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档案述评（1）
十七年艰难革命路——清政府缉拿孙中山百道密谕档案揭秘
当我们回眸10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时候，应该先去看看那些清政府缉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密谕档案，面对一件件清政府发布的密电、上谕，你会为孙中山艰难的革命历程而感慨，更会为革命志士不屈的精神而感动！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为严缉孙中山事端方致上海等地电报
从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1894年11月）孙中山领导创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起，他就正式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而清朝政府从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就开始不断发出密谕，跟踪、追捕孙中山，一直到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911年12月23日）清朝灭亡前，17年间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孙中山先生也一直到1911年12月25日回国，才结束了17年被追捕的海外流亡生活。
清朝政府发布的缉拿孙中山密谕，主要是上谕和电报。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宣统三年（1911），几乎每年都有，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几个主要年份。在清政府发出的密谕和“电报电旨”中，对孙中山的称呼有的写作“孙文”，有的写作“孙汶”。
一、光绪二十一年广州起义后缉捕密谕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政府第一道缉拿孙中山上谕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八（1895年10月25日），孙中山及兴中会筹备了广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军共有3000多人，拟从香港乘船至广州。由于消息被清广州地方政府侦知，有一路起义军未能按时到达，起义流产，40人被捕。孙中山等被迫离粤赴港，旋即东渡日本，开始海外流亡生涯。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下达第一道缉捕孙中山上谕，密寄广东总督谭钟麟并传谕广州布政使成允。谕曰：“有人奏，广东盗风日炽……九月间闻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余名，潜谋不轨。经千总邓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仅获四十余人。讯据供称，为首孙文、杨衢云，共约有四五万人，潜来省城，尅期起事。现在孙、杨首逆远飙，党类尚多……著谭钟麟、成允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由于清政府密谕下达滞后，此时孙中山已经离开国内，因此第一次缉捕落空。
二、光绪二十二年伦敦密捕谕
孙中山1895年东渡日本后，经过艰苦工作，在横滨设立了兴中会分会，1896年1月又离开日本，经檀香山赴美、英游历，宣传革命思想。清政府一直密切监视着孙中山的行踪，随时准备将他缉捕回国。1896年9月30日他刚到英国，行踪就被清朝驻英使馆侦知。1896年10月11日，即被驻英使馆秘密逮捕。驻英使馆打算租轮船将孙中山偷偷押解回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六（1896年10月12日），清廷收到驻英公使龚照瑗密电：“孙文到英，前已电达，倾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解回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请电粤督。”（电报中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记述不一致，实际上并不是孙中山自己去使馆被扣留，而是外出路上被清使馆官员邓廷铿等软硬兼施秘密诱骗绑架。）驻英使馆在等待清廷指示和轮船期间，将孙中山关押在使馆内，孙中山费尽周折，说服使馆的英国仆人柯尔带信给友人康德黎，经康德黎努力，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孙中山终于脱险。后来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叙述了此次遇险经过。
但是清朝政府并不甘心就这样让孙中山逃掉，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1896年11月18日），继续发密电给驻英公使龚照瑗：“孙文踪迹船期船名，仍希查明电复。”
令沿江沿海各省严密防范孙中山电旨
三、光绪二十三年高额悬赏密拿谕
购买眼线，高额悬赏，是清政府缉拿革命党人惯用的手段。自1895年起，清政府就悬赏花红银1000元在全国缉拿孙中山，并株连其家属。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到日本，清政府又一路秘密跟踪，多次发密电致驻英国、日本使臣及两广总督，密切监视孙中山行动，并悬赏缉捕。六月初九驻英使臣罗丰禄密报：“孙汶本月初二搭船去砍乃大，是否由万库屋回华，容探。”七月十三再报：“粤犯孙汶于本月初五由万库屋乘印度皇后赴横滨。”七月二十二日驻日大臣裕庚电：“孙汶十九卯到横滨，有印字馆入英籍之粤人陈少白，附搭威仁亲款之小轮，接其上岸。仍有一同伴，均西装。陈本会匪，亦久改装，探闻孙有暂住之说。印度客船单所开西人甚众，或即孙改名亦未可定。此等行径按公法不能明问，已派妥员密侦动静，如其动身，即搭其船一路探看，广督谭（钟麟）有电来问，请先转粤，余俟续陈。”
在接连跟踪一直未能捕拿到孙中山的情况下，清廷加大了悬赏金额，粤督按照清廷旨意要求，在香港秘密收买眼线，并许以万金巨奖悬赏缉拿孙中山。八月初一粤督密电曰：“印度皇后船二十七到港，孙逆在横滨未动，与裕（庚）使电同。此间密约港员查探，能获此逆，筹以万金。”
四、光绪二十四年防止再次发动起义谕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日令边宝泉缉拿孙中山电旨
三年缉捕孙中山未获，使清廷终日惶恐不安，只要听到南方有任何反清动静，就担心是孙中山回国发动和支持，对孙中山等人的防范也更加严密。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探得孙中山可能再次在广东一带发动起义，连发廷寄和密电，谕令广东一带加大防范力度。二月十七日清廷电广东总督：“传闻孙文有倡乱琼州回袭省城之谣，近阅各处新闻，粤闽之交及琼州均有乱耗，粤中已派兵往捕之说，不识情形如何。孙文作祟非虚，亟宜筹备并派委妥员往香港、汕头、北海等埠，探查孙文踪迹为要。”
