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事件（3）（1）
二、修史制度与方法
（1）体例原则及制度。中国古代史籍体裁、体例多样，自司马迁著《史记》，创立纪传体，纪传体渐渐在史学界取得主流地位，并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国史或正史的体例。清代国史馆所修国史，沿用了传统的修史体例，分为本纪、传、志、表四种。
本纪。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中心，兼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清朝定制，国史馆要为每位皇帝修本纪。从乾隆元年起，国史馆先纂修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本纪，以后均为后任皇帝为前位皇帝修本纪。到光绪朝修穆宗毅皇帝本纪，国史馆共修了九朝皇帝本纪。记述范围包括皇帝登基、祭祀、朝贺、筵宴、谒陵、巡幸、行围等。本纪修成后，誊缮满汉文各两份，装潢成帙，分藏于乾清宫和皇史宬。
传。“传以记人物”，是历朝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国史馆所修各类人物传有：大臣传、忠义传、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孝友传、列女传、七司传、四裔传、贰臣传、逆臣传、宗室王公传、蒙古王公传、昭忠祠传等十几种。其中，大臣传所占比例最高。清制，大臣列传“每届十年复辑一次”。凡文职官员，京官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卿以上，地方官巡抚以上；武职提督、总兵、副都统、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皆入大臣列传。在现存国史馆档案中，仅大臣传传稿就多达3300余人，比刊行的《清史列传》人物总数还多。其他如循吏、忠义、文苑、孝友、列女等传，其范围和定例，和以往各朝基本相同。惟贰臣传、逆臣传是乾隆时特下谕设立的，并且别有立意。即将洪承畴、祖大寿等俘擒投顺清朝的明将，立为“贰臣”。乾隆认为此等“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之人，虽曾为清朝开创大一统天下立过功，但仍不能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功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在贰臣中，又将“先顺流贼仍降本朝，投诚后复行从逆者”，“特立逆臣传，另为一编，应使叛逆之徒，不得与诸臣并登汗简，而生平秽迹，亦难逃斧钺之诛”。
志。是按门类记述史事的史籍，其功用是阐述各种制度。清国史馆修有天文志、地理志、河渠志、食货志、礼志、兵志、乐志、刑法志、时宪志、文艺志、舆服志、仪卫志、职官志、选举志、科举志等10余志。后《清史稿》在此基础上，合为16志。
嘉庆十六年任命国史馆总校官上谕
表。是按年月列记各项职官史迹制度变化的。正史有表，始于《史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称《史记》创表，能“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清朝十分重视史表，万斯同曾说：“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国史馆主要编制有文武大臣年表、宗室王公表、蒙古王公表、恩封表、外藩表。大臣年表，“向系每届十年或五年，奏请续办一次”。但嘉庆以前只有文职大臣年表。嘉庆二十五年，从福建道监察御史米鸿条奏：“国史馆从前未纂武职大臣表，应请敕下该馆，将国初以来至近年武职大臣年表额缺、增删、移并源流及历任姓名，纂辑成书，以昭完备。”至道光十五年补纂完竣，以后遂成定制。
国史馆除按制纂修纪、传、志、表入国史外，还兼编纂皇清奏议、大清一统志及随时奉旨交办的其他史籍。
（2）选材范围与方法。修史重在选材，清代国史馆不论修国史还是其他史籍，都将搜集资料放在首位，并有明确的制度。
选材范围。本纪，以实录为本，起居注等辅之；列传、表，以“内阁所存上谕原片，并外纪、丝纶，军机处所存之月折、廷寄、议复、译汉、廷寄剿捕”等为主，各衙门咨报的材料为辅；志、表兼取各衙门咨送的资料和上谕等档案。
选材方法。首先是从官方档案、书籍中查找抄录，其次是通过内阁、理藩院、兵部等衙门，向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咨取，然后编制史料长编。
从官方档案书籍中查抄资料的工作，谓之“查书抄书”。在清末的《国史馆改良办法》中，有多项关于查书抄书的规则。如“查书规则”“经理查书规则”“摘抄事迹规则”等。并设有经理查书人、查书人、摘事迹人、抄事迹人、收书人等。查书抄书的程序是：先由经理查书人根据编纂需要“将应查各书清理一过，并斟酌某书多寡，分派均匀”，发给查书人；再由查书人“按所开名单详细记熟”，如查到所需内容，“将此页折上一角，全部查完后，交还经理查书人”；然后经理查书人“于查书簿注明，某书自某日起，某日查毕，又换某书接查”，并将已查过的书“分别登出，即交摘事迹人办理”，“摘事迹人于应查之书随交随摘”，“摘毕一朝即交抄事迹人抄录”；最后，由抄事迹人缮清，“详细对妥，交收书人归入传包”。这样，整个查书抄书过程才算完结。
