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蒋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度过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最大冲击，也体验到了传统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长期的军人生涯和曾国藩的影响，造就了他道学家冷峻的面孔、不羁的个性与对陆王心学的喜好，酿成了他自负的狂人气质。传统文化赋予他最多的是儒学气味，最少的是老庄风骨。在他身上，自大与自卑，崇实与尚虚，理想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两两对立而又和谐共存。历史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折腾了几个正反题的轮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几十年的蹒跚之中深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思想意识。
然而，当历史的反思进入到这一层次时候，原来的思考却又会重新困扰着人们：振兴实业与改良精神的因果之争，先后之争，变成了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难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唯智论的幽灵一直游**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对思想意识决定的预设深感兴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为最终赶上、超过西方列强的物质力量，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复归，或着眼于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鸡先蛋先的争论中，不期而然地作出了习惯性的结论。
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唯智论者，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依恋于传统道德的魅力，自负于民族的悠久历史。虽然，他清醒地感觉到东西方民族物质文明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下，但却牵强地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文化上无自信和道德的败坏、习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观基本格调是复古和向后的，基本情感是自负与自卑的混杂，其内在动机则是为他架构集团道德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此，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文化观决定了他整个维系意识的大体走向。
一、本体论
广西军阀陈炳坤与李耀汉是亲家。李当广东省长时，送两枝烟枪给陈，据说这两枝烟枪是稀有之物。陈临死时，对他家人说：“这两枝烟枪是亲家爷李耀汉老人家送的，非常名贵，抽烟时可以发出宫商角徵羽种种声。”他有意嘱咐他的子孙把这两枝烟枪当作传家宝。
◎可建议成立烟枪乐队，保准声震欧美。
1925年，徐树铮偕孙传芳至南通访张謇，意欲让张出山。酒宴上，徐昆曲戏瘾大发，正好有上海去的昆曲名票搭配，高唱一曲，得意非凡。唱后向张索诗，张即口占一绝赠徐：“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严章休问老村翁。”徐氏心领神会，不再谈要张出山事。
◎附庸风雅也得懂点才行。
多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们，固执着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一直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为人类文化之正宗。这种自我本位意识经过多少代的积淀，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形成固结不解的文化情结。
近代，这种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嘲弄，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挡不住接二连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财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割裂与沦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国文化，无论物化形态还是精神内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面前显得那么乏力和萎靡。
直皖战后，段祺瑞下野。在家终日念佛，与一干僧人往还，宣称要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段祺瑞再作冯妇，被张作霖捧出来当执政。时人写四句偈语刺他：“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贪嗔浩劫开。”
◎假佛。
清步兵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至民国犹存其职。士兵皆老弱，枪支为旧毛瑟枪，只摆样子而已。江朝宗自清以来，经民国、洪宪、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历任总统，始终担任是职，堪称五朝元老。家中有一匾，上书“三定京师”，概言其清末、洪宪垮台、张勋复辟时均在北京，但“定”却是自吹自擂，他只让别人定他过。
◎不倒翁万岁。
然而，这样一种尴尬而又严酷的现实，并没能冲融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体情结，他们找出了种种托词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尴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时竟会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动，似乎真诚地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精神胜利式”的借口。在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文化水准并不很高，文化素养并不甚深的军阀，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缠绵的恋人。当然，无可否认，在近代场景反复出现的复古和文化自负现象，不免纠葛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出于文化本位的冲动的爱国热忱，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却无可厚非。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军阀也会面临贯穿于近代始终的一大难题：在“学习西方”和“民族主义”的两难之境把握平衡。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不那么太好的道学型的民族主义者，关键是：他是一个军阀，一个力图结束军阀历史的最后的军阀，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规定，决定他有恢复民族自信义务的压力，蒋介石对付这种压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即为传统文化的难堪寻找开脱的托词。同时，为了他的统治需要，也是为了使他的集团道德有所附丽，他需要架起传统的旗帜。这种托词和旗帜无疑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反映了某种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词之一：文化中衰说。
