为《雍正十排图》。该图虽不及用实测投影法绘出的地图精确，但其范围之广，在当时的世界地图史上仍是屈指可数的。
能够反映康、雍、乾时期特点的另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舆图是江河水源图。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江河水利的治理，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的大事。有清一代，水患频仍，治水救灾为其主要政务之一。现存清宫舆图中，大大小小的江河源渠等水利工程图共350多件。
从这部分图中能明显看出，清前期与清中后期的工程特点有很大不同。清前期进行的多是具有探险性、长期规划性、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所形成的舆图有相当一部分是开拓性的探源图，这一点是清中后期所绘江河水利图无法比拟的。如康熙时期对几条著名的江河源头都派人进行过勘察，“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故现存的几幅大规模的江河源图大都是康、乾时期形成的。其中重要的有：康熙朝的《星宿海河源图》《黄河发源图》《金沙江、澜沧江发源图》《嫩江、黑龙江、松花江水源图》，乾隆时期的《黄河源图》《长江图》《金沙江上下两游图》等。这说明清盛世对江河水渠的治理，不仅仅是局部的疏浚、被动的堵修，而是穷究其源，力图从长远上规划，从根本上治理。
我们仅以黄河图为例。黄河是清朝水利治理的重点，早在康熙亲政之初，他便将河务作为三大要政之一，并书在宫中柱上，以时时提醒自己重视。不仅每次水灾过后派人巡视，绘图进呈，而且任命重臣为河道总督，提出了治理黄河要辨水势、疏故道，“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康熙四十三年（1695），特派侍卫拉锡等人考察黄河之源。康熙谕示：“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勃罗漠，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拉锡等人根据康熙谕旨，考察了黄河发源地星宿海、札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形成和流经路线，绘制了长360厘米、宽1475厘米的《星宿海河源图》。康熙见到该图十分高兴，欣然写下了《星宿海》一文，以记叙这次黄河探源行动。这份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黄河探源图，虽和现代地理学家对黄河源的科学勘测不完全一致，但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不是其他图所能比拟的。
继这次探源绘图之后，清朝第二次实地测绘黄河源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年春间，因黄河在河南青龙冈漫口，迟迟未能合龙，乾隆遂仿效其祖父的做法，“遣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阿弥达等沿拉锡到达的星宿海继续前行，发现星宿海并非黄河真正的源头，星宿海西南300里，还有一阿勒坦郭勒河，该河之水又来自阿勒坦噶坦素齐之上的天池。“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之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坦素齐，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壁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骤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阿弥达返回复命，按指南针方位，绘图具说以呈。图长3465厘米，宽110厘米，谓《黄河源图》。这是一份比《星宿海河源图》更精确的黄河源头图。乾隆对此次黄河探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赋“河源诗”一首以记其事，并命四库馆编辑《河源纪略》一书，将该图分成五幅，刻版印刷。康、乾两次实测绘制的黄河源图，为以后黄河探源打下了基础，从现存清宫舆图看，此后清朝所绘各种黄河图，均未超过这两次测绘的范围。
康熙五十八年《岷江源打冲河源图》局部（左右上部）
清宫所存江河源流图中，还有一幅尤为珍贵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图》，该图为乾隆六年（1741）云南巡抚张允随奉命治理金沙江所绘工笔彩图，图长7280厘米，宽51厘米。金沙江西起青海玉树，东至四川宜宾并入长江，全长2038公里，是长江上游的重要部分。早在明朝正统和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就曾几次议及开修而未成。迨至乾隆六年，经张允随奏请，议准由其动帑治理。张允随奉旨后，勘探源头，逐段疏修，工程告竣，绘图具折进呈。该图从金沙江源头云南东川府汤丹厂陆路画起，将上游52滩涂，下游82滩涂及水流走向、江边建筑情形，一一绘入其中。其图幅之长，画作之精，堪称中国历代江河渠源图之最，就其自然科学和艺术价值而言，甚至可以和《清明上河图》媲美。
