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治世谈（1）

清帝读书与执政

翻开中国2000多年有皇帝的历史，能够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大凡一个统治比较稳定、长久的朝代，其当朝皇帝多是能够认真学习、领悟中国文化和历代治国经验教训的皇帝；反之，则往往或因荒**造成其政权的短命，或因不学无术使国家风雨飘摇。清朝虽然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朝代，但清朝皇帝在读书学习上，丝毫不亚于汉族王朝的帝王，所以最终成就了清朝268年稳定长久的统治，这是清朝皇帝治世理政的重要经验之一。那么清朝的皇帝是怎么学习的，对其执政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清朝最后的灭亡和清帝读书学习又有什么关系？

顺治皇帝像

一、严格的读书家规和大内读书生活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被推翻，历10朝10帝。其中5位是成年继位，即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先读书成才，掌握帝王之道，然后通过明争暗斗的激烈竞争，被老皇帝选中当上皇帝，其后在实践中检验、补充所学知识，施展治国本领。另5位是幼年继位，即清初的顺治、康熙和清末的同治、光绪、宣统皇帝。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先被选中当上了皇帝，然后上学读书，亲政后，由一面读书、一面学习理政，到一面理政、一面继续学习。（宣统除外，他只当了3年皇帝，没等到亲政，清朝即灭亡了。）

所以，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成年皇帝的经筵典学；一种是对幼年皇帝和皇太子、皇子、皇孙的启沃培养。

对皇子、皇孙的培养教育，是关乎一个王朝兴衰继绝的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十分重视，清朝尤为甚之，而且做得更好。早在入关之前的后金时期，他们就对家族子孙读书学习有了严格的规定，入关后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皇家读书管理制度。

首先，皇子均较早入学。清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蒙将领的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他甚至将是否送子弟读书作为这个将领能否从军出征的条件。“如有爱惜不令读书者，其父兄也不许披甲随征，可与子弟一起在家闲处。”从康熙朝起，对皇子、皇孙的学习，有了更严格的规定：皇子6岁入学，“就师读书于上书房”。康熙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将会终身受益。七八岁所读之书，五六十年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读之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应须早学，勿失机会”。

其次，规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读书的皇子，每天寅时（约清晨3—5点）开始进书房，一边早读一边等师傅。5—7点师傅到书房后开始上课。中间用膳两刻钟，下午3—5点左右放学。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后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没有其他假期。直到嘉庆十二年开始才规定，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太热，每天半功课（即每天上半天课）。这种规定对于五六岁的幼童几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为由偷懒过外，始终被严格遵守。清朝皇子们读书的情景，连当时的一些汉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乾隆年间在军机处入值的赵翼曾说：“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对此，赵翼当时感叹道：我们专门指望读书吃饭的人还不能每天那么辛苦地学习，而人家帝王之家的子孙却能天天如此，他们怎会学得不好！可以想见，当年每天清宫中起床最早的，是那些要上学读书的皇子、皇孙们。

皇子们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先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一边学识字，一边学句读；然后学四书，再学五经，进而学《帝鉴》《资治通鉴》等。幼帝还要加上学读奏折，以训练当皇帝的基本功。以同治皇帝为例，在同治四年之前（10岁前），主要学四书、《庭训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同治六年起，加讲《史鉴》《圣训》；同治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大学衍义提要》；同治九年起，加讲《易经》《会典》《左传》，并开始增加读奏折课程。十月十五日这天读“丁宝桢奏江北漕船挽入东境折”；十六日读“李鹤年雨雪粮价折”；十七日读“曾国藩府县期满甄别折”；十八日读“吴棠奏各营驿站马匹并无缺额折”；同治十年起，加讲《明史》《地图》《读史略论》。

乾清宫内顺治皇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

所以，清朝不仅“宫中无不读书之子”，而且单从经、史、子集、诗、书、画，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内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没有清朝皇子们学得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学习内容更加广博，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主要是史书，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另外还有佛、释、道，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书、画。读书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几乎无书不读。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为保证读书学习时间，他们还给自己做了规定：

一是每天早起必须读“宝训”一章。清朝皇帝大体都是每天早晨4点半—5点起床，洗漱、拜佛毕，就进行早读。所以，每天鼓楼上五更的亮更鼓尚未敲响，城里的人们还沉浸在黎明的睡梦之中，在紫禁城里，已经有两处亮起了读书的灯光：一处是当政的皇帝在寝宫里开始读列祖列宗的“宝训”；一处是幼年的皇子、皇孙开始了在上书房里一天的功课。“宝训”是其皇祖、皇父的《圣训》和《实录》的统称。所谓《圣训》，即皇帝告诫臣下的诏令、言辞语录，《实录》则是下一代继嗣之君为上一代皇帝修撰的编年体大事记，因号称“文直言，事实核，不虚言，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后继位的皇帝来说，“宝训”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准则，读“宝训”既是为了从其祖宗教诲中学习治世经验，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制。

道光皇帝关于上书房阿哥师傅散值时间朱谕

二是隔天进行一次日讲。即由“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为了每天能多学习一些内容，康熙朝日讲一般每次至少要讲1—2章，也有时一次讲七八章。

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即皇帝和大臣集体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是提前定好选题，先由侍讲大臣讲，再由皇帝讲。

