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政治哲学理论，是蒋介石维系意识的理论根基。蒋介石对他的部下曾说过：“你们如果要革命，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失败、困难、疑怨、毁谤的时候，要都不至于动摇的话，那就要确定你们革命的人生观；而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就先要有革命哲学来做基础，有革命哲学的基础，才能心意安定，临难不苟，至死不变地来革命。如果革命党员没有哲学的基础，遇到危险困难失败或疑谤丛集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可以灰心，随时变节，甚至朝秦暮楚，随时可以使得革命的人格堕落。所以我们不怕革命失败，也不怕环境险恶，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哲学基础做我们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缘故。”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把上述言论中的“革命”理解为“跟着蒋介石干”，那么可以说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维系哲学，维系哲学理论的用途、目的。这种哲学是一种使人能自我把握得住，进而让蒋介石也把握得住的意识根底。
一、心意论
几乎所有稍通文墨的军阀都对王守仁的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冯玉祥如此，吴佩孚如此，阎锡山如此，甚至连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刘湘也会在案头摆几本《王文成公全书》装样。当然其中不乏附庸风雅的装懂者，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军阀的哲学观，都或多或少地有王学（或称阳明学）的影子。蒋介石也是一个阳明学的热心者，据他自己讲，他18岁时，最爱读的三本书中就有王守仁的《传习录》。
蒋介石最得王学心传的是他的“心意哲学观”。这是一种讨论人的形神关系的基本限制在人的世界的体用哲学观点。
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一日检阅模范团毕，部下以虎背蒙座为活虎状，令袁骑虎背照相。翌日都中传遍，云项城骑虎背照相，人讥之曰：项城帝制，真骑上虎背，看他如何下来！
◎世上总有一帮哄人上虎的。
袁世凯死后，他的幕僚张一麐发表了袁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名叫《戊戌政变日记》，在日记里，袁把西太后比做祖母，把光绪比做父亲，吹嘘他在帝后之间尽力调解，煞费苦心。又把谭嗣同描绘为少年气盛、残忍嗜杀之徒。他并不讳言向荣禄告密，但又矢口否认出卖光绪。他说，他曾面谏光绪，一切国家大计不宜轻信新进小臣。回到天津后，他又曾力劝荣禄“保全皇上”，否则他将“仰药而死”。荣禄也指天誓日地表示“决不累及上位”。
◎当朝人写当朝史，都这么写来着。
首先，蒋介石把人的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块，前者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建构认知框架的能力，甚至于人之所以为活物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完全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人的物质世界完全是受精神世界支配的被动体，他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之间，自然有一种向上的，为他的活动。这活动是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一天二十四点钟，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时一刻不与事物接触，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一个人离开了心意，没有精神，便成了一个死的躯壳，一个人成了一个死的躯壳，那还有什么作用，更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所以一个人有心意就有活动，而活动必须要是向上的为他的活动，从这向上的为他的活动，造成一种事业，就完成了一个人。”蒋介石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精神能力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思维功能和认识功能也是在内部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参与下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物体载体——形骸器官的完好与损坏（死亡），而不是相反。蒋介石在这里制造的是一种精神决定论，这种理论至少在人的世界里承认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这个世界的本体。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极权独裁者，骨子里都是极端的唯心论，或者说唯意志论者。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在滦州附近遇见江湖术士童好古，闻其善相，便趋问吉凶。童答：“观将军之貌，日后必当大贵，而关键就取决于目前。”张问其故，童答：“明日直军过此，在小桥处，车必颠覆。将军乘势掩杀，可奏奇功。”张还要再问究竟，童道：“将军准备明日杀敌好了，不必多问。”翌日，张宗昌列阵待敌，直军火车果至相士所言处翻覆，张遂获大胜。是时，童好古立于高堂之上，披发踏步，口中念念有词。张惊为异人，当即延之下岗，拜为军师。原来童好古知直军必乘火车后退，小桥乃必经之所，遂暗中派人偷偷将桥上路轨拔去螺钉。故此，直军军车在此出轨颠覆，由此骗得张宗昌的信任。
◎童某人后继不乏。
其次，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在精神世界诸因素中，意志是决定性的。这里，他将意志说成是“意会”，实际上是指行为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意志。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意念，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理上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成为反革命。又如我们晓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国大纲所定的原则去做，但是为了权利一念的蔽惑，或为投机取巧之计，来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放弃总理所定的原则，只争个人权利，不管党国存亡与革命的成败，这就是由心意牵累到事物。”照这种说法，人的感知、情绪、思维推理诸因素都受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甚至为人的理性功能所认可的行为，只要一念忽动，就可以完全推翻，人完全为非理性的意志所左右。
