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蒋介石的教育观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教育要以四维为中心原则，大骂现时的学校教育是亡国的教育，因为“不知道中国民族固有德行、智能和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务实际，专求时髦的学问，将许多外国的学说搬了进来”。他甚至认为康熙时的“圣谕广训”那种充斥腐朽封建说教的东西，仍可以作为当今国民教育即社会教育的“适宜的准则”。所以说，蒋介石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灌输和内修，达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一、修身论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起，历代皇帝都把教化视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只有理学的出现，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面平话与戏曲的流行，使忠臣义子成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面儒教从禅宗借来的功夫——道德的内修与解悟，则使人们全身心都成了礼教的奴隶。蒋介石最推崇的近代人物当属曾国藩，而他自己也跟曾国藩一样充斥着理学气息，在他的文集里，到处都是理学的说教。据说，在他的日记里也像曾国藩一样，每日三省吾身，充斥了自责和反省。

在蒋介石看来，教育首要的意义和内容在修身，他认为“古人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普通国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规规矩矩的木头人。

王郅隆原是天津一个粮店里的伙计，后来发了一笔横财，遂成巨富。一日在妓院打茶围，忽然大雨倾盆，他听得隔壁有人嚷嚷要打牌，三缺一。当得知隔壁就是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他毛遂自荐，加入牌局，一夜倪输给王四万元，王一文未要，从此两人结成密友。王郅隆渐由倪嗣冲援引，成为内阁财政总长。

◎打牌基本原则：千万不能赢权要。万一不留神赢了也不能要钱，日后必有大福。

皖军打败，安福要人鸡飞狗跳，当时的庇护所，除了六国饭店，便是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连盥洗室都告爆满。东交民巷也人满为患。司法总长牛深去迟一步，只剩一座奶牛棚，尚有余屋数间，他花每天租金八十大洋的代价，将妻妾子女全部迁入。奶牛棚门口镌有“牛舍”二字。

◎就该他住。

修身的前提在于性善，只有认定人性本源是善的，才有修的可能。因此许许多多封建统治者和军阀都是性善论者，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无不是善的，无论哪一个人的本心，都是向善，愿意做好人的”。然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性善论者，尤其是处于秩序紊乱、道德沦丧时代的军阀，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不太可能是由衷之言。他们所谓的性善，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忠臣和顺民，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忠顺和善良的，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内蕴。所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服从他不过意味着服从你自己，服从你的本性，服从你自己的人格罢了。经如此这般的转折，忠孝仁义这种利他道德，变成了利己道德。从军阀的本意，或许以为这样一来更易为人所接受。

一次张宗昌一时高兴，出去“微服私访”，路遇两个农夫，便问农夫：“你们说，山东督办张宗昌怎么样？”农夫对张宗昌的苛刻怀恨久矣，又不认识他，便把他痛骂一顿：“张宗昌把俺们害苦了，他不是好东西，该天打五雷轰！”张宗昌自讨挨骂，很是气闷，回到督署后，即召集各机关官长训话。他说：“我张宗昌到山东来，除了多刮几个钱，多玩几个女人外，并没做什么坏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老百姓虽不至设牌位供奉我，但也万不至骂我呀！不料老百姓竟然骂我。这都是你们这班坏小舅子们把我出卖了的！”

◎天下哪还有坏事？

袁克定晚岁生活颇为困苦，租居颐和园，以窝头切片，佐以咸菜，但仍正坐，胸带餐巾。

◎穷装！

由性善论的前提出发，蒋介石几乎一丝不错地踏着二程和朱熹的脚印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归宿：“所贵乎教育者，就是要使他能启发其天性，培养其善念，使能摒除一切声、色、货、利、骄、奢、**、佚等后天与环境的习染，做一个本色的人，纯洁的人，亦即真正的人。”而实现这种归宿，完成人性复归的途径，就是四书上的“大学之道”。因为“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而大学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最高深的，便是大学上的几句话：‘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还说：“我们要完成革命，就要先懂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先要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方法，而止于至善的方法，更须体会‘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效用。”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格致诚正的梯阶，依次达到知定静安的境界，最终止于至善，实现依附道德的最佳情境。所谓大学之道总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修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格致诚正修养治平的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修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对于党国不忠实，对于上官不精诚，对于部下不亲爱，这样的人，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革命治国的！所以大学里讲的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就是从本身做起。”