更多的时候是皇帝自学。虽然自学不算是制度，但是从顺治起，理政之暇自觉读书学习，几成了清朝皇家家法和祖制。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载他理政之余抽时间读书的事迹。如康熙自己所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朝于斯，夕于斯”。“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至于听政之暇，无问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嘉庆皇帝曾用一首诗描写自己每年、每天业余时间的读书生活：“恰趁三余候，勤披万卷陈”，“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帷”。即常年坚持用“雨天时之余、夜晚日之余、冬季年之余”的“三余”时间读书、写作，每天则挑灯读书至深夜。

清代皇子、皇孙学习大学图

读书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古语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皇帝并非天才，尤其面对略显枯燥和晦涩的经史子集、国学文典，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取巧的方法，唯有反复习读，由多而精，由博而通。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皇子、皇孙的读书要求都是：读书要读120遍，背书也要背120遍，写字要写几十遍，诵读经书要达到“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对经义讲解要达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写字、书法更是要持之以恒，康熙练习书法达到“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清宫中的数千法帖，他都临写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人者不下数千”。清后期的皇帝虽没能像康熙那样坚持下来，但是一般读书也要读几十遍。下面是翁同龢记录的同治皇帝一天上课中读书、背书的情况：“初到读生书一号十遍，背生书一号，先读三遍，读前日生书一号亦十遍，温《书经》五号，膳后读《大学》《中庸》一号、《四书》六号，皆背诵，再读《四书》六号，毕，写字一张，默书数行，讲《帝鉴》一段或数行，上生书毕，再读前两日所上两号，再温新，背生书数页。”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他们有时也采取一些新的学习方式，比如，在清宫皇帝学习用具档案中，有一张《大学图》，这是把儒家经典《大学》的内容归纳提炼后，用表格形式制成的一张挂图，图中包括“内圣、外王、继天立极之道、心图、操存、省察”几部分，每部分用经典的词语层层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连接成大图，使人既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大学的精神内涵，又能够容易记忆，还可以随处张挂，方便随时随地阅读。

为求得实学，他们在学习中，还利用日讲、经筵等形式与讲官和大臣开展互动，进行讨论，遇到问题或有何感想，则随时提问。同时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并重。用康熙的话讲就是：“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也就是说既要相信书中的道理，又要自己认真思悟，分辨出精华和糟粕，读出书的神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做到信而不迷。比如，一次讲官进讲《中庸》“博学之，审问之”一节，康熙听后问：“知行孰重？”讲官答：“宋时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康熙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

总结清朝皇帝读书、学习的做法，借用一位清史专家评价康熙读书的话，那就是“少年好学、青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读书学习达到四种境界：欣然境界、愤然境界、敬然境界、陶然境界；其最根本的经验则是“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

二、读书对每个皇帝执政能力的影响

清朝皇帝虽然都能严守家规，重视读书学习，但是由于每个人生活时代、读书环境不同，悟性资质、刻苦努力程度不同等原因，每个人读书学习的成效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明显表现在他们的执政能力上。

光绪皇帝读书像

嘉庆皇帝做皇子时的诗文习作

我们先从清朝4个统治阶段进行分析。清朝入关后共268年，加上入关前努尔哈赤1583起兵到1644年顺治入关的60年，共13朝12帝328年，可以划分兴、盛、衰、亡4个时期。从1583—1684年，即从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了南中国，共100年为兴起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三十年—四十年（1765—1775）前后统一北疆，确定了全国版图，清朝社会、经济、文化均达到鼎盛时期，约100年为清朝鼎盛时期；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到光绪二十年（1895）甲午战争失败，约110年为衰落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三年（1911），约15年为清朝最后的灭亡时期。

在这4个时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兴盛时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时期的皇帝学习修养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虽然终日南征北战，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介武夫，而是都很善于学习。努尔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满族文字，从而结束了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皇太极最喜欢读史书，他曾命人翻译了《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的部分和《三国演义》。在《清太宗实录》中有50多处记载他运用史书经验指挥战争的事例，我们熟知的崇祯诛杀袁崇焕事件，就是皇太极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听信讹言，误以为袁崇焕私通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是幼年继位，当时清朝江山未稳，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自己能尽快成长，建立巩固的大清朝。雍正皇帝虽然45岁才登上皇位，但是他当皇帝前参加了康熙朝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处理过大事大案，他的学习是在韬光养晦，并非死读书。雍正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百官，他上台以后连发12道谕旨，从中央到地方谈的全是吏治，学习和实践驾轻就熟。到了乾隆皇帝，虽然他也是在书斋中长大的，但他参加过一定的社会实践，从雍正十一年起，“每岁代祀北郊”；并且参加了对西北用兵和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决策，特别在其前半朝，还有创业兼守成，完成大一统的巨任，其学习也不是空读书。

所以在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中，康、雍、乾三帝文韬武略、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最高。康熙有御制诗1147首，乾隆御制诗41800首；康熙、雍正、乾隆均写得一手好字，挥毫泼墨得心应手；乾隆还熟练掌握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等。广博的读书学习基础和修养，使他们能够在执政中鉴古知今，驾轻就熟。清朝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都是入关时发轫，康熙时制定，雍正、乾隆时完善。如，清朝在边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两朝建立避暑山庄外八庙，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西藏参加熬茶仪式等。又如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满、蒙联姻政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娶了9位蒙古族妻子，顺治的6个姊妹嫁给了蒙古王公；康熙皇帝20个女儿，除12个未成人外，其余8个有6个嫁给了蒙古王公。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则根据地域等多种情况采取了多种方式：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制，在东北实行将军衙门制，在新疆、青海实行伯克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对稳固清朝北部陆路边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康熙曾自豪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溥仪字画及学习英语练习字