广东军阀陈济棠少年从军，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他为最后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同学们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大捧特捧。梁喝得醉昏昏，被捧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陈济棠字）以外。”有人道：“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却十分潦倒，为了谋职，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
◎原来军阀不知书。
广州报纸曾这样评论陈炯明：“夫陈之在粤，拥兵自豪，残民以逞，虽曰都督，实同皇帝。……当其前者之在都督任也，都督衙门俨然一惠州会馆，后者之在军统任也，军统府署又俨然一陈氏家祠。”
◎少见多怪。
其实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成人来说，它既可为人的认知结构、价值体系所决定，也可能为某些瞬时性的外界刺激所激发，甚至可能是人的意识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冲动所导致。然而对于人的重大和长期性行为而言，其行动意志是受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因素制约的。感性领域的意志，并不可能脱离人的理性功能。蒋介石所谓“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兴，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偶发性的冲动，在所谓“善行”方面，既不可能持久，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大的效果。
其三，蒋介石认为意志的源泉在于人的良知和私欲，良知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善，私欲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恶。他认为：“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但每个人的“良知”又都被私欲包围着，要使良知发扬出来，就非得“革心”不可，“革命要从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革起来”，只要将一切私欲革除干净，所有行为动机自然都出自于良知，而良知又意味着蕴涵四维和五常八德的天理，“只要我们自己一旦闻道，觉悟过来，就可以反身则诚，将这个天理发挥出来，将一切固有的德行实践起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灵魂。”自然不会“只争个人权利”，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自然不会“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对蒋某人不利；更不会“起一个叛变的念头”而成为“反革命”。
此种动机，一如王守仁所言，“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王守仁《传习录》上）。
张宗昌督鲁，林宪祖是跟随张多年的老“文人”，任督署秘书长兼省署秘书长，仍心有不足，欲当省长，张宗昌犹豫着不愿给他，他就闹情绪，常常请假不上班，对此张很恼火。一天，张在办公室默默地练习写字，忽然把笔一投，没好气地说：“他妈的，非要不行，我非不给不行。请假，请假！”他抽笔时，将墨汁溅了坐在对面的参谋长一身。参谋长借机劝他，将省长给林宪祖算了，省着将来张作霖插上一杠子。张宗昌闻言大悟，遂将省长一职给了请假闹情绪的林宪祖。
◎不行就耍娇。
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嗜杀闻名。在盛的统治下，文官升到厅长，武官升到团长，便要准备后事，等候入狱了。今天脱下的鞋袜，不知明天还穿不穿。
◎好便是了。
其四，由良知所发的意志，不仅是一切“向上行为”的本源，而且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本源，这意志就叫做“诚”，一种持久性的行为动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古语所说的‘诚’”。而“有了诚，就只知道行公，不知道行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去做，做到成功为止”。一句话，“力行，就是诚之表现。”这里，意志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一旦沾惹上了它，就会像服了什么药物和患了什么病症一般为它所左右，不能自已。
1912年，袁世凯为拉拢名流，曾任命章太炎为东北筹边使，这本是个有官无职的空头衔，但书呆子不明就里，跑到长春去就职，以长官身份召见地方军政官员，结果无人理睬，章又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大发雷霆说：“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方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民国政府！”陈一笑谢之。
◎好不知趣。
洪宪帝制，警察派队四出，所有门对、牌号、告白、墙壁，有共和字样，与帝制相抵触者，一概刷掉、涂盖、毁废。凡不能涂洗者，凡共和字面，加画一大黄圈，藉壮观瞻而昭民意，当时街谣曰：一路圈儿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帝制不过画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唱儿歌者甚伙，警察又沿途禁止。
◎比阿Q还略强一点。