向各衙门咨取资料。现存国史馆档中，有大量的职官履历册、事迹册、各地方志、测绘图、户口册，各衙门制定的章程、则例等，都是当时各衙门移送的修史资料。光绪年间兴办儒林、文苑传，曾向各省大量咨取各种官私书籍和资料。其章程规定：“各省志书应行文各省催取，已刻者以刻本送馆，未成者饬志局采录。各传送馆志书外，私家记载……并应由各省督抚采送”，“私家著述……应行文各省学使……令其采访呈上，由本省督抚设法运送。已刻者以刻本上，未刻者由地方官筹资录上。”国史馆并认为，“以一州县之力，筹资录一二百卷书，不为扰也。”
（3）编纂史料长编。这是国史馆选材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做法是，先将所选资料按月日黏连一起，成为长编，然后笔削成书。国史馆因列传涉及人员多，选材范围广，难度较大。故“向援宋臣司马光、李焘修史之例，先办长编，将各项档案详叙事由，汇为总档，纂时按年查取，以免遗漏”。乾隆朝规定：史料长编“每届十年编辑一次”。至嘉庆十九年，国史馆总裁托津等遵旨酌议纂辑章程时，以“史馆所办臣工列传，其事迹均需恭查各项档册，检查非易，奏请嗣后每届五年即为排纂”,得旨允行。长编分为总档和目录总册两类，“以总档为经，总册为纬，按日查取，避免疏漏”。长编的排纂次序是：“首载上谕、次外纪、次月折、次廷寄、廷寄剿捕，其丝纶则载于逐日之未。各条俱用朱印标识于上。”现存国史馆档中，有大量的长编档册，从中可以看出，国史馆编纂人员相当多的时间用于编纂史料长编。
清代修书处——北京故宫武英殿建筑群
（4）纂辑程序和制度。清代国史馆修史200余年，先后纂辑各朝纪、志、传、表40余种，在长期的编纂工作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编纂程序和制度。
定凡例。纂辑某种史籍前，国史馆向例制定章程和凡例。既如本纪，虽各朝体例相沿，但纂修每朝本纪前，仍先定凡例，以为慎重。如光绪朝修穆宗毅皇帝本纪，凡例中所说：“本纪为志、传纲领，事赅词简，体例至严……不敢繁亦不敢略，从史例也。”现存国史馆档中，有各种纂修章程、凡例数十件，都是国史馆在纂辑各种史籍中制定的。列传的凡例更多，如“画一大臣传凡例”“画一忠义传凡例”“所辑现办续纂蒙古王公表传凡例”“现办画一传凡例”，续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各传条例、凡例等十数件大臣列传凡例。这些凡例，对每种史籍的写法、要求、格式、用字等，标列得都十分具体、详细。“凡例所书各事，或系小注前衔，或事迹等项，俱按条剖明，何事应如何适从，总期易归画一，以免阅者鲁鱼混淆，庶办理不无裨益。”
故宫武英殿
分功课。将应纂志、传、表等史籍，或按人数，或按章节类别，分派给纂修、协修等人员纂写，谓为分工课。有无要纂写的功课，例由各志、传处确定。分派工课由总纂处堂上承值官负责。“发功课时，承值人应先查明有无批发之件，再行发给”，“遇有开功课单时，先向十四志问明有无应开功课。”分发功课的原则，一是“持平”，宣统年间所订“功课办法”明确提出，“发交之件，尤贵持平，如功课丛集于一二人……其弊非积压即草率”；二是办完旧件，方得派给新件，“馆中交办功课，总以节节清理为要”，“无论何项功课，初辑、复辑必须持已领之件办完交馆，然后续领，既得专攻，亦免压搁”。
纂写。按照“总纂、纂修、协修各任纂辑之事”，“初辑功课，协修领办，复辑功课，纂修领办”的原则，史稿纂辑一般是协修写初稿，纂修改复稿，总纂审稿。但在实际执行中，有时也有交叉，协修官可以承担纂修官的工作，总纂、纂修也可以做协修官的事情。
对初辑稿，要求内容“从宽从详”“以备日后去取”。复辑稿要求，“课以简明详瞻为主，毋取乎篇幅之长”。“既经复辑，仍须笔削者，必期斟酌尽善，方为不负厥职”。为保证纂稿数量质量，要求纂辑人员，“必细心搜讨，详加考核，以求完备。初辑者不宜拉杂，复辑者不得敷衍了事”。
清代国史馆修逆臣传、贰臣传
标点校对。国史馆规定，纂辑人员将“每月功课缮成正副本后，即交校对官印句读圈，悉心校对，以无漏无讹为要”。校对一般是两校，对校对人员的要求是：“务须随到随校，至迟以两日为率，届时派馆中茶役去取。勿得推故迟宕，并于页面粘签，注明校对官某某及收到日期，校讫日期，以凭核查。”各种史籍，凡进呈御览本，要加印标点，并对标点格式有严格要求。“印句圈须在字下右旁紧接，勿得逾线压字，读圈须在字下中间。句圈读圈尤应审视明白，不可草率误用，若遇句读介在两可之间，请从缓加圈。”在一统志、大臣传等拟进呈本上，几乎每册都在醒目处印有此项规定和要求，并印成样页，附在每册第一页，以凭校对人员参照。对内容、用字、校对要求更高。
