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档案述评（3）（2）
（3）陵寝礼部、乐部档案。
清朝共有帝后陵3处21陵，各陵均设有礼部衙门，统称“陵寝礼部衙门”，专职各陵寝祭祀礼仪事宜。东、西两陵各处陵寝分别由礼部、工部、内务府派员兼理，礼部官掌署文案，监视礼仪、岁供物品；工部官掌修缮工程；内务府官掌祭祀与陵墓打扫启闭，总管大臣则负责督办官兵巡防保卫工作。盛京陵寝则由盛京礼部、工部和内务府派员管理。各陵寝礼部形成的档案主要是各种清册档簿，如祭祀物品清册、支领经费清册、岁修工程清册、兵丁数目清册等。
乐是仪的伴奏。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清宫就已使用了仪仗和音乐，但独立的乐部机构则是乾隆七年始正式设立，此前礼乐事宜概归礼部。乐部是掌朝会、祭祀、燕飨时演乐及审定宫廷乐器音律事务的机关，所形成的档案几乎损失殆尽，现只存御制乐章——云汉诗八章及光绪朝祀祭、祈谷乐舞人员名册等少数几件。
2.掌管皇族及宫廷事务的机构形成的礼仪档案
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侍卫处及尚虞备用处是清代专门为皇族和宫廷服务的机构，它们因其服务职能的特性，许多工作都是围绕宫廷各种礼仪活动开展的，故所形成的礼仪档案也十分可观。
万寿贡单
其中，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机关本身形成的各种文稿中，有大量宫中遇红白事，通知各旗旗人穿孝行礼、向皇帝请安的奏稿、题稿。在和各机构的来往文移中，有关于祭祀坛庙、日月坛、祈雨等典礼时，王公、宗室、觉罗侍值行礼方面的咨、呈、移、付。而銮仪卫形成的档案，则多是皇帝登基颁诏、出巡阅兵以及帝后、妃、亲王、阿哥、公主等婚丧嫁娶及各节令时有关卤簿仪仗、仪卫、仪礼的文件。特别是清宫内务府，因是专职为宫廷服务的机关，在其下属的7司3院40余个机构中，除由专门的掌仪司管理宫廷礼仪事典外，逢宫中红白大事，还要设临时机构，专责办理大典事宜。所形成的档案，即有大量的折奏谕旨，更有为数甚多的每类礼仪大典的档案汇编。
（1）内务府掌仪司的礼仪档案。
内务府掌仪司是“掌内廷礼乐之事”的机构，即凡皇室的祭祀、筵宴、礼仪、乐舞等事，都由它经管，并且下辖御茶膳房、中正殿、雍和宫、升平署及各陵园等部门，故该司所形成的礼仪档案最多、最集中。其中比较完整系统已单独分类的档案，就达31万余件又2478册，仅该司本身形成的奉先殿大祭档、备差档簿册就有1142册。另有上万件中正殿喇嘛念经单、祭神档、佛经道场什物档、雍和宫供佛上香档、念经时间地点人数单、御茶膳房备办宫中典礼筵宴膳底档、祭祀供品册、四香敬神献鲜底档、坤宁宫萨满祭祀吃肉档等。
（2）内务府临时礼仪机构形成的档案。
内务府的临时礼仪机构，主要是为皇帝、皇太后、皇后的红白寿事大典而设的机构，事毕即裁。包括：大婚礼仪处、庆辰处、丧礼处三处。他们在办理帝后婚丧寿事过程中，分别把所奉谕旨、每日办理事件、各衙门往来文件以“接奉谕旨档”“堂谕堂交档”“日记档”“活计用料档”“典礼礼节总档”等形式汇集起来，形成了较系统完整的红、白、寿事礼仪簿册。对此，后面我们有专门分析，这里略述。
圆丘祭祀图
（3）内务府其他机构形成的宫廷礼仪档。
除掌仪司及大婚、庆辰、丧礼三处专设机构外，内务府堂本身和内务府所属其他各机构形成的档案中，还有许多和清宫礼仪有关的折单和簿册。其中簿册较多的是由内务堂记录和汇集形成的“典礼簿”。包括嘉庆至光绪朝皇帝、后妃、公主丧礼的文件，以及公主下嫁、阿哥婚娶的堂谕和奏案、嫁妆清单，还有平时祭祀拈香、东西陵致祭等文簿。各种折单中，关于宫廷礼仪内容较多的有来文、奏案、堂稿、呈稿。来文，简而言之是各机构间的来往文移；奏案，是内务府所属各机构的题报，类似各省向内阁奏报事务题本；堂稿，则是经内务府堂批办的各种事务的文稿。因为清宫每一次典礼活动，往往牵涉多个职能部门，所以形成的这些档案，许多为同一事件，内容也大同小异。
3.其他中央机构中有关宫廷礼仪的档案
清代除专门的礼仪机构和直接为宫廷、皇族服务的机构自然形成了大量的宫廷礼仪档案，在其他几十个全国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机构中，也形成了数量不等的和清宫礼仪有关的档案。
首先是掌管全国文教事务的国子监、学部、钦天监、翰林院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责、职能与工作性质本身就和礼仪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子监清初原本隶属礼部，至康熙十年（1671）成为独立单位，主要职能是掌管文庙及皇帝临雍有关典礼；设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国子监撤销后的学部，除新式教学内容外，原属国子监的一切礼仪职能仍是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天监是从事天文历法的机关，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时代，天文历法属礼仪范畴，清初曾隶属礼部，直到乾隆年间才正式独立，但仍未脱离礼仪轨制；翰林院则是直接为皇帝服务、“掌论撰文史之事”的高级御用文化机关，不仅许多册祝礼仪文稿出自翰林院，而且有为皇帝拟写的各种经筵用礼仪讲章。故这些机构都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各种有关宫中礼仪的档案。
其次是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如内阁、军机处、宫中奏事处等。这些中枢机构，本是办理国家政务的机关，但在封建的家天下时代，皇帝家事即国事，所以清宫各种婚丧大典及节令，办理宫中典礼，就成了它们政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内阁为例，清代内阁号称是国家行政的中枢，但大量具体的工作，是帮助皇帝办理各种典礼，“凡大典礼，则率百僚以将事，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凡上徽号、进册宝册印，俱由内阁撰拟，至皇子、皇孙、王、公、公主名号，俱承旨以奏”。内阁主要职掌实际成为“掌拟上制、诏、诰、敕之式，进呈庆贺表笺，请用御宝、请上谥、请封号”的职能机构。这些诰册文稿拟好后，候钦酌定，宣示天下，原件收贮内阁大库。故内阁所形成的宫廷礼仪档案，一是各大典礼发布的制、诏、诰、敕及册文；二是各种祭文、祝文和碑文；三是中外臣工进呈的表、奏、贺、笺文。另有一些随题奏本章进呈的礼仪类清册、黄册，如礼部奏进的每年坛庙祭祀册，大常寺、光禄寺奏进的陵寝、寺庙修缮册、钱粮册等。军机处及宫中奏事处等各处，大量的奏折和谕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朝见、册封、祭祀、婚丧、陵寝等礼仪问题。如仅宫中各项清单中，祭祀单就有15万余件，更有名称各异、无法确切统计的“礼仪记载档”“主位请安档”“万寿礼节档”“旨意档”等。
