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谈政治涉及伦理，谈伦理又关联政治，五伦之中，政治关系的君臣与伦理关系的父子掺和在一起，君臣之忠与父子之孝也成了一义的两面，道德的说教往往淹没了政治的意图，将严酷的镇压掩饰成重建伦理秩序的合法行为。统治者们花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修补的气力常常比用在施政上的大得多。以文化保守主义自任的蒋介石，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认定：“政治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为完善的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作为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观是一副什么样子。
一、结构论
以君臣父子为主干的封建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依据，伦理关系的排列结构，本身就蕴涵着纲常礼教的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称五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符号，仁义礼智信，又是一种搭接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伦序。这个伦序和附着其上的道德符号，多少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地震水灾，始终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留存下来。
作为近代一系列欧化过程的一个转折，辛亥革命打散了这个古老长寿的伦序，引入的欧化政体再也没了王权的位置。虽然在此后的38年里，不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事实上的“皇帝”并没消失，甚至还正正经经地演过两次“皇帝”闹剧，然而“君”的名分连同这个名分上的光晕却永远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大小小强梁的土皇帝，在抄“家谱”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会感到某种莫名的缺憾，无论如何，难以名副其实。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愚蠢的，就妄想用再温帝王梦的行动来填补它；聪明的，往往在“君臣”的词义上做文章。我们曾提到过吴佩孚的妙作，然而，跟蒋介石比起来，吴的努力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洪宪帝制，各色请愿团五花八门，梁士诒是主谋之一，其中有妓女请愿团者，颇引人注目。杨度则找人发起乞丐请愿团，也得老袁欢心。梁氏闻之，投书戏之曰：“以子旷代逸才，自有此异想天开，出人意表。但终未脱‘请愿’二字之窠臼，则仍可傍吾门户也。”
◎表忠心。
唐继尧仪仗很威风。最前面的是骑兵，马色青、枣、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兵的服装整齐，身背马枪，腰挂战刀，足登皮靴，头戴钢盔。次是饮飞军（即唐的亲卫军），服装与骑兵一样，只是身背十响枪，头戴钢盔，扛着方天画戟。再次是掌旗官，乘着高头大马，背十响枪，撑一面杏旗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
◎将军的威风，可惜内囊上来了。
伦理是什么？蒋介石认为，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申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当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行为的标准”。好一个冗长啰唆的定义！简单点说，不过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罢了，关键是这个标准在哪里，这关系到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架构伦理的结构。蒋介石对发霉的故纸堆一向有不懈的兴趣，不要嫌物色旧，里面有好货色，蒋介石说：“人凡古书，它的伦理很多，并且有许多古词，今日看之，不免带有封建意味，但其中关于政治伦理一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又说：“你们去读这些书时，一定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名词很多，一般唯物论者就专门从这些字眼上来批评，殊不知道现在的书，许多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所以天下之至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垂诸百世而不变。”