再如清朝的后宫管理制度，清朝能够统治268年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后宫安宁，没有出现过去封建王朝惯于形成的太监干政、后妃干政或外戚篡权等现象。清朝入关后接受明朝太监、外戚干政的教训，顺治时期就严格规定，太监不许干政，并制定铁牌挂在宫中太监集中的地方。雍正四年再进一步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所以清朝前期虽然出现孝庄皇太后辅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终没有走上前台，只是一个“贤内助”的角色。清后期出现了慈禧太后，开了后宫干政参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并没有过多干政参政，慈禧始终依靠的是爱新觉罗兄弟，所以减少了许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即便如此，这也是清朝衰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盛世没有太后干政现象。

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取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大计”、五年“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后，清朝皇帝的读书功底虽然还在，却已经是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衰退。进入守成期的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都是纯粹的书斋书生，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在书房读书都超过30年，读书范围也就是四书五经，其无论是知识的广博扎实程度，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都远不如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他们虽然在其师傅的引导、教诲、帮助下做了皇帝，但师傅并没教会他们怎么当好皇帝。上台以后，由于实践经验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皇帝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神，或有时上课嬉闹。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甚至要背诵若干年才能记住。光绪皇帝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

对皇子的学习制度，从乾隆中期开始，也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课读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的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如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乾隆皇帝共去过山庄40次；嘉庆皇帝去过8次；道光皇帝之后，去得越来越少；同治以后，一次没有再去，外八庙已失去了联系蒙古王公的功能。又如，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尚在眼前，慈禧太后却晋封太监李莲英官级从二品，破坏了太监品级不许超过四品的规定。而在这些事例中，最为明显的，是康熙皇帝和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态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以中国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上，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但清朝政府既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给钓鱼岛问题留下后患，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至酿此大错，一改历史走向。在这里，可以说清朝皇帝的读书成效决定了他们的历史眼光，也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三、清帝读书偏科与死读书的教训

清帝的读书与执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启示。统治了268年的一代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长久的，但是面对一些后进国家的迅速崛起，为什么清朝帝国迅速走向了灭亡？如果深入思考，在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几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没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没有“开眼看世界”；中后期皇帝纯书斋的学习，脱离实际，为读书而读书，只为竞争上岗当皇帝而读书，很少考虑为治世而读书。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帝都没学过西方文化。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

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只是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更未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那么当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抱残守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最后被侵略、被瓜分。

清朝从雍正时起，政权基本稳固，皇子、皇孙有了好的学习条件，但是也失去了参加社会实践、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机会，个个都成了纯书斋里长大的书生。加上从雍正朝起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保证了在传位过程中政权的稳定过渡，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不选皇太子，不公开竞争，只要老皇帝看中就能当皇帝。所以清朝中间阶段的几个皇帝，从嘉庆皇帝开始，个个都是听话型、保守型皇帝。他们好好读书，都只是表现给老皇帝看的，实际执政能力却不行，只能使清朝沿着中衰——灭亡的路走下去了。

清帝朱批常用语规律及特点

康熙朱批江宁织造曹寅奏折“知道了”

每天批阅奏折，是清朝皇帝了解军政民情、发号施令的最主要的行政方式之一。清朝使用朱批奏折文书210多年，据不十分精确统计，现存仅康熙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691—1911）的各种汉文奏折，就有150多万件。在这些奏折上，皇帝的朱批，长者上百上千言，短者只有聊聊数字，甚或仅有一个字。从这些长短不一的批语中，不仅能看到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间批示奏折用语的规律及特点，而且通过这些批语能看出每个皇帝的治世作风、治世能力和治世思想。

一、清帝朱批常用语类别

清朝皇帝奏折批语，在许多人印象里，就是“知道了。钦此。”几个字，即便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虽然都清楚清帝朱批不仅仅只有“知道了”，但是其他常用语言究竟有哪些，却鲜有人研究。不仅“知道了”是清帝朱批中常用经典语言之一，且读起来朗朗上口，而这些年来，从台北故宫所办“知道了”展览到大量制作“知道了”创意文化用品，加之国内各种清宫影视剧的广泛宣传，使“知道了”大有深入人心之势，无形中成了清帝朱批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清朝皇帝原始朱批不仅没有“钦此”二字作为后缀，而且对奏折的批示，除重点的长篇批语外，简短的常用语有多种，每种批语的内容，也都有着特定的指向和含义。本文将其归纳为7大类。

1.“知道了”类

这是清朝皇帝在奏折批示中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简单用语之一。

据现有资料，以“知道了”批文，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宣德三年五月，宫中为分发宣德鼎彝等事上书皇帝，明宣宗的批文就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后来弘治、正德、嘉靖皇帝也都用“知道了”批文。到了嘉靖年间，朱批“知道了”渐多。此后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明末，并成为明代皇帝批示奏疏的一个惯例。

乾隆朱批“以手加额，欣悦览之”