再次是掌管民族、外交、金融钱粮及军事民政等事务的机构中，形成有外交觐见礼仪等宾礼方面的文件，如朝贡、封册、外国使臣递国书、觐见等礼仪仪式；有宫廷礼典动支钱粮、马匠的文件，如会考府核销礼部、太常寺等礼仪机构备办陵寝祭祀、婚寿礼典用牛、羊，坤宁宫祭神献牲用猪，常祀用果品等问题的奏折、呈稿；还有兵部陆军部、八旗都统衙门等机构，为接到礼部、鸿胪寺等通知坛庙祭祀日期，元旦、帝后生辰行礼、回避、备办宫廷礼典选派员弁迎送、随扈礼节等问题的文件。
总之，清代各机构形成的清宫礼仪档案，数量庞杂，内容全面，文种繁多。每个机构的档案虽不完整，但各个机构的内容可以互为补充，构成系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宫廷礼典的总汇。
二、专题性礼仪档案的内容——宫廷精典礼仪文化的荟萃
宫廷礼仪繁多，但等级有差别，所形成的档案，也因其重要程度不同形式各异。清朝一些重要的典礼档案，多有专题汇编，或由职能机构单独分类收贮。现在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围绕帝后婚、丧、寿诞大典形成的红、白、寿事专档；围绕各种祭祀活动形成的祭祝文稿及较完整的奉先殿大祭档；还有围绕中外臣工觐见庆贺礼节形成的觐见档、表奏贺笺档等。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
1.红、白、寿事专档
宫廷礼仪，说到底，是以帝后生活为中心形成的礼仪。红事、白事和寿事，基本涵盖了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所以也是清宫最大的典礼。现存清宫红、白、寿事档，一部分属宫中专档；一部分属内务府的大婚典礼处、庆辰处和恭办丧礼处档。
（1）红事档。即皇帝、公主的婚礼事宜档。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有4位是登基后举行大婚典礼的，即顺治、康熙、同治和光绪。现保存下来的清帝大婚专档，主要是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清制，皇帝大婚，例由内务府遵旨主办。同治、光绪大婚，正式婚礼前两三年，即专门成立了大婚礼仪处，开始筹办婚礼事宜。如同治大婚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举行，但在同治八年（1869）就成立了大婚礼仪处，慈安、慈禧下懿旨：“皇上大婚，礼典崇隆，应宜先期预备，一切应办事宜，著派总管内务府大臣，遵照会典，敬谨办理。”现存同治朝大婚档共55册，光绪大婚档共135册，每册有档案10—20件不等，主要有谕旨档、堂谕档、行文档、来文档、奏案、奏片、日记簿等。其中谕旨档、奏案尤为重要。谕旨档系统记载了办理同治、光绪大婚的懿旨；奏案则是承办大婚事宜各大臣的奏折，其中有：大婚典礼章程清单，内务府大臣遵旨每月一次奏报办理的事件，京师各衙门、三织造、粤海关等承应差务衙门筹备差务、工程进展等情况，纳彩礼、大征礼、奉迎礼的礼仪及大婚典礼的经过等。同治、光绪大婚现存档案是记载帝王婚礼过程最完整、最详尽的档案，其婚礼之豪华气派、仪式之完备规范，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婚礼形式的高峰，因此，这部分档案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婚礼制度与文化的珍贵资料。
（2）白事档。是清代帝王丧葬的档案。丧礼是一个人一生终结的最后一次大典礼，属“五礼”之中的“凶礼”。《大清通礼》载：“周官凶礼有五，丧居其首，昭慎终也”，“我朝孝治光昭，与成周媲美，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其间称情立文，垂为典制，王道使民无憾，胥于是乎见焉”。丧礼的等级又代表着这个人最后的身份和地位。皇帝是封建社会最高的统治者，他的丧礼在清代称为“国丧”，全国军民都要服丧，宫里要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从当天的“小殓”礼，到最后入葬地宫，封好地宫石门行“告成礼”，礼仪环节几十道，仪式烦琐而隆重。为办理丧礼，一般在内务府下成立专门的丧礼处，具体承办各项丧葬事宜，并由司员、笔帖式专门负责办理各衙门往来文稿。现存清宫档案中，共有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穆宗同治、德宗光绪6位皇帝及孝圣宪、孝和睿、孝贞显、孝钦显等11位皇后的丧礼档案汇集796册。这些档案记载了每次丧礼的各项礼仪和过程，内容详尽具体，小到每天行礼、每次祭奠、每个礼仪环节，乃至供案上点几支烛、放几盘果；大到陵寝总工程、礼仪总过程、用人用钱的总数目等。其中有皇帝的谕旨，有大臣奏折，也有内务府给承办单位和有关衙门的咨、照、移、付等行文，以及这些单位的禀、呈、帖、照等来文。
（3）寿事档。帝后寿诞，也是宫廷重要的典礼之一。清朝称皇帝诞辰为“万寿节”，皇后诞辰为“千秋节”，皇太后诞辰为“圣寿节”。顺治八年（1651）正式确定清宫“三大节”仪制，万寿节为三大节之一。逢帝后寿诞节，宫廷要举行庆贺仪式，逢“旬”寿节，礼仪较隆重，遇“周甲”“古稀”“耄耋”之年，更加隆重。其中清宫有几次大规模的庆寿活动，称为“万寿庆典”。一是康熙六旬万寿，二是乾隆八旬万寿，三是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之寿，四是嘉庆六旬万寿，五是慈禧太后五旬、六旬之寿。
庆典期间，组织全国欢庆，京城内外，搭龙棚，建经坛。京城内从西直门外的御园行宫到紫禁城西华门，沿途30余里，张灯结彩，张乐演戏。一些外省耆民赴京庆寿。万寿节日，皇帝至太和殿受贺，在乾清宫设宴，王公大臣敬献寿礼。举行一次万寿庆典，需时数旬，费用浩大。为办理寿诞大典，内务府成立专门临时机构——庆辰处，简派总办大臣督办各项庆典礼仪。现存清宫中寿事专档和内务府庆辰处档237册，其中有康熙万寿庆典档，乾隆七旬、八旬万寿档，孝圣宪皇后六旬、七旬、八旬庆寿档及慈禧太后六旬庆寿档。内容主要关于庆寿各项建筑工程，内外大臣报效银两、捐造无量寿佛，庆典礼仪事项，赏赐王公大臣、寿民寿妇如意、荷包、缎匹及筵宴等情况。
