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档案述评（2）
清朝取得政权以后，战事减少，出征、凯旋拜堂子之礼逐渐减少，清帝所愿所求，主要是希望年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四海宾服，金瓯永固”。表现在萨满祭礼中，一是非常重视对农神的祭祀，并在堂子内专建祭祀田苗神神殿。二是请王公大臣吃祭神肉之仪，无论政局怎样变化，也坚持举行。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898—1903），虽然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停止了堂子祭，但每年仍然坚持请王公大臣到坤宁宫吃祭神肉两次。乾隆时期更多，根据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档案记载，不计其到盛京和阿哥家祭神吃肉次数，仅在坤宁宫请王公大臣吃祭神肉就有88次。三是在诸多祀神中更重视祭天神，“帝之以敬天为家法”。早在崇德元年（1636）始定祭堂子典礼时皇太极就曾说：“前以国小，未谙典礼……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无异也。”所以在祭祀中清统治者非常重视祭天。宫中和堂子立杆大祭，含义主要是祭天。
上述现象说明，清入关后萨满祭祀的目的与倾向，重在祈求农业丰收以稳定民心，巩固国本；同时利用萨满祭祀中某些仪式，加强皇帝同满汉大臣的感情联系，增加皇权的凝聚力，利用萨满教对众神灵特别是对天神的崇拜，宣扬“君权神授”，达到“像宗教应该教导人们那样教导说：你们要服从权力，因为任何权力都是上帝赐予的”。以借助神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清朝的统治。
5.特点之五祭祀活动之兴衰：与清朝政权兴衰相依
清宫萨满祭祀，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祭祀基础上，随着清朝国家政权的象征——宫廷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兴盛起来的。自从登上宫廷的舞台，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社会宗教形态。“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但是一经和政权相结合，就成了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种特性，决定了清宫萨满祭祀活动的兴衰不仅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密切相连，而且和清政权的兴衰直接相关。
清朝入关时期，是清朝宫廷萨满祭典的形成时期。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权的鼎盛时期，宫廷萨满祭祀活动也达到兴盛的高峰。嘉庆朝开始，清朝政权出现危机，宫廷萨满祭祀活动处于延续和维持状态。道光中期以后，清政权危机加深，并逐步走向衰落，清宫萨满祭祀也逐渐进入低谷。光绪二十年以后，清政权已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所以连最重要的元旦拜堂子之礼也停止了；光绪二十八年，由于意大利的威胁，清入关后致祭200多年的第一座堂子被迫改迁；至光绪三十年虽然又恢复了堂子祭祀，但其声势规模已远不如前；其后随着清朝政权的灭亡，清宫萨满祭祀活动全面停止。
与此相比，满族民间萨满教虽然也受清朝政权的规制和束缚，但毕竟远离宫廷，远离权力的中心，所受干扰要小得多，相反，清政权衰落时期，少了政权的制约，往往更利于民间萨满教的发展。
总之，清宫萨满祭祀，是围绕宫廷、围绕皇权服务的典礼活动，无论其形式与内容、兴盛与衰亡都受着政权的制约，这是清宫萨满祭祀的最根本的特点。
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
清宫萨满祭祀活动，是随后金政权的兴起走进宫廷的重要的典礼活动，清朝入关后，这一祭神形式随着清朝政权的兴衰和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祭祀的规模也由小变大，由盛及衰。其兴衰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后金政权建立到清朝入关——宫廷萨满祭祀典礼形成
宫廷祭祀，首先是以宫廷建立为基础。清朝早在顺治皇帝入关之前，在东北已出现了两个创业的君主，建立了早期的宫廷，从那时起，萨满教就以压倒一切宗教的雄厚势力，进入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宫廷，并逐步形成了宫廷化的祭祀礼制。但是，宫廷萨满祭祀活动，并非从此时开始，更非仅清朝有之。远在7世纪时，萨满教即进入契丹、渤海国王室；10世纪初进入辽国宫廷；12世纪初更成为满族直系先人女真人所建金朝宫廷中的权威宗教；13世纪初又步入成吉思汗的金帐，甚至一度成为左右皇权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清代以前萨满教在宫廷中活动的历史。至清朝时期，宫廷萨满祭典的形成，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早期的满族萨满教，是以氏族部落为传承形式的部落宗教，各部落之间自成体系，祭祀活动是独立的、自发的，没有统一的规定性的祭期、祝词和仪式。多择时而祭，遇事而祭。到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前，即使在建州女真中较先进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内，连最重要的祭堂子也还是“不限次数，率行往祭”。这个时期，祭祀的主要目的是为本部本族的生产生活服务。
萨满教进入后金宫廷
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崛起后，经过“强凌弱、众暴寡”的激烈争战与兼并，很快统一了女真其他各部族，形成了新的满民族共同体。在兼并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非常注意对各部族萨满教的改造，他一方面对各部族民间萨满教采取强制方式进行规范，每破一部族必先破其“堂涩”，然后“在满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祀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使之成为满民族共同的宗教”。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战争成果，努尔哈赤开始建都立国，设立宫廷，并将爱新觉罗家族的祭祀形式搬进宫廷，在社会上层树起萨满祭祀的一面旗帜。当原始的萨满祭祀形式和封建政权的宫廷象征相结合，原始的宗教活动不仅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而且在统治者意志的影响下逐步走向典制化、宫廷化。