在清朝皇帝入关之前，已开始仿效明朝皇帝语气，在批文中开始使用“知道了”。现见于官方文献中第一个用“知道了”的清朝皇帝是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梅勒章京孙定遼奏言，“奏入，得旨，这所奏知道了，以后著勉供职”。此后，“知道了”三字经常出现在清朝皇帝的各类批文中。在朱批奏折中最早使用“知道了”作为批语的人是康熙皇帝，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朱批李煦请安并进献洋漆器小件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即是清朝朱批第一份“知道了”。

但是，只要稍作考证便可发现，清朝各位皇帝朱批中使用“知道了”批语的频率并不相同，本文随意选了几年档案，便看到如下差距：康熙三十二年至康熙四十五年间，202件朱批奏折中，批示“知道了”的有96件；清史工程网站列出雍正八年录副奏折60件，一件也未批“知道了”，雍正八年二月至七月，朱批奏折794件，只有2件批示“知道了”；嘉庆三年十二月，朱批奏折189件，其中批示“知道了”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朱批奏折292件，其中批示“知道了”54件；咸丰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78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14件。总的统计，清朝以“知道了”作为批语的奏折仅占总量的20%左右康熙朝最多，雍正朝最少。

2.“览”类

包括“览”“览奏俱悉”“欣慰览之”“欣悦览之”等等，也是清帝朱批中使用较多的批语之一。仍以“知道了”所选朝年档案为例：雍正八年，60件朱批奏折中，出现“览”字的有16件；嘉庆三年十二月，189件朱批奏折中，批示“览”字35件，“览奏俱悉”7件，“欣慰览之”3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批示“览”字65件；咸丰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览”字63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览”字106件。从上述统计数据，“览”类批语总计约占14％左右。

3.批转有关部院衙门知道或议奏类

这类批语最早主要用在题本、奏本、启本、手本等本章的批红中，用在朱批奏折中则是在奏折成为正式公文以后。因为在康熙朝，奏折还是只在少数官员中使用的秘密私奏，所以不仅不存在让有关部门知道的事，反而康熙皇帝担心奏折内容被其他官员知道。若遇上应让有关部门知道的事情，一般是批示具奏官员重新“具题”，即用题本通过内阁另行公开题报。即便到雍正时期，奏折批转“该部知道”或“该衙门知道”的也不太多。乾隆朝奏折成为正式公文，朱批“该部知道”“该衙门知道”或“该部议奏”“该衙门议奏”“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议奏”等用语开始大量出现。如嘉庆三年全年共有奏折189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共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折共67件；咸丰二年九月，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和“军机大臣议奏”折共88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军机大臣议奏”折共387件。这类批语的奏折，总计有20%左右。能够看得出，越往后期，使用这类批语数量越多，光绪时期已达到50％左右。

4.“依议”“著照所请”类

此类奏折，即皇帝完全同意具奏者意见，直接下发具奏者和有关衙门执行的奏折。

这类批语的奏折，约占总数的3%左右。批示“依议”者，大多数是各部或军机大臣遵旨议复某一事项的复奏折，在个人奏折上直接批示“依议”的较为少见。相对来说“著照所请”用在个人请示上的较多些。如嘉庆三年十二月189件奏折，批示“依议”的共7件，分别为户部议复折1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复折6件，没有一件是个人的奏折。

5.“另有旨”“即有旨”“余有旨”类

嘉庆朱批“另有旨”

这类用语，在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朱批中所见不多，主要在一些谕旨的陈述中使用，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谕：“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或遇大风甚寒之日，自另有旨。”雍正四年八月谕：“塞思黑病故……约计塞思黑妻子何时可到保定府，预先奏闻，朕另有旨。”至乾隆时期，“另有旨”“余有旨”等，始较多作为朱批用语使用。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道光朱批内容

这类批语奏折约占总量的8%左右。如嘉庆三年十二月189件，其中批示“即有旨”“余有旨”“候旨行”“已有旨”共2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批折292件，其中批“另有旨”“余有旨”共42件；咸丰二年九月，批折396件，其中批示“另有旨”“余有旨”共64件；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其中批示“另有旨”“余有旨”共14件。

6.留中类

将官员臣民上的奏章留置宫禁之中，不交议也不批答，即谓之“留中”。《史记·三王世家》：“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续资治通鉴·宋英宗治平二年》：“诲前后三奏，皆留中不行。”

清朝最早出现“留中”字样的朱批奏折是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朱批翰林院编修仇兆鳌奏为续进经义事折：“好，知道了，经义留中细览。”第二份则是康熙四十七年二月朱批李煦请安折：“知道了，记晴雨折子留中。”但这类批语的奏折总量并不多，约有2％左右。如嘉庆三年十二月，奏折189件，其中批示“折留览”1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其中批“折留览”13件；咸丰二年九月，奏折396件，未有留中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未有留中折。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咸丰朝和光绪朝真的一件留中奏折也未有，而是每年年底各省督抚才奏报官员考语，所以九月和五月未有这类奏折。

咸丰朱批“知道了，图留览”

7.不规则简短批语类

所谓不规则批语，是说这一类批示不像前几类，语言基本固定，这一类的批语，有长有短，词义虽大同小异，但同样类别的事情，在不同时期、不同皇帝批示中表述略有差异。这些经常出现的不规则批语，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

