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兵分三路
第十章 兵分三路
1.罗斯福总统轻轻地敲着中国战区地图，最后将目光盯在成都和昆明上。
早饭后，罗斯福总统来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他刚刚坐定，秘书就呈上一封信。信是从中国昆明发来的。罗斯福总统看上去气色很好，1943年末，盟军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鼓舞了他。尤其是1943年11月22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举行了代号为“六分仪”的开罗会议，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这之后的11月28日，美、英、苏“三巨头”又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德国的灭亡已成定局，欧洲的战事将告终，罗斯福总统的目光开始移到了亚太战区上，他要给日本人一点厉害尝尝，以洗刷“珍珠港事件”美军蒙受的耻辱。
罗斯福总统拆开信，看了看落款；是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写来的：
……我仍旧十分讨厌印度一中国问题。阿诺德的报告使我忍无可忍。报告说，他无法在明年3、4月间让B—29从中国飞出去作战。什么事看来都不大对头。但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一次遵守（对蒋的）诺言。我们还没有履行过任何一项许诺。我不明白我们干吗非用B—29不可。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轰炸机。
…………
罗斯福总统看完信，深感陈纳德所说的是实情，不禁寻思道：阿诺德怎么搞的，早在去年秋天就让他提出一项“战略性轰炸日本”计划，可他一直没得到关于这项计划的详细报告。
罗斯福总统想到这里，拿起桌上的电话。
“请给我接马歇尔总参谋长。”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是马歇尔将军吗？请你和阿诺德将军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想听听战略性轰炸日本计划的进展情况……”
罗斯福总统放下电话，想起了“六分仪”会议上的一幕。罗斯福总统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当自己对丘吉尔和蒋介石说“日本也应当被占领，他们的投降应当是完全无条件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正在对它形成战略包围……朝鲜应当挣脱日本的奴役，获得主权国家的待遇。”
自己刚说完，蒋介石就插话了。
“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理应归还中国。要是这场战争打下来，中国的版图又缺了一块，在国人面前恐怕不好交待，更何况那些领土本来就属于中国。”
丘吉尔不愧是只老狐狸，一听到蒋介石提出领土归属问题，忙接过了话题：“我没有异议。联合王国政府也已废弃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香港是个例外，它的租借期还未满。”蒋介石当时没在香港问题上纠缠，却进入了一些眼下实质性问题的交谈：提出一份新的援华计划，让美国提供更多的飞机、武器、弹药、物资给中国战区。
罗斯福顺势提出了美国空军使用中国基地进攻日本。因为中国基地能更直接给日军以打击……
罗斯福中断了记忆，看了看表，估计马歇尔快到了。
当马歇尔和阿诺德的两双脚踩在罗斯福办公室的红色地毯上时，罗斯福示意让他的总参谋长和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我在去年秋天曾让你们为我提交一份使用尽可能多的现有B—29机尽早对日本进行战略性轰炸计划，可我一直没有得到关于这项计划的更详细的、更具体的报告。如果你们认为我还不老的话，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3年9月12日。”罗斯福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日历牌提醒我，今天已经是1944年的第28天。”
罗斯福总统的口气明显表示不满。
“是这样，”阿诺德解释道，“由于这项计划的绝密性和复杂性……”
“我亲爱的阿诺德将军，你是否要告诉我这个老头子你遇到的诸多困难？”罗斯福总统打断了阿诺德的话说，“我想听听这项计划的进展情况。”
阿诺德将军只好老老实实地一五一十汇报说，他于去年9月20日召见了肯尼思·沃尔夫准将，要他提出该项计划草案。沃尔夫当即着手对这项计划的具体制订，他知道空中堡垒（B—29）早期发展和生产计划，并期望到1944年3月1日拥有一支150架B—29和300名机组人员的力量，到9月能再有300架B—29和450名机组人员。计划将这些飞机组建成一个轰炸机空军单位，下设2个联队和4个战斗大机。史迪威负责提供印度和中国的基地。这些基地的给养由B—29自己解决，由第14航空队的第308轰炸机大队协助和由20架C—87增援。阿诺德告诉总统，华盛顿将直接掌握这支新建空军轰炸机单位。
“这个计划代号‘马特霍斯’。”阿诺德最后报告说。
“‘马特霍斯’？这个名字不错。”罗斯福说，“请告诉我，我们的中国盟友将给这个计划以多大的支援？”
“至少中国得投入100万民工来修建足可放得下这么多B—29的基地，当然还要投入相应的工兵部队。”