审定。在标点校对的基础上，由总裁、提调、总纂等总校定审。从“阅鉴档”“校档”“总裁、提调签改查档”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凡经审定过的稿件，多注有“某某大人阅”等字样。其中多数审校得相当认真，如光绪四年长编总档中，有正副总裁世续、荣庆的审校档，稿中多处批有“某页、某字错，应改”；“某字有疑义，请查”等内容。但到光绪末年，“总纂、纂修到馆办传者甚少，是以志传各书，大都提宪躬亲审定。每届预备（进呈）功课，无不忙迫，甚至有临时甫将底稿改妥。缮写既未能正，而校对尤未能详。”故宣统元年，总纂王瑞现等曾奏拟“提堂于总纂、纂修各约定二位，襄同办进呈功课”。
誊录进呈。总审校后的审定本，例交誊录处誊录人员，分满、汉文按期誊录缮正，最后由总裁等进呈御览。进呈按季办理，“向分春秋四季，每季分四单，首单系清字满传四本；二三单则大臣忠义传各四本；四单则地理志是也”，“春季功课，必须于上年冬季预备，秋季功课，必须夏间预备”。进呈时还有一套繁杂的仪式。至此，整个纂写过程方告完毕，一种完整的史籍交付库贮。
三、人员管理制度及方法
清代的国史馆，虽是一个常设性专门机构，但因其工作性质，人员分别来于不同的衙署。编纂人员大部分人属于“兼职”，并且流动变化性较大，甚至有些地方实缺大员如总督、巡抚挂名国史馆总裁、提调等职。因职不所专，给人员管理带来了特殊性。国史馆实行的基本是日常堂期考勤和定期功课考绩相结合，对特殊岗位人员实行特殊政策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1.日常堂期考勤制
国史馆规定，三、六、九是例定堂期，各职员均应到堂上班。堂期分早、晚两堂。到堂时间一般“夏令早堂期八钟，午刻散值；冬令晚堂期则午刻到馆，五钟散值”。任务多时，逢五、十两日加班。为检查了解员工堂期到堂情况，各志、传处立有“日常考勤簿”“加班考勤簿”“卯簿”，分记日常堂期和加班日每人每天到堂时刻，摘抄、缮写各功课数量。平时则“由传头留意考察勤惰，仍由总承发不时稽查，如有违以上规则者，回堂办理”。另外还立有请假簿，各员工如因事不能到堂，要“于先一日向本股或本传头声明事由，回明提宪允许，方准给假。否则以无故不到论，记过一次。”
2.月功课考绩制
总纂、纂修、协修等编纂人员，平时多不到堂办公。对这些人员的管理，虽也记堂期考勤，但主要的办法还是记功课以考其绩。针对不同人员，国史馆设有各种“堂期功课档”和“月功课表”。
堂期功课档，主要记编纂、校对人员每月交来纂校史稿数量、内容。方法是“承值、纂、协修诸人，于堂上交功课后，在功课上注明某日交功课若干页。仍不时核对，以免舛错”。堂期功课又分为“纂修官功课档”“协修官功课档”“校对功课档”等。
月功课表，是将各纂辑人员“每月所交功课，特列一表，核计总数，分注于每人名下”的统计表。表中所列项目包括姓名、纂稿类别、月统计页数。下面是宣统三年“协修官各项功课月统计表”中对王震昌的功课统计。
3.特殊人员定额计量给酬制
誊录人员按字计价列等。在没有打字机的时代，誊录是史籍编纂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国史馆采取的办法是，由誊录人员自愿认领誊抄数目，按期收回，按字数计价列等给酬。为此，国史馆立“誊录发缮档”，专门记录每位誊录人员誊录字数、扣数、折价钱数、是否领取等情况。如光绪朝“发缮各项长编档”记道：“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号邬玉如，共缮一百十五扣，合钱拾陆吊一百文，领。二号房赞卿，共缮十二扣，合钱一吊六百八十文，正月十七日领。……以上共缮长编字一千四百八十九页，每页按一百四十文，共合钱二百零八吊四百六十文。”誊录任务紧迫时，除按字计价给酬外，还明标列示给予的等级。如道光六年，为赶办“大清一统志进呈本”，曾明确规定：誊录人员“领字二十万以上者，列一等；十二万以上者，列二等；八万字以上者，列三等；不及八万者不列等”。
笔削员定额给酬制。光绪年间，因总纂、纂修、协修长期不到馆办公，纂写任务有时受影响，故国史馆另增笔削员10名。并规定“每员按月纂传一篇（忠义、大臣、蒙古王公）、纂志一二卷，以二三十开为率，或纂辑传一篇，复辑志一二卷为定”。每员月支津贴银五十两。又规定：对笔削员“派定功课，按月纂办，如纂办不及数者，酌扣津贴”。
4.所有人员五年一次考课议叙制
在日常堂期考勤、月功课考绩的基础上，国史馆例行5年一次考课议叙制。届时，由总裁将5年内纂成并呈进书籍类目、数量详细开列，将参与人员另为一册，视其勤绩，分列三等，循例奏请议叙。但总裁、副总裁、提调例不得邀奖。如宣统元年国史馆总裁请奖折中写道：“查臣馆前经奏明，每届五年考课一次，将在馆人员请旨赏给议叙，节经循例奏请，荷蒙恩准在案。自光绪二十九年议叙后至三十四年，又届五年，所有遵旨编纂臣工列传及十四志，臣等督同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详细纂辑，随纂随进，统计五年内进呈过清字大臣列传二十八卷、清字忠义传二十八卷、汉字大臣列传五十六卷、汉字忠义传五十六卷、地理志五十六卷，统计共二百二十四卷。臣等核计，在馆人员尚属奋勉……循例请旨议叙。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又如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进呈清汉列传256本、清汉忠义传218本、儒林传36本，共计510本。嘉庆二十一年请赏参与该年度的在馆编纂人员，其中被列为一等的47人，二等以下的262人。
四、几点启示和借鉴