袁世凯称帝议起，符应祥瑞之说大盛。当时京外飞蝗遍野，督捕官吏谓蝗虫头顶有“王”字，实呈帝兆。筹安考据家援引陆佃《埤雅》蝗字解曰，蝗之腹背首皆有王字，故从王。仓颉造字，鬼夜哭，泄天地之秘也。真人御世，蝗不食禾，体献王字，使天地皆知有王也，此谓变体符瑞。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1923年初，打着孙中山旗帜的滇、粤、桂联军反攻广州，驱走陈炯明。一时间，广州出现了13个省的总司令，如粤军总司令、滇军总司令、湘军总司令、陕军总司令等，大多总司令都是空头的，官比兵多，兵又比枪多，脚趾多过枪弹，甚至整个司令部只有两支土造步枪，火药枪或是洋枪。哨兵换岗，只是换人不换枪。
◎门面要紧。
四海皆准百世不变的天下至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或曰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蒋介石伦理的基本结构。蒋介石认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分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
袁克定左足有疾，颜世清右足有跛。洪宪元旦，颜朝贺新华宫，礼成，趋储宫贺太子，左跛右瘸，相映成趣，克文、克良大笑哄堂。克定怒，痛斥诸弟，谓其儿戏朝仪。克良答曰：“汝真以储君威权凌辱群季耶？世界上岂有跛皇帝、聋皇后者！”（克定妻乃吴大瀓长女，双耳聋，不辨细声。）
◎皇子翻醋缸。
1922年，黎元洪委任汤芗铭担任湖北省长，湖北督军萧耀南不悦。汤兴冲冲去赴任，抵达汉口，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高喊拒汤的军人。吓得汤不敢在汉口逗留，径往武昌省长官邸接任，不想省长衙门竟空无一人，官印也不知去向，原来大印早被督军部下抢去。汤芗铭一场空欢喜，只好溜回上海当寓公。
◎丑媳妇见不得公婆。
首先，“五伦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拘泥于一义”。按蒋的意思，“君”的含义是可以含混一点的，“不外是所尊敬所寄托的意思”或“乃是指居统率地位的人而言”。如果较起真来，拿到台面上去，就可以说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然而国家的象征是他蒋介石，国民的代表也是他蒋介石。所以实际上，按他蒋介石的道理，国民和“公务员”（各级官吏和部将）都是他的臣，都“应当贯彻以忠的精神”，甚至“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①虽然做了一点小小的转折，君臣关系还是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关键在于“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
其次，“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同”，特别是“子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责任，和你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虽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其中道理并无二致。”虽说到了“民国”时代，但子弟也只好听命于父权，妇女也只好俯首于夫权，满足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因为“未有不孝于家而能忠于国者”，故尔“女子与小人”就只好委屈一点喽。
洪宪帝制，湖南汤芗铭布置“大选”，选袁世凯当皇帝。先让各县代表在酒楼娼馆吃喝玩乐，接下来将代表接进选举场所，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着，每个代表坐的桌椅上都有他的名字，不得随便乱坐。选票的票面上印着“兹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一行小字，中部印着两个空白大圈，让人填“赞成”或“否认”，下面还有三个小圆圈，由选举人将自己的真名实姓填上。从填票到投票一直有人从旁监视——当然没人敢填否认二字！就这样把袁世凯“大选”成了皇帝。
◎还是记名投票稳当。
四川军阀田颂尧在防区实行“预征制”，由初期的一年三征激增到1931年的一年十四征。各种苛捐杂税在川中居首位，当时民谣曰：“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农民）。”
◎天下乌鸦一般黑。
五伦的前四伦都刻板地依着古训，到第五伦，蒋介石突然“宽松”起来：“朋友一伦则应推而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力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分。”五伦中朋友一伦，实际上是乡土意识在典籍文化中的投影，它没有服从义务，也较少等级色彩，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伦也很重要，可以用来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群育”的某种精神。而朋友的一伦，如果放在“群育”之内，也自然有了上下等级的关系。
理顺传统伦理结构，是蒋介石所谓“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原有的传统伦理结构关系进行一番保存精神，改换名词的修补与重组，蒋记依附道德理论就可以依此展开了。