各省请愿代表请出了袁皇帝，孙毓筠宣布各省代诸公任务已完，每人送路费百元，远省二百元，请各自回家。群祈增费，孙不允。众乃大哗曰：“我们也不是虾子灯、螃蟹灯、凤凰灯、脚鱼灯，由你迎来迎去，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解决，都不出门。”孙奔入卧室，闭户不理。群代表狂呼乱骂，继以毁物。孙打电话调警察，也奈何不了这些代表，大家嚷成一片，谓天兵来到，也要加钱。后经朱启钤出面调停，每位代表路费二百元，才算了事。
◎啥事儿没钱也难办。
1927年，张宗昌某日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输出无数，遂下令提出山东省全年的教育经费来弥补，各校只好关门大吉。
◎办赌博学校如何？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为今后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却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精华和灵魂的“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既支离又空虚，结果便名存实亡，“中绝”了。到了明代王阳明那里虽然小小地复兴了一下子，却又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和歪曲，反而让日本人偷了去，变成了“阳明学”，振兴了日本人。文化的精华既然中绝了，别的自然也就跟着完蛋，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的力量渐渐丧失，渐渐消灭”，以至于像戴季陶说的那样，国家和民族“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①。所以，中国文化近代的尴尬，并非是传统文化的无能和乏力，而是因为祖传的宝贝失传的缘故，而三民主义恰是继承了已经“中绝”了的道统，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后只要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会恢复起来。
托词之二：文化精华他适说。
北洋三杰龙虎狗，打头的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王士珍是直隶正定人，本名不叫王士珍，王士珍其实另有其人。
有一年，武毅军总统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守备王士珍在内。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他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位真王士珍后来解职回乡，默默无闻以终。
◎名字就是个符号。
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会歪，得了个绰号“段鼻子”。他家中的下人平时谈论起他来，不敢指名道姓，往往用手一指鼻子。
◎鼻子的特殊功能。
激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给蕞尔岛夷的奇耻大辱，一大批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强盛的奥秘。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探究得出的结论是出人意料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强盛并不在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和效法，也不在于自身的近代化变革，而是得力于王阳明的哲学。由于这种学说的风靡，蒋介石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显得那么不中用，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那么逊色，只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传宝贝不重视，使这种文化的精华，儒道中的心学让别人偷了去，结果别人发达起来，而我们反倒一贫如洗。窃贼中赃证俱全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提倡武士道，喊忠君爱国，书店里摆着《传习录》，学界总谈阳明学。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为连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至于欧美各国，虽然一时拿不出什么它们偷了我们祖传家宝的确证，但是，从他们国人的行为看，也像是得力于我们的儒道，因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古人一般“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②
1925年，杨森想统一四川，时人写四六句词一首，描写杨之骄横之态：
头顶玉帅（指吴佩孚，号子玉），脚踏金鳌（指何金鳌），背背跛子（指魏楷，是跛子），怀抱哈儿（指范绍增，绰号范哈儿），跨骑白驹。左右二王（指王瓒绪、王兆奎），前有吴行之光（指吴行光），后有郭松之云（郭汝栋，号松云。以上均为杨的部将），又有杨家之将，并有广安之帮（杨森部多为其家乡，广安人）。前呼后拥，浩浩****，将军出征去也。
◎文人该杀。
桂军林虎部有三员姓黄的大将，黄业兴、黄任寰、黄定华，人称“三黄散”，把他们比作药铺里的三黄散，能杀虫去病，素称能战，在1920年桂粤战争中，三黄身在桂军却是粤人，三黄散一变而为“三黄散（散了的散）”。
◎哪有不散的宴席。
由蒋介石这两项奇妙的托词，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文化之所以最优秀。最有价值，就是因为中国有所谓固有的伦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体现的儒家道统。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是由于这个道统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于这个道统的失传。西方（至少日本）的发达是将这个道统偷去了的缘故。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本体，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发上得到中外两方面的例证。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传统儒家经典，像《礼记》，不仅是我们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现在各国国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