是年七月，广西李立亭等领导起事，清廷用两个月时间未能剿灭，又听闻是孙中山潜回支持，便于当月初七、十四日、十九日、二十二日连下密谕致广西巡抚黄槐森、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只要孙中山一入中国界内，就抓紧缉捕。旨曰：“闻孙文自海外潜回，为之谋划接济，是否属实，着苏元春严密访查。如在中国界内，务期设法弋获，以杜后患。”八月初十再谕曰：“孙文一犯，行踪诡秘，久经饬拿，迄无消息。著边宝泉、谭钟麟、黄槐森赶紧设法购线密拿，务期必获，毋任漏网，致滋隐患。”后经侦查，没有发现孙中山回国，黄槐森奏：“遵查孙文潜回之说，实无所闻。”清朝政府这才松了一口气，结束了一年的缉拿行动。
五、值八国联军侵华之际仍将缉拿孙中山列为要务谕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反“洋教”开始，全国掀起了反帝**。身在国外的孙中山认为，下层群众的奋起，为反清革命带来了时机，决定再次筹划国内起义。拟采取从日本运送武器，先在惠州发动、然后会师广州的起义方略。但是由于孙中山等人经验不足，购买军火受骗，10月，惠州起义先期开始，军火却接济不上，加上由于日本内阁变动，原来支持革命党人的山县有朋内阁倒台，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内阁禁止武器出口等原因，起义半途终止。是时正值英、法、德、美、日、意、俄、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商民教士”出兵中国，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离京出逃西安。在这内忧外患、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清朝政府一边准备和侵略军和谈，一边接连下达谕旨给有关督抚，将查拿孙中山列为要务。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1900年11月10日）谕曰：“地方紧要，内患丛生，外人环伺，镇慑筹防，未可松懈。该抚仍督饬地方文武，加意严防，以固疆圉。现在和议未定，洋兵仍有西趋之势，如其阑入豫境，该抚即分兵追蹑其后，俾有牵制，不至任意长驱……逸犯孙汶，仍遵前旨，严密查拿为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是年八月，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安徽起义，遭到镇压。清政府廷寄李鸿章、袁世凯等，密谕速缉拿唐才常的支持者康有为及孙中山，谕曰：“康有为大逆不道，久稽显戮，其逆党唐才常等胆敢潜匿上海，创设自立会……并逆党孙汶，已到山东……直隶、山东正值拳匪滋事，陕西亦有饥民，倘该逆匪等勾串一气，互为声援，一朝窃发，其祸曷可胜言。著李鸿章、袁世凯、锡良、裕长、端方通饬所属，严密稽查，认真拿办……倘因循疏纵，漫无觉察，以致养痈，定即严加惩处，决不宽贷。此事关系重大，李鸿章等务当密速饬办，随时查察考核……”
六、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动用外交手段缉捕、驱逐谕
这个时期，孙中山在国外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已经10多年，不论从地域范围还是革命力量，都有了很大发展。1905年兴中会发展成为“中国同盟会”，不仅组织扩大，而且有了明确的“十六字”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的1907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的4年间，孙中山连续组织、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其中光绪三十三年4次，三十四年2次。起义地点集中在与越南相邻的滇、桂两省，并在河内建立了指挥机关。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对清廷的统治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也是清廷对孙中山缉捕力度最大的两年。这两年清廷所发密谕，除要求有关大臣继续跟踪、随时密捕孙中山之外，重点则在谕令各驻外使臣等官员，运用外交手段，和英、法、美、日、葡等国家交涉，监视孙中山行动、不向孙中山出售武器、不许孙中山入境或驱逐出境。
如光绪三十三年发出的密谕和电报有：
电两广总督周馥：“查清孙汶在新加坡下落，径与英国大使接洽”；“侦查孙汶在香港情况”；“探闻孙汶是否已到河内”；“香港港督已允诺将孙汶党目邓子瑜驱出港”；“越南总督称孙汶道出北圻溯江而上，已电闽省密拿”等等。
电出使法国大使刘式训：为孙汶私运军火希向葡萄牙外务部切商严禁，“请密告葡使转行沿海葡官，密谕各商一体禁运”。
电云贵总督锡良：“孙汶已溯红江而上，倘赴滇省即严拿。”
电广西巡抚孙鸣岐：“饬令严拿孙汶”；“令与法国大使磋商，将孙汶及其党众驱逐出越南”；“越南总督称已闻孙汶密抵北圻，俟探明即驱逐出境”；“探闻孙汶仍在河内，转法使按地址查拿驱逐”等等。
电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孙汶已乘船往新加坡希速查复”等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法国驻越南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三十四年初，清廷得知孙中山已经乘船从越南前往新加坡，春节尚未过完，从正月初四开始，就接连密电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和驻英国大使李经方等：抓紧和英国及所属殖民当局交涉，驱逐孙中山。由于英国大使和新加坡坡督等对缉捕和驱逐孙中山并不积极，新加坡坡督认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安分居住，碍难驱逐”。所以清政府更加着急，有时一天发密谕两三道。其密电有：“孙汶已经到新加坡，坡督知而不拒，请速设法交涉驱逐”；“希再函英外部，切商坡督驱逐孙汶”；“坡督允准孙汶在坡逗留，有碍邦交催英使驱逐”；“孙汶离坡往何处查明”等等。为制止孙中山从海外向国内运送武器，清政府甚至派人带着地图向英国外交部门去解说，指明中国海界，不许孙中山进入中国领海。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两天之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国内形势骤然紧张。大丧未办，清政府即由外务部出面，紧急密电各省督抚：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将孙中山和康有为一起缉拿。十月二十五日电南洋大臣端方：闻孙中山由东京潜入内地，严密防范侦捕；同月二十九日电各省督抚：“国家新遭大故，逆匪正思乘隙蠢动，著各省督抚严密设法，一体认真防范查拿，万勿疏懈贻误地方。但仍需慎密镇静，亦不可稍形张惶，致滋纷扰。”十一月初四电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孙汶已经赴暹罗，密切注意动向。十一月初六电驻英国大臣李经方、驻日本大臣胡惟德、驻美国大臣伍廷芳、驻法国大臣刘式训，及驻新加坡、驻南非洲领事等：“孙汶及康有为伏匿外洋，著妥慎办理。”十一月二十三日再电驻日本大臣胡惟德：探查孙汶踪迹并设法驱逐等等。