光绪朱批“户部议奏”

一是赞赏勉励类，如：“是”“好”“这所奏是”“这奏的是”“深嘉之”等等；

二是告诫叮嘱类，如：“益加虔惕”“益当勉之”“敬慎为之”“实力为之”“毋久而懈”“不可粉饰”等等；

三是评价类：如“似可”“亦可”“中平”“中材”“可出息”等等；

四是指示类，如：“不必来”“准汝来”“著来见”“不准行”等等。

这类不规则批语奏折，在不同朝代数量多寡也有很大差别。相对来说，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数量比较多，以后各朝越来越少。这类批语，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最能彰显每个皇帝的能力和作风。

为了验证上述所列各朝某月数据比例的准确度，我们又分别选取乾隆至宣统每朝各一年共49901件的朱批进行统计，比例大致相同。分别是：“知道了”类占179%；“览”“欣慰览之”等占146%；“该部知道”类占183%；“该部议奏”类占约91%；“依议”类占16%；“另有旨”类约占83%；“留中”类约占03%；批示接见类占11%；未批件约占266%；对具体事项的答复及重点不规则批示等约占27%。

二、朱批常用语使用规律

官员奏折，按照事件内容性质，可分为报告类、奏请类和请安恭贺类三大类，即所谓“奏为某某事”类和“奏请某某事”类。皇帝对这些奏折，有的褒，有的贬，有的采纳，有的交议，有的拒绝。具体批示什么，在于皇帝当时的心情，同时也有一些是代代相传、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基本规律。

1.不褒不贬，默许按奏报者意见办的事情，多批示“知道了”

“知道了”的特定含义，是介乎褒贬之间的词语。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冯皋谟在《云邨许先生传》中就透彻地分析道：“嘉靖改元以来，陛下批答言者，始曰：‘所言有理’，益深嘉之；继曰：‘知道了’，姑漫应之；又曰：‘如何此等来说’，则怒之矣。”这里所谓“漫应之”就是心不在焉、敷衍了事地应付一下，不一定有什么实际结果。清代的朱批“知道了”和明朝皇帝所批“知道了”含义基本相同，即在内容上也是介于褒贬之间的意思，但相比起来，清代朱批“知道了”更具有“批准了”的含义。因为我们看到，在大量清代奏折中，不论是报告性质的奏折，还是请示性质的奏折，只要获批“知道了”，奏报者就可以按照奏报中所说去办理这些事情了。所以说，清代朱批“知道了”虽有不褒不贬之意，但与明朝相比又相对少了一些敷衍，多了一些实际内涵。

2.只粗略看一下，无须详细了解和记住的事情多用“览”字

所谓“览”，也就是说仅仅浏览了一下，比起“知道了”，似乎“览”更有些“漫应之”、敷衍一下的感觉。所以只批一个“览”字的奏折，大多数都是一些附单，如雨雪粮价单、用款单、人名单或恭贺年节折等等。但是，也有些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种情况是，当“览”字后面还有其他词，如“览奏俱悉”“览奏知道了”等等，往往是批示一些皇帝特别关心和重视的事情。特别当遇到让皇帝既关心又高兴的事情时，会批上“欣慰览之”“欣悦览之”“欣悦观览”“以手加额览之”等喜于言表之词。有这些喜悦批语的奏折，内容大致有四类，一是某地喜得雨雪，二是某战事的捷报，三是奏报河坝安澜，四是漕粮顺利过某境地。这也正是从康熙时期就强调的几件大事。

第二种情况是，虽同为一个“览”字，但是由于不同皇帝的作风和习惯不同，决定了其字的分量有着很大不同。如雍正最爱批“览”，他这里的“览”与后期皇帝只用于批示各种附单上的“览”，分量上就有着天壤之别。

3.涉及有关部门的事情批“该部知道”或“该部议奏”

一般情况下，凡涉及某部院、衙门的工作，但又不需该部门商议的事情，会批示“某某部知道”，或“该部知道”，如果需要职能部门商议的事情，则批示“某某部议奏”或“该部议奏”；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则直接批转由“军机大臣议奏”或“军机大臣会同某某部议奏”“军机大臣会同议政王大臣议奏”等。比如，在职官任用上，如果是某高一级官员署理某低一级职务，或同级官员临时兼理某一职务的奏折，清帝的批示一般是“该部知道”或“吏部知道”；而如果是下一级官员护理高一级官员职务时，皇帝一般批示“该部议奏”或“吏部议奏”。

这一类的朱批，多是对一些剿捕盗匪、河坝堵筑、兵马钱粮之类奏折的批示。其中凡批“即有旨”“另有旨”者，一般当天即下达谕旨。如道光二年九月初八这天，道光皇帝共批阅了颜捡、蒋筱铦、那彦成、朱勋、庆祥五人奏折奏片共15件，其中批示“另有旨”和“余有旨”共6件。当天这6件全部随即下发了谕旨。

“候旨行”，一般是对有些需要等等再办的事情的批示。如嘉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额勒登保奏报“为军营出力文武各员请分别加恩”折，嘉庆的批示是“候旨行”，因为这时剿捕任务尚未彻底完成，请奖显然尚早，所以要等候皇帝的旨意。