堂子祭礼有了规定
盛京堂子八角堂
堂子，是满族萨满教信仰的中心，萨满祭祀，最重要的是祭堂子。根据富育光、孟慧英先生《满族萨满教研究》一书的论证，游猎时期的满族各氏族，是将祖先神偶、神册、神器等放在用桦皮、木、柳等材料制成的匣内，随人迁徙，择时而祭。明中叶以后，定居的部族多在本族城寨的东南向建立奉祀本氏族祖先神和保护神的圣洁之所，即“堂涩”或曰“唐色”，这就是清宫堂子的前身。随着努尔哈赤建都立国，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在兴京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东京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盛京抚近门（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门外）建立堂子。史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离住处“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堂子的建立，标志着萨满教庙堂化的开始。但是，在满族统治者进入辽沈地区之前，虽然出征前必谒拜堂子，但对堂子祭祀礼仪尚无规定，进入辽沈地区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努尔哈赤开始注意宫廷体制及各项制度的建立，对堂子祭祀也逐步做了规定。
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七年（1622），即迁都辽阳的当年，努尔哈赤制定了和八旗之主共同议政的宫廷体制，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国主每年元旦要到堂子叩头。天命八年（1623），又规定了争战凯旋拜天的礼乐制度。皇太极继位后，就祭堂子的具体礼节再陆续做了一些规定：天聪七年（1633）元旦，皇太极率诸贝勒诣堂子，对原来拜堂子时的免冠礼做了更改，“至是，上与诸贝勒议，惟祭神免冠，元旦谒堂子不免冠”；天聪八年（1634），规定了出师前谒堂子时拜天行礼的乐制；崇德元年（1636），随着对明朝战争的胜利，皇太极改“大金”国号为“大清”，并开始全面修订官制和礼仪，六月，定祭堂子、神位典礼，“汗谕曰：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无异也……嗣后，每月固山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春秋举杆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同月，又定在堂子前挂纸钱时的祝辞：“钮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月已更已，某年生小子具饎挂钱，惠我某年生小子，赐以嘉祥兮。界以康宁。”这段档案，是最早出现的清宫祭堂子祝辞，也是以后宫廷萨满祭神祝辞的脚本。同年十一月，又规定：行堂子祭天礼及元旦拜天、出师凯旋，皇帝必须躬亲致祭。
清宁宫内廷祭萨满
除制定了一系列堂子祭祀的礼仪外，沈阳建宫后，内廷致祭也开始制度化。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清朝宫中内廷日常祭神，多由皇后行礼，萨满祭神场所就设在皇后居处的中宫，取“帝王应天显命，洪敷化理，必肇自宫壶，乃达家国以迄于万方”之义。后金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宫闱制度，但随着宫殿的建立，已行在宫内拜神之事。从天聪年起，皇帝每年元旦拜堂子后，都要“还宫拜神”。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订立了后妃制度，册立了清代历史上第一位皇后，住清宁宫，并将清宁宫作为内廷祭神的重要场所，确定了祭祀的礼制。入关后，坤宁宫祭神，也是“仿沈阳清宁宫旧制”，“坤宁宫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宁宫旧制，应由皇后每日行礼，设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萨满”。
世续等为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将堂子祭祀改在坤宁宫举行的奏折
至此，清宫廷萨满祭祀，无论是具有“国祭”性质的堂子祭，还是具有皇帝“家祭”性质的宫内祭，都有了明确的规制，清宫萨满祭典，随着宫廷的建立和扩展逐步形成了。
二、顺康雍时期——清宫萨满祭礼的传承与发展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一跃成为已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统治者，社会形势的发展，对其原来的思想文化信仰带来强大影响和冲击。但是萨满教作为满族的祖传宗教，入关后的统治者仍然对其极力维护，倍加崇祀，同时也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原来的某些礼制在传承中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
在北京建堂子
顺治元年（1644）九月，福临尚未到北京，已仿旧制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修建了清入关后的第一座堂子。整座建筑包括神殿三处：一处是坐北朝南的祭神殿，又叫享殿，“汇祀群神”；一处是八角形拜天圆殿。与祭神殿相对，坐南朝北，又叫八角亭、迎神殿、堂子亭式殿，是拜天的重要场所；一处是尚锡神亭殿，又叫上神殿，位于东南隅，祭祀田苗神。另有大门三间、殿门一间、神房二间及围墙外神厨房三间。此后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00余年间，这里一直是清宫萨满祭祀的中心，每年元旦、春秋二季，皇帝必亲躬参加堂子祭。只有顺治六年（1649），因福临“避痘”而元旦未能亲祭，才特由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代为致祭。遇大的军事战争，如平定三藩、远征噶尔丹等，均按旧制，康熙皇帝亲往谒堂子，立纛拜天，“上诣堂子，祭旗纛。”唯雍正七年以后，史籍和档案中均未见到胤禛元旦堂子行礼的记载，只记他“在宫中拜神”。
清宫斋戒祭司单
堂子祭典，较之入关之前更是隆重有加，仅引述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对顺治十一年元旦堂子行礼的记载为例：“是日，侍郎渥赫率皇家、王、贝勒家之司胙抵堂子，将旧岁纸钱、绳、神杆一并焚之。元旦鸣钟鼓，叔父和硕郑亲王以下……贝勒等以上，俱朝服，集午门内朝房。固山贝子等以下……尚书等臣以上……公等以上，俱朝服，集东长安门外两侧。满汉、蒙古、汉军梅勒章京等员以下……文武顶戴官员等以上，俱朝服，照旧集午门外朝房……质明，礼部官员等报时，皇帝出宫，乘舆，仪仗导前，御堂子。鸣钟鼓，集午门内外王、贝勒等出朝房……跪迎送。叔父和硕郑亲王以下王，贝勒等随出午门，乘马依次其后……皇帝至堂子，内多罗郡王等以上挂新纸钱，帝率众戴冠行三跪九叩礼。毕，帝乘舆，乐作，回鸾，入端门……诸员各自回府请神，皇帝还宫，向朝祭、夕祭神位免冠行三跪九叩礼。”