在清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间，孙中山先后遭到法国驻安南殖民当局、英国驻新加坡殖民当局、港英当局，以及日本政府的驱逐，并下令禁止其入境。此时，孙中山“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去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孙中山）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七、制止华侨接济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谕
孙中山在海外的艰难革命活动，全靠爱国华侨的响应和支持。
从日本到南洋，从欧洲到美洲，孙中山一面宣传革命思想，一面为革命募捐，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可以说，没有华侨支持就没有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清朝政府也非常清楚华侨对孙中山的重要性，所以，为了遏制孙中山的行动，清政府从劝谕华侨入手，多次密谕清朝驻各国使领，劝谕华侨不要受革命党蛊惑，不要向孙中山等捐款。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电寄驻外大臣吕海寰等谕曰：“各处华民，出洋谋生者甚多，无不眷怀故土，倾心内向。乃孙汶、康、梁诸逆，讬（托）为保国之说，设富有票会，煽惑出洋华民，敛资钜（巨）万，若不详切开导，破其诡谋，使知该逆等籍（藉）词保国，实图谋逆，乘机作乱，诚恐华民受其蛊惑，乃纷纷自助款项。蔓延日盛，为患实深。著吕海寰、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选派妥员，前往各商埠详察情形，剀切劝谕，务令各华民，晓然于该逆等并非真心保国，勿再听其谣惑，轻弃资财，以定人心而弭隐患。”
光绪三十四年再谕各驻外使臣：“孙、康两逆，伏匿外洋，闻其专向日本、新加坡、吡能、澳洲、印度、南非洲、檀香山、美洲、万古哇、香港、西贡等处华侨布谣蛊惑，敛财自肥，以其余分给党羽，遣令来华滋事……现在国家遭大故，难保该党不益肆黄放，摇惑人心，希随时派员，与华侨商董推诚联络，将该党造谣煽惑、敛财肥己各节，尽情布告，力破奸谋，务使华侨晓然于厉（利）害是非，不再资助。则逆党无所得利，乱源自弥。大局所关，希妥慎办理为要。”清朝各驻外使臣根据朝廷旨意，派员到各商埠，宣谕华侨，阻止向孙中山的捐助活动，并将宣谕情况随时向外务部报告。
八、宣统时期仍然密切注视孙中山行动
宣统时期，全国反清革命的思想和运动迅速发展，在中上层人士中，民主立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中山的影响已不可遏制。但是清廷缉拿孙中山的行动一直未停止，并且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孙中山被多国驱逐。1909年5月，只能离开新加坡，再度开始周游欧美之行。1910年6月孙中山化名Dokans后，得到日本政府允许，秘密来到横滨，但还是被清廷耳目探听到了，清政府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与日本交涉。6月25日孙中山又被迫离开日本，前往南洋。同样，南洋殖民当局也因清政府的要求，以“妨碍地方治安”名，勒令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在日本及南洋各地无立足之处，只得再赴欧洲。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才终止下达缉捕孙中山谕令，孙中山在两个月后回国。
但是，令人回味的是，清朝外务部在宣统三年十月三日仍收到英国路透社电：“孙汶在英逗留一周后回国。”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收到华德日报电：“孙汶等在沪派兵至南京及张勋在浦口击败革命军。”这说明清政府17年缉捕孙中山未获，实在于心不甘。
清政府17年缉拿孙中山密谕档案，是清朝镇压辛亥革命的真实记录，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资料，它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孙中山为革命在海外17年奔走流亡的情形，是研究孙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资料。从档案中我们看到，如他的老师兼朋友康德黎对他这段生活的描写那样：“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园，时而避于甲国，时而避于乙国，全世界似乎没有他的立足地……因为在任何国家之下，他得不着安定，虽至天涯海角。将二十年间，他无时不感到一种残酷、死亡迫在眉睫。他曾是个书生，无钱无势，多年如一日，在海外饱尝千辛万苦，历经艰难而百折不回，用生命作赌注，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为争取中国民主富强而奋斗的革命先驱者。
清帝退位诏书——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结的标志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制度。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颁布的“退位诏书”,通常称“清帝退位诏书”或“宣统退位诏书”“溥仪退位诏书”。
一、完整文件——“逊清四诏”
在中国历史上，以往的“退位诏书”是指权臣当朝、皇室暗弱时，处于弱势的君王不得已把皇位禅让给大臣而发布的告天下书。一般有两份，一份是皇帝退位前先自责一番的“罪己诏”；一份是通过一定形式发布的禅让“退位诏”。清朝宣统皇帝的这份“退位诏”则略有不同。
一是“罪己诏”不是为退位而发的，而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的三个月，即宣统三年九月初九，由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的，目的是想通过主动“罪己”来保全帝位。诏书中除“罪己”之外，还表示：今后皇帝将“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二是退位诏书实际上是隆裕太后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连发的三道懿旨。其中的第一道为“宣布共和国体由”，文后有袁世凯等11位大臣的签名，这道懿旨后来被人们称为“退位诏”。此诏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后，由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另外的两道懿旨，一道是致全国军民的，又名“民政部等严密防范地面由”，主要阐明其退位是为人民、为国家着想，希望全国能继续保持安定；另一道致清朝宗室和满、蒙、回、藏族人民，题名为“优待条件尚为周至等由”，主要告诉他们，皇帝之所以退位，原因之一是退位后新的政府对清皇室和各族都各有优待条件，并且优待条件还可以接受，所以请他们理解。以便“化除畛域，共保治安”。
还有一点与其他朝不同，即以袁世凯名义发布的“政府令”。历史上，老皇帝退位后，新皇帝登基都要发布“登基诏”。“罪己诏”“退位诏”“登基诏”作为新旧政权交接的标志，往往作为一组文件保存。但是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后中国要实行共和，因此不能再有皇帝“登基”，同时，虽然诏书宣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但是毕竟还未正式选举。这样，在既没有皇帝也没有总统的情况下，袁世凯便在第二天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名义，发了三通“政府令”。一通致京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在新官制未定以前，要照旧供职；一通致军警：继续执行旧军纪警章，全力维护社会秩序；一通致京内各部院衙门：原各部院正副大臣改称正副首领。