为什么作为良知发出的意志竟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因为这种意志乃是宇宙法则，天下至理，“诚者，天道也。”所以，“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行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诚”不仅能决定人的世界的一切，而且能决定宇宙的一切，因人的心就等同于宇宙世界，而人心又由意志来主宰。“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的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发生，才能成功；否则必至一切属空虚，万物化为乌有。”大至天体运行，小如蜉蜉游生，如果“善”的意志不存，则尽属子虚乌有，至此，蒋介石比王阳明走得更远，从心的本体跃进到意的本体，人的世界取代了物的世界。虽然在其中可以多少窥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痕迹，而更多的是接近迷信、接近神学，从他所谓“善”的意志笼盖一切、决定一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
二、力行论
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准备跟南方动武，曾分别密令山东都督周自齐和辫子军统帅张勋，集中部队，枕戈待命。驻徐州的辫子军立即扣留津浦路的客货车，以备运兵之用。周自齐见状大惊，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于是忙不迭地拆毁泰安、兖州间的一段铁路，一度风声鹤唳。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去电说明。原来袁政府虽然决定对南用兵，但在准备时期，为保密计，对于北方部队只是分别通知而未说明用兵对象，以致大家虚惊一场。
◎打一打如何？
1927年，云南军阀龙云、胡若愚等发动倒唐，成功后不久，胡、龙旋即发生火并，龙被胡抓住，特制一囚笼锁龙云，加扩铁丝，壁间悬唐继尧遗像，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折磨这条困龙。
◎为什么没抬到动物园去？
蒋介石堪称哲学上的怪物，有时候他比王阳明走得还远，不仅把客观事物当成人的主观映象，甚至视为意志的弥散，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目；有时，他也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中间，终日因缘接触，都离不了事物。在心与物微妙的关系中间，承认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事实上、客观上来决定。蒋介石曾做过一联谶语式的对子：“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并说这就是他的“革命哲学”。其中“事物”与“心意”并论，点出了他哲学观上二元论的表征；而“研几”与“穷理”齐说（“几”与“理”同为规律之意）则道出了他熔朱熹王阳明为一炉的主客观唯心论混杂的认识论实质。
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
“力行哲学”来源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
1920年前后，陈炯明占据闽南，建新政府，热衷教育和地方建设，办报纸大谈社会主义，广为宣传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统派，一时人称陈为“社会主义将军”。但政权必垄断于海陆丰（陈之家乡），军权必集中于陈家将。故又得“打破所有财产，维持陈家军队”之诮。
◎帽子新总是好看的。
1924年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开战，史称齐卢之战。两军打了四十余天，绝大多数时间是掘壕据守。每天在拂晓时，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还击，双方炮战一直持续到十时左右，当然是伤不到几个人。接下来是两边停打，烧饭、晒衣、就餐。到下午天将黑时又按上午的方式互相轰击一通，然后再升火做饭，吃饭就寝，人称演习式的战争。
◎打仗也是一种不错的游戏。
何谓“行”？在蒋介石的意中，“行”绝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实践”，出于对文字学的嗜好，他首先告诉我们：行不是动。他认为，如果考察“行”的本义，我们就会发现“行”和“动”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字，所以一切名词多半是两个字连起来，所以日常说的“行动”，“实际这只是‘行’字”，“‘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可包括某种的‘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它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激于外力偶然突发的。”这里，我们不要嫌这种“昏热”的排比句多了一些，因为它毕竟告诉我们蒋介石所谓“行”的某些哲学属性。“行”合乎道德规范，顺乎自然法则，源于“善”的意志，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
“行”是人生的日常活动。蒋介石认为：“我们经常生活的寝息食作，都可以包括于行的范围以内。”这里，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把人出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视为“行”，但孙中山的“行”具有实践的意义，认为这类吃饭穿衣的“行”是“不知而行”的盲行；而蒋介石则主要把日常行为视为体验良知的入门，所谓“中国哲学入门应从洒扫、应对、进退教起，从饮食起居入手”。
1925年，张宗昌与国民二军作战，节节失利，张苦于应付。忽然想起往日听说此地有位神卜崔瞎子，乃请崔来一卜吉凶。占卜已罢。崔说：“督办不安，敌军必败，午夜即退。”崔心里想，两军仅相距七八里，胜负定于顷刻间，敌败自退，遂应他的卦灵，敌胜则张宗昌自顾逃命不及，哪有工夫找他算账。不料，事有凑巧，张宗昌竟一战获胜。于是聘崔为顾问。由是崔瞎子大交红运，门庭若市，前来求卜者相望道上。崔瞎子往日占课，要价仅一两角而已，而今要价开口至少两元。由是收入颇丰，腰囊充盈。
◎瞎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王家烈主黔，昏庸不理政事。其妻万氏把持一切，民怨特甚。人为之作对联曰：“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堪称民国绝对。
◎到底是夫妻。
“‘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与生俱来，“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笑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等到长成以后无分智愚，总是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亦就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里，蒋介石把人的动物本能与人的所谓“向上欲”都视为人的天性，视为“行”，“行”也就是良知良能的流露。