坤宁宫立杆朝夕祭
萨满教供器之一银鎏金香碟
清入关后，坤宁宫祭祀，礼仪也更臻完备。按照沈阳故宫清宁宫格局，将坤宁宫中部、西部改为萨满祭神场所，东头两间留做皇帝大婚时居住的洞房。每年除规定的几天将神移往堂子时坤宁宫停止祭祀外，其余每天在这里进行朝祭和夕祭。朝祭在西大炕上致祭，寅时开始，所祭神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在北炕上致祭，申时进行，所祭神为满族的远祖神、氏族保护神、马神、战神等多种神。主持祭祀的赞祀女官即萨满太太，顺治元年规定，“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设“赞祀女官长二人，赞祀女官十人”。康熙年间，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每人“岁给官用缎二匹，纱绫、绸绢、杭绸各一匹”。祭神时，萨满擎神刀、束腰铃、执手鼓，盘旋歌舞祝祷。
萨满祭礼形式的规范和中心地位的偏移
坤宁宫祭神场所
从形式上看，清初的统治者，不仅坚持了入关前萨满祭祀的祖制，而且较入关前规模更加隆重，礼仪更加规范。但是面对入关后先进的汉文化和多民族群体的包围，萨满祭祀的中心地位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和动摇。其表现为：其一，为了顺利实施对全国的统治，顺、康、雍三帝都积极吸收、接纳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思想。首先他们都曾积极提倡和鼓励满族人学习汉文化；其次在思想上积极接纳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尊儒重道，倡导理学；在宗教信仰上，不仅兼收并蓄佛、释、道，甚至顺治皇帝几为崇佛遁入空门，康熙雍正也都推崇佛教，雍正在佛学上还有颇深的造诣。这些新思想、新文化，对其原来所信奉的萨满教，本身就是一个强力的冲击。其二，清入关后，恭祀天坛、地坛等坛庙，祭祀大典，不再首重堂子。为了稳固政权，达到长治久安，作为封建统治者，必须树立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思想及能代表这一思想的权威形象，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天神。而原始的萨满教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所奉祀的是创世神、保护神及多种自然神，多种神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神祇，虽然在重大节日、出征、凯旋、立杆拜天时有突出天神的倾向，但天神仍然包含在萨满祭司诸神中。再就萨满祭司的形式来说毕竟是原始的、简陋的，不能担当起代表封建最高统治者“天子之礼”的重任。这一点，早在清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就有认识。天聪八年（1634），章京刘学诚奏道：“今盛京门外设立堂子，遇朔望车驾亲诣行礼，昭事之诚亦已至矣！然此但寻常之事，非天子之礼也。我皇上为天地宗子，当恭建天地坛……此敬天地之大典，朝廷之要务也。”也就是说，作为清宫萨满信仰中心的堂子，虽然是清朝皇家祭天、祭祖、祭社稷的总祀之所，但并不是适合天子之祭的大典。对这种见解，皇太极表示赞同，“上览毕曰：至于建郊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由此可见，皇太极时期即有另建代表天子身份地位的祭祀之所的设想，只是当时统一大业未就，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清入关伊始，即沿明旧制，恭议祭天地大典，且典礼规模宏大而隆重，程度超过祭堂子。所以清入关后，多种重要祭典并列的格局，从根本上使清宫萨满祭祀的中心地位发生了改变和动摇。
顺、康、雍时期，清宫萨满祭祀的另一个特点是原始的萨满祭祀形式逐渐被规范化的礼仪所取代。康熙时期，在堂子祭祀礼仪上曾有几次更改：原来堂子行礼时没设鸣赞官，康熙十一年（1672）诏曰：“元旦拜堂子，礼宜明备，用鸣赞官。”起初，满汉大臣均可以随皇帝赴堂子参加祭祀，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事发，从此明令禁止汉官随祭堂子。同年十二月又规定，只许皇家祭堂子，其余官员、庶民“永行禁止”祭堂子。清廷还明令，不许以萨满跳大神治病。顺治十三年（1656），曾有固山额真阿山公家用“巫人跳大神”治病，被罢职、籍没家产，并株连官员6人。这些变化，使原始的萨满祭祀典礼得到升华，使其沿着封建庙堂化、文明化的方面发展和完善。
三、乾隆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颁行
乾隆时期，由于清朝政权巩固，经济繁荣，使弘历这位封建文化修养较高的皇帝能够有充足的条件和精力进一步加强对宫廷内部的管理，完备各项典章制度。《国朝宫史》《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重要宫史书籍，都是乾隆朝编修的。在这几种书典中，都编列了清宫萨满祭祀的内容。至乾隆十二年（1747），又修订了满族萨满教的专项典章——《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该典礼将长期以来满洲各部族“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的祭礼祭仪，按照久已盛行宫中的皇家祭祀蓝本进行归纳汇总，形成典章6卷，各项祭祀仪注20项。其中包括堂子元旦挂纸钱行礼、春秋立杆大祭、四月初八浴佛祭、马神祭、坤宁宫每天朝祭和夕祭、新月祭、四季献鲜祭、求福还愿祭等。对每次祭祀的祭品、祭器、祭祝词乃至祭器的敲打方法等，无不做了细致的规定。
至此，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形成，经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传承与发展的清宫萨满祭典，在乾隆时代终于最后定型，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后期满族民间盛行的萨满教家祭，基本依据的就是这个摹本。
该“典礼”的颁行，一方面是为了将全满族的萨满祭礼规范划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清宫廷秩序和皇家的绝对权威。因而，该典礼的颁行，将乾隆时期清宫萨满祭祀活动进一步推向了高峰。从乾隆元年起，清宫内务府“奏案”档中，每年都有萨满祭司的奏报，清帝、后参加坤宁宫祭祀的情况，也开始见诸“坤宁宫节次档”。根据这两种档案，对乾隆十三年（1748）至六十年（1795）宫中萨满祭祀活动初步统计，乾隆皇帝平均每年亲自参加祭堂子2—3次，坤宁宫除每天朝祭、夕祭外，每年记录在档的例祭12次左右，祭祀期间，只要乾隆在宫中，必同后妃一起亲临致祭。如乾隆十四年（1749），坤宁宫常祭之外，大型的例祭10次20天，其中帝后亲自参加7次17天，只有3次因乾隆出巡，分别由亲王和萨满代为拈香行礼。