张宗昌为筹军费，曾将山东盐商请来吃酒。宴会要众盐商办理“盐商登记”，登记费一千元。不交就要把盐商们装上轮船，开足马力撞沉到海里去喝盐水。接着就将盐商们扣下，不准回家。后来经多方疏通，每人交三百元了事。

◎总有办法捞钱。

1923年9月26日，《京报》评论猪仔国会议员要钱术有三：一为钻。贵头尖，南一跑，北一跑，津一走，保一走，厚着脸皮，四面拿钱。二为说。用种种办法，在议会上出出风头，使人注意，从而票价看涨。三为写。专在文字上做功夫，今日草一提案，明日发表一意见书。猪仔中如无此三术者，则票价不过普通待遇，一律五千元。当然有此亦不算少，但比之今日一大宴，明日一小宴，开口三万、五万，还价亦须一万、八千者，诚可怜矣。

◎猪仔都归圈了没有？

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频繁的纪念周，有没完没了的静默自省，军人每天都要反省什么：对主义之忠诚，对党国之负责，对统帅之信仰，对上官之服从。蒋介石还要求他的部下们树立自己修身建德的楷模，“近世除总理外，以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诸氏最足崇敬。应注意各人著作，尤须注重各人所处时代背景与人格”。其实最为蒋介石佩服的还是曾国藩，不仅因为此老讨平了太平天国，能给蒋介石某些启迪，关键的是曾国藩的所谓修身功夫，足以为麾下高级将领效法。曾国藩“切实做到了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微乎微，故君子慎独也’的几句话。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所以他在‘礼以养心’的箴言内，曾云：‘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此可知他的成就，全在于能克己，在于能自反”。

从老百姓的“非礼勿动”，到高级将领的“慎独”，修身之道可谓齐备了。

二、两教论

孙传芳独霸东南五省，上海亦是他的辖境，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因模特问题与上海县知事大打官司。孙传芳闻之，便问上海县知事：什么是模特？知事答：就是光屁股女人！孙一听，心想这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刘海粟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不料孙传芳查禁模特之后，余兴未尽，又下令禁止女人穿旗袍。不料他老婆首先不买账，公然穿着露胳膊露大腿的旗袍在杭州大游山水。孙传芳惧内特甚，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作没看见。

◎模特=光屁股女人，此等式今天仍适用，可解若干社会学难题。

“中将汤”本是日本医治妇女病的一种药名。湖南将军汤芗铭为海军中将，袁世凯常以“中将汤”呼之。

◎治错人了，袁要是女皇就好了。

要大家三省五省地“修身”，不但一般人没有这份耐心，恐怕连蒋介石的亲信也未必有这份“格致诚正”的闲情。所以尽管蒋某人喊破了嗓子，尽管都会在做“纪念周”时装样子，都会像念经一般背诵“总理遗嘱”，但真正修身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蒋介石觉得非来点外在的“教”与“育”不可，由此生出了拆字游戏一般的“两教论”。蒋介石认为，教育实际上应包含教与育这双重内涵，教是指教训，应该以灌输“礼义廉耻为中心”；育指保育，应以“食衣住行为基本”，也就是说要像保姆那样，把被教的人看成小孩子，从衣食住行教起，使之达到合乎礼义廉耻的目的。

在袁世凯众叛亲离之际，湖南将军汤芗铭的长兄汤化龙派友人陈裕时到长沙劝汤反袁独立。陈裕时转达汤化龙意见时，汤芗铭一言不发，绕着客厅的长方桌子打转，两眼发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色难看。陈虽是汤化龙的密友，看了这个模样，也不由得胆怯心虚起来，马上打退堂鼓说：“铸新（汤芗铭的字），我是传达令兄的意见，听不听由你。如果是不入耳之言，你就当作驴鸣狗叫如何？”后来，汤芗铭还是投了机，宣布湖南独立，给了袁世凯一剂致命的“中将汤”。

◎孟尝君活着准把他收了去。

洪宪帝制，警厅以“元宵”二字音同“袁消”，故勒令卖元宵者，改呼“汤圆”。

◎当皇帝的看来不能姓袁。

关于“教训”，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做指导，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也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上‘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是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接着，好像怕别人不明，他又说：“本团长（蒋介石时兼庐山训练团的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的最高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应该服从我。”话到此处，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一切教育的主旨，中心思想，就是忠蒋的思想。