二、四维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一句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带有“四维”字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原来就是因为有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是所谓人性，如果丧失了这个人性，不能实实在在做到礼义廉耻，那就是所谓衣冠禽兽，与一般禽兽没有分别。”四维不张，非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了，真是非同小可。
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大元帅府，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大等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并自兼校长。学生一致反对合并，派出代表向刘哲请愿。学生代表鱼贯而入，刘哲高踞于太师椅上，办公桌上，摆好几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让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在旁扮白脸，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愿也没有请，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
◎学生经不住吓唬。
“四维”的说法见之于《管子》，《管子》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与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后四德不同，不是一种纯伦理范畴的德行，而主要是四种统治效应，着眼点在利。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张四维关键在从民之四欲，佚民，富民，安民，育民。这就是为什么管子思想属于法家的缘故，以理学家自命的蒋介石，特别宣扬法家思想，可见其专制的本色。走到管子，蒋介石还不满足，还要再改造。蒋介石嘴里的四维，完全是一种道学化的四维，他一反管子之道以为：“盖有‘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他的四维，其实是“四德”，是某种统摄兼容所有儒家儒行的“简单明切”的概括。蒋介石认为：“其实无论‘礼义廉耻’，无论‘孝悌忠信’，无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智信仁勇严’，虽然德目之多寡，与文字之标示各不相同，而其所指之真实意义，都是互相包涵，互相关联，可以彼此发明，贯通一致的。”“四维”不过是蒋介石最感兴趣的道德符号而已，因为“维”的说法实在是形象极了，蒋介石也许就是想用这种无形的“维”，把他的党国“维”住。
徐世昌以前清遗老自居，声称他一不受民国之勋（袁世凯授予他勋位），二不剪辫子，三不做民国的官。袁世凯弄垮熊希龄内阁，将总理改称国务卿，接二连三请徐世昌出山，徐扭捏了半晌，终于答应出来帮忙，不过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接受民国的官俸，二是请他随时物色替人。徐到任一个月，袁世凯就从自己交际费项下拨四千元送去，说这不是民国的官俸，而是朋友的馈赠，徐也就坦然接受了。
◎婊子要表旌过了才能做。
洪宪帝制，各地举行国体投票。四川将军陈宦做法奇特，在投票会场，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一枝，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面上亦有“赞成帝制”四字。
◎吃了点心就不能不投赞成票了。
“礼”为四维之首，也是蒋介石最在乎的一种德行。在他看来，“这礼义廉耻四字，古人安排的前后次序，不是随便的，其所以要讲礼，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节，绝不会有义气，没有义气的人，更不会有廉耻。”而且“‘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礼”是什么？蒋介石有一番洋洋洒洒的论述：
胶东军阀刘珍年部下第一旅旅长姓赵，第三旅旅长姓张，遗憾的是第二旅旅长姓梁不姓关，凑不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来。但梁旅长很会揣摩刘珍年的心理，常在刘面前说，我虽不姓关，但我很崇拜关公。并请人画了关公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将关公挂在住室里。刘又买了许多部《三国演义》，分赠全师校级以上干部，无论识字与否，必白天摆在案头，夜间放在床头。这样，刘珍年就勉强凑成了刘关张赵的班底。
◎《三国演义》玩人不浅。
四川军阀罗泽洲在他的防区内，掺入铅锡杂物铸成形质俱劣的二百文小铜币，强迫人民使用。这种劣币通行不久，遂多磨损，偶一击压，即成碎片，民间称之为“肉铜元”。病民特甚，而罗却从中获利无算。
◎钱也有质量问题。