另外，在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前，既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曾下诏授权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谈判对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这道诏旨和2月12日的退位诏及当天隆裕太后的另两道懿旨，合称“逊清四诏”，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购得，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件向全国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档案管理制度，内阁大臣又将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凯颁发的政府令都作为最重要的上谕档案，全部抄录进了清朝皇帝的“上谕档”，永久保存。这些“上谕档”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照退位诏原件和抄录件，除抄录件没有加盖印章外，其他内容形式无任何不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后11位大臣的签名中，绍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签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内阁会议当天这4人请假。
二、“退位诏书”出自张謇、杨廷栋、袁世凯手笔
在“退位诏书”中，清廷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诏书内容文优言简，读之感到清廷非常通情达理，顾全大局，退位完全是为国为民。其实不然,和历朝皇帝的退位诏书一样，其一，清帝退位诏书亦是出自大臣之手（系由张謇幕僚杨廷栋捉刀，张謇润色，袁世凯改定）；其二，内容虽冠冕堂皇，也只是说给天下人听的，退位是万不得已之举。
清帝退位诏抄存件
三、“退位”是势不得已的选择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宣统皇帝逊位，已历10朝10帝，第一位皇帝福临即位时曾昭告天下，愿国祚永久，世世和天下臣民“共享泰宁”。但是，历史上帝位没有永久。经过260多年，到溥仪这位第9代皇孙手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清朝已不是刚入关时的清朝，更不是盛世的清朝。究之根源，清朝从乾隆中叶起便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吏治和军队一天天腐败，财政日益紧张，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正在清朝江河日下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开始迅猛发展。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不论清朝是失败还是胜利，最后都以签订屈辱的条约而结束。期间清政府虽然也曾想振作和发展，出现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但是既不能改变封建专制，也未能富国强兵。
清政府在长久执政中，不仅丧失了国土，亏空了财政，更丧失了民心。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全国要求实行立宪、速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宣统元年开始，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清政府虽然不得已成立了“责任内阁”。但这只是一种姿态，成立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族内阁”，因此更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和舆论谴责。不久，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之火迅速燃烧，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在清帝退位之前，已有17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它们实际已经脱离了清朝统治。1911年12月4日，南方各省共和联合大会召开，决定从速在南京组建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了临时大总统，民国政府诞生。
如果说光绪时期的清朝政府还有个空架子，而到宣统继位时，连这个空架子也支撑不起来了。不仅内忧外患，财力枯竭，而且内无可用之良相，外无可以御敌之将才。主要体现为：
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上谕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军队。清朝入关，靠的是一支勇猛善战的八旗军，这支军队入关后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咸丰朝靠镇压太平天国崛起的湘军和淮军，在甲午之战中都未能抵御住日本的侵略，所以清朝末年便有了北洋新军。但是这支新军用来吓唬革命党或许有余，用来镇压全国革命力量却远远不足。这也是袁世凯同意和临时政府和谈的主要原因。
二是没有可以信赖的将帅。最可指望的新军，军权掌握在袁世凯手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曾命满洲正白旗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抵抗革命军，但是荫昌对袁世凯一手操练起来的北洋军队根本指挥不动。大厦将倾，摄政王载沣急忙召开御前会议，再次调兵遣将，而此时的清廷内，皇族亲信中虽有7人是内阁成员，却没有一个人能披甲上阵统兵领将。商议再三，最后只好请载沣最不喜欢且已经被他罢免的袁世凯再度出山。这是清朝灭亡前最无奈的人事选择。军政大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是战是和，全由他说了算，这时的清廷，等于已经交了权，清朝灭亡，只是早晚之事。
三是没有能支撑大局的良相。孤儿寡母的朝廷，内心没有主见。隆裕太后既没有孝庄皇太后的能力，也没有慈禧太后的手段，是个没有主见的太后；摄政王载沣则既不如辅佐顺治皇帝的多尔衮，也不如辅佐同治皇帝的恭亲王奕，是个软弱的摄政王；首揆总理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则既贪且庸，并且多年来和袁世凯一唱一和，看到岌岌可危的局势，不仅没有积极帮扶，反而在最危急关头接连提出辞职请求；最坚定的亲贵少壮派人物良弼，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前半个月的1月26日，被革命党人炸毙，其他宗社党成员都被吓破了胆，纷纷逃离京城，此后清廷里连个敢说硬话的人也没有了。