大祭日，例请王公大臣参加，赏吃祭神肉；第二天还愿祭，是皇帝家族共同“吃小肉”。据内务府膳底档记载，仅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在坤宁宫祭神吃肉就达111次，其中王公大臣参加88次，再加上“吃小肉”的次数，平均每年7—8次。此外，乾隆还常常到阿哥府内看萨满跳大神。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初五日、十月初九日、十月十五日。八阿哥（永璇）、十五阿哥（颙琰）、绵恩阿哥（乾隆第五子永琪之子）所内分别跳大神，乾隆均“同妃嫔等位，所内进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御茶膳房档案，第580号。。每次出巡盛京，乾隆必在清宁宫举行萨满祭祀礼，弘历亲执扎板，祭亭子里之蒙子。“上击扎板时，随行王等于台下随之击扎板儿，王等内若有不谙击扎板儿者，击掌。”另外还有每年派大臣行礼的浴佛祭、马神祭、四季献鲜祭等，一年四季，祭祀活动频繁。不仅如此，而且祭典隆重，仪注规范，达到清朝宫廷萨满祭祀的鼎盛时期。
四、嘉道以后清宫萨满祭祀的衰落
从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社会已由盛世开始转向衰落。此时的嘉庆、道光皇帝，均属保守型的帝王，他们对其乃祖乃父定下的规制，只有承袭，很少发展。宫廷萨满祭典，完全是按乾隆时所定“典礼”的程式进行。祭期、祭礼都十分规范。但是祭祀次数逐渐减少，仅以内务府奏案中祭祀堂子的档案数量为例，乾隆朝平均每年10—12件。嘉庆朝每年6—7件，至道光朝平均每年仅有3—4件。这种现象虽不排除档案流失方面的因素，但这种规律性的递减，很显然主要还是由堂子祭礼的衰落造成的。
特别道光中期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清政权的危机，客观上使当朝的统治者无暇关注宫廷祭祀问题，同时随着西风东渐，从思想意识上对封建的文化信仰带来新的冲击。所以从道光朝起，从史籍和档案中都可以发现这么一种现象：一是出征谒拜堂子的礼仪不见了，而出征凯旋拜堂子，是清入关前最频繁、最重要的典礼，入关后随着战事减少也逐渐减少。二是原本每年春秋两季立杆祭堂子之仪只剩下了秋季一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连常规性的元旦拜堂子拈香也停止了。这之后，因八国联军的入侵，光绪、慈禧避难西遁，元旦谒堂子之礼又连续中断了几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国纷纷在北京建立使馆区，意大利的使馆区恰选在清宫堂子所在地，经多次交涉，清廷曾以多拿赔款要求换回堂子，终未谈成。意大利人指出：皇帝祭祀可以办理经过意大利人操场的通行证。无奈之下，清廷只好将入关后致祭200多年的堂子改迁至南河沿霞公府（1985年全部拆毁），这就是清朝皇家的第二座堂子。至光绪三十年（1904），政事稍平，虽然又恢复了元旦拜堂子，但已远不能同昔日相比。
当年努尔哈赤兴兵，每攻一城必先破其堂子，堂子破则意味着部族灭。象征着爱新觉罗家族权威的第一座堂子的被迫改迁，预示着清朝政权的衰落和灭亡，而国家政权一旦灭亡，宫廷及其一切祭典也就不复存在了。道光以后，清宫堂子的衰落，还表现在元旦祭神、祭祖顺序的微妙变化中。清朝皇帝元旦行礼，历来先拜堂子，后拜太庙。祭堂子在祭祖宗之上，但从光绪朝起，祭祀先后顺序已有了改变。“丑刻，上诣奉先殿行礼，寅刻，诣堂子行礼”。奉先殿，是清宫内廷中的太庙，奉祀清帝的列祖列宗。从元旦先拜堂子到先谒奉先殿，时间上虽然仅相差一个多小时，但绝不是偶然的。纵观萨满教的发展与演变，由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祖宗崇拜，这个变化是随着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社会的进化程度而发展、充实、变化的。先拜奉先殿，说明祖宗崇拜地位的提高，表示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认识大自然、征服大自然能力的提高，人本意识的增强。这也是道光以后社会思想文化和人的认识观念进步发展的表现。
在具有清朝“国祭”性质的堂子祭日趋衰落的同时，具有清帝家祭性质的坤宁宫祭神，曾一度仍然保持着兴盛的局面。从宫中“杂录档”“记载档”“溥仪档”看，直至清废帝溥仪出宫，除每天朝夕祭等例祭外，坤宁宫祭祀的香火一直未灭。特别是每年三次请王公大臣在坤宁宫吃祭神肉之典，必定举行。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即拆迁堂子的当年，正月初二参加坤宁宫吃祭神肉的王公大臣有45名，二月初一参加者38名，十月初一参加者34名。吃肉时，皇帝坐北床，宣派吃肉诸臣鱼贯而入，面西而列，先在垫座上向皇帝一叩首，后由内务府大臣捧肉先进皇帝，然后分肉及神糕给诸臣。吃祭神肉的习俗源于远古，是萨满祭祀中的仪程之一，带有朴素的原始共产制的遗风。但这里已有了不同的含义，萨满教是原始氏族组织下的产物，它依附于氏族，又为氏族族体服务，成为合族人的精神依托和维系族体的力量。爱新觉罗家族在取得政权的时候，得到了以萨满信仰为统一精神支柱的满族族体的支持，在维护政权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这种支持。所以清入关后，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满族特权的政策和措施，而且始终把萨满教作为全满族的祖传宗教大力推广。坤宁宫里请王公大臣吃祭神肉的形式，一方面是对清宫萨满教的宣扬，更通过这种形式，加强清帝同众臣之间的感情联系，增加皇权的凝聚力。在这里。清代皇帝将萨满教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坤宁宫祭神活动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坤宁宫祭神活动兴旺的原因之二，当是由于社会形势和任务的转变使祭祀目的由祈求神灵保佑战争胜利为主，转为祈福求子、保佑平安为主。坤宁宫萨满祭祀，主要是求福祭、还愿祭，这些形式较好地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因此说，清宫堂子祭和坤宁宫祭的兴衰转变，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清宫萨满祭祀形式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
但是，坤宁宫祭祀虽然保持了一度的活力，并未能改变萨满教最终走向衰落的大趋势，随着清朝的衰亡，萨满教终于退出了宫廷的舞台。至于辛亥革命后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小朝廷，虽然保留了宫廷萨满祭祀的形式，但不得不将每天祭祀时杀两头猪献神，改为杀一头，堂子挂纸钱也仅派大臣前往。所以这只不过是清宫萨满祭祀的最后回声罢了。