5.清代朱批的“留中”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批示“折留览”；二是未有任何批答，直接交军机处“归箍”存留；三是明确批示“留中”；四是既不做任何批示，也不马上交军机处，而是皇帝直接存留在自己手中。

一般情况下，批示“折留览”的奏折，大都是乾隆朝密考制度正式实行后，每年督抚密奏的地方官员考语，也有些是谢恩折。

未有任何批示、由军机处直接“归箍”存留的奏折，大致包括下列几部分：一是大臣遗折；二是大臣恭贺皇帝年节折；三是各部院衙门折；四是各部院寺卿、各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等京官奏折。本文通过对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九年（1883）邓庆麟、李璠、方学伊、邓承修、钟孟鸿、梁俊、叶萌昉、吴镇、黄之善9位监察御史所上的175件奏折统计发现，他们的奏折虽然有些后来有上谕，但原始奏折上没有一件有朱批印迹，也无录副存档。在原奏折折首，有军机处用墨笔记录的奏报者职务和所奏内容，在随手登记档中，只有简单记载对这些档案处理结果的两个字：“归箍。”说明该类档案虽然当时未奉朱批，但却和其他奉朱批奏折一样，直接转交到了军机处，并由军机处将原始奏折按照录副奏折的处理方法径直归入了月折包存档。

我们过去所理解“留中”的奏折，一般是指皇帝直接扣留在自己手中的奏折，这样的奏折内容应该是大事、要事、难事。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内容的奏折，皇帝往往不做任何批示，既不写“留中”字样，也不交军机处归档。如雍正八年二月，雍正皇帝在陈宏谋请安折上批道：“朕安。密奏二事览焉，留中，另有旨谕。”这件批语告诉我们，在“二事”原折上，并未批“留中”字样，而是另外告诉陈宏谋，密奏之折“留中”了。又如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谏言同治皇帝继统之事，这对当时的慈安、慈禧太后来说，是一桩较难处理的事情，但不仅在吴可读遗折上未有朱批，连同后来让李鸿章、张之洞等议复此事折和大臣为吴可读请恤、请建专祠等奏折上，均未有任何朱批。吴可读死在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两宫太后则是在闰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初十才对这件棘手事情另外下的谕旨。

三、各朝朱批之差异及实质

统观清朝皇帝朱批，虽然基本规律大致相同，乍看起来批语大同小异，但稍认真审视，便可看出有明显不同之处，不仅语言风格、感情色彩不尽相同，即便同类事件批语也不尽相同。若再仔细品味个中内涵和滋味，其实质则是其理政能力和作风的差异。

1.用语词汇差异悬殊

前面我们列出清帝朱批常用语约有七八类，总计不下几十条，但是，这些用语主要出现在前期成年皇帝的批示中。特别是康、雍、乾几朝之朱批：语言潇洒，不拘形式；天文地理，全国风情，随手拈来；嬉笑怒骂，任情发挥；夹批、旁批、首批比比皆是。犹如千军万马，自在其笔端运筹，尽显其治大国如烹小鲜之气魄。仅以嘉庆三年（实为乾隆六十三年）上半年乾隆皇帝在朱批中的简短批语为例，就有：“所办好”“所办是”“所办妥”“一切皆妥”“好，知道了”“是，不可姑息”“总不明白”“错远了”“惟当镇静，不可错主意”“览奏俱悉，勿始勤终怠”“欣悦览之”“实是如此”“为之以实”“实力为之”“治河无善策，惟当随时相机顺水性而已。”“实勘庆慰，益深虔惕。”“何必为此虚名”“似属空言”“未擒首逆，不足为功。”“何未生擒逆首，尔等无能之至矣。”“不过按例之事，何用此虚文。”“自应如此”“明通公正为之”“勿自满，更加勉。”“汝等如此出力，不赏可乎”等等。

到了道光、咸丰时期，虽然不如康、雍、乾那么挥洒自如，但还是常有一些随事随情颇有内涵之批语。比如道光二十年除用常规性语言所批奏折外，各种短语批示至少出现有81次，其中三月初七一天内仅批示林则徐奏折就有5次：“所办好”“查缉甚好”“愿卿福寿日增，用为国家宣力也。”“必当先其所急，可奏请时再行奏来。”“从长计议，务出完全。”等等。

而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朱批，则基本只有“知道了”“览”“该部知道”“该部议奏”“另有旨”等几个固化的、干巴巴的常规性批语，偶尔对重要事情有些特殊批示，也是就事论事，不敢有任何发挥。就连朱批格式也是一成不变地批在折尾，能展示其随读随批的旁批、夹批奏折几乎一件都没有。

批示奏折既是皇帝指挥官员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了解下情以及与官员沟通和联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与臣下建立和巩固感情的平台。所以从康熙朝建立和实行密折制度起，皇帝的朱批就不仅只是下达臣僚执行的谕旨，还成为表达自己对官员的情怀，与官员进行对话的平台和工具，朱批语言基本都是简短自然的大白话。康熙的许多朱批，特别是对一些亲近的大臣的朱批，感情深沉亲切，许多就像拉家常。如朱批李光地折：“年老之人，起居饮食小心！”“览卿奏折，朕心惨然，想当日旧臣，近来全无，即如卿等者，不过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实不忍言也。早晚回宫，当面再说。”朱批王度照折：“这奏的是，前任巡抚做官虽有清名，众论不服，所以如此。地方只以安静，自然百姓受福。”