四是没有充裕的财政后援。多年的战争赔款，掏空了清朝国库，尤其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朝财政遭到空前浩劫，仅庚子赔款总额就高达白银45亿两，不算利息，每年就需筹款2200余万两，占清朝财政总收入的1/4。所以到清朝后期，政府财政连年入不敷出。有专家统计，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清朝财政收入共10492多万两，支出13492多万两，亏空达3000多万两；到了宣统三年（1911），度支部预算收入29696多万两，支出33865多万两，亏空额上升到4000多万两；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朝财政赤字已高达近7000万两。所以当1912年1月19日清廷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有人提出反对清帝退位时，袁世凯的亲信梁士饴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就是：军费不足开支一个月！
五是没有了外交上的支持。外国人支持清朝政府，只是为了能攫取更大利益，在感到清朝已经保不住的情况下，就把扶植的目标转到了袁世凯身上。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做出了“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承诺。当袁世凯透出要与革命党和谈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出面为他搭桥。同时，为了给未来的共和国打开一条外交上的生路，孙中山回国时，也曾专门赴英，与四国银行团会谈，磋商停止给清廷借款事宜。随后又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停止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各英属殖民地对他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孙中山的活动，也促使了西方各国不再对清廷予以支持。
在清廷已经无力抗拒革命浪潮的情况下，袁世凯怀揣阴谋，运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用革命党逼迫清廷退位，又用清廷的存在迫使革命党让出临时中央政权。在得到孙中山“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明确表示后，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上奏隆裕太后，言称：为清室及满人计，当以清帝退位为上策。随后，又由他的心腹出面威胁清廷：现在退位尚有优待条件，再不退位连优待条件也没有了。
四、两千年封建君主制的终结
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于2月1日决定退出皇位。2月4日，由袁世凯与革命党商讨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月10日，优待条件得到隆裕太后认可。主要内容为：清帝仍保留皇帝尊号，仍暂住宫廷之内，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民国每年拨给皇室费用400万元；皇室的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皇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此外还规定，皇族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并免服兵役。由此看，清帝退位，并非如诏书所说，全是为国为民，除出于无奈外，还有诸多保护自身利益的条件，更多的是为自己。
但无论怎么样，清室审时度势做出退位决策而不是孤注一掷、负隅顽抗，对国家和人民还是有利的。所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来北京，他在社会各界欢迎大会的演说中，称赞隆裕太后，交出皇权，可以称之为“女中尧舜”。1913年2月22日，46岁的隆裕太后病逝，国民哀悼会的发起者吴景濂发表公启说：“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并倡言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开全国国民哀悼大会，以国丧规格处理丧事。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皇帝退位的日子，这一天，除隆裕太后代表宣统皇帝发了三道懿旨外，其最高办事机构内阁，还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批复了20件大臣奏折，下发了9道日常公务上谕。但是，这一天，只是清朝政府最后一天行使权力的日子，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清王朝的覆亡，也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清宫里神秘祭祀活动的原始记录——萨满祭祀档案
祭祀活动是清朝皇宫重要的典礼活动之一，在各种祭祀中，有一种堪称最神秘的祭祀，即萨满祭祀。但由于萨满祭祀属于内廷祭祀，深宫高墙的阻隔，加之神秘的祭祀仪式等原因，使外人很难了解全貌，又因这种祭祀属于满族祭祀，汉官不能参与，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所以这项活动的许多具体情节未能记入公开出版的史册中，只有深藏清宫的萨满祭祀原始档案，才有助于我们揭开这项活动的神秘面纱。
嘉庆四年皇帝赴堂子行礼起驾时刻折
一、清宫萨满教档案
在上千万的清宫档案中，礼仪祭祀档案占了很大比重，而其中的萨满祭祀档案，数量虽然不是最多，但却一直秘藏深宫。直到今天，知道和了解的人也不多。
清宫萨满祭祀活动，分为日常致祭和节日立杆大祭，祭祀场所则主要是堂子祭祀和坤宁宫萨满祭神。有清200多年，这种祭祀活动一直未断，即使到了清逊帝溥仪时期，虽然祭祀规模减小了，但是形式却仍然保留着。举凡这些祭祀活动，清宫档案中都留下了记载，只是详略不尽相同。
1.有关祭堂子的档案
堂子，是萨满教信仰活动的中心，清宫“会祀群神”总祀之所。清入关前，曾在辽宁省新宾的兴京老城、辽阳的东京、沈阳大东边门堂子庙胡同设立过堂子。1644年9月，顺治皇帝尚未进北京，就先在北京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设立了入关后的第一座堂子。每逢新年的第一天、出征、凯旋及春秋两季，皇帝都要亲躬祭祀堂子。
清宫祭祀堂子的档案，主要分存两处。内务府掌仪司是清朝主管内廷祭祀的机构，因此有关清宫祭堂子的资料，主要在掌仪司的“奏案档”里。但内务府掌仪司正式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所以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祭堂子的档案，多数在内国史院和“满文老档”等清初各种满文档案中，很少见汉文记录。其中“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和“满文老档”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出版。