综上所述，清宫萨满祭祀，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祭祀的基础上，随着清朝国家政权的建立登上宫廷舞台的，是原始萨满教的一种演化形式。这一演化形式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复杂的，是和社会的发展、统治者的意志、清政权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萨满教文化，不断地被其他先进的思想文化所渗透。形式上逐渐庙堂化、规范化、礼仪化，内容上逐渐向汉族的宗教形态靠拢，职能上为皇权服务的成分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既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也是清朝政权兴衰的直接反映。
漫谈清宫舆图之一——清宫舆图的来源
舆图，古代泛指地图或疆域。清宫舆图，则是清朝时期由官方收集、绘制并存放宫中各处各种图的总称。在清朝存留下来的各种档案中，除有大量的皇帝朱批谕旨、臣工奏章、各衙门往来公文等文字性档案外，还有数以万计的舆图，其中即有舆地图、江海河湖图、厂矿道路图，也有建筑图、寺庙图、园林图、风水名胜图等。按照其形成方式和来源可分为：从明朝传承下来的图、清政府组织测绘的全国性地图、根据清帝旨意绘制的专项图、清宫舆图房日常绘制的图、大臣随奏折进呈的图、外国传教士或使节进呈的图、清朝有关机构从全国征集的图。按照清朝宫中存放舆图的机构划分，这些图则主要包括：内务府舆图房所存舆图、军机处存的舆图、内阁会典馆在纂修会典时形成的图稿图，以及内廷各房各馆收存的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南北赤道两总星图
1.从明朝保存下来的舆图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对舆地图集的收集、绘制工作，远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图文并茂的《山海经》，至元、明时期，随着航海技术和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相继出现了大宏幅、大规模的世界性地图。大凡这些图中比较重要的，都会被皇帝收藏入宫。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康熙两朝曾多次下令全国，将明朝档案图籍，作速开送礼部，汇交内院，以备纂修明史。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朝舆图，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征集进宫的，但更多的则是原来就保存在明朝宫廷中的舆图。根据雍正朝所编制记录清宫舆图来源的《天下舆图总折》载，现存比较重要的明朝舆图，如洪武年间绘制的《大明混一图》，万历年间的《明刻地舆图》《明刻九边图》《论九州山镇川泽全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以及部分省府州县图等，均分别保存在保和殿、乾清宫等处。
清朝收存这些舆图后，对其中重要的图，将原来的汉文标注改成了满文贴签，方法是用该签遮盖在原图的汉字标识上。如汉文《大明混一图》就改成了满文的《Dai MingGurun I Uherile-he Nirugan》，其他还有《陕西全省边腹图》《陕西延绥全图》《直隶省边垣图》等，也都换成了满文。
着色《雍正十排图》（局部）福建沿海部分
2.清政府组织测绘的全国性舆地图
清朝政府组织测绘全国性舆图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康熙、乾隆时期。这个时期，主要依靠西方传教士首先进行了全国大规模的地理实测，在此基础上，先绘制了十五省份省图、新疆地图、西藏地图，最后绘制成了康熙朝《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这几幅舆图，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地图测绘的最高水平。清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地图测绘是在光绪朝。光绪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为筹办纂修会典，谕令各省进行经纬度测量，并编制了各省、府、州、县图和《皇舆全图》。另外光绪三十四年全国及各省成立了测绘局、陆地测量局后，又组织测绘了各省、府、州、县图。这两个时期组织的全国舆地测量和舆图绘制，形成了一大批舆地图，这些地图当时都存入了清朝皇宫。
3.根据皇帝旨意绘制的专项图
现有舆图中的陵寝图、行宫图、重要河流图、名胜图、大规模的战图等，有许多是根据皇帝旨令专项绘制的。如康熙时期曾对几条著名大江大河的源流派专人进行勘察，“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为探寻黄河源脉，康熙、乾隆还曾派自己的侍卫拉锡、阿弥达等人，一路沿黄河，“祭河神，穷河源”，绘图以呈。现存的几幅大规模的河源图，如《星缩海河源图》《黄河发源图》《黄河源图》《长江图》《金沙江、澜沧江发源图》《嫩江、黑龙江、松花江图》等，都是康乾时期专门派人勘察绘制的。如“乾隆十一年，皇上命在朝修士将平定回部之捷，绘成战图十六幅”。安南战事结束，乾隆皇帝“询孙士毅安南战事，缕晰以陈。因命画院，各为之图”。凡此种种，都是清帝特旨绘制的。
4.清宫舆图房日常绘制的图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全国大规模舆图测绘活动的开展，康熙皇帝特命在宫内设立画图处，又称舆图处，以便召进中外人士绘制皇帝交办的各种舆图。画图处为一临时机构，图绘完后机构便撤销。以后随着中外臣工及西洋传教士呈进的舆图日益增多，又在宫中设立了舆图房，舆图房房址最初设在养心殿旁，后迁至白虎殿后，属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管理。“舆图房掌版图之属，凡中外臣工绘进、呈览后，藏贮其中。其关系经制、垂诸悠久者，特命镂版以行”。也就是说，舆图房的职责，除负责收存、保管宫中舆图并随时为皇帝阅览提调外，还要根据皇帝谕令，负责日常的舆图绘制、缩摹工作。从《天下舆图总折》中我们看到，仅康熙三十一年，舆图处绘制的舆地图就有直隶省绢图一张，山西绢图一张，陕西绢图一张，山东绢图一张，河南绢图一张，江南绢图一张，浙江绢图一张，江西绢图一张，湖广绢图一张，贵州绢图一张，四川绢图一张，云南绢图一张，广东绢图一张，福建绢图一张。
5.臣工随奏折进呈的图
为使皇帝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各地农业生产、工程营建、军事防务、山川河流变化等情况，清朝定例，官员上折陈事时，有须绘图备查者，则应于折内附图进呈。现存的清宫舆图，许多都是官员随折进呈的。如现存70多米长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图”，就是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乾隆六年（1741）上达请求治理金沙江奏折时，随折进呈的。
张允随随折奏进金沙江上下两游图（总图）
6.外国传教士和使节进呈的图