综观国史馆的修编史过程，虽其编纂体例完全沿用了旧的史体，纂史思想完全是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出发，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贯穿着唯心史观、天命论等封建的糟粕，但弃其思想观点，析其制度方法，总其经验，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1）大量利用原始档案，为修史打好基础。利用档案修史，是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抽石室金匮之书”著《史记》，到清朝顺治、康熙皇帝下令汇集明朝“上下文移”修《明史》，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利用档案修纂的。清朝国史馆所修国史，更是大量利用了原始的档案。其纂史的过程，相当多的时间是查阅编纂档案史料的过程。特别是其中的臣工列传，是在编纂史料长编的基础上，再浓缩纂辑而成的，从根本上保证了各传资料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国史馆编纂史料的方法来整理汇集清朝的档案和资料，但却可以吸收其经验，用更科学的方法和更高新的科学技术，分类将重要档案拍照扫描，为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严格规范的编纂体例和凡例，保证所修史籍的统一性、系统性。因国史馆编纂人员来自不同的衙署，每个人笔法、风格各异，若没有统一的规则凡例，所纂史籍，或有交叉，或有重复，或有遗漏，或长短不一，或表述各异，都会影响史籍的质量。国史馆虽反复纂修纪、志、表、传，但还是每修一史，必制定凡例。就其多次改定的各种划一凡例来说，其中有因朝代和形势变化的重新改定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编纂非出一手，体例稍有参差”。这种先起凡例后作传的做法，保证了各传笔法、内容、形式的统一和规范，也是中国修史撰书的良好传统。今天要修大型清史，既没有现成的体例、凡例可以直接沿用，还因为工程浩大，更须认真制定标准，统一体例。
（3）以严谨认真的治史精神，把好审校关。如前所述，国史馆所修各史，一般要求两校，但如果细算起来，还不止于此。首先编纂史料长编后有一校，纂稿完成后有两校，最后进呈皇帝前，总裁等还要终校定审，前前后后，实际不下四校，故在国史馆档中，各史籍一般有草本（底本）、修改本、审定本、稿本、进呈本、正本、副本、汉文本、满文本等多个版本。这种严谨的作风，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4）考勤、考绩相结合，对不同层次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是可取的方法。国史馆人员来源广泛，既有抽调的“兼职”人员，也有考试录用的人员；既有坐堂办公人员，也有不坐堂人员；还有按价计酬的特殊人员。采取考勤、考绩相结合，不同人不同制的方法，综合了各方面的实际，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比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这种办法，对我们今天修史，也不无参考价值。
总之，国史馆修史200余年，形成了系统的规章，积淀了诸多可取的经验。我们应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其经验，很好地为今天修史服务。
清朝国家最高学府兼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
一、国子监名称的由来及职能
“国子”，简言之即“国之学子”，古代泛指贵族子弟。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曰：“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汉书·礼乐志》曰：“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
北京国子监街
“监”字本是象形字，意思是临水照看自己的容颜，后来多表示监督、监视。作为官署名，“监”是政府机构的意思，如牧马监、钦天监、中书监，“监”读作“jiàn”而不读“jiān”。读“jiān”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历史上的监狱有男监、女监，但没有专门囚禁贵族子弟之监。所以监狱之“监”（jiān）与国子监之“监”（jiàn），虽然都有看管、监督的含义，但性质截然不同。将“国子”和“监”合起来，简言之，就是为国之学子而设立的最高学府。
但是，中国古代的国子监，又具有对全国教育的管理功能，所以它既是国家最高学府，又是一个政府机构，是兼具教学和全国教育管理双重职能的国家机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御书“彝伦堂”匾额