1914年北洋政府举办县知事考试，应考试资格规定为法政学堂毕业生或曾任知县或有同等资历者。考试分为初试、复试、口试三个步骤。发榜时，被录取者几乎无一例外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县太爷，凡由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均在口试一关被刷掉。于是落第考生联名质问大主考朱启钤说：“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到五十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嫩的哪有老的好，新的哪有旧的高。
安徽军阀陈调元常说：“北方人多愿宁折不弯，我则宁弯不折。识时务为俊杰，不识时务者必败。”
◎妙人妙语。
这两种托词，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式的破落世家子弟的心态：一面在感慨祖宗昔日的阔绰，或自我安慰，或假辞色骄人；一面在嫉妒他人的发达是偷了我家的宝贝，一边哀怨，一边惋惜，从而反衬出自家昔日的荣光和今日的“世家”做派。
凡中国人说到中国固有或由中国人发明的某种东西被外国人搞去并光大的时候，总是有几分愤愤的，同时又有几分慰藉——毕竟外国人还要靠我们中国人嘛！
1917年，段祺瑞意欲操纵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法案，学袁世凯派军警流氓组成“公民团”包围议会，不通过法案就不让议员出来，有几个反对宣战的议员还挨了打。双方相持一天，议员忍饥挨饿，怒火中烧，恰逢段祺瑞进入议会，议员马上把他包围在中间，声称：“公民打得议员，议员也打得总理。”
◎请君入瓮。
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陈炯明不悦。后孙中山再三向陈说明就职后即率军北伐，成败均不回粤，陈无话可说，答应五月五日请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山先生笑曰：“我是广东总统，竞存（陈炯明字）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
◎总统没有皇帝大。
既然祖宗传下的道统被证明有无上的法力，蒋介石得出了“西方科技+东方精神=现代国家”的等式。蒋介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优秀，但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黄发碧眼儿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行、智能和民族精神”。除了科学技术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而外，所有的精神、智能、德行都是中国的“优美”而且“优美”得足以“运用科学支配物质”。但不知西方那些并不怎么优美的精神、智能和德行为什么居然会“运用”和“支配”出让中国人不得不学习的物质文明，而中国那些了不起和“优美”的东西倒反而一无所成呢？这种问题，蒋介石不能也根本没想过回答，因为他并不是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进行总体设计。透过他那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行。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这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很实用、很功利的“中体西用”。
蔡锷兴护国军讨袁，为的是推倒洪宪帝制，而唐继尧则怀有个人野心。当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的时候，唐却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意欲建立西南霸业。蔡锷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唐字蓂赓）之魄力伟矣。”
◎志大才疏。
一次张宗昌忽然醉心起时髦女性来了，遂生一计，美其名曰“参观女校”，实为选妾。张至校，大放厥词，其后大分其钞票，每人二十元，以博人欢心。但无人堕其术，遂扫兴而归。
◎又是“女”字做怪。
1918年，云南军阀叶荃部与陕西军阀陈树藩对阵。叶部素贫，陈部官兵以飞艇、金花等名牌香烟撒布给叶部官兵，叶部军心动摇，一战而溃退。
◎兵太穷了也不行。
事实上，我们从蒋介石一生的作为看，他对外部文明系统的“软件部分”也并非一概地拒斥，他不仅号召学习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的习俗，认为：“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而且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德意法西斯主义都显出极大的热忱。他所要排拒的，恰恰是西方之所以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尊重个性、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及相应的道德习俗，所要排斥的是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是与他的集团性质、他的统治形式和他的文化根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和敌对的。一旦东方精神优秀这种神话破灭，他还会有外国的思想不合乎中国国情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来排拒他所要排拒的东西，认为：“中国人不想中国的性质，不想中国情形，不知中国固有的思想在哪里，只是好高骛远，见异思迁，看见人家新学问拿来，不管能用不能用，便在高唱入云，这样，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外国的东西除了飞机大炮，其他的不论再新再好，到中国也不适用。而且作为中国人，不用中国的陈年“国货”，不把什么“固有道德”“固有思想”奉之若神，顶礼膜拜，那简直是忘本、大逆不道，要开除出国籍，不算是个中国人。按蒋介石的逻辑，“做了中国人，一定要以中国之魂做自己的灵魂，以中国之国家的生命做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反之，如果我们做了中国人，思想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品性也不是中国人的品性，满脑子装的都是由外面搬进来的不三不四，非中非外的东西，如此名目上、皮相上虽然为中国人，而事实上不晓得他已做了哪一国人精神的奴隶，这种国民于国家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一腔对“外面搬进来的东西”的深恶痛绝，比之于顶戴花翎、后拖辫子、迂腐的满清大臣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概国货化（亦即儒学化），才能保住中国这个文化本体的纯正性；否则就是以“夷变夏”的本末倒置。所以凡是脑袋里装了外国思想的人，都是外国人的精神奴隶，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蒋介石的这种逻辑比起“用外国货就是二毛子”这种义和团定式，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根源，都是同一种文化本位的潜意识。