其次，关于“教训”的形式，蒋介石认为第一步进行宣传，搞精神讲话，因为“宣传就是教育，我们以后要造就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不能不从宣传入手”。要随时随地“讲演我们党的主义，政府的命令，和现在的时局情形，使他们明白党的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所谓宣传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宣传某个人物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提高他的信誉与声望，“说得他如同一个神仙一样”，当然，这个要被说成如神仙一般的人物自然非他蒋介石莫属，也就是说宣传要达到神化蒋介石的目的。

曹锐当了直隶省省长，立意要将直省的官办模范纱厂与曹氏兄弟和一些军阀合办的恒源纱厂合并。直隶省议会反对，曹锐派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四下疏通。议会口气软了一点，只坚持在合并后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前面，加上“官商合办”四个字。曹锐理也不理，议会也无可奈何。等到非议风消云散之后，曹锐派人给边送上恒源股票两万元，作为他奔走疏通的酬劳。边一见只有两万元，立时瞪起眼睛对来人说：“这就行啦？你快回去对曹四爷说，边四爷嫌少。”来人留下股票回复了曹锐。曹笑笑说：“边四爷这个人呀，你给他多少也不够，不用理他。”边等了几天不见音信，只好收下两万了事。

◎没有把钱掷还的念头。

第二步要在潜移默化上下工夫。蒋介石不无神秘地说：“中国政治学家常用‘潜移默化’四个字，这四个字固然也有很大的毛病，但在政治上稍有手腕的人，无论对部下或对上官，总是选择机会，适用时机，可以讲话的时候便讲话，不可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他这样的行动和态度，却可以使得上官和部下在无形中间，不用讲话，不动声色，而使他们的习惯改变过来。”蒋介石所谓的“潜移默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身教，只是，能真正为人表率的官员，实在如白乌鸦一样稀少。能忠心宣传蒋个人的官员，也不多。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拼命地不避嫌疑地突出自己，神化自己，但却没有真的成为神的原因。

第三步是要用教育者的人格进行感化。蒋介石说：“拿我们的人格来感化每一个部下，使部下的心和我们做长官的心感通融结，而成为一体，这绝不是多发几块钱，多施一点惠，或放宽一点，随便可以收买得到的。”人格感化，就意味着教训别人的人首先以身作则，各级官长要以身作则，率先作忠于蒋介石的表率，实践礼义廉耻，这样做会使整个集团更加牢固。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稳了兵自然会稳。

西北军旧人萧振瀛1936年时是冀蔡政务委员会要员，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干将。他于1936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为其父母举办双寿。自天津到北平的铁路上，备有头等客车一列，专门接送天津及自上海、南京等地来津为萧父母祝寿后去北平游玩的宾客。车上备有鸦片烟具多套，麻将、牌九一应俱全。平绥、平汉、北宁各车站均设有招待站。萧宅门口，汽车排成三路纵队，蜿蜒五六华里。天津的闲人、地痞流氓扛着各方面送的“万民旗”、“万民伞”五六百件，五色缤纷，列队游行，市民指为如同送殡一样。当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以总招待的身份，日夜代为招待宾客，并恭维萧说：“扬名声，显父母，可谓孝矣！”

◎军阀中的孝子太多了。

关于“保育”，蒋介石的意思是像保姆带小孩一样，从吃饭穿衣带起、教起，把受教对象育成成人——合乎统治需要的人。蒋介石为什么会对保姆的行当发生了兴趣，一连迭声地嚷起什么“保育”来了呢？这是因为他不知怎么一来就有了一个不是发现的发现：“你看普通人无论父母怎么骂，怎么打，儿女哪里有怨恨他的父母，或是离开他的父母而自己先逃的？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旁的，就是因为父母生了儿女以后，教他吃饭，教他穿衣，教他如何走路，教他一切的言行，因此儿女与父母除先天的血统关系以外，更因后天的养育，而发生了一种固结不解的感情。”原来“育”有利于维系，育过的人，就不会遇事自己先逃，所以当官的不但要教，而且要从生活方面进行养育和保育，从吃饭穿衣甚至叠被铺床教起，务必使老百姓和普通士兵规规矩矩地走路，规规矩矩地说话，规规矩矩地做一切事情，完成“从实际的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几项起，实践礼、义、廉、耻，做一个完全的人”的过程。蒋介石大张旗鼓张罗了许多年的“新生活”运动，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一种“从食衣住行达到礼义廉耻的保育运动”。中间不乏有通过改变人的行为，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但也有蒋家印证的“教化”，蒋介石想通过这种“保育”，把他的道德教化渗入于社会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使日常行为与道德行为发生直接联系，贯道德准则于日常行为之中。