二、国子监的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太学，始于西周。其后各朝又称太学为成均、东序、右学，上庠。西晋武帝时期，设立了只招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的双轨制度。至隋朝，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此后，国子监成为兼具全国教育管理职能的国家最高学府。而太学则有时独立存在，有时成为国子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又被取消。在国子学和太学并存的年代，国子学招收的学员要求更高，学生大都属于高官子弟，而太学学生地位要低于国子学学生。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命刑部尚书孙嘉淦总管国子监上谕
到了明朝，由于首都北迁，在北京、南京分别设立了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设在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所古代中央大学建筑，也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所在地。北京国子监位于安定门内成贤街，坐北朝南。中轴线依序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主体建筑两侧有“二厅六堂”、御碑亭、钟鼓楼等，前院东侧与孔庙相通，构成“左庙右学”的格局，体现的是尊师重教，左为大。明初国子监曾一度改名为北平府学，永乐二年（1404）又改名国子监，清朝继续沿用。
作为古代中央大学，北京国子监历来备受国家重视，曾多次修建，尤其经明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大规模修缮。清乾隆年间增建辟雍后，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和格局。因当时通往国子监的路大多是即将进入仕途的学生使用，是所谓贤达之士走的街，所以被称为“成贤街”，这也是国子监大街有“成贤街”牌坊的来历。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和国子监作为新旧教育的两端，国子监的教育体制不断受到新教育体制的冲击，先是减少了招收名额，后又增加了舆地、画图、外国政治、历史、法律、语言文字、体操等新学学科，并将“南学”改为“成均高等学堂”。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清朝成立了新的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学部，主管全国文教事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被学部代替。创设不久的成均高等学堂也从国子监中分离出来，被学部接管，改设为“京师第一初级师范学堂”，国子监只剩下了一座空壳建筑，从此退出历史政治舞台，成了纯粹供后人瞻仰的庙祝。
三、清朝时期国子监的机构设置
国子监机构的设置历朝不尽同，但没太大变化。清朝初期，国子监曾隶属礼部，顺治十五年（1658）从礼部分出，康熙二年（1663）又回归礼部，康熙十年再度从礼部分出，成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独立机构。
清朝时期，国子监设管理监事大臣1人，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下设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典簿、典籍、助教、教习、笔帖式、经承、学正、学录、额外汉教习等职官。后又增设了算学，特设满管理大臣1人、汉助教1人、汉教习2人。国子监设官总数多达148人。
道光九年（1829）考试满洲教习题
国子监官员因为负有管理与承担教育士子的重任，具有亦官亦师的身份，这就要求他们，尤其是直接负责教学及考试的官员，必须拥有较高的科名，具备较好的学养，足以担负教养士子之责。所以清政府规定：满族国子监祭酒、司业必须是科甲出身，即必须是参加过国家正规科考录用的人员，其他出身的人员，如捐纳、荐举等人员皆不得用；汉族国子监祭酒、司业，必须是殿试二甲以上进士出身，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也必须是科甲出身，以此保证国子监官员的学术水平、道德素养都是最优秀的，能对监生进行有效的管理，并给予较好的学业指导。