曹锟赂选成总统，副总统一席，遂为直系各大将瞩目。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颇有意为之。因人言其资望轻，年龄小，不到四十云云。齐特意为此召开记者招待会，申明自己确实年过四十。
◎何不找他妈来问一问？
米振标率毅军驻扎热河，所有将领均冠以司令头衔，如定热司令有总有副，援凌司令有东有西，清热司令则分前后左右路，还有东边防守司令。司令、司令之声，如卖药先生之串铃，满热全区尽是司令矣。
◎衔挂大了好听。
段祺瑞的个性素来倔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但他就任执政府执政以后，却事事处处对张作霖委屈求全，于是人又改成他为“段哀公”。
◎人是会变的。
袁世凯在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之后，即准备下令解散国民党。梁启超闻讯后满头大汗地跑到公府，想向袁痛陈利害，竭力劝阻。公府侍卫人员拦阻不让进。梁反复陈说坚持谒见，等了好大一阵子，侍卫才放他进去。他紧张地说明了来意，袁却淡然回答说：“晚了，命令已经下发下去了。”
◎文人见识。
广西军阀陆荣廷少年过的是流浪生活。晚上或睡到屠户的猪肉台上，或睡在观音阁的空棺材里面，经常三更半夜从猪肉台上或棺材板上翻身落地，但他依然酣睡如故。等天亮醒来，想不通怎么会跌落在地，又无损伤，遂以为是观音保佑，从此笃信观音菩萨。
◎一身糙皮。
蒋介石的文化观与其他军阀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也可以说由于理论的系统，言论的丰富，蒋介石可以视作军阀文化观的代表，其精髓无非是文化本体意识基础上的“中体西用”。然而，尽管既迂腐又酸臭，军阀并不等于腐儒和学究，他们对“西化”进程不遗余力的阻止，固执地坚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其根本动机无非是因为“一般青年所以浪漫，不能就范围，就是由于看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起我们中国自己罢了”。反过来，要想使青年乃至国民“就范”，就非得使传统文化重现价值，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权威，并使外来思想根绝不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坚持的文化本位主义，固然充盈了功利主义的动机，显现出传统主义者意识深处的胆怯和空虚，另一方面不能说不体现了某种传统性的执拗和坚韧。深入骨髓的理学家是迂腐的，但在民族冲突中往往固执不动，较少变节，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情实感。道学式的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导致虚伪，导致腐败和无能，但也可以通向无法化解的执拗，通向叶名琛式的对外范式，在民族冲突之中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行为差异，基于道学家的传统人格，蒋介石更乐于采用的是“叶名琛范式”，而非“石敬瑭标本”。
叶德辉为湖南的劣绅兼名士，以善骂出名。湖南督军汤芗铭即任后，根据以往督抚拜绅士的成例一连拜叶两次，叶不但不回拜，且讥为“乳臭小儿，居然想学曾左”。汤附庸风雅，延揽地方名流为顾问，聘请宿儒为官书局总纂，两纸名单上都有叶的名字，叶均置之不理。后因叶反对汤自兼湖南民政长，被汤抓住把柄，下令捉拿归案。叶化装逃往汉口，误入侦探圈套，被解往长沙。汤电请北京政府就地正法。电报到公府时，王湘绮正在与袁世凯共进午餐，袁以之问王，王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杀个把名士不算什么。”袁乃嘱咐汤勿杀，叶也保住了一条性命。
◎弥衡地下有知，当大哭一场。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蒋介石的文化观很保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基于集团维系道德的重建，才不得不放出重话。蒋介石集团的成员中，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是中国最早西化之辈，哪怕是基于和这些人的妥协，蒋也不可能将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贯彻到底。
二、复归论
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国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两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门致中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日日花天酒地，不理政务。新纳小妾，花容月貌。恰在新婚之夜，一群伤兵结队闯入省府，且拥进洞房，纷纷找主席道喜讨赏，一时风景大杀。
◎闹洞房越热闹越好。
袁世凯死后，安徽一时变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省份。督军张勋在江苏的徐州，省长倪嗣冲驻节蚌埠，而安庆以省会所在地只留下督军和省长的挂名办事处，点缀着三五个卫兵和来去不定的副官。更奇特的是省长也有兵，人称蚌帅，与辫帅张勋齐名。
◎一对匪帅。
张宗昌常常兜里装大把的钞票，动辄赏人。随便掏出一把，向对方一掷：这钱拿去花吧！如果是一元一张的，算你运气不佳，如是十元一张的，就算你运气好。
◎银行为什么不多印百元钞？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张勋复辟，使警察厅传饬京师商民，勒令一律悬挂龙旗，苟不服从，即坐以死罪。商民畏其势力，勉应其命。顾一时难以置备，乃就原有之民国五色旗上，绘画龙形，聊以塞责。仓猝捉笔，有未点龙睛者，有未染鳞甲者，甚至有未绘五足者，宛如死蛇一条。
◎龙与蛇本来就差不多。
四川军阀刘湘迷信妖道刘从方，1933年至1934年间，刘湘任命刘从方为“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神仙点将派兵，不但要选择时辰，还要指定方向。某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但又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到断崖。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问道：“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潘气极，答以：“是不是临岩舍命？”