2.祭祝文稿
祭礼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的典礼，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履也，所以事鬼神致福也”。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礼的中心活动就是祭祀。清宫祭礼包括大祀、中祀和群祀的朝廷传统祭祀；满族特有的祭堂子和坤宁宫祭神以及与汉族相类似的祭祖。这些祭祀活动，虽无实质性的内容，但典礼仪式极为烦琐，读祭祝文即祝祷是其中最主要的礼节之一，也可以说是祭祀的中心，体现和代表着祭祀人的目的和要求。费尔巴哈认为：“祝祷是宗教的来源，是宗教的本质自身。”在清宫档案中，较集中保存下来的就是各种祭祀祝祷中用的祭祝文稿，即祭文、祝文、告祭告祝文的底稿。包括从康熙至光绪各朝向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关帝庙、孔子庙、东岳庙、城隍庙等坛庙的祝文祭文；向后士神，山神，司工神，风雨神，炮神，太庙，奉先殿等神殿的祝文、告祭文；向社稷、三坛、关帝等的祈谷、祈雨雪、谢雨雪祝文。从文稿的内容可以看出，一般遇登基、婚丧、册封等大典，出师、凯旋等重大事件及坛庙动土兴工、神牌移付等用告祭文、告祝文；祈雨雪、谢雨雪、祈谷用祝文；祭祀陵寝、祖庙等用祭文。祭文、祝文均有一定的格式，内容用骈体文。
3.奏表、贺表、贺笺及觐见礼节档
表笺之制，清会典载：凡每岁元旦、冬至及帝后诞日三大节，臣工行庆贺礼，进皇帝及太后者曰表，皇后者曰笺，其文式例由翰林院撰拟，大学士奏定，颁中外遵行。登基大典贺表，则由内阁撰拟，奏定颁行。每一贺表，又有正、副两份，正表卷而不折，副本则折叠如本章式，函以表匣，裹以黄绢。表笺进呈，交送礼部，礼部届期具疏奏闻皇帝，礼毕收贮内阁。《大清通礼》载：“三大节……诸王、大学士率京朝官，直省文武率阖属官，具贺表，预送礼部，其式，在京称某亲王、臣某某、诸王、贝勒、文武官等；在外称某官臣某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贺伏以（表联、随时撰拟），恭维皇帝陛下（随时恭拟）。臣等恭遇熙朝，欣逢圣诞（元旦、长至），伏愿（随时撰拟）。臣等无任瞻天仰，忭欢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这些表贺笺文，虽仅为一种仪节，其内容全为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官样词语，但在当时却是事关大典的礼仪。进表、笺人员资格有严格要求，应俱表者不进，是大不敬。康熙朝谕定：“表文事关大典，应自五十六年万寿圣诞为始，文官按察使以上，武官副将以上，准其进上，其进上表文，仍照例该督抚汇齐，由驿递交礼部，转送内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朝表贺笺文档案4000余件，其中有京内外大臣的，也有朝鲜、琉球、越南等朝贡国国王的；有臣工致皇帝、皇后、皇太后的，也有光绪皇帝致慈禧太后的。
光绪进呈慈禧太后寿辰贺表
觐见礼原本主要指国内大臣和朝贡国使臣朝见皇帝之礼，后来主要指外国使节见清皇帝之礼，也成为清朝外交关系上一个长期争执交涉的问题。现存觐见档案即清后期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礼仪档，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宫中各项事务档簿中的“觐见各国档”，二是内务府堂清册中“各国觐见档”，三是外务部档案中的“觐事备查”档。这几部分档案汇集了清朝时期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整个礼仪变化、礼节争论及礼仪事项。如外务部“觐事备查档”即汇集了从康熙三年至同治元年各国历次觐见礼仪过程、进贡物品等。
从上述专题性礼仪档案看出，清宫礼仪的重点，一是人的婚、丧、寿诞；二是敬天地、事鬼神的祭祀；三是中外君臣礼节。这也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最为重视的，体现各阶级、阶层政治等级关系的“礼之三本”的核心。所以这些专题性清宫礼仪档案，可说是中国封建宫廷精典礼仪文化的荟萃。
三、清宫礼仪档案的价值——研究清宫史、清朝政治制度、思想道德、宗教文化的重要史料
中国历史上，不乏各种礼仪典籍，早在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就归纳了专讲官制的《周礼》，专讲各种礼典的《礼仪》，专论礼的性质、作用、意义的《礼记》，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礼仪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些典籍代替不了档案。档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直接记录，比一般书籍更真实、更具体。特别是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形成的各种礼仪档案，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礼仪典制的终结和汇集，也是中国封建精典礼仪文化的荟萃，虽有糟粕，也有精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1.史料价值
礼仪档案是研究清宫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清宫史，简言之是清朝最高统治核心——皇帝一家宫中生活的历史。而清宫生活，是笼罩在“礼仪”巨网之下的生活：吃穿有等级，起居有规矩，上下有尊卑，行止有礼仪；日常生活中行常礼，年节婚丧时行大礼；宫女、太监要行礼，皇帝、皇后也要行礼，一部宫廷史，可谓半部是礼仪。清宫礼仪档案，将宫中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礼仪活动内容和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所以研究清宫史，不可不用这部分资料。