照我的见解，所谓“礼”其实就是“信”，“信”包含“诚实”“准确”“信义”诸义。先讲“诚”字，古人真心诚意，首先要做检察身心的功夫，所谓居敬存诚，实际只是一件事。而居敬的功夫，始于个人生活以及动止仪容，不论群居独处，必使一切皆合于礼，礼主于敬，由敬而至于诚。然后方见得金石为开的至诚。守礼的人，必定是俯仰无愧，诚笃不欺。这是从个人修省方面讲，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伦理制度来说：所谓“礼仪”“礼节”和“礼法”，实行时必须有“诚实”的心思，准确的仪式和丝毫不能苟且的节度。所以我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因此我们亦可说礼是共守的规范，也是信义的基础。世界上断没有重礼的人而不信于朋友或不重视其然诺的。所以讲“礼”的人一定有“信义”，有“信义”的人一定能守礼。
这一通穿凿附会的强拉硬扯，实在让人们如坠六里雾中，不知道“礼”到底变成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蒋介石这种随心所欲的论理作风，只要硬着头皮，按蒋某人不是道理的道理，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关于“礼”的含义的线索。
曹锟贿选的猪仔国会，草草制定宪法，于1923年10月10日公布，庆祝仪式在众议院举行。两院议员皆服礼服齐集会场，入场之先每人分发红皮宪法印本一份，宪法成立纪念章一个。每个纪念章值洋120元，早已制好，存在财政部。前任总长曾以之抵押银行，未经赎回，这边急用，前一天半夜方设法取回。议员入场，赞礼员奏乐，议长宣读宪法毕，全体鼓掌，呼宪法万岁，以为这回总算完事了，不料主席报告尚需用电光摄影，请大家不要惊慌，以为枪弹光临。摄影毕，即宣告结束。
◎多此一虑。
张作相之弟张作涛精神不正常，当旅长时曾以微故打死了东北军的一个军长。但张作相主政吉林后，仍任命他这个精神病的弟弟为吉林省全省印花税处处长。
◎骨肉情深。
其一，“礼”包含有“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的意思，所谓礼节是也；其二，礼必有礼的形式，礼的仪程，所谓礼仪是也；其三，礼意味着社会的秩序，等级差序的和谐，即礼法是也。用蒋介石的比喻就是，士兵见了官长要敬礼，这属于态度和规矩，敬礼的标准和程式，属于礼的形式，敬礼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军队上下秩序的稳定。“社会，国家无礼，便要成为无秩序，无组织的腐败社会和纷乱的国家。”所以“对一切礼仪节度，必须妥慎小心，不可稍有紊乱疏忽”，要以所谓“金石为开的至诚”精神贯穿“礼”的始终，“做到无论饮食起居，言语举止，无时无刻不是有规矩、守秩序；每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如果我们有一时一刻不守礼，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就要乱起来。”如果不小心睡觉做了个荒唐梦，或者蹬翻了被子，有违“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的教诲，那也真说不定“家庭、学校、军队，乃至于社会国家”会乱将起来。
“礼”可算作蒋介石道德库中的第一宝，“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上，克敦伦纪”②。只要礼行天下，包管万事如意。
1926年，山东一些县的土劣为拍张宗昌的马屁，倡议在大明湖最佳处为张立生祠、铸铜像。张闻报，拍案大怒，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给我立祠，这明明是诅咒我，盼我早死。今天你们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如说不出理由来，立即枪决！”土劣惶恐顿首答道：“我等以公德望崇高，万民景仰，故为公立祠，借以仰报盛德，并为公寿。此乃生祠，即长生不老之祠堂也。”张宗昌听后始大悟，当即转嗔为喜说：“既是这样，那就由你们去干吧。”
◎拍到马腿上之后又移了三寸。
中南海明清两代均蓄有放生鱼。冯国璋任总统，尽捕中南海中鱼以售。冯卒，人讥之曰：“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盖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生财有道，鱼没有钱好。
“义”是什么？蒋介石先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后来又说：“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也曾说：“‘礼义廉耻’的‘义’，就是‘智仁勇’的‘仁’。”这三者恰好显示出蒋介石“义”的界说的三个层面。其一，“古人说：‘义者，宜也，行而宜之谓义’”。有宜的行为就是义。其二，什么叫有宜的行为呢？就是所谓“舍己利他”和“献身为公”的行为。其三，利他献身的动机来源于“仁”，群体是靠互助来维系的。互助的行为就是“义”，而互助的动机则是发乎“仁”。世上通行的名词所谓义勇，义侠和义务，无不是指牺牲自己以利他，而利他之心是由仁发生的。在一片“利他”“为公”“献身”“牺牲”的高尚辞藻中，我们不要忘了“义”这种德目所附丽的伦理骨架，在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伦理结构中，“义”既不可能是下层民众热衷的信义，也不可能是江湖之徒崇尚的侠义，只能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蒋介石要人们所“利”的“他”和为之牺牲的“公”，只能是他自己和他的集团。