雍正的朱批，感情奔放，有的尖刻入骨，有的热情似火，如雍正八年朱批鄂弥达、鄂尔泰、祖秉圭、石云倬、王肃章请安折：“朕躬甚安好，你好么？”“览卿等谢矣！”“似你这种但知受恩而不知报恩者见之多矣。”“谢训谕大恩，不要只谢小恩。”“若无心自免国宪，若有心必遭天刑，何谢之有！”

乾隆皇帝朱批除有对大臣的温情，更多喜欢用“欣悦览之”“览卿奏欣慰”等语言表达感情。如乾隆十八年（1753）朱批刘统勋“奏洪泽湖水位稍降及督催坝工情形折”：“览奏俱悉，今命卿速来京，以便面陈情形，较之来往问对更为亲切。可量力而来，亦不必疲顿道路……”此等朱批，无任何官腔，字里行间，君臣对话的亲切感情跃然纸上，似如当面听训或交谈。

到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虽然康、雍、乾逸风犹存，但类似的批语越来越少了，有之，大多数也是责备或批评。如咸丰二年奏折中出现过的重点朱批：“览奏，知道了。所议章程尚属妥善，汝系朕特简之人，天良具在，断不准沾染外官喜气，挟同粉饰，致负委任。”“知道了。训练参防随时讲求，勉力为之。”“知道了。务须言行相符，不可徒循故事。好好为之，文武相济，事克有成，断不准自甘愚蠢，反畏文员。武弁习气固坏，然较之不消文吏，犹为彼胜于此。默识心存，不必形于言色。”“知道了。认真操练，不可沾染习气，边境要地，文武尤须和衷。汝之才具虽非出人者，若悉心讲究，成就有余，慎勿自暴自弃也。”“知道了。实力办理，不准推诿。汝与河臣必须事事和衷，勿得稍分彼此，著照所请行，必须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毋许冒滥。”“慎勿为浮言所惑，著传谕刘良驹，断断不准将就……”

至同、光、宣时期，则几乎见不到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批语了，既没有表示欣喜之情的“欣慰览之”“以手加额览之”，也没有对大臣怒其不成之刻骂，更少表示亲切之情的互动问候，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朱批基本失去了和官员联系情感的功能。

以清史工程网数字图书馆中朱批“雨雪粮价单”“收成分数折、单”档案为例。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东巡抚李树德上雨水情形折6件，除2件批“知道了”外，4件做了重点批示。其中在“二麦得雨折”上批道：“知道了。近京各处觉旱”；在四月雨水折上批道：“知道了。今夏雨水似调，未知后来如何”；在五月得雨折上批到：“知道了。今岁山左山右河南、陕西，一概不少雨，口外亦好，唯京中少雨，今也俱足了”；在十月山东得雪折上批到：“知道了，今冬不必报雪了”。由此朱批足可看出，康熙皇帝对全国雨雪、粮价情形极端重视：每年夏天风调雨顺了，又担心秋天；山东得雨了，又记挂着口外、北京、河南和陕西，直到第一场大雪下过，一年过去了，他才放心。所以每年各省奏报的雨雪、粮价，不论是奏折还是附单，他都是仔细阅看，认真批示。若有些官员一段时间未奏报雨雪粮价情况，他还常常催促。康熙四十七年四月朱批闽浙总督梁鼐折：“知道了。收成分数速奏。”五十年五月朱批云南巡抚吴存理折：“以后凡有奏折，将米价写明奏闻。”对那些只请安不报粮价民情的官员，康熙批评到：“凡督抚上折子……四季民生、雨旸若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尔并不奏这等关系民生的事，请安何用……”

雍正朝山东雨雪粮价折单共18件，除残破和无批折5件外，批示“览”字6件，重点批示有7件。其主要强调，各地能够雨雪调顺，“深为庆慰”，这全赖天地神明之保佑，宜感谢上苍，官员们则更应当“愈加寅畏”，“敬诚以待”。

乾隆以后各朝，雨雪粮价奏折批示不尽相同，但“雨雪粮价单”批语均为一个“览”字。如，乾隆元年至三年及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山东雨雪粮价折单共144件，其中奏折批“知道了”12件，批“览”17件，批“欣慰览之”49件，重点批折20件。嘉庆十五年山东雨雪粮价折42件，奏折批“知道了”4件，批“览”3件，批“欣悦览之”19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全国雨雪粮价折单78件，奏折批“知道了”41件，批“览”3件。咸丰二年正月全国雨雪粮价折单32件，奏折批“知道了”15件，批“览”1件。光绪二年五月全国雨雪粮价折单38件，奏折批“知道了”18件。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从上述雨雪粮价、收成分数等朱批中，我们能清晰看出各个皇帝批语和态度的变化——批语从康熙时期反复询问、谆谆叮咛，到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虽然对此类奏折不如康熙那么严格，但仍然十分重视，除有重点批示外，当听到雨雪霑沛、粮价稳定等奏报时，表现出来的是满腔欢欣和喜悦，只对附单的批示全是有“漫应之”之意的“览”字。但道光以后，批语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固化，只有“知道了”和“览”四个字，基本是所有奏折均批“知道了”，所有附单全批“览”。