◎神仙只当他神仙。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他不惜以身作则，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学习他们“同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面比起来，洪杨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因此蒋介石认为：“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灭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像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要保卫“文化”，首先高级将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1930年，阎锡山战败下野，与心腹数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北退大同。这时山西军队退集大同者甚多，哪个栈房都有军队。阎锡山等找了个栈房，刚想进去休息，就被住内的丘八骂道：“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有你兵老爷吗？滚！”阎锡山等人面面相觑，叹道：“今日方知丘八的厉害！”
◎自做孽不可活。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二刘并峙。刘文辉思挖刘湘的墙脚，派人各以二十万元收买刘湘部师长蓝文彬、范绍增。蓝秘收不宣，范则向刘湘告密并交出贿款。刘湘对范说，这钱既是送你的，你就拿去用罢。范于是拿钱到上海鬼混去了，而蓝文彬则成了阶下囚。
◎一肥一瘦。
张作霖在辽西为匪日久，思此道非长久之计，欲受招安苦无门路可通。可巧，张作霖探知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将路过新立屯，于是设计埋伏，将增祺家眷及随行人员截下。张将掠来的人员马匹安顿好，并单给增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并招待其随行人员吸鸦片。在招待过程中故意唉声叹气，露出被逼为匪，欲招安无门之意。随行人员见状，遂劝张弃暗投明，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截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太太。增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吹枕边风。于是，通过这场截人的闹剧，张作霖坐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的交椅。
◎武戏文戏一齐唱。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不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食衣住行”上体现“礼义廉耻”。子弟要像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像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像古人那样“智仁勇”；学生要像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像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新生活的所谓‘新’，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让他出兵进关，从背后插冯阎一刀。东北军老将张作相不同意出兵，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还是南方人精明。
刘湘崇信妖道刘神仙（从云），令所有部属均入道为弟子。范绍增入道，但因每次敬神跪拜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以上，颇感不耐，常在跪拜中默骂神仙“我操你的娘”，退而语人曰：“我暗骂他一点多钟，他都不晓得，够得上称神仙吗？”
◎大半个无神论。
刘湘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平日只知埋头下操上课，从不过问政治。刘湘喜唱军歌，晚饭后集体游戏，常被推为领唱。因眼皮久病未愈，同学多戏呼之为“刘瞎子”。
◎不辨是非乃谓之“瞎”。
20世纪30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刚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1932年夏，刘文辉去重庆，一次与刘湘的谋士刘航琛相见时，他问刘航琛：“你们四川要如何才能统一？”刘航琛很机巧，识透二刘互不相容的心意，回答说：“统二好了。”
◎巧对。
四川军阀二刘大战，刘文辉部旅长陈万仞背离刘文辉，将部队拖到内江，临行前发了一个通电，把刘湘、刘文辉两人都骂了一顿，责备他们大打内战，残民以逞，并说他志切和平，不愿供人驱使再事阋墙之争，谨率所部离开战场。刘湘随即到内江与陈见面，第一句就是：“你的通电怎么会那么说呢！”陈答：“我不那样说，就得说我来向你投降，这还成话吗？”刘要陈部编为暂编第二师，陈不干，问刘部有几个师，刘答曰有四个，陈说，好，那我就当然是第五师。于是加入刘湘部参加“阋墙”之战了。
◎婊子要做，牌坊要立。
正因为上述的缘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张作霖的守门更夫按张的指令，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出入。一日张归来迟，叩门无应，连叩仍不应……乃高叫：“我是大帅啊！”更夫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间任何人不得出入。”结果，张只好绕行后门，费了好大劲才进门。第二天张召此更夫，更夫以为大帅震怒，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才昨夜确不知真的大帅回来，才不敢开门。”张笑曰：“起来，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的话啊！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的所长吧！”更夫急叩头谢罪曰：“奴才蒙大帅不罪，已感激不尽，让我做官怎么行？”张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我做大帅行吗？我他妈叫你行，你就行。”
◎看谁不是看。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咎。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了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显然，他的部下变成了军阀，把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重建文论，他的集团在危机时刻还是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那种向后看的哲学，那种过于陈腐的维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赋予革命党以新的生命的。
注释：
①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此话为蒋介石多次引证。
②在蒋的习惯用语中“外国人”一般指欧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