“廉”是蒋介石认为最不容易解释的一种德目。按他的意思，“廉”的主要含义不是廉洁和清廉，而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智”。他认为：“‘廉’字在我国文字上，最初的用法是‘堂廉’的廉字，其意义为‘侧隅’，我们更常常看到有‘砥砺廉隅’的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廉’，最初是指堂之侧边，引申起来便是‘棱角’，作动词用便是‘明察’，后来的用法，则包括棱角分明界限清晰，公私厘然，邪正有别诸种意思。”这一连串的字义考据，引出的结论就是：“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辨别什么？辨邪正，辨是非，合乎礼义者为是，反乎礼义者为非。
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法国驻昆明领事代表法国政府，向唐继尧赠送二等勋章一枚。云南省外交司长徐之琛为讨唐之欢心，故意把授勋证书改译为一等勋章。唐继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多次在公开场合，佩带法国勋章，洋洋自得。
◎精神胜利。
1915年，袁世凯谋称帝已成公开的秘密，徐世昌自始至终无一言劝阻。有一天，袁召徐面谈，问徐：“外间劝进事，大哥知道么？事可行么？”徐沉默半晌后说：“我不知此事。”袁说：“外间喧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称帝后，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入朝不称臣，不跪拜。徐对人说：“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谢而不受，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老头子狡猾。
文字是表征人类文明的符号，随着文明的进化，符号也随之流动，一词一字总要有旧义死去新义再生，这是文字学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放着明明白白的今义不用，非要咬文嚼字去卖弄学问，强作解人，自然是他老先生嗜痂有瘾，好古成癖，确也说明他所提倡的“廉”，并不在于为政与为人的清廉，而是要人们具有所谓的明辨之智，以免认错了效忠对象，进而“辨别是非，力排谬说”③，抵制一切不合蒋介石胃口的“谬说”。
最后，“耻”是什么？蒋介石认为这个德目的意思格外明白：“‘耻’就是‘勇’”，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因为有耻的人一定有‘耻不若人’的觉悟，一定有刻苦奋斗的勇气，一定有牺牲敢死的决心！”所以说，强调“耻”，知耻，就是要人们为他和他的集团卖命；“耻不若人”地争先向前，剿灭共产主义和一切异己势力。凡是被红军俘虏生还的人，尽属于不知耻之列，统统要飨以毛瑟，“耻”变成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催命符。
王缵绪原为杨森部将，但杨为人多疑，常对王表示不放心。王见状施用苦肉计，在左臂上刺一“森”字，再用蓝靛染上，并令其部属全体官兵均仿此办法，以表忠心，杨森大喜，委以要职，信用不疑，可王却暗中与刘湘来往，到底还是倒了杨森的戈。
◎刮掉再刺上“湘”字。
袁世凯当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袁将黎安排在中南海瀛台居住，警卫森严，出入瀛台都受到限制。袁还安排一些与黎有关系的高级“眼线”天天陪黎，一面安慰黎，使之无有不安感，一面将黎的行止言谈告诉袁世凯。不过，凡是黎元洪的要求，袁都能尽力满足，如推荐个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及其各种物质需索，只要黎开口，总是当天就能得到答复。
◎同曾住瀛台，黎大副总统比光绪强多了。
对“礼义廉耻”的提倡，是蒋介石刻意对付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化与“救时”药方。经过庐山训练的有组织灌输“新生活”运动的鼓噪，一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么发霉的陈方古药治不了他的病入膏肓之躯，过分的道德鼓吹与鼓吹者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反而导致与倡导者初衷相反的效果。蒋介石自身体系的腐败和行动力差的致命弱点，使他的强力灌输和极端化改造，大多流为空谈。
三、气节论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一种普适性的道德圭臬，那么气节则是针对军人尤其是将领的道德要求。
蒋介石对气节的强调与四维差不多，他认为：“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当然，没有气节就意味着“变节”投向他人，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确是致命之伤，无怪乎蒋老先生一张口就大骂“禽兽”。“因为气节之重要如此，所以古人头可断，骨可碎，而此志不可夺。所以胡文忠讲：‘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即将领以气节为主，而以志向来率领一切行动，这些道理，不仅各官长要知道，就是一般士兵也要知道。”