从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到达广州西南150多公里的上川岛，到19世纪后期，先后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为着传教的目的而来，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等自然科技知识和方法，并将这些技术和方法作为结交中国士大夫、进而打开宫廷大门的敲门砖。绘制并向皇帝进献舆图，就是其所用方法之一。正如圣·费朗西斯科大学西方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福斯所说：“他们深知，精美的绘图质量和漂亮的地图外观的好处，这是超过语言的。耶稣会士们的制图工作还对传教有直接的好处，有利于完成在这个庞大的中华帝国范围内宣讲福音的使命。”故“首批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就把绘制中华帝国的地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
清朝时期传教士绘制并传入宫廷的且影响较大的舆图主要有：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法国传教士进送的《天下全图》、《亚西亚洲图》（即亚洲图）、《亚墨利加洲图》（即美洲图）、《欧罗巴洲图》（即欧洲图）、《亚非利加洲图》（即非洲图）5幅铜版印刷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德里格进呈的《西洋地理图》；乾隆朝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进呈的《坤舆全图》等。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绘《坤舆全图》外国使节进呈的多是本国的地理图、风景建筑图及城市街道图。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进呈的《英吉利宫殿府邸图》《英吉利建筑图》《英吉利船舶图》以及各种图画等，计有16册1000多页，内绘图上百种。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十九日，舆图房新账载：“舆图房奉谕收到英吉利进来洋图二十一册。一号，英吉利国王一家人像并官民妇女图；二号，英吉利国王官民住处图……二十一号，上古邪神有力人像并古瓶古器图。”
7.各房各馆在撰修会典、国史、一统志等书籍时绘制的图，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
如修《光绪会典》时绘制的图稿，乾隆、嘉庆修《大清一统志》时各地随方志送方志馆的地域图等。
乾隆朝平定两金川战图十六咏并图
漫谈清宫舆图之二——清朝时期对宫中舆图的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衮等呈宫中残破舆图单
1.内务府舆图房的舆图
康熙中叶，设立了清宫舆图房。为管理好这些舆图，舆图房首先对宫中各处舆图进行了收集，然后编目造册。
编目的方法是：先时间，次来源，再地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天下舆图总折》，便是康熙、雍正时期所藏舆图的总目。根据该折统计，康熙朝宫中各处舆图共有553件，雍正朝又增加了167件。在图的来源项下分为：外进的；舆图处画的；保和殿、养心殿、畅春图、热河行宫等各处原来收存的；奉旨从其他地方收集来的，或责成某个机构绘制的等几个方面。如折中记载，“康熙十四年（1685）二月十四日，外进：直隶总图一张、山西总图一张、陕西总图一张、山东总图一张、河南总图一张、江南总图一张、江南分府州县册页二套八本、江西总图一张、江西府图十三张、福建总图一张、福建分府州县册页一本。”“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外进：湖广总图一张、湖广府县卫图十八张、云南总图一张、云南分府州县册页一本。”“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外进：四川总图一张。”“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外进：贵州总图一张，贵州分府州县册页一本，广东总图二张，广东分府州县册页二套八本，广西总图一张，广西分府州县册页二套八本。”
康熙、雍正朝对舆图的管理，虽然能比较清楚舆图的来源和时间，但因其仅按时间排序，不分类别，随着舆图数量的逐渐增加，检阅颇为不便。所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谕令“裘曰修、王际华赴造办处，会同阿（里衮）、吉（庆），将所藏舆图照依斋宫册页办法一样归类，编定次序，缮写清折二份呈览后，一份交懋勤殿，一份交造办处收贮，以备随时览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
这时舆图房存图数量，已经达到1249件。“查得舆图房档内所载各项舆图共计九百五十八件，业已经陆续呈览讫。今又查出档内未载舆图共二百九十一件，内齐全者八十四件，潮湿霉烂者一百零七件。”
对这些舆图，阿里衮等按照“君临天下，统驭万方”的思想和便于保管与查阅的原则，逐件鉴定分类，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全部整理完毕。先根据形质分成三等：一是内容重要且绘画装潢都比较完备者；二是无关紧要及内容重复，但绘画装潢尚属整齐者；三是破损霉烂缺略不全者。然后将第一等456种787件按内容分为13大类，即：天文类2种17件，舆地类258种338件，江海类39种49件，河道类45种59件，武功类10种21件，巡幸类31种223件，名胜类31种35件，瑞应类2件，效贡类4种5件，盐务类4件，寺庙类18种22件，山陵类4件，风水类8件。编目一册，名为《萝图荟萃》，收舆图房保存。第二等109种另行收贮。第三等153种不再收贮。
这次分类整理，确定了清宫舆图整理分类的原则和方法，奠定了清宫舆图收贮的基础。乾隆六十年（1795），王杰、福长安、彭元瑞又将乾隆二十六年以后舆图房所绘及中外臣工进呈的重要舆图57种290件，按照《萝图荟萃》的方法整理编目，成《续萝图荟萃》一册。
乾隆朝以后各朝，均以《萝图荟萃》和《续萝图荟萃》为基础，每三至五年，将宫中收贮各项舆图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存”四目，列细数汇总造册存档，册内钤用“造办处印信，一本交档房存案，一本交舆图房贮库备查”。其分类方法，同《萝图荟萃》一样，按内容共分为13大类。所不同的是，从嘉庆朝开始，每件清册图目之后，都注明了该图的质地、完损状况、渍污程度等。如嘉庆九年至十三年清册内记：“西洋天球地球图一分，计十六张，有渍脏，纸边破”；“十五省府州县方向路程图一套，计十五本，锦套有**，少紫檀木别”；“盛京城阙图一张，绢画，稍有补处和渍脏处”；“南海普陀山寺图一卷，绢画，木轴头，铜别边，稍有虫蛀处”。
但是这些目录清册大多已经损毁流失，现在只存有少数几本。其中《舆图房嘉庆九年正月起至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库贮各项舆图清册》载：“旧存图二千五百四十一件，嘉庆九年起至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新收平定金川郊劳图一张，此五年内共新收图一件，并无开除图张。以上共实存图二千五百四十二件。”
