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居，一种宿命

来台北，有两个人的故居不可不看，一是钱穆的，一是殷海光的。钱穆的故居，位于阳明山上，旁边就是东吴大学，一座小山坡上，小小的二层楼——素书楼。而殷海光的故居，则居于闹市，台大附近的温州街18巷16弄，一个死胡同的顶头，一个不大的院子，一座不大的平房，当年殷海光住的时候，房子比现在还要小。

两个故居，都没什么人气，无论你在里面待多长时间，都不可能等来第二个访客。两次去殷海光故居，都快到门口了，问问周围的居民，居然没有知道殷海光的。去钱穆故居那天，里面正在整修，说是要举行活动，里面的东西摆得乱糟糟的，但楼上的书房，卧室楼下的客厅和厨房，还是能看清楚，一些简单的家具还在。殷海光的故居，里面已经成了展览馆，到处都是有关的照片和文件复制件，而家具是一点也没有了。据管理人员讲，故居的书和家具都被殷夫人捐给台大了。

探访殷海光故居之前，听人说殷海光由于来台大比较晚，从前台大前身台北帝大的日式平房，都分完了，所以只能住原来的一个警察岗亭改造成的住宅。而且地处一个死巷，在风水上讲很不吉利的，只因为殷海光出身传教士家庭，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并不在乎这个，所以才搬进来。探访之后才知道传闻并不确切，这所房子是用台大的一个警卫室的材料建的，房子本身并非岗亭，但正因为如此，房子的确不大，却附有一个比较大的园子。殷海光住进来之后，在这里“大兴土木”，自己动手挖了一条河，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山，河叫愚公河，山名孤风山，山上还放了些石凳、石桌，命名为殷夫子读书台。在房子的旁边，还用水泥砌了一个水池，供女儿戏水用。园子里的花草树木，都是殷海光自己栽的。如今已经郁郁葱葱。但由于访客过少，蚊子很多，上去不一会儿，就大有被蚊子围餐之虞。相比之下，钱穆的素书楼要漂亮得多，阔绰得多。虽然，据说周边的花草树木也是钱穆夫妇手植，但拾级而上，曲径通幽，人到楼前，豁然开朗。小楼不大，感觉很好。

殷海光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使没有变成自由主义健将之前，也是个坚定的西化论者、五四之子，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对中国的传统是很不以为然的。台湾拍的纪念他的纪录片，是以咖啡作为引子的。钱穆恰好相反，是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殷夫子所好，恰是钱穆所不喜，如果要弄一个介绍他的引子，只能是中国的茶，一杯清茶。但是这两个人，在居所的最后岁月，命运却极其相似，都是遭到当局的打压，郁悒而终。

殷海光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主义杂志《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自由中国》很多出格的言论，都出自他的笔下。1960年，台湾当局整肃这个杂志，主编雷震被捕，杂志停刊，殷海光的磨难随之而来。巷子口成天有特务盯梢，门庭冷落车马稀。到了1966年，当局打算不再让他做教授，免得教坏青年，于是聘他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让台大解聘他。殷海光拒绝了“教育部”的任命，台大也没有真的解聘他。但是，课是不能上了。据殷夫人讲，在这期间，殷海光终日在园子里挖土，做苦工，长时间曝晒于烈日之下，以解除内心的苦闷。当然，这个殷海光如果当时在大陆，挖土是必然的，但肯定是被放到劳改农场挖土。最终，1969年，殷海光因胃癌去世，终年50岁。以自己的命运，印证了死巷不吉利的民间说法。

然而，住在似乎风水很好的素书楼的钱穆，到了95岁的高龄，也有了麻烦。这个麻烦，就在住的房子上。做了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要给当时还执政的国民党找麻烦，寻到了钱穆头上。说素书楼是公产，钱穆长期占用，是侵占公产，要钱穆退房。其实，素书楼是当年蒋介石以“总统府”的名义盖的，只是后来交由台北市管理。要论公产，也轮不到陈水扁来理论。但是，当时是李登辉做“总统”，对这位老人早就没有了任何兴趣。陈水扁跳将出来，李登辉不言不语。处境尴尬的老人只好走路，从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心境大坏，当年（1990）的6月1日就与世长辞。

殷海光在生命中最后几年，经常慨叹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悲剧命运，两下不讨好。一个真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命运也不见得好。两位文化旨趣截然相反的文化人物，政治态度也各自不同，但在政治力面前，最终的命运极其相似。扬之则上天，抑之则入地。喜欢的时候，是香饽饽；讨厌你了，你就成了臭大粪。在政治需要面前，文化和文化人物，无论你有多大的名气，都是玩偶，玩不了，就把你踩在泥里。在纪念钱穆逝世20周年的会上，马英九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再有当年驱赶钱穆的事情了。但是，他保证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