礼仪档案也是研究清朝思想道德、政治制度等问题的重要史料。在阶级社会里，礼是一种社会思想道德的体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礼的含义也不同。但对礼的重视历朝统治者都一样，都把礼当成维护社会道德和规范的手段。希望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用礼加强人的道德修养、节正民风，“礼者，所以正身也”，“礼所以防佚，节其侈靡也”。从孔子开始的圣哲先贤，无不倡导、追求一种以“礼”治天下的社会和谐之美。但礼的范畴很宽泛，孔子一部《论语》，虽74次提到礼，却没对礼的定义做出明确解释。倒是郭沫若先生说过：“德”的客观方面汇集起来，便成为儒家所说的礼。而“德”不仅指个人的道德理性，“德”又表现为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认同。这就是对国家要“忠”，对家族要“孝”，故中国古代常常强调“有孝有德”“惟忠惟孝”。清宫礼仪档案中大量的内容体现的正是对社稷、对祖宗、对皇帝的“忠”和“孝”。如大量的表奏文书、朝觐礼仪档案，格式千篇一律，内容多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表达的都是对皇帝、皇后的顶礼和忠心。而对祖庙、对陵寝等的祭祀和膜拜等，反映的核心则是“孝”。正是这种通过一次次的表忠祭祀等礼仪活动，使忠孝纲常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封建社会的道德和规范。礼及礼制逐渐成为人们思想、生活、交往中约定俗成的共同准则。所以大量的清宫礼仪档案，又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道德观的第一手资料。
相对政治而言，礼又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各有各的名位身份，故而各种礼节、礼仪也有差别。因此，礼被更多地赋予政治等级、宗法制度的含义，并被改造、升华为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成为历代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礼记·礼运》中说：“礼者君之大柄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祭统》更明确指出：“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孔子甚至认为，在治国治民方面，礼比法更重要，“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所以历朝历代所订的各种礼仪礼典，实质上代表的是该社会的国家政治等级和制度。清宫礼仪是清朝国家礼制的中心，大量清宫礼仪档案，是一次次宫廷礼仪活动的实录，在这些礼的实践中，不仅炫耀着皇家的尊严，更实施着皇权的政治统治。所以深入研究这些宫廷礼仪档案的内涵，是研究清朝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文化价值
中国是礼仪之邦，梁启超先生曾评价：礼仪就是文化。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法意》中，将“礼”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词。这些都说明礼仪的深厚文化内涵。显然，内容丰实、多姿多彩的清宫礼仪档案，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资源，其每种礼仪、每个礼节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不仅各种宗教的、艺术的文化可以从中找到它的根源，而且各种政治的、伦理的、精神的文化也可以从中得到诠释。
其一，自古以来各种礼仪活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一种对超人间力量的盲目信仰活动，多带有想象和艺术的特色，所以各种传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文化，多源于各种礼仪活动。“这些艺术种类最初是整套仪式活动的各种因素”，和古代各种礼仪活动一样，清宫各种大的典礼，如登基、朝会、祭祀等，也无不伴着音乐和祝祷，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如祝文、乐律等都直接构成清代文化的一部分。
其二，礼仪活动又是人类追求精神满足感的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清宫礼仪将其输入了更多的精神文化因素，其中有荒诞迷信的封建性糟粕，但也有一定的积极的民族性精华。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档案中，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族的精华，让古老的文化为现实服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租界档案及其价值
租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产物，作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深入中国的据点，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对于租界问题的记载中外不乏各种史书，但是记载最为详实、最有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的莫过于档案。