堂子祭祀造神像档簿
内务府奏案中关于祭堂子的内容，起于乾隆元年（1736），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主要是每年元旦、春秋二季，掌仪司奏报堂子竖杆大祭日期、遣萨满叩头，因斋戒挪乌云致祭、择吉日开新神、还愿祭以及选派大臣祭马神等内容。档案数量，各朝多寡不一。乾隆、嘉庆两朝数量较多，内容较全。道光中期以后，主要是秋季祭祀，春季祭祀的档案很少见到，并且以后逐年减少。下面是其中几年关于萨满祭司的档案统计。
乾隆二十年（1747）12件，其中三月初四、初五堂子立杆大祭3件；孟夏祭祀2件；十月初一堂子竖杆大祭2件；补放萨满事1件；十二月二十六日请神送往堂子、堂子挂纸钱以及为次年正月祭祀做准备事4件。嘉庆元年（1796）6件：包括正月二十四日掌仪司“奏为堂子竖杆大祭遇斋戒挪乌云致祭事”，二月初二日“奏为春季祀跳马神请派大臣行礼事”，三月二十六日“奏为立夏敬神事”，五月十三日“奏为秋季祀堂子竖杆大祭令萨满叩头事”，六月二十七日“奏为秋季祀择日祭堂子事”，九月二十八日“奏为秋季祭马神派大臣舞行礼事”。道光三十年有3件：八月二十七日掌仪司“奏为堂子竖轩大祭日期事”，九月十四日掌仪司“奏为堂子大祭令萨满叩头事”，十月初一日“为马神致祭事”。光绪二年（1876）2件：八月二十四日总管内务府“奏为秋季祀十月初一日堂子竖杆大祭，初二日还愿，照例令萨满叩头事”；九月九日总管内务府“奏为十月初一堂子竖杆大祭前期遇斋戒素服，照例改于二十五、二十六日乌云致祭事。”
这些档案，虽然每年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可以看出每个皇帝祭堂子的次数、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宫堂子祭祀的兴衰。但是同治朝以前，这部分档案全是满文，这给多数研究者查阅、利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有关坤宁宫萨满祭祀的档案，主要在“内务府礼仪卷坤宁宫节次档”中。这部分档案，记录十分详尽，是了解清宫萨满祭祀的最具体的史料。首先在这部分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清帝后每年至坤宁宫祭祀行礼的时间、次数、参加人员等一般情况。如，根据乾隆十四年的档案记录，该年较大的萨满祭祀共10次20天，其中帝后亲自参加7次17天。其次，这部分档案对每次坤宁宫祭祀的具体情节有较细致的描述。如对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二日还愿求福祭的过程记述道：“初二日还愿，头次丑正二刻进猪，令萨满叩头。二次卯初一刻得肉，皇上行礼，进小肉。辰时求福，祭神房首领太监伺候扎板弦子，皇上南**少坐，看萨满达永常之妻摆刀，左手请刀，右手请箭，福索麻，随供桌出门外，左边站住。供桌安在树下……皇上门里左边，皇贵妃右边，同跪。萨满转正念毕，请麻，与皇上、皇贵妃，各缕麻三缕，望怀内揣一揣，连三次，行一礼毕。起来，皇上西炕上北边少坐，香达请供桌安在面前。皇贵妃南边，面向东，萨满照前摆麻，仍缕麻三次，萨满福箭供下，仍摆刀毕，请皇上南边，皇贵妃北边同上跪，萨满居中跪，念求福吉祥语毕，同一礼，萨满达二人同递福索，皇上皇贵妃同受福索毕，行一礼少坐，随进供上等物。皇上、皇贵妃乘轿出隆福门，皇贵妃还本宫……”两天后一早，“皇贵妃亲捧福索到坤宁宫，萨满达永常之妻、悦凌之母，跪接皇贵妃递福索，同收在万万年吉祥索林口袋内供着”。由此可见档案记述之详，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宫萨满求福还愿祭的礼仪细节。但是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这部分档案开始变得简略，只记每次大致的过程，不再记具体情节。
3.坤宁宫吃祭神肉档案
还有一部分关于清宫萨满祭祀的记载，在“内务府御茶膳房档案”中。“御茶膳房档案”是记录清帝后每日用膳情况的档案，但其中有一部分记述的并不是皇帝日常进膳的内容，而是清帝后在坤宁宫萨满大祭日或到阿哥家看“萨满跳神”时，和王公大臣一起吃祭神肉及还愿日“吃小肉”的内容。
内务府掌仪司为十月初一跳大神、请萨满等事奏稿
这部分档案，从乾隆至光绪，各朝均有，约10余册。吃祭神肉的习俗，是满族萨满祭祀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民间俗称“吃肉大典”。祭完神，参与者不分等级，共享祚肉，此俗带有原始共产制的遗风。但是宫中保持此俗，意义绝非平等分享祭神肉，而是皇帝对参与者的一种赏赐，能参与宫中吃祭神肉，是莫大殊荣。这种形式实际成为清廷加强同王公大臣感情联络的一种手段。
在档案中，不仅记载了宫中吃肉的礼仪程式，而且对每次参与的大臣人数等情况都有记载。其中“膳底档”第580号，是记录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坤宁宫吃祭神肉的专册。经统计，在这31年间，乾隆皇帝在坤宁宫吃祭神肉共达111次，其中王公大臣参加88次，每次参与大臣27至58人不等。该册开篇是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八吃肉的记载：“正月初八日卯初二刻请驾……辰初一刻万岁爷至坤宁宫坐毕，随带王公大人等进殿，磕头毕，入座。首领曹进孝、孙进朝铺白布穵单，总管马国用、首领杨进朝请金锭膳桌，安银葵花盒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酸菜、韭菜、酸王瓜一品，碎酸菜韭菜一品，匙筋手布刀子湿手布空银盘一件。膳桌安毕，大人章京随请祭神肉一盘，杂碎一盘，祭神肉片一碗。上进肉毕，送粳米、稗米膳三分满，杂碎一盘撤下，送神糕、馓子一品。赏糕毕，送酒，赏酒毕，将膳桌请下，送奶茶。赏奶茶毕，王公等十五人，大人等二十八人出殿外，万岁爷至弘德殿。”
以上所举，是其中的一次，大致每次吃肉的记载都是如此。
4.其他档案
部分有关清宫萨满祭祀的档案，见内务府呈稿、敬事房档、侍卫处档，以及宫中记载档、杂录档、日记档、穿戴档、内起居注册等档册。这些档册，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清帝去堂子、坤宁宫祭神的时间、穿戴、参加人员、所用物品、人力经费以及更换神杆、神石、神斗等情况。另外，在清废帝溥仪档案中，也有少量派大臣往堂子挂纸钱、行礼的内容。
上述清宫萨满祭祀主要档案，共约1000余件，是研究清宫萨满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将这些记述系统汇总起来，不仅可以清楚展现出清帝、后萨满祭祀的情景过程和规律，还可以补正某些史实。如《清史稿》载，“迄嘉庆时，罕用萨玛跳神”《清史稿》卷八十五，志六十，礼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2571页。。而档案中，嘉庆朝有不少用萨满致祭的记载。又如《清实录》中，同治朝几乎无元旦祭堂子的记载，而档案中每年都有元旦拜堂子的内容。
清宫萨满祭祀的特点