《舆图房自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起至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底止库贮舆图清册》载：“旧存舆图二千五百四十七件，新收香山画图横披一张，共实存二千五百四十八张。”光绪二十二年《皇舆全图并各式图章等细数实在清册》载，包括《萝图荟萃》及《续萝图荟萃》所录一千一百二十九件，共实图二千五百四十八件。
由以上清册可知，嘉庆以后内务府舆图房舆图增加极少，而从道光二十四年以后直到清末，总数则一件也没有增加。分析这种状况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军机处地位的提高，各地官员随折进呈的舆图大多留在了军机处；二是嘉庆朝以后清诸帝对舆图的重视程度不如前几朝皇帝，绘制的大宏幅的舆图极少，所以没收进舆图房。
2.军机处的舆图
军机处是雍正朝以后辅佐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各地官员上达的奏折，皇帝阅示后均交军机处处理。凡奏折中附有舆图者，经御览并录副后，军机处将附图中图幅较大的抽出，和军机处各类图书一起存放方略馆，登记造目，编为《书籍簿》备查，并在原奏折折面书“图存”字样。其中图幅较小能折叠之件，则仍与原来奏折存放一处。后来，随着奏折数量的增加，军机处舆图也不断增多，特别嘉庆朝以后，军机处舆图成为清宫舆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部分舆图是会典馆在撰修历朝会典时形成的图稿，所以一般称“会典图稿图”。清朝时期，这些图存放在内阁大库，分为会、乐、冠、舆卫、武备、天文、舆地7项，共890余件。
在这里要说的是，现在有些地方每当发现清朝舆图，便往往被认为是从“清朝内阁大库”中流传出去的。其实这是不了解清朝对舆图的管理制度。事实上，大凡重要的图，清朝时都存放在内务府舆图房或军机处方略馆，存在清朝内阁大库中的图，主要是会典图的图稿。
4.存放在国史馆等各房各馆的图
这部分舆图大多是清朝各馆在撰修国史、方志、一统志等书籍时收集进馆的，内容以舆地类为主。当每一项书籍撰修工作结束后，这些舆图便与该书籍形成的档案一起，分存在各馆内。
清朝存放皇帝家谱的龙柜
漫谈清宫舆图之三——现存清宫舆图的分类、内容及价值
一、后人对清宫舆图的整理与分类
清朝时期对宫中舆图虽然做了细致整理和分类，但并不十分准确，故从故宫文献馆开始，后人对清宫舆图又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故宫文献馆时期对清宫舆图进行整理和重新分类。先是对内务府舆图房舆图分类，“爰就内容，厘为五种：一、关系地理者；二、关系史事者；三、关系武备者；四、关系典制者；五、关系工程者”。并参照《萝图荟萃》旧目略加增减，编纂成《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该编共收图4228件，分为13大类，即舆地、都城宫苑、风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寺庙、山陵、风水。
该编与《萝图荟萃》有几点不同：一是京城各图，《萝图荟萃》入舆地类，文献馆认为：“此种图皆城郭宫室之属，与其他舆图绘郡国山川者不类。”因此，“将京师各图，别出于舆地之外，自为一类”。二是各种风俗图，《萝图荟萃》入舆地类，文献馆认为“此非山川地理而作，因别为一类，题曰风土，次于都城宫苑之后”。三是河工、水闸、稻田、水利诸类，《萝图荟萃》将其与河流统归河道类。文献馆认为“此不仅关于河道，依四库总目之例，改题曰河渠”。
在对内务府舆图重新分类整理的同时，文献馆对军机处舆图也进行了分类整理，共分为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寺庙、山陵7类。
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档案馆对原舆图房舆图、征集到的舆图以及清宫其他各类舆图进行了归并整理。
首先，依据《萝图荟萃》及清朝历代舆图房清档目录，对内务府舆图进行核对清点，确认清朝内务府舆图房2548件珍贵舆图大部分都被保存了下来。
再次，对其他零散图和从社会征集、接收的舆图归并整理。清宫舆图虽然大部分被保存下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出宫外。档案馆成立以来，一直未间断向社会征集工作，1930年、1953年和1958年还先后从北京大学、北京故宫博物院接收了一批舆图，合计有800余件。对这些从各处收集、征集起来的舆图，也按照内务府舆图的分类原则，进行了归并、分类整理，共分为舆地、水陆路程、江河湖渠、军务战争、名胜古迹、矿厂、建筑、庆寿、陵墓、其他10大类。为了和其他舆图区别开来，单独建立了“集”字目录。
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保存的清宫舆图仍然很不完整，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外，在美国、英国等国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也都有收藏。以上整理分类情况，主要是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舆图而言，收藏在其他单位和部门的清宫舆图，分类情况则不完全相同。
二、清宫舆图主要包含内容
清宫舆图门类至繁，内容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宫廷到边寨，小至一件器物，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正如《国朝宫史续编》所云：“舆图房所藏，则上究司天，下赅益地，旁括河形海道，细写风土名物。”“凡天文、地理、宫殿、名胜之藻绩，藏于图房。”所以不论清朝舆图房分的13类，还是今人划分的14类，都以大类冠之，因为每一类下还包含若干不同的内容。
1.天文类
下含有《日食图》《月食图》《日食月食坤舆图》《天球星宿图》《赤道恒星图》《彗星图》《祥云图》等。
2.舆地类
主要有：
世界性地图，如法文《天下全图》、满文《全球坤舆图》《世界坤舆全图》、满汉文《东半球图》《西半球图》、汉文《大清中外天下全图》等。
全国图，主要如康熙朝《皇舆全览图》、雍正朝《十排图》、乾隆朝《十三排图》、嘉庆朝《皇舆全图》、光绪朝《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等。
各府、州、县、旗、镇地图如下：
边界卡伦图，如《广东广西勘定中越边界全图》《中俄分界图》《新疆伊犁分界图》等。
海防海道图，如《沿海疆域图》《渤海周围形势图》《辽东沿海图》《七省沿海图》《东洋南洋海道图》等。
道路地名图，如《盛京凤凰城至朝鲜道路图》《由巴里坤至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道路图》《吉林所属全部地名册》《黑龙江所属全部地名册》等。
关隘图，如《山海关一带图》《南口、八达岭、居庸关墩口图》等。