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近代租界档案，包括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文件，据不完全统计，共约有4000多件、册。这部分档案，主要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为办理各国在通商口岸和地区租界、租地问题，中外在交涉过程中形成的官方文书以及官员奏议。其中有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租界条约、章程、合同；中外就租界问题来往交涉的照会、电函；清政府有关大臣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等呈皇帝的密折、奏议；各有关衙门、地方督抚之间互致的咨文、函札、电报；租界内华人绅商给清政府的信禀等。
这部分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各国租界的办理经过、扩租转租情形、租地价格、租界内各项设施、管理权限、各类司法案件、界内华民的抗捐抗税、罢工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勾结镇压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文件。内容涉及的范围，按国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等十几个国家；按租界地域分，包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九江、镇江、长沙、芜湖、广州湾、胶州湾、九龙、威海、旅大、营口等20多个地区。
对这些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按全宗进行了整理、编目，并就各档案全宗的不同情况，按国别—问题、国别—朝年、问题—朝年等原则分类立卷。现在，这部分档案主要分布于外务部全宗的疆界租地项、开埠通商项、法律诉讼项、路矿实业项、镇压革命运动项；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类、帝侵类租界项；军机处照会、来文、电报；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帝侵类租界项；宫中电报电旨；以及兵部陆军部档、刑法部重大专案档、端方档、醇亲王府档、各衙门汇集档、山东巡抚衙门等档案内。其中以外务部档案为最多，共2000多件、册，约占全部档案的二分之一。
二
租界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这里只能对主要国家在华设立的主要租界的档案情况做一简略介绍。
1.英国租界档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英国是第一个入侵并向清政府强划租界的国家，并是建立租界最多的国家。因此，现存档案也最多。
英国上海租界
（1）上海。“上海为中国第一口岸，其地处南北两洋之交，衡握中外各商之枢纽”，所以成为列强首选的租界区。道光二十五年（1845），根据《上海租地章程》，英国首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建立租界。咸丰七年（1863），英美租界合并，后几经扩充，租地面积大增。档案中有一部分就是记述其形成、扩建、管理等情形的文件。但咸丰十年以前的租界档案甚少。因此该租界形成时期和咸丰四年以前扩租经过的直接文件，从档案中无从查到，对于这一时期的记载，主要是后期有关大臣在奏折中追述的。
档案中较多的是扩租文件。在扩租过程中，各国惯用的手段和步骤是，先在租界外延伸筑路，然后沿路安装公用设施，再设巡警等进行管理，然后收取特捐特税，最后将其划入租界区。因此，扩充租界大多和筑路等问题相连。英国在上海扩充租界的档案主要有：同治七年（1868）上海马路公司在新赛马场圈内租用民地的照会；光绪二年（1876）因英商在旧租马路界外扩租蕴草浜北岸地亩修筑吴淞铁路事，总理衙门与英使的往返辩论照会；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为扩充租界办理情形问题，张之洞、沈葆桢等大臣的奏折；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为上海推广租界事，上海道台与湖广总督端方、外务部的来往电报册；光绪三十二年工部局修筑上海至青浦之佘山路案文件；光绪二十二年和三十四至宣统元年，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上海道台、上宝（山）绅民，旅沪绅商等一致要求力拒上海租界扩充事给外务部的函电；工部局在租界外编门牌、收自来水费居民反抗情形的奏折及英商租地清单等。
上海作为第一个由外国人专管的租界，其设置、管理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公共设施设立等情况如何，此类档案也有许多。主要有：同治五年英使就上海洋泾浜外国租界四址内设官员数目，并需用经费数目的照会和附单；同治六年上海洋泾浜设官章程的照会；同治二年洋泾浜劝捐案清册；租界内试办食盐议增引数、课帑数目折单；江苏候补道张翼详陈路过吴淞时所见上海租界内外商繁荣之禀启；英商转租房地契约以及有关设立巡捕、建立公堂等事的来往照会、奏折；还有上海会审公堂变通刑章事的电旨、会审公廨全图以及有关租界内的法律诉讼案件，如：光绪十七年会审公堂拘捕范高头案、光绪二十年英副领事强押官眷激起众怒罢市案。还有一些关于设学堂、办实业、洋行借贷等档案，其中许多内容涉及了租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
另外，英国以租界为据点干预和参与中国内务的档案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抑制英租界扩充，上海地方政府在闸北地方仿照租界设施情况建设马路、修建电灯、自来水，并设巡警管理，英使出面干涉，不允许中国对闸北的治理，双方引起交涉的来往照会；还有上海租界捕获革命党人、查封《苏报》案等。
(2)东南沿海口岸。根据《南京条约》，除上海外，在东南沿海还同期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四处口岸；根据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又增开通商口岸11处，其中包括东南沿海的台湾、潮州、琼州；光绪四年（1878）《中英烟台条约》，再增温州。至此，东南沿海口岸全部对外开放。随着开埠通商，各国在这些地区相继租地，建立租界。现存英国在这里建租界情况的档案有：咸丰十年（1860）英商在厦门租地案——光绪三十一年厦门商民因纳税办法过严，结队到英租界并欲攻击税司公所，被西人开枪殴打，英国派兵登岸准备以武力镇压，中英双方来往交涉照会；光绪八年，厦门英商租界填筑海滩章程；同治元年英国人在广州借故滋事案；光绪三年两广总督关于英国人在广州租地应纳田房税契纠葛事奏折；光绪三年至九年丁日昌等奏报英人在福州租地建筑房屋事奏折；福州螯山书院等处租与英商当跑马厂事的照会；温州会办租界一切事宜之情形照会及租约抄单；光绪十七年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及附后规则等。