袁世凯称帝，众叛亲离。四川都督陈宦也宣布独立。陈一向精于算计，在独立通电中特意加上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意思是告诉北洋派，我独立仅仅是与袁世凯断绝了关系，而与北洋派的关系仍存。不料此举却引起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派首领的强烈不满。段认为，凡是受过袁世凯私恩的人，由于“公”的关系，反对帝制是可以的，但在私的关系上不能反对袁个人，反对袁个人就是“忘恩负义”，就是背叛礼教，也就是北洋派的叛徒。结果，本打算留一手的陈宦，在袁死后遭到了北洋派的最大冷遇和鄙视。

◎机关算尽太聪明。

陆荣廷有神枪手之称，因此特别注意培养后辈枪法，要子女媳妇都来练枪，规定每周赛枪一次，中红心者得奖五元，子弹逸出红心以外的，罚做厨房工三天。

◎看家本事。

然而，尽管蒋介石几乎把道德灌输与培养视为与教育的同义语，但他的政府和军队却在厉行着另一种的“人格感化”，忠于个人往往和腐化贪婪相关联，品德的清廉却往往为统治者所放心不下，封建体系的维系规律，就是这样演出着自己的二律背反。

人为地设计一种刻板程序化的生活模式令老百姓遵行，倒不失为独裁者的一种美妙玄想，然而无论花多大气力去教，去育，这种努力在本来就千差万别并带有巨大惯性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化为泡影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煞有介事的“新生活运动”，就如冯玉祥鄙夷的那样：“只不过多添一种官样文章而已。”①

三、武化论

山东督军张怀芝赶跑省长后，到省长公署第一件事就是把各要员的姓名写在签条上，遇有公事要办，他随手从签筒里抽出一个来，抽中哪个就叫哪个去办。所以阖署官员无一人敢离职，小心翼翼地候着他。内务科长姚鹏是一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很敬重他，一天因赴宴来迟，刚刚中签而无人应卯，张怀芝大呼“责打二百军棍！”由大家一再替他求情，才写了一张欠条了事（欠二百军棍）。一天张召见政务厅长陈干和、济南道尹唐柯三，偶然谈到各县知事常有被告的事，陈信口吹了一句：“我若做县知事，必不会有人告我。”第二天，省长公署委派陈为泰安知县。气得陈弃官逃到北京，再也不敢回任。

◎武夫治政，名士霉头。

军国主义在多事多难的近代中国，是以一代精英的弃文习武，一代风气的重武轻文开始，以几代军阀肆虐为终结，影响深远波及甚广的社会思潮。它最初的信奉者，多半是在列强凌辱下矢志雪耻的爱国志士，然而，思潮的演进却远离了信奉者的初旨，除了导致中国大地刀兵纵横和暴虐的军人专制外，留下的只是国愈弱、耻愈深的残局。

蒋介石当年也曾是千万个投笔从戎，幻想军事救国的热血青年之一，为学得一点可怜的军事知识，而日复一日地爬冰卧雪，刷洗马匹，忍受老兵的虐待和军官的责骂；也曾真诚地相信日本的武士道和普鲁士的尚武精神，能使中国由弱转强。然而，当他真的拥有权力，可以在全国推行所谓“军国民教育”，提倡“铁血”精神的时候，他所推行和提倡的，已经和当年的初衷有了天壤之别，内容与形式均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国主义的武化教育，成为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严格对军队控制，造就无头脑的战争机器的反动措施之一。

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光爱养狗，一次回乡路上，陆随便说了声狗脏了，在旁的武鸣县知事听在耳里，忙把狗引入一小桥下洗刷干净。遂因此升为道尹，人称“洗狗道尹”。

◎狗屁竟也拍得。

面向军阀混战，赖心辉与杨森、袁祖铭相持不下。赖见地形不利，遂令部队缓缓撤下，另派小股部队佯攻与袭扰敌人，掩护撤退。时值夏季，大路两旁是稻田，人马拥挤，互相争路及吵骂。赖心辉坐在轿内，听见士兵叫骂：“打了败仗，还摆阔气。大轿把路都挡完啰！”赖连忙下轿，叫弁兵在路旁坟地上铺好被褥，摆起烟具，躺下慢条斯里地抽起鸦片来。退下来的士兵见总指挥安闲自若地烧烟，便回过头向后面拥挤的官兵吼道：“你们慌什么？总指挥还在这里烧烟呢！”这一下果然奏效，撤退的部队秩序井然。