国子监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第一责任人是“祭酒”，即现在的校长。为什么称为“祭酒”？这和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有关。中国古代祭祀礼是一种神圣和高规格的礼仪，仪式中有一个环节叫浇奠祭祀，就是举起酒杯、向天祝祷、洒酒于地，执行这个礼仪的人叫“祭酒”，后来亦泛称年长或位尊者或文坛、艺坛、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国子监是当时清朝最高学府，传授儒家思想，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祭祀，所以国子监的主管被命名为“祭酒”。1912年，学堂改为学校，学校行政负责人改称校长，并沿用至今。
清朝国子监内部设有四厅、一堂和六堂、四学，以及档子房和钱粮处等十几个部门。
四厅，即教职员工的办公室。分别为：绳愆厅，是负责制定教学规章、稽查员工的部门；博士厅，是负责编写教材讲义、安排课程的部门；典簿厅，是管理奏稿、印章、祭祀器物等事务的部门；典籍厅，是“掌守书籍、碑板之藏”的部门。
为雍和宫喇嘛须到宽敞之处焚烧以免文庙火灾事国子监给理藩部的咨呈之一（局部）
一堂和六堂，一堂即彝伦堂，是祭酒和司业（校长和教务长）的办公室，位于辟雍后正面；六堂则是贡生、监生学习之所，分别是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即各个教室班级的名称。国子监学生的月考、季考都在六堂举行，每科的乡试也是先在此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科考。
四学，即南学、八旗官学、算学、琉球官学。南学是助教等教官及肄业生等住宿进修之所，位于国子监斜对面，在北方戏曲里常有“一到南堂去攻读”的戏词，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八旗官学是专收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的学馆，属国子监。八旗官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招收20岁以下、10岁以上的八旗子弟入学，派满、蒙各助教分教，并规定八旗官学子弟每十日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演射五日一次。清末，八旗官学改为八旗学堂。算学馆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畅春园蒙养斋设立的令八旗世家子弟学习算法的地方，乾隆四年隶国子监管辖，称国子监算学。琉球官学是康熙二十二年（1681）始，专门为来北京的琉球国使臣子弟而设的学馆。
四、国子监学生的来源及出路
国子监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各省推荐的“贡生”，第二类是“监生”。监生又包括恩荫生和按例捐纳的贡监生，大多数都是即将当官的贵族子弟。
所谓“贡生”，是科举时代，各省从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挑选向朝廷推举的、成绩特别优秀的人员。贡即贡献、进贡之意，即各地选拔贡献给皇帝的特别有才的学生。
清代的贡生有岁贡、恩贡、优贡、副贡、拔贡、例贡6种。岁贡，即每年选拔输送的学生，各州县有一定名额。恩贡，是逢皇帝登基、万寿等喜庆之事时，由皇帝发布恩诏，由各省特别推举的学生。优贡，是各省学政三年任满时，由其荐举的品行兼优入监读书的学生。副贡，是乡试中的副榜生。拔贡，是每12年由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人员。例贡，是指通过捐纳取得贡生资格的学生。
“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又是有别于贡生来源的另一种学生。清代监生有四类：恩监，是专门招收八旗官学生入国子监的学生。荫监，是凭借父辈做官而入国子监的学生。在清朝，荫监又分为恩荫、难荫、特荫三种。其中，恩荫是照顾三品以上的大员子弟；难荫，是照顾为国殉难的官员之子；特荫则是照顾名臣子孙辈家世衰落者。无论恩荫、难荫、特荫，都可派一子入监读书，恩荫生三年学习期满，难荫生、特荫生六个月即学习期满。优监在清朝也叫贡监，表示是从生员（秀才）中选拔的、优秀的去国子监读书者。例监，即由捐纳入国子监读书者，又叫例贡。例贡不算是正途，因此不为人所看重。
做了贡监生后，每人每月即可以领受政府的膏火（助学金）八两，并且从理论上讲就可以当官了。他们可以通过考职、荐举、朝考、铨选、考选教习、誊录等途径，直接求得仕途，其中大部分人发作知县、县丞、训导或到中央各部门做“誊录官”。《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考中生员（秀才）之后，曾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而全落榜，直到72岁，赴青州补为岁贡生后，才得到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贡监生的另一条出路是，可以继续参加省里的乡试和北京的会试，并且对他们还有一项特别优惠的政策，他们既可以参加本省的乡试，也可以赴京师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