(3)天津。天津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的汇流处，东临渤海，是通向北京的一道大门，也是经济发展重镇。英国取得东南沿海通商、设立租界的特权并不满足，道光八年，英国先以递送国书为借口派船驶入天津，现存档案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咸丰十年，英国在天津正式建立租界，档案有：咸丰十年，英使知照拟租用天津紫竹林至下园一带地方的照会；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1863），英国天津租地清稿；光绪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英国在天津租地占用内务府差地亩数、原属、租地价格、原应交纳租项折，以及英国要求租用大沽炮台的来往交涉文件等。
(4)长江流域各口岸。在租占上海和东南沿海口岸等地的同时，英国又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扩建租界，并且把长江流域逐渐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咸丰十一年，英国先后在汉口、镇江、九江三地建立租界。记载这些地方建租界的档案有：湖广总督官文奏报同治元年办理英国在汉口租地、“开导”百姓认真核减地价、依限搬迁和英人在汉口买地基事；当地水勇和英兵因口角引起武力冲突，水勇被毙事等来往文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使关于在租界外租地，并在汉口展拓租界问题给外务部的照会；同治元年（1862）至二年间，沈葆桢等上英国在九江租地经过、租界四址及租地价格问题的奏折等。
光绪二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长江流域增开了宜昌、芜湖两口岸。《马关条约》签订后，又增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英国在这些地区建租界的档案，以芜湖租地通商文件居多，有光绪二十八年所订《芜湖公共通商场租地章程十条》；就英国要求在芜湖专立本国租界事，芜湖道与英领事柯韪良来往辩论信稿册及租界图说；安徽巡抚奏芜湖划辟通商租界要工需款折及清单；有关租价、办理手续等折件。另外还有一部分英国在长沙租地的档案，其主要内容是英国人带头不承认原订租界章程，擅自于租界外租地的来往照会、电函等。湖南巡抚岑春煊奏：“湖南长沙自开作通商口岸后，划定租界于兹五载，外人不认租界章程，一再饶舌”，“长沙通商本为日本国约开之口岸，租界章程又系日本领事来湘会同商订，嗣以英国从中作梗，首先抗争，驻汉各国领事亦即随同附和，而日本乃有租界章程各国尚未认可，碍难举办之说。”此外，还有英商在杭州宝石山租地及在杭州城厢内外随意租房地、开货栈的交涉文件。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间，英商在苏州、杭州、芜湖、九江等处租地建油池及火油税款事交涉文件等也有相当数量。
(5)九龙、威海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自争相划界，扩大势力范围。英国为巩固已取得的势力范围，抵制法、俄等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又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和威海卫。现存档案有：谭钟麟、高照哲为英人占据九龙侵越租界及勘划威海卫租界，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善办理的奏折；山东巡抚张汝梅就英人租勘威海、招募华兵以及在租界内悬挂旗帜等事给总署的来往函电册及办理经过文电册；杨士骧等因英人租借威海交涉较频，请将同知移驻威海折；英政府不允在威海设关拟于界边择要设卡折；《威海卫租界专约》等。
2.法国租界档案
法国紧随英国之后，在中国强租地界。现存有关法国租界的档案主要包括：上海法租界、天津租界以及勘租广州湾、展拓汉口租界等几部分。
道光二十五年（1845），根据中法《黄埔条约》，允许法国人在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九年，沪道与法领事订立法租界章程，从而确定了法国在上海租界的最初范围。此后法国和英美争相扩租，并且自成系统，设官施政。反映这一时期法租界的档案有：咸丰十一年（1861）法国轮船公司在上海租地问题的照会；张之洞等记述上海法租界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占地、扩界情况的奏折；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扩充租界的照会；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法国和英美联合要求在租界外通电、通汽车事的来往辩论节略；同治三年（1864），法使就法租界内赌场滋生事端案给总理衙门的照会；同治十三年，因“四明公所事件”，中国赔偿法租界损失及处理过程的奏折及照会；同治六年，因法巡捕被杀事，总理衙门与法公使往来交涉的电函。
法国在天津租界的档案主要有：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间法国在天津租地案总册；光绪二十四年直隶总督裕禄等关于法国商人在天津租地的章程及有关地价、原属等问题的奏折。
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法国在汉口租地档案有：同治二年，法领事要清政府饬湖广总督将汉口龙王庙地方交该领事转租法国商人照会等；光绪三十三年，因日、比等国在汉口展界，法国亦要求扩充汉口租界事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咨、札等。