黎元洪下台，在天津作寓公。段祺瑞怕他受西南军阀的利用，总想派人把他请到北京来，以便加以控制。黎好不容易跳出了火坑，怎么肯回去。那时天津大水为灾，段劝他到北京避水，但黎怕火甚于怕水，回答说：“正因为大水的关系，我忙于救济灾民，实在分不开身。”
◎黎海军出身，泳技极佳。
四川军阀李家钰家境贫寒，投考陆军小学，到发榜时已饿了好几天肚子，但还捂着肚子坚持挤到学校办公室去看榜。此时陆军小学的校长已经上任，见状不由好奇，询问之下，得悉实情，遂生怜悯之心。当时考生名额已定，榜已写好，末一名用朱红笔画钩为记。校长又请人改过，添上李家钰的名字，人称李是坐红椅子进陆小的。
◎见红就吉利。
气节之气为忠义之气，蒋介石一再宣扬：他的力量，“并不系于武器的多少，而在乎精神的强弱，人格的高低；在乎我们有没有一股忠义之气，能够同生共死！”对于部下来说，发扬忠义之气就是要与上司共生死，而他蒋介石当年上永丰舰就是为了与领袖同死，而“激扬忠义，发扬正气”，因为“要晓得上官一分的耻辱，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耻辱；上官一分的危难，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责任！”大约当年陈炯明叛乱的时候，蒋介石赶到永丰舰去陪孙中山，是蒋一生中最光彩的事情，一直大肆渲染，认为这是彰显其“臣节”的最好关头，说是他蒋介石“觉得领袖统帅蒙难被困，是我部下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是有良心血性的部下，至少要都与领袖上官去同生死”。由此观之，蒋介石所谓的忠义之气，实际上是传统封建道德“主危臣死”说教和封建帮会“同生共死”义气的混合，前者为臣属的单向责任感，后者为大致对等的道义交换，两者的畸形结合，反映了蒋介石自身素质的复杂性。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代理总统，总理段祺瑞催他进京，他迟迟不动。原因是一笔买卖绊住了脚，即以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千余箱烟土，用公债票一亿元买下，然后倒卖。段祺瑞闻知，笑道：“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
◎武官爱钱。
府院之争，段祺瑞（国务院总理）与黎元洪（总统）摩擦日甚。段想起用黎元洪最恨且又最怕的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闻之大怒，说：“请转告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为此劝黎元洪：“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结果黎依从了这一件事，以后一万件事也只得依从了。
◎菩萨还得听和尚摆布。
与忠义之气相应，蒋介石的“节”也是忠贞之节，知耻之节。他非常推崇朱熹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凡是跟了他的人，都要以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精神，严守节操。在他看来，胡林翼所谓“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之语一应为军人唯一之宝鉴。守节，第一要附“得”其人，就要跟对了人，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跟着他蒋介石；第二要坚定不移，不得中道换主人；第三打起仗来要不成功便成仁，“生而辱，不如死而荣”。政治上的贞操就是跟定一个人不变心，一群大男人，在所谓气节上，居然与女子相同。
蒋介石之所以卖力地鼓吹气节，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的军队士气之低，叛降之众，尤其是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时，雪崩式的“变节”常常使其穷于招架。尽管蒋介石的集团既有“主义”又有党，但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军队依旧弥散着“苟安偷生，得饷谋生”的习气，比其他军阀也好不了多少，这种军阀先天的痼疾，救助于“气节”自然也难以奏效。
陆荣廷崇信观音，认为半生来出生入死，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全凭观音菩萨保佑。观音是白衣大士，所以他喜爱穿白色衣裤，头裹白布长头巾。不论穿多少衣服，从不扣纽扣。
◎爱观音及观音之衣。
东北军阀张作相九岁那年，父母想送他去念书。他原名福臣，而上学需要取个学名，于是请来了教私塾的张老学究。张作相的母亲对张老学究说她近日得一梦，说她儿子发迹了，当上了朝廷的大官。张老学究听后灵机一动，万人之上。梦见儿子作大官是吉兆，就叫他“作相”吧。因为这个“吉名”取得好，日后张作相发迹，也将张老学究委了个官当当。
◎现在的官迷应去找找张老学究的子孙。
注释：
①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
②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民国三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新生活运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