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康、乾两朝所绘的名胜图、行宫巡幸图及战图等，与清后期所绘比，也无不尽显大手笔的气势。
《东岳泰山寺庙图》
巡幸活动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清康乾时期，又在这项活动中纳入了更多的政事内容，成为其巡察河务、了解民情的重要形式。康熙一生南巡北狩，东谒陵西礼佛，从康熙十年至康熙六十年，大小出巡不下150次。乾隆效法其祖事迹，将出巡作为其为政和生活中的大事，从乾隆六年（1741）起，几乎无年不举。与巡幸活动相联系，同时形成了行宫图、水陆路程图及部分名胜图、寺庙图乃至少量河湖工程图等等。这些图或是臣工为迎接皇帝巡阅查览而绘进的，或是在记录皇帝巡幸过程中形成的，也有在对名胜古迹的修缮中绘制的，80％以上为彩色工笔图画。其所绘行宫庙宇，建筑错落有致；林木山川，扶疏蜿蜒；路程景点，标注详细，既是记事图，又是风景图，既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又具有较高的美术欣赏价值。其中较为著名的名胜图有：《江南名胜图》《浙江名胜图》《江苏名胜图》《山东名胜图》《西湖全景图》。历史价值较高的行宫图则有：《江南行宫图》《西湖行宫图》《杭州金山寺行宫图》《济南行宫图》《山东德州行宫坐落图》《盘山行宫图及南巡御道图》13册、《乾隆南巡路程图说》10册、《江南回銮程站图册》等。而画作精美、图幅宏大的名山寺庙图更是不胜枚举。除著名的恒、衡、泰、华、嵩五岳及寺庙图外，还有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等佛教名山及寺庙图，山东曲阜孔林、孔庙图等等。这些图许多是惊世之作，如一幅《东岳泰山寺庙图》，长3885厘米，宽1795厘米，图从泰山脚下岱庙绘起，直至南天门玉皇顶，沿途绘有人文景观81处。不仅亭台古迹、古松巨石一一入图，而且图幅宏大，气势磅礴，泰山的雄伟，一览无余。又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陕西巡抚毕沅绘进的《华山寺庙图》，长326厘米，宽199厘米，不但庙宇房屋绘制精细，而且还绘有近百株树木，其中有些树旁贴注浮签，标明“秦柏”“秦槐”“汉柏”“汉槐”“唐柏”“唐太宗挂甲树”等。类似这些巨幅的寺庙名胜图，清后期图中很少见到。
如今当我们面对这一幅幅珍贵的清宫舆图时，看到的不仅仅是其本身的价值，还能看到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景象。同时，这些图也会引起今人的反思，为什么这么一个国力强盛、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统一大国，不仅未能长久延续发展，反而很快陷入内外交困、萧条中衰、落后挨打的局面？
二、嘉、道、咸、同时期治理内乱图增多兆衰微
历康、雍、乾三朝1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固有的矛盾，经过长期潜伏和发展，从乾隆中期开始，已逐渐激化起来，到嘉庆时期，清朝已从中国封建社会盛世的顶峰走向衰落。在嘉、道、咸、同四朝近一个世纪内，清朝先内忧后外患，国力日衰，江河日下，用曹雪芹的话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后相继的几位皇帝，也如贾门子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虽然他们也曾极力振作和治理，但他们没有康、雍、乾那种治世的胆略和气魄；面对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仍守着祖宗的成法，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最终使民穷国弱，矛盾愈烈，中衰之势成为定局。
《嘉庆朝镇压湖北钟祥县（今钟祥市）白莲教图》
反映清朝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形象档案——清宫舆图，已明显没有清初那种“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景象和气势，其特点主要体现为“两少一多”。
“两少”为：开疆探源性的舆地图、军事图、河源图少；大篇幅，有气势、有较强艺术价值的名胜山川图少。如，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大规模实测全图舆地图之后，清朝再未进行过统一的全国规模的地图实测工作。其后诸帝不仅没能开疆固土，守住祖宗创下的家业，而且因割地赔款，使国家原有版图逐渐缩小。清宫档案中现存的几幅清中后期由地方镌刻、印制的全国舆地图，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咸丰六年（1856）的《皇朝府厅州县全图》，同治二年（1863）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全图》等，都是依据康、雍、乾三朝的全国图绘制的，而且无论图幅还是实际地域，都未达到康、雍、乾舆地图的图例范围和面积。至于山川名胜图，因其形成多和清帝出巡活动有关，而乾隆之后诸帝均未举行南巡，他们中出巡最多、最远的嘉庆皇帝，也只是两到盛京（今沈阳），一到五台山，所以这一时期形成的名胜山川图既数量少，且气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