档案中有一大部分是记述法国强行勘租广州湾的文件。如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总理大臣奕劻等“奏为法国请租广州湾及建造滇越铁路各节折”，“奏为广州湾紧要，法兵拖延划界，派兵肆意侵占，拟请特派大员与法员及早会勘折”，广东巡抚德寿、广西提督苏元春上“广州湾勘界事竣办理情形折”，以及法使与外务部的来往照会、函电等。
另外还有同治四年（1865），法国给军机处要求前往江宁择址租地的照会、议立烟台租地合同的照会、法国租用地界准其他各国均得共租的照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美一起要求扩充广州沙面对面之沿河一带做公共租界的来往电、咨等。
3.德国租界档案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光绪二十一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之前，虽然有些德国商人在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租地通商，但还没有真正可以作为其势力范围的租界区，因此，有关德国租界的档案主要在光绪二十一年之后。其中包括：
(1)光绪二十一年，德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德国以“干涉还辽”事件有功，贱价迫拆民房、坟塚情形的有关奏折，以及清政府为弥衅端发生，拟由户部补贴民房地价办理经过的文件。
(3)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二年，德国在上海、汉口、福州等地设领事，并为辖区内管理、卫生、筑路等问题与外务部交涉情况的照会、咨文。
(4)胶澳租界办理始末的一系列文件，这也是有关德国租界问题中较为完备的一部分档案。其中有光绪二十四年，李鸿章与德国签订的《中德胶澳租界约》；光绪三十四年，商订未经签押的《胶澳一带暂行交涉简明章程》；北洋大臣王文韶等报告德人占据胶澳历次办理交涉电奏清单和山东巡抚报告办理经过的电、函；德使海靖关于胶澳界议租事项给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问答节略；租界内开挖道路沟渠情况及所用经费清册；南洋大臣为德国兵轮在海州登岸竖旗事给外务部的电文；张汝梅、胡孀芬、徐桐、王鹏运、杨深秀等就德租胶澳的危害及对策问题所上的奏折；山东沿海人民反抗德租胶澳的交涉文件和宣统元年（1909）因德国在大崂山根东南开设盐场一案的交涉函电、清册；当地绅商联名给外务部的禀呈等。
4.美国租地档案
美国虽然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它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由于“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使它在中国所攫取的利益并不少。反映在租界档案中，主要以美商在各通商口岸买地、开洋行、办实业的文件为主。如：美商违约在南京、九江、芜湖、汉口、丹阳、长沙、梧州等地买地建油池案的奏稿、照、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二年在营口、奉天等地开埠设关划定租界事，在宜昌违约开设利记洋行事，美医士租广东联兴街屋地案等事的来往电信。
另外还有：美国驻华公使于光绪二十八年要求在广东沙面对面沿河一带——自鲁班庙至南石头炮台设专界事的照会；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为上海租界展地及界外修马路、收自来水费等事与外务部的照会等。
5.俄国租界档案
俄国与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凭借和中国毗邻的优越位置，长期以来主要以吞并中国领土为主，在此基础上，逐渐向内地延伸，修铁路、建租界，从而形成了以东三省为基地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以前，俄国首先在我国东北界珲春、恰克图、海拉尔等地区租赁房屋进行贸易，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又在张家口、汉口、营口、牛庄、拉哈苏苏（今同江市）等地租地盖房。档案中有一些关于这些问题的函电和租借章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旅顺和大连湾的内容。主要有《中俄租借旅大条约》《续订租旅大条约》；有关大臣详陈办理俄租界经过以及俄租旅大之后患的密折、电报等。
光绪三十三年，上海道为在与公共租界相连处巡警被英捕阻止事致端方电报
日本在中国设立租界，起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档案有：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厦门道与日本领事就厦门租界问题来往交涉的信函、《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日外务部请在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地设租界问题节抄册；南洋大臣端方与日本驻苏州领事辩论租界问题的咨、呈；两广总督关于日本要求在广州设立租界问题给外务部的奏、咨；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裕禄等奏报日本在天津租地、开设报馆的折件及日本天津租界图；湖广总督、外务部、邮传部与日本使臣就汉口日本租界内公共所用之地免纳租价问题、日本人在租界外买地和价格问题的来往照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汉口日本扩租条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官员奏议等。
7.其他租界档案