国子监的贡监生虽然是清朝最高学府培养的学生，但是其身份并不被时人看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子监的生员不全是正途考试进来的，他们中除部分捐纳进来的外，大量的是受照顾的各类荫生、八旗生等，所以真正从国子监走出来的人才并不多。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章学诚在《乙卯札记》中曾引《戴斗夜谈》，将国子监列为京师相传“十可笑”之一：“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其说虽难免偏颇，但也说明作为全国最高学堂的国子监，其名并不符实。
五、清代国子监的课程设置及管理
国子监的六堂是负责教育教学任务的直接机构，其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主要是四书五经。
清朝贡监生实际在监学习一般期限为三年，但并非必须所有人都赴监读书，能入国子监读书的其实只是少数，多数人不过得以名列簿册，拥有贡监生头衔而已。比如15岁以上之恩荫生，可以在家或随任读书，不必赴监。所以，国子监学生分为内班和外班，内班是住校生，外班是不住校生。对内班学生管理较为严格，学生须在南学住宿，不得无故离学。不循此规者，第一次传唤申斥，第二次记过，第三次改为外班。在学期间，内班学生每天都要签到，每月允许休假三天，每月请假不得超过五天，如逾期不销假，改为外班。内班学生旷大课一次，即改外班。而外班学生只需在行礼、讲书、考课期间到学。
考试在国子监贡监生的学习中所占比重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祭酒、司业等组织的大考。除大考外，基本是半个月考试一次，由助教、学正或学录主持。大考成绩分若干等，一等及二等的第一名给予奖赏。
六、清帝临雍视学
临雍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仪形式，临雍视学实际就是皇帝到国子监去讲大课。
雍正皇帝临雍讲学图（局部）
临雍典礼是国子监最隆重而且规模最大的典礼。清初称为幸学，雍正时改称诣学，亦称视学。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便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里面是一座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所建的“辟雍”，即天子讲学之所。这是在平地上开出的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留出一块四方形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宏大的四方形大殿，大殿重檐尖顶，四面开门，有两层廊柱，盖黄琉璃瓦，大鎏金顶，周围环绕长廊。水池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架设精致的小桥横跨水池，使殿宇与院落相通，这种建筑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圆形方台上为讲学处。这里也是国子监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乾隆皇帝于辟雍落成后举行临雍典礼，此后清帝视学就改称“临雍”。
清朝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做一次讲学，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清代共举行视学、临雍8次，同治朝以后不再举行。
临雍的准备工作，一般要在一至两年前各个部门就要开始着手，临雍之日，在经过一系列的礼仪程序后，皇帝到辟雍殿行讲学礼。满、汉大学士进讲四书，皇帝阐发书义，满、汉祭酒进讲经，皇帝阐发经义，官员及观礼诸生在辟雍东西两侧听讲。
临雍典礼参加者除演礼人员外，每次观礼听讲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官学生及各部门官员等，最少也有2000多人，多时达4000余人。临雍讲学时，皇帝坐在辟雍中间，听课的人跪了一大片，在没有麦克风、扩音器的时代，后排的学生如果听不到怎么办?只能皇帝讲一句，传胪官逐级高声传诵一句。所以皇帝讲一次课，下面跪着听课的人员也很辛苦。
临雍典礼不仅仅是一种礼仪形式，主要是通过它来彰显盛世文治及教化之深意，借此宣扬尊孔、崇儒、教忠、亲贤、重孝的为政原则，从而使参加者在目睹天颜、聆听圣训时，得到精神上的洗礼，体会到文化人、儒学者的荣耀与责任，进而牢固树立对儒家义理的信仰，达到以教施政、以教化民的理想统治境界。
石室金匮的皇史宬
皇史宬是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家档案库，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档案库房。它位于北京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大街南口以东，四周红墙围绕，黄瓦大屋顶的建筑，风格古朴凝重，规模宏伟，气势轩昂。