清帝朱批中的“知道了”也好，“览”奏也罢，看似都是简单的大白话，但在不同皇帝的笔下，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康熙皇帝习惯用“知道了”，雍正皇帝习惯用“览”。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所说“知道了”和“览”，相信是认真地“览”，并在览后真正“知道了”，没有或少有敷衍之意。表现在，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在批“知道了”或“览”后，大部分还有后缀语，如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年，在朱批曹寅、李煦、郎廷极、黄秉中等折中分别有：“知道了，此事奏闻得好，尔再打听有什么闲话写折奏来。”“知道了，近京各处至于口外秋收十分有余，未知江南若何？”“览此奏折深慰朕怀，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知道了，近日造谣生事之徒比先如何？南方安静否？尔亲手写帖来。”“知道了，以民忧为忧更不美乎！”

雍正皇帝在批“览”字之后，更是往往还有很多话，像“览，卿奏谢亦！”“览，朕知亦！”“欣悦览焉”等，已属比较简短的批语，而有的重要奏折雍正批语常多达几百字、上千字。所以雍正笔下的“览”字，分量和内涵比“知道了”还要重。

所以，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批示“知道了”和“览”的背后，是他们对每个人、每件事的考量和要求，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走形式。

乾隆之后各位皇帝朱批用语习惯不尽相同，他们既喜欢仿照康熙批“知道了”，也喜欢学习雍正用“欣慰览之”。相对来说，乾隆皇帝、嘉庆皇帝还是学到了一些精髓。如：在《清代文字狱》一书中，收录乾隆朝相关奏折400多件，乾隆皇帝朱批“知道了”108次，在每个“知道了”背后，都表达了他对该案、该人的态度。如对第一个诗钞案，山西巡抚阿思哈几经讯问，最后认为该案主犯王肇基“似属病患疯癫之人”，在这件奏折上，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这里的“知道了”连同后面的“而已”，明显表示，在经过几个月大动干戈的紧张追查后，此奏折使乾隆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道、咸之后，似雍正那样长篇大论的朱批越来越少，常用批语也越来越简单。至同、光、宣几朝，不仅朱批中没有了长篇批示，甚至有些重要事情也仅仅批个“知道了”“该部知道”等字样，基本是千折批示用一语，内容内涵一个样。所以同样的“知道了”，同样的“览”，在清朝各个皇帝笔下，内涵深度大不相同。

综上所做分析，除去奏折的制度化、后期几位皇帝年龄问题以及国家政治大环境等因素外，从清朝皇帝朱批常用语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各个皇帝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气魄和作风。清朝朱批奏折文书使用了210多年，作为一种重要的上传下达的工具，批语越来越简单，格式越来越固化，越来越流于形式的过程，反映的正是清朝皇帝或治国能力和水平越来越低下，或魄力和自信一代不如一代，或思想和作风越来越惰政的过程。

新春之际，人人都会有一份美好的期望，这份期望，或珍藏心中，或凝结笔端，送给亲友，也留给自己。美好的祝福、祈愿习俗，给数千年中国节日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穿越历史时空，打开清朝的皇家档案，我们看到，当年的皇帝，在节日期间也有各种各样独特而有意义的祈福、祈愿活动。但和民间礼仪、礼俗活动不同的是，皇家的这些活动，无不打着政治思想的烙印，其中每年开年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大年初一举行的“元旦开笔”写吉字，规模不大，但寓意深刻，吉字内容颇能反映出清朝皇帝治世思想的变化。

一、开笔仪式寓意：金瓯永固玉烛常调

清朝时期称春节为元旦，元旦开笔，又叫“元旦举笔”“元旦动笔”，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习俗，即元旦（春节）这天，人们在红纸上写两句话，第一句话写“元旦开笔”，第二句话写自己当年最大的心愿，如“元旦开笔，百事大吉”“元旦开笔，读书进益”等等。

嘉庆元旦开笔

金瓯永固杯

清朝皇帝从雍正年间开始，仿民间习俗举行“元旦开笔”活动，但是清朝皇帝的“元旦开笔”活动，较民间的“元旦开笔”，不仅增加了庄重的礼仪程序，而且在内容上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思想内涵。

其开笔仪式是：皇帝大年初一起床洗漱后，须赶在子刻时分，到养心殿东暖阁临窗处，研墨开笔。养心殿东暖阁窗纸通明，故曰“明窗”，“取明目达聪之义”。是时，在紫檀长案上，先置一寓意大清疆土、政权永固的“金瓯永固杯”，盛入屠苏酒，然后点燃一支蜡烛，再用朱漆雕云龙盘，中盛古铜八趾吉祥炉和两个古铜香盘，将笔管先在炉上微熏，然后用笔端曰“万年青”，笔管镌“万年枝”的专用万年枝笔，写下对新一年的希望、期盼和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吉字写在两种纸上，一般先用红笔在黄纸上写数句，再用墨笔在红纸上写数句，或在一种纸上，先用红笔书中行，再用墨笔书左右行。写完后，皇帝亲自把所用物件收拾好，交人收贮，备来年开笔时再用。写好的吉字则放入专门的黄匣内封存，不许任何人拆看，等到第二年开笔，写的吉字仍放入该匣。一直到这位皇帝去世，他所写的元旦开笔吉字均完整地封存在内，甚至要求其子子孙孙，都“不许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