◎谁说抽鸦片没有好处？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尽管对西方民主思潮颇有反感，但对西方世界残暴和非人道的思想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无一不是蒋介石青目的对象，他认为中华民族有三大弱点：“第一，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第二，光是消极的抵制，而无积极作为的能力，亦不肯积极的进行；第三，就是怕外国人。”所以就得加强一点军事化教育，培养组织和服从气质，以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来改善中国国民素质。当然，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毕竟是道学面孔的蒋介石，即使他喜爱的“西学”也要中国化、儒家化一下才能从他嘴角冒出来。

湖北督军萧耀南为吴佩孚祝寿别出心裁，他让人把100万只鞭炮拴在一起，用两只云梯架着，挂起来有五层楼高，要十几个小伙子才能抬得动，放起来“声势浩大”。另加大红蜡烛一对，每支重一百斤。

◎胆小的会当是胡帅打来了。

曹锟想靠贿赂议员当选总统，但又不肯出钱。部下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二十余人分赴直隶各地，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款自赎。又以借军饷为名，将直隶一百七十县，分大、中、小三级，每县筹一万到三万元不等，好容易凑足了贿款。

◎买猪仔的钱来的不易，可见养猪不易发达。

正像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断给孔子变换“行头”一样，蒋介石扮出了一个军国主义面目的孔子，硬把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发明权派给孔子。他认为：“我们今后一切的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我们的国民教育，亦就是‘军国民教育’。”进一步，“什么叫军国民教育呢？照从前德国俾斯麦宰相说的，所谓‘铁与血’为军国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军国民教育不仅是‘铁与血’，还是重在‘武德’与‘武艺’，这才是完全的军国民教育。”蒋介石认为，这种完全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孔子的“六艺教育”，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按蒋介石的诠释：“礼即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是礼义廉耻之礼，是合乎义理之礼；乐指音乐，具体地说指国歌、党歌的演唱；射指射击，也含有锻炼精神养性的意思；御，古代指驾车，今天为开汽车；书指书写；数即计算。六艺教育即这六项技能的培养，因而蒋介石断言，“所以我说孔子的教育，完全是文武合一，才德兼修的军国民教育。”还说：“我们中国从前的教育，有六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无论哪个人，从小到老，没有不是在这‘六艺’上用功，以求精进。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干部，要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我以为还是要注意这六件事。”在这里，我们不能怪蒋介石削足适履地把孔夫子硬塞进“军国民教育”这只鞋里，也用不着与他争辩孔子的六艺教育原本就是一种贵族教育，根本扯不到“无论哪个人”更谈不上“从小到老”。六艺之中的“乐”，也不可能就是唱国歌。蒋介石在所谓“军国民教育”中强调的是“武德”，把孔子扯进来也就是要强调“武德”。武德之中“礼”当先，因为“无论孔子讲六艺，与管子倡四维，都以礼为首，可见礼是为学与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于书数之学术，还在最后，乃为技艺之末”。礼就是秩序，武化的目的，就要国人都像军队那样听令守礼。武德的精神为“严”字，蒋介石说：“因为‘严’字是维持军队本身生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普通人要想做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不能离开‘严’字，无论个人的言行举止，无论处世接物或统带部下，都不能不整肃严明。否则，遇事苟且糊涂，或宽假姑息，结果便不免于纷乱，以至于败亡。”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由“严”而致“礼”的武化教育，就是为了免于“纷乱”而“败亡”。

1930年7月湖南军阀何键被红军打得大败，丢了长沙，沿江逃命。船过北湖口，他看见岸上胸着红兜的去南岳的上香人，遂惊叫是红军追来了。经侍从再三劝解，才惊魂甫定。

◎胆吓破了不好补。

段芝贵投袁世凯门下，初不得志，后为袁世凯谋得一红妓为妾，日被亲近。每日早起，段必诣袁门问安。袁世凯戏语段芝贵道：“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趋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段应声道：“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恩谊相同，如蒙不弃，愿作义儿。”言毕倒头便拜，呼袁为父。袁世凯推辞不及，口中虽说他多事，但已受了四拜，从此段芝贵遂以干儿子自居。袁称帝，段芝贵为之卖命奔走，人称干殿下。

◎权就是爹。

注释：

①《冯玉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