萨满教，是在世界高寒、亚寒地带诸多民族历史上广泛信仰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这种宗教产生于远古，其基本的观念和信仰特点是，没有统一的经典教义，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和创始人，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多神崇拜。活动形式是以氏族部落或一家一族为基本组织单位，主持祭祀的人按通古斯语族中的满语称为“萨满”，或“萨玛”“撤麻”“珊蛮”“珊曼”等，“萨满教”即因此而得名。
坤宁宫萨满祭司场所图
1.特点之一祭祀仪式：神秘多样而隆重，礼序等级严格而分明
一是祭祀名目繁多。清宫萨满祭祀，主要包括堂子祭和坤宁宫祭，两处祭祀，名目繁多。
清入关后的第一座堂子内有神殿三处：一座是方形的建在正中北面，朝南向，叫祭神殿，又叫享殿，汇祀群神；一座是圆形的，和祭神殿相对，建在南面，朝北向，叫拜天圆殿，又叫八角亭、遥神殿、堂子亭式殿，是堂子拜神祭天的重要场所；另外东南隅有尚锡神亭殿，又叫上神殿，祭祀田苗神。每年重要的堂子祭祀有：元旦挂纸钱行礼，每月初一、正月初三挂纸钱行礼，春秋立杆大祭，出征、凯旋拜堂子，以及浴佛祭、马神祭。坤宁宫祭祀更为频繁，每天朝祭、夕祭是为常祭，又有新月祭、四季献鲜祭、春秋大祭，大祭之前报祭、求福祭、还愿祭以及每年除夕、元旦拈香行礼等。
世续等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坤宁宫祭神提前修理灶炕的奏折
在各种堂子祭祀中，有些是禁止民间举行或民间没有的。如原来民间可以设立堂子祭祀，康熙十二年谕令，官员庶民祭堂子“永行禁止”。从此，堂子祭成为清朝皇家的专祭。另外浴佛也是民间没有的。还有，宫中对马神设专门致祭，民间也不专祭。
二是祭祀礼仪烦琐。不仅清宫萨满祭祀名目繁多，每项祭祀礼仪也十分烦琐，“为历代祀典所无”。根据乾隆年间颁行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规定萨满仪注近20项，每一项从祭祀的先期准备到祭祀程序、从祭器的操作方法到祭祝神辞等，无不细致详备。而在每次祭祀实际操作中，甚至礼节更加复杂。
三是祭祀典礼隆重。清宫萨满祭祀，不仅名目多，礼仪繁，且祭典隆重。仅以元旦皇帝拜堂子为例，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十一年元旦，“驾亲谒堂子”，五鼓，百官俱朝服，先期到指定地点等候，亲王以下贝勒以上集午门内朝房，满蒙汉梅勒章京以下集午门外朝房，固山贝子以下公等以上侍东长安门外两侧，“质明，礼部官员报时，皇帝出宫，乘辇，仪仗导前，御堂子，鸣钟鼓”，集午门内外王、贝勒等出朝房，跪迎送。固山贝子、公等“候驾过，序列随后，往谒堂子”，不参加行礼各官，俱跪送。至堂子，“武备院卿于甬路中间铺拜褥，皇帝至殿前，向上立，鸿胪寺卿率鸣赞官夹甬道东西面序立，鸣赞行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1。“帝率众戴冠行三跪九叩礼毕，帝乘舆，乐作，回銮入端门。”未参加行祀之百官，午门外跪迎，午门鸣钟，皇帝回宫。
四是参与祭神者严分等级。封建社会，宫廷各项典礼活动都体现着封建等级的尊卑，清宫萨满祭祀，也是礼序严格，等级分明。仍以堂子拜天行礼为例，在堂子拜天圆殿南，设有祭神立杆石座，石座排列就有严格的规定。“正中设大内致祭（即皇帝致祭——作者注）立杆石座一，次稍后左右分设石座各六行，行各六重，凡石座七十二。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右座，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叙列。”立杆数目也有规定，“崇德初定，亲王、郡王、贝勒祭三杆，贝子、镇国、辅国公二，镇国、辅国将军一。”致祭日期也不能随意变化，“月朔大内致祭，初二日后依次祭。凡祭三杆者，定期内祭一杆，过旬祭其二，祀日有数家同者，仍按位为等差，违例多祭与争先越祭处罚。”在元旦堂子行礼中有挂纸钱之仪，其顺序也是按皇子、亲王、郡王等先后排列。所有这些顺序排列，代表着致祭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不能逾越，不能变动。早在崇德四年，曾因固山贝子硕托越分，“以其于元旦日在堂子内僭上越分，悬挂纸钱”，被惩，“降为辅国公，并罚银五百两”。
清宫这种隆重铺张、规范森严的祭祀形式，与民间简朴、自由的祭祀形式有很大差异，与其蕴含的祭祀思想相去甚远；民间不具备宫廷优越的条件，但也不受礼法的约束，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并在清政权的强制下，满族民间萨满祭祀也在沿着庙堂化、礼仪化的方向演变，但仍然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族文化的特征，而宫廷虽然保留了原始的形式，却更多地糅进了汉族宫廷化的礼仪；民间祭祀时虽然也讲序列，但体现的是辈分、长幼的先后，不是地位等级的高低和尊卑；民间祭祀是人神同娱，宫廷祭祀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娱神，而是为了娱人，是为了取得皇帝的娱悦，显示皇家的权威。
2.特点之二祭祀内容：诸多“客神”列居宫廷祭祀神主位
多神崇拜，是萨满教的主要特点。满族民间各氏族所祭神祇，一般包括本氏族的创世神、保护神、祖先英雄神及天地日月星等自然神，但不祭祀外族外姓的神。而清宫所祀神灵，不仅包括了爱新觉罗家族以外满族各氏族中有代表性的神，而且将其他民族所祀神，请进了宫廷祭祀的殿堂。这是清宫萨满祭祀的突出特点之一。
根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宫中朝祭神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帝圣君，“其中佛是小塑像供在小亭内，菩萨、关公为画像神”。夕祭神有阿珲年锡、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罕、纳丹岱辉、喀屯诺颜等十几位神。
显然，清宫每天朝祭的三位神，不是满族神。在这里，清宫不仅将佛、菩萨、关公三位外族神作为每天早晨首先祭祀的神，而且叩头祝祷、诵神歌、弹三弦琵琶，礼仪隆重，崇敬有加。如专向关公献牲致祭，每年四月初八浴佛祭等，是其他许多神灵没有享受到的礼遇。至于诸多的夕祭神，也并非全是爱新觉罗家族原本就祭的神，这些神灵，有许多也是在满民族统一过程中被纳进宫廷的。
这绝不是说清朝统治者不重视本民族固有的神，恰恰相反，崇尚满洲旧俗，遵从祖制，是清朝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原则，他们之所以如此去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长期以来佛教、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早在满族先人女真时代，由于长期和其他民族接触，即开始从中原传入了佛教、道教。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崛起后，随着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进一步交往，其思想文化更受到影响，从顺治朝起，清朝历代皇帝无不虔诚信仰佛教、道教。所以佛、菩萨、关公能列入清宫萨满祭祀神是不难理解的。
满族萨满教中祭祀的蒙古神像——喀屯诺颜