城市图，如《京城全图》《盛京城阙图》《黑龙江墨尔根城舆图》《宁夏镇图》《甘肃安西县踏实堡城图》《澳门房屋形势图》等。
外国图，如《朝鲜图》《印度地图》《俄罗斯图》，法兰西、英吉利、和兰、奥地利等国胜景图等。
3.江河湖渠图
主要有：
全国各自然河图，如长江、黄河、金沙江、黑龙江等河源图。
各种河道水势图、工程图，如《黄河御坝图》《河南郑州黄河东西两坝工程图》《陶庄引河图》《清江浦河堤工图》等。
人工河图，如《南北运河图》《山东运河图》等。
洪泽湖、洞庭湖、鄱阳湖、太平湖等湖泊图。
4.水陆路程图
主要有：各省方向路程图、驿站路程图。重点是清帝南巡北狩路经各地程站图，如《乾隆南巡路程图说》《山东御道总图》《江南回銮程站图》《豫省辇路图》等。
5.铁路图
主要有《东三省铁路图》《庐汉铁路图》《北京西直门至梁各庄铁路图》等。
6.军务战争图
主要有：
战图，如《大兵围攻吴应麟图》《御笔平定西域战图并十六咏》《御笔平定台湾战图并十二咏》等。
演操图，如《一千三百人阵式图》《军队演阵图》《湖北水操阵势图》《火器营、健锐营步枪炮水军合操阵势图》等。
营盘驻防图，如《广东水师营官兵驻防图》《陕、甘、宁等处安设驻防图》《奉天省陆防各军驻扎区域图》《豫省马勇营制图》《安徽等处营盘图》等。
炮台武器图，如《旅顺口鱼雷图》《广西边防大小炮台图》《营口炮台丈尺做法图》等。
战阵形势图。
7.行宫图
主要是清帝出巡驻跸的行宫地盘图样，如《浙江西湖行宫图》《济南行宫图》《盘山行宫图》《江南行宫地盘图》等。
8.寺庙图
如《泰山寺庙图》《华山寺庙图》《普陀山寺庙图》《峨眉山寺庙图》《孔林图》《天后宫图》等。
9.名胜图
主要包括名山、名园、名湖、名亭、名台、名院，如北京香山、玉泉山、圆明园等处图，《浙江天台山图》《五台山图》《终南山图》《五峰寺名胜图》《海宁安澜园图》《扬州等处花园图》《西湖名胜图》《苏州名胜图》《山东名胜图》《台湾名胜图》《兰亭图》《嵩阳书院图》等。
如《江苏江宁府机房图》《黑龙江各处金矿界址图》《贵州矿产图》《湖北汉阳钢铁厂图》等。
11.建筑图
主要有：
坛庙建筑图，如《天坛全图》《祈谷坛图》《关帝庙图》《景山观德殿图》等。
宫殿建筑图，如《紫禁城图样》《紫禁城三大殿图》《天安门至大清门图》等。
王公府第建筑图，如《醇王府第图》《怡贤亲王府第地盘图样》《镇国公载迁府第图》《赛尚阿园寓图样》《四公主园寓图样》等。
园林建筑图，如《颐和园各殿房间地盘图样》《颐和园东宫门南花园图样》《颐和园后山买卖街添修景点图》《中海工程图样》《北海至中海铺修铁路图样》《圆明园西洋楼建筑图样》《畅春圆图样》等。
衙署建筑图，如《大理院衙署全图》《宗人府平面图》《掌仪司房舍图》等。
桥梁建筑图，如《紫禁城护城河桥梁工程图说》《涿州桥图样》等。
12.庆寿图
主要是康熙和慈禧60万寿时，京城各景点庆祝情形图和添设彩棚灯廊图样。
13.陵墓图
包括《明十三陵图》，清东陵各帝后陵墓图，清西陵各帝后陵墓图及坐落在沈阳的永陵、福陵、昭陵图。
14.其他图
凡未入上述13类的舆图，均归入了其他类，故该类内容十分杂乱。如反映工农业生产状况的《耕织图》《两淮晒盐图》，反映风俗习惯的《神龛图样》《春牛图》《勾芒神图》《苗瑶黎等族衣冠图》，反映国际救灾情况的《万国红十字会图》《灾民照片》，以及《大清宝钞图样》《功臣画像》等。
三、清宫舆图的价值
对于舆图的价值，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中早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舆图可以用其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描述的情景，佐证文字难以记录的信息，可以说，无图难以为史。特别作为清朝官方特意存留下来的舆图，更具有社会上一般图画不可比拟的价值。它不仅是融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美术学等文化文物艺术为一体的艺术品，更是研究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可缺少的资料。
1.史料价值
舆图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舆图是研究中国疆域形成变化，各地行政区划沿革的直接史料。中国的疆域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但奠定于清朝。从康、雍、乾三朝分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十排图》《十三排图》对中国疆域边界标注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清朝时期中国疆域发展奠定的过程。康熙时期，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平定准噶尔上层分子叛乱，基本完成了国家一统大业，在此基础上，他指派精于测绘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和中国人一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地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历时10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康熙五十八年全国总图和31幅分省图，就是该《皇舆全览图》的最早版本。该图的地域范围，东北至新疆萨哈林岛，东南至台湾，南至崖州（海南岛），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但是，由于康熙时期清朝势力尚未完全控制新疆，西藏地区还时常发生上层分子的分裂叛乱活动，故当时所绘的《皇舆全览图》，新疆、西藏两地是虚线。至乾隆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又平息了新疆颇罗鼐自朱尔墨特的叛乱，所以又实测了新疆地图，补绘了西藏地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绘成了《十三排图》。这幅图，北至北冰洋，东至萨哈林岛，南达海南岛，东南到台湾，西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这是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也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
还有一幅《新疆塔尔巴台边界图》，图上有一段详细说明：“朱线系将军明谊所定旧界，紫线系前大臣崇厚所定新界，曾纪泽至俄商改崇约，请将塔界仍照明约，俄皇最后允于奎峒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两国各派大臣于直线之西、明界之东，酌中定界，即图中蓝色直线也。将来如能在黄线左右定界，尚属公平。”该图既标示出了西北边疆变化的历史、详细界域，也反映了当时中俄谈判的情况。又如《中俄图界在西段变迁示意图》《色勒库尔城中俄新旧界图》，更是直接记录中俄疆域边界变化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