皇史宬正殿内景图
皇史宬所在地南池子一带，明朝时称为“东苑”，又称“小南城”“南内”，因其位于皇宫紫禁城之东侧故名。当时这里还有重华宫、洪庆宫、宜春宫等其他宫苑建筑，供帝后休闲游乐。但从明朝晚期开始，“东苑”渐废，入清以后，这里多被改建，旧时建筑只有皇史宬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一、皇史宬的建造与沿革
皇史宬占地面积8460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建成于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进行了重修，并建成“重修皇史宬记”御碑亭一座。皇史宬从始建至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距重修也已有200余年。
皇史宬金匮
皇史宬的建造，最早源于明朝内阁大学士丘浚给皇帝的上疏。早在明朝孝宗弘治五年（1492），丘浚就曾奏陈皇帝，提出应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保存，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对建设什么样的库房保存这些图籍，他建议：仿照中国古代“石室金匮”之意，在紫禁城文渊阁附近，建造一所不用木植，全用砖石垒砌的重楼，上层用铜柜存放各朝皇帝的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皇帝的诏册、制诰、敕书及内务府中所藏可用于编修全史的文书。他的这一建议，基本勾画出了皇史宬的雏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建议当时并未能付诸实施，直到42年后的嘉靖十三年，嘉靖皇帝因下令重修累朝皇帝的实录，并令大臣筹议建阁收藏皇帝的“御像、宝训、实录”之事时，当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等才重申前议，并有了“石室金匮”的正式建造。但新的建筑已在丘浚建议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改变。
皇史宬匾额
皇史宬大殿正门
皇史宬初建时，拟定名字并不叫皇史宬。因其初意首先是为敬奉皇帝像而建，所以初命名“神御阁”。工程完工后，嘉靖皇帝又决定专用该建筑存放皇帝的实录和圣训，而皇帝画像则另修景神殿恭奉，因此，乃将“神御阁”更名为“皇史宬”。据崇祯朝进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皇史宬的名字，是由嘉靖皇帝决定的，其中“史”字，明时写作“中文”字，“宬”字，是在“成”上加个宝盖，这些字形的确定，也都是嘉靖皇帝“自制而手书”的。“宬”，《日下旧闻考》援引《燕都游览志》注释说：“宬与盛同义，《庄子》：‘以匡宬矢’，《说文》曰：‘宬’，屋所容受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至高无上，代表国家，而历朝皇帝又都标榜自己所修的实录、圣训“不虚言，不溢美”，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所以用以存放实录、圣训的地方，应既是保藏中华文化的总汇，又是保存皇家正史的殿堂。这也就是皇史宬之名称及字形的寓意所在。
清朝取代明朝后，仍将皇史宬作为保藏皇家档案之所，但对皇史宬的门额字形做了很大的改变，“史”字不再用“中文”字，并且改成了左汉右满两种文字合璧。
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皇史宬一度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1925年溥仪出宫后，皇史宬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这个时期，皇史宬长期处于封存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北京市政府把皇史宬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5年国家档案局成立，皇史宬移交国家档案局管理。从1956年起，国家陆续拨巨款对皇史宬进行了多次修缮。1982年，皇史宬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皇史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直接管辖，所存明清皇家档案，已移存至第一历史档案馆库房存放，皇史宬已成为对外开放展览，展示中华民族古老档案建筑和文化的重要景点。
二、独具匠心的建筑与设计
皇史宬整体建筑坐北朝南，由宬门、正殿、东配殿、西配殿、御碑亭五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