“行”是人生有目的性的现实活动。蒋介石虽然有时把人的吃饭睡觉，儿童的啼哭笑闹都视为“行”，但是他反复强调的却是“真正的行”要“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辍的。”他的意思，“行”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正轨上规规矩矩地“实干、硬干、苦干、快干”，即所谓力行。这种“行”并不具有认识世界、了悟真理的功能，仅仅属于经验论的感性经验的范畴，因为人只要在“先知先觉”预定的正轨上老老实实一丝不差地“行”就是了。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先知先觉的指引去“行”，思想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人已经给你想好了，怀疑更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家想好的，都是真理。
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被吴佩孚、萧耀南挤下台，王一面将公署内所有有价值的物件统统打包运走（自己的细软早运走了），一面最后做一下人事安排，以图东山再起。临别前来送行的武汉各军政长官声言：余年届花甲，为人所谋，如此下台，实属不值。言时声与泪俱。
◎愈老愈受骗。
当年陆荣廷做小官时，一次外出剿匪，地方老百姓避之一空，只剩下个小孩躲在桥下。陆见状可疑，心想毙掉算了。不想连勾三下枪不响，遂认为这人命大，必有大富贵，便带他回营，一问之下才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遂认为干儿。但家中此时已有个年纪相仿的干儿陆裕光了，为了以示区别，便叫这孩子“矮大少”。
◎破枪引出一个干儿子。
“‘行’就是人生”。因为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是在“行”的中间成长，由“行”的中间而充实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圣贤英杰，革命志士，因为能有目的有决心的去行，所以能达到他们的志愿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由行而充实提高，完成人格，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行”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以“行就是人生。”
“行”包含着“知”，蒋介石认为，“通常往往将‘行动’二字和‘思维’相对立，或是和‘言论’相对立，其实广义地讲，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以外的。”把思维活动也列为“行”的一种形式，无非是抄王阳明“知行合一”，用“意识化”了的“行”取代了王阳明那无所不包的“知”而已。
“行”包含着道德。蒋介石认为，行是无所不善的，“不仅要把力行二字，当作成功的因素，而且要把这两个字，作为道德标准，凡能够力行的人，才配做革命党员，才有革命的人格”。“行”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功利道德存在的，这种道德要求人们，除了听话守规矩外，还必须为集团卖命实干，这就是力行哲学背后的现实动机。
“行”包含着道德意志。蒋介石多次强调“笃行”，“力行”就是诚；反过来说，力行也可以说就是道德意志“诚”的弥散过程。所以“行”也可以说是宇宙法则，“所谓行，又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因为宇宙间最显著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就无过于天体运行。宇宙与人生，无时而不在行进之中。”
张宗昌初来山东，民谣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过了一些时候，又曰：“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又过了一些时候，则曰：“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满街是狗。
韩复榘部师长曹福林驻周村，与周村公安局长韩的亲信高金峰不睦。高乘曹不在，将曹的好友商会会长逮捕押省。曹伺机报复，适逢韩的高级侦探队的三名队员在饭馆就餐时把他们抓了起来。随即发电向韩询问，说是抓到四个冒充侦探队的罪犯，并伪造了四个名字。自然韩回电说侦探队无此四人，下令让曹枪毙。不料军法处认识高金峰，知道他明明是公安局长，于是将他释放。高获释后径逃济南，向韩哭诉原委。韩开始大惊，但因这恶作剧是曹福林干的，而曹又是他的台柱之一，只好不了了之。
◎二宠相斗。
综合起来，结论是：蒋介石所谓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行为，更没有特定的界说，是一种由人所产生，同时独立于人之外的肆行无忌的怪物。它是道德体验的过程，又是道德意志的弥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则，又是人的经验感知和具体活动；它意味着实践，也意味着感觉和思维，它明明把宇宙万物所有“活动”的现象全包括在内，却又明确地声明：行不是动，道德家的梦呓与阴阳家的谶记相互穿插；唯灵论的物具表象和经验论的感知经验并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随心所欲，逻辑混乱的哲学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发昏热，也根本不是一个妄想型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行论”，才能把内向的依附道德的体验与外向的为集团发展的具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偷换与王阳明性质完全相反的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而在哲学领域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
姜桂题为毅军的统领，为北洋军的老前辈。袁世凯对之以“叔”相称。姜在袁面前说话很随便，惯带脏字儿口头语。对北洋后辈，开口便称“小屌孩儿”，对袁也不例外，有时甚至当着袁的面端起痰盂小便。袁对他也莫可如何，还时常送钱给他。
◎老将一饭三矢，痰盂够吗？
直皖战争，直系战胜，北京政府通缉皖系所谓的十大祸首。十大祸首的照片，总共只寻出了八张，其中丁士源、王郅隆的，遍觅不获。往后一问，才晓得这两位仁兄平素绝不照相，无论公私宴会、盛大场合，有人要给他们拍照，必定百计辞却。主事者无计可施，竟将当年著名的扒手马二顺子和萧国桂二人的小影附列其后，说明马萧和丁王有虎贲中郎之似，聊备一格，作为参考。
◎辱没了扒手。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虽然带有知行二元论的偏颇，然而他以“行先知后”和“行以致知”为核心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却强调了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说明了理性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和认识过程的艰辛（知难），充满了唯物主义实践——认识的精神。虽然存在否定后知后觉认识的必要性，和割裂认识与实践的不当，但是通观他的哲学观，却是知行并重，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实践的目的在于获取“真知”。也就是说他的知与行，是指的认识与实践。