除以上主要国家外，还有一部分是关于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等国的租界档案。如：《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及界图；意大利归还天津租界盐坨地价案，杭州通商场转售地亩案；奥地利在天津强租民地、扩大租界案等。
三
租界档案是研究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原始资料之一，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凭证作用。
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它是全面了解和研究租界制度产生、发展、演变及租界性质、类型等问题的直接材料，也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清代外交政策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租界这一畸形事物的出现，有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原因，档案中直接阐述这些原因的地方颇多。如湖南巡抚岑春煊在长沙开埠划界事密折中写道：“我国自与列强交通以来，各省开作商埠之处虽多，犹幸华洋尚无杂居。所谓商埠者，皆有一定范围，设立租界为之限制，盖非此既不足以便稽察而任保护，亦无以杜流弊而重主权也。”署两江总督山东巡抚周馥在勘定金陵租界折中也写道，金陵勘定租界，修筑道路，其意在“安远商而便治理”。这些奏折，直接道出了清官方同意设立租界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大量照会等档案中，也有许多直述帝国主义国家要求设勘租界的最初原因，“方借此地以为归宿”。
租界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扩租、转租、地价以及租界内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的文件和图说，很能反映出租界的发展、演变的过程。
如光绪二十二年（1894），湖广总督张之洞“严禁上海租界以防侵占折”，详陈了英、法、美租界占地扩地情形：查上海有英、法、美三租界，法界居中，其地略小；英、美居外，其地俱大，“英美两界地既散漫，四处可通繁盛之区，市廛已满，而界线之外仍复扩充无禁，起造洋房，按图英界以泥城桥为限，今则由泥城桥外直达徐家汇等处，十数里皆有马路通行，此英界之所占地也。美界定线最浮，尤无限制，同治初年所租止九百余亩，嗣后美领事西华不商关道自划界线，将未租民地圈入万余亩。光绪十九年十月经本任督臣刘坤一饬江海关道与美领事商议，将界线内东北一带未租余地收回二千六百亩，咨明总署在案，而于西北一带界外所占之地未及清厘。查美领事自立界石虽在苏州河边，而河外面之地今亦造起洋房，此美界所占也”。“推其占地之由，必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闹市渐开，未几而已成为租界。”
租界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因此，租界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租界档案，记录了各国在中国划界租地的过程，同时也记下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径。如德租胶澳、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等档案，均详尽记述了德、俄、法等国以威胁、勒索等手段取得租借地的过程。光绪二十二年，兵科给事中高燮曾在“详陈俄租旅大之后患折”中奏道：“以各国近日要索数端，一限再限，动言开衅，迫以必从。”法国要求按自己的意图租广州湾，更直言不讳地照会清政府：“所送（租界）图出自本国家之意，难再更改，如果不允，即自行办理。”德国在天津租地，也是以“还辽有功”，迫迁民房。英国在咸丰十一年租用九江郡城东常至狮子口地方，“迫拆民房180余处，并开枪打死民人”。诸如此类档案很多。因此租界档案又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资料。
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绅商各界人士请阻止英美以铁路为线扩充租界事致端方电报
各帝国主义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总是互相争夺和勾结。在近代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各国政府咸以均势东方为言，进求利益”，这种关系在租界档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每个租界区的形成，都和他们的互相争夺有关。光绪二十四年，就俄租旅大之事，有关官员奏道：“俄人与我联盟之本意，盖以为中国所笼络，各国为所间离，辽影燕齐取之如反掌耳。而不患德人发难，隐破其谋，将其数年默运之苦心和盘托出，咄咄逼人，势将背约。”因此，租界档案又为我们研究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租界档案除其本身的史料价值外，和所有档案一样，它还是补史和证史的重要材料。以往有关租界问题的史稿、论著等，其材料都是根据一些报纸杂志、方志等，其实这些史籍文章，较之档案已都是第二手材料了，不仅记载不全，而且多有错误之处。如德租胶州湾事件，虽然许多学者写过文章和书籍，但其中内容较之档案来，材料并不十分完全。又如，在现存租界档案中，有许多章程、合同或草约，但在一些涉及租界问题的史料汇编中，并没有全收集进来。如《中外旧约章汇编》中，就缺少光绪三十四年（1908）《胶澳一带暂行交涉简明章程》、宣统三年（1911）《张家口划地准洋商居住简章》等。再如过去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书，其大量内容是引用公之于众的报刊、章程、条约以及工部局报告等，但是，租界办理及交涉经过的真实情况，还在官方档案中。有的书在说到公共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堂问题时曾写道：“英使与中国官吏当有交涉，详情不可考。”而这部分档案，则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