其二则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取得政权、巩固政权，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族宗教政策，注重运用统一的宗教思想作为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和旗帜。当努尔哈赤在征服满族各民族并“破其堂涩”时，他采取的另一手法就是“在满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并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祀大法，将新神推广到各氏族中去，“使之成为满民族共同的宗教”。这样，即使是被征服的氏族，在新的祭神群中也能找到本族神灵的原型，精神上不会感到失落，心理上能够接受。有清200多年，很大程度上统治者是靠这种统一的萨满神灵团结满民族，使之成为维护清朝的支柱力量。但是，对于佛教、道教和其他汉族所祀神，他们不能再用限制旧神、推广新神的做法，这不仅因为佛教、道教的文化内涵较之原始的萨满教文化的丰富和升华，而且佛道的信仰在众多民族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合乎时宜的做法是接受这些神灵，以示对汉族等民族宗教的重视。应该说，清朝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而清宫萨满祭祀中纳进诸多“客神”的做法，正是其宗教政策的一部分。
谈清宫萨满祭祀的特点，必须谈祭祀的主持人萨满，因为萨满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祭祀的特点。“萨满”，通古斯语，又译称“撒麻”“珊曼”“珊蛮”“萨玛”等。我国最早出现萨满一词的书，见于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珊曼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但也有其他多种不同解释，如“兴奋狂舞的人”之说，“晓彻”神意的人之说，司祝说等。人们一般认为，萨满是介于人神之间的使者，在祭祀中是主祭者，祝祷者，能下传神意，上达庶望。民间萨满的产生，有的是靠神“抓”来的，有的是在自愿基础上从众族人中选出来的。在满族民间，各民族的萨满都有较高的威望，他们被视为本民族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人，精神文化的传继者，有的甚至是本民族的首领，集神权、人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
清宫里的萨满，从选择到使用，从职责到地位，同一般萨满都有所不同。
首先，清宫萨满是从满族爱新觉罗家族的萨满演化而来的，是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建国称帝和宫廷制度的建立而确立的，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清宫萨满，首先，其身份必须是爱新觉罗氏族的人。其次，有严格的政治要求，所选萨满必须绝对忠于皇帝。再者，萨满选出后，必须由内务府报皇帝钦准，内务府奏案档中就有报选萨满的内容。另外，清宫内廷萨满多数是女萨满，必须从宗室觉罗命妇中选择。甚至乾隆以前有以“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司祝者”，乾隆以后，要求不断降低，允许在“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洲人等妻室内选择”，或在上三旗“各臣下包衣佐领、管领之下满洲妇人内选择”。所以清宫萨满是严格按照钦定标准选择的萨满，实际是皇帝赐予的职务。
其次，清宫萨满的职责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称为“司祝”，“以承祭事”，即根据钦定的典礼规范和程式，在祭仪中承担祈祷、献酒、诵神辞、擎神刀神箭、击手鼓、甩腰铃、舞蹈，以及为皇帝、皇后及皇室成员祈福等职责。虽然清宫萨满在祭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任何主动性。不能像其他萨满一样根据不同情况，随时“斟酌事体，编为吉祥之语”而致祭。宫廷萨满在祭祀中，从祝词的内容到献酒次数，从诵神歌音调到击鼓的点数，其一招一式，一念一唱，都必须严格按规定的仪注进行。由此说，清宫萨满仅是祭仪的执行者，是一个在皇权严格控制下的“司祝”。
其三，清宫萨满在宫廷祭祀中的职责和地位，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命运和地位。一方面，从皇家侍神者的角度和所享受的生活待遇而言，清宫萨满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她（他）们是皇家的萨满，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可以说她（他）们是国家的萨满。宫中的“萨满太太”能“代皇后每日行礼”，“清晨至神武门，至宫礼神”，在生活上“食三品俸”，相当于大理寺、太常寺等诸卿或通政使、按察使的待遇。但是另一方面，从同为侍神者的角度讲，她（他）们的地位又不如其他萨满。民间萨满受到全氏族人的尊敬，祭祀用萨满谓之“请萨满”，而在大量的清宫萨满教档案中，全是“令萨满叩头”“遣萨满行礼”等字样。显然这不是笔吏、大臣随意写就的。“请”与“令”虽一字之差，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宫萨满的政治地位，只是一个有一定特长、受皇帝所赐之职、食皇帝所给之俸的上层臣民，并不是极受尊敬的侍神人。
4.特点之四祭祀目的：为清朝皇室和政权服务
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服务的。清宫萨满祭祀，首先是为皇帝、皇后及皇室成员祈福。现存的清宫萨满教档案，很大部分是帝后求福祭、还愿祭的内容。所祀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又称“佛托妈妈”“子孙娘娘”，是清宫专为“保婴而祀”的神。另外，对其他神的祭祀，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祈福，其祭天神辞中即写道：“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贻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所表达的意思是，请神保佑儿孙兴旺，长寿健康。在这一点上，清宫和民间基本相同。
但是另一方面，清宫萨满祭祀的主要目的则是为清朝政权服务。这个服务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清朝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祭祀的目的表现为请神佑助军事战争的胜利为主：“愿天令敌垂首，佑我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从努尔哈赤时起，每次出征、凯旋要先谒堂子，此礼是当时最频繁、最隆重的典礼。《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中有多处记载，出征时，“上亲统大军”，“设卤簿，吹螺号，奏乐，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复于堂子外立八纛，吹螺奏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起行”。很有出征前誓师之义。凯旋时，“上亲率凯旋王、贝勒、诸贝子、大臣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以示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