1915年11月3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遇刺身亡，被袁世凯下令追封为一等彰威侯。时人道，袁世凯第一次给汉族人封爵就封了一个死人，真是不吉之兆。果然，尔后的大封爵成就了一场新华春梦。
◎如是吉兆又如何？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相率领的二十七师一路从关内退到锦州，便大肆抢掠。张作相召集官兵讲话，到场诸公寥寥数人，都发完财逃回家去了。张见状大哭一场，自请取消二十七师番号。
◎有钱谁还当兵。
宁夏军阀马鸿逵以贪婪著称，他的部队薪饷最低，隶属冯玉祥时，冯曾赏给马部每人五元大洋，但马将这笔钱全部独吞。有人劝他应多少发一点鼓舞士气，他答道：“赏洋吗，狼吃羊羔，咩（没）了。”
◎狼牧。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恰恰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相反，知行合一，其实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①王阳明所谓的知不含有认识的意义，所谓的行也不包含有实践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传习录》上）。知不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认识过程，只不过是某种主观映象的显露，而这种主观映象又是与先天存在于人内心的封建道德准则——天理相关联，所以“知”即“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之物之，则事之物之皆得其理矣。”（王守仁《传习录》中）所以王阳明的知与行，只能说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内在道德的解悟与参验过程。与孙中山的以实践—认识为特征的知行观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尽管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但“‘知行合一’和‘政良知’的学说，是与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的行由。”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偷换成王阳明的“知”，把“行”变成“致良知”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面，把“行”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工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知”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纵有所谓的“知”，也只是道德的自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弗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②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否则就是“冥行”，“妄行”以至于“暴行”，“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所以，所谓“力行哲学”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北洋政府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总长亲身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余50万元交各部总长。此项恶例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徐世昌当总统，曹汝霖照例送交150万元，徐竟全数留下，曹不好意思要，其他阁员当然也不好意思张口，便无形搁置。
◎钱跟谁有仇？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见袁世凯。袁问张多大啦，张答曰27岁。袁哈哈大笑说：“去年才26岁，竟能统率大军，独立方面，总算不容易。”接着袁正色告诉张三句话：“一不要着急升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见毕，步兵统领江朝宗说张钫：“老弟太老实了，你如果说30岁，总统一定升你的官。”
◎年轻的就是吃亏。
安福国会选举总统，有废票上书“渔翁”二字，暗示段祺瑞、冯国璋都想当总统，势均力敌，鹬蚌相争，徐世昌渔人得利。曹锟贿选有废票“五千元”，标出贿赂议员的价码。还有废票“三立斋”（贿选机构）和“孙美瑶”（临城劫车的大土匪）。
◎玩笑只当它玩笑。
1918年，冯国璋为了当上正式总统，四处派人活动，希图得到各方的支持。张宗昌作为他的亲信，被派往山东。张宗昌作为冯副总统特使在山东活动期间，带马牟8人，携带大批财物，衣锦还乡。向乡绅亲友广赠礼品，并广发请帖，为其父祝寿。花800大洋请人为其父写寿序。写寿序的人一向鄙薄张之为人，于是在文中借古讽今地将张宗昌辱骂一番。张毫不知晓，反以为荣。
◎文人痞气。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索真理，哲学的产生也恰是由于人类渴求解开自身与世界之谜的切望。人的行为，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有意义，恰在于它探索真理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两者密不可分，同为主体见之于客体的中介，只有通过这个中介，人类才能接近她的切望。显然认识和实践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意味着这个中介的全体消失。蒋介石恰是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在替代过程中抽掉这个中介的内涵，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重在道德解悟和盲目苦行的实用哲学，这种哲学名副其实可以称为维系哲学，尽管有孙中山的门面和王阳明的内核，它毕竟是一种既非孙也非王的东西。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
注释：
①王守仁：《传习录》上。
②孙天民：《行动哲学与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