“你们考虑过B—29基地将放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吗？”
“这个……”阿诺德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出于B—29的安全考虑，我们选择了几个地点，但尚须请总统最后批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来做这件事情。”
“那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哪些地方更适合‘马特霍斯’的胃口。”罗斯福让秘书拿来两张中国战区和亚洲战区军用地图。
他的目光像探险者寻找金矿一样在地图上跋涉。
罗斯福总统轻轻地敲着中国战区地图，最后将目光盯在成都和昆明上……
1944年1月底，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马特霍斯”计划。为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特设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分析日本战略目标”的研究报告，报告说明摧毁日本的战略目标可使日本退出战争。结论是：对日本破坏最大的莫过于摧毁其基本物资的生产，如：钢铁。鉴于日本三分之二的钢铁是由集中在九州、满洲和朝鲜的有限数目的炼焦炉炼出的焦炭来生产的，由于驻在中国的B—29既不能抵达满洲或朝鲜，九州似乎就成了当然的目标。因此选中了成都作为B—29能起飞而又不受日本地面袭击的基地。
中国为“马特霍斯”计划动员了20万民工，在成都和昆明修建能承受重达62吨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起落的大型机场，以使美国空军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之后，还建立从陕西直达广西的一系列前进机场。
从1943年冬开始，中印缅战区在缅甸的中国军队与英美盟军配合发起反攻，这样，中国就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由于中国的惟一补给线——驼峰航线的运输能力有限，而握有美援物资分配权的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将补给的重点用于了缅甸战场，因而，后勤供应的缺乏仍然是中、美空军充分发挥战斗力的重要障碍。
1943年下半年，日本海空军继续与美国海空军在太平洋上进行决战。有资料记载：至1944年3月，日本共损失飞机8000多架；舰艇70艘，各种船舶115艘。1月，美军进攻马绍尔群岛，歼灭岛上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飞机200架；2月，美军猛攻特鲁克岛，全歼岛上300架日机；使日本的战争后备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日本为了同美国抗衡，不得不拼命扩大飞机、船舰等武器的生产。有资料表明：
1937年，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
1944年初，日本生产飞机数量猛增至24000架。
日本的舰艇生产也从1937年的52422吨位增加到1944年初的402817吨位。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军需品的盲目生产超越了日本国力的承受能力，其结果只能靠牺牲民用工业、榨取民脂民膏的办法来补救，长期侵略战争使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走上了绝境。
在中国战场上，1944年初，中美空军开始了大反攻。
2.“马特霍斯”绝密作战计划的全部内容，即：“空中堡垒”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陈纳德一直相信，他能用第14航空队和现有的中国地面部队迫使日本人退出华东。他的论据是：1942年春，他的志愿队将日军阻止在怒江两岸，不仅挽救了中国危局，而且令日军永远呆在了西岸。1943年5月，他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击退了向三峡进犯的日军。
鉴于对种种因素（包括气候）的考虑，他将中国战区分为东、西两个战区。西部战区从1月到6月天气好，之后逐渐变坏，直到夏天之前。东部战区从7月至12月为好天气。所以，他将1944年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区分：1月到6月支援史迪威的缅甸之战，防止日机袭击从缅甸到美国一路上的驼峰运输线使用的机场。7月到12月，袭击东部的船只和飞机。为了满足他的作战需要，他要求飞越驼峰的空运物资必须保证达到如下数目。
东部战区：
1月，1900 吨位；
2月，2100 吨位；
3月，2300 吨位；
4月，2700 吨位；
5月，4500 吨位；
6月，6200 吨位；
西部战区：1月，6900吨位；2月，6900吨位；3月，6900吨位；4月，5400吨位；5月，3400吨位；6月，2700吨位；陈纳德的计划取决于增加穿越驼峰的吨位和改进从昆明到桂林的东部基地的地面供应线，但他深信，这两件事都能做到。他的计划规定对日本人的商船队和日本空军进行更为严重和更大的打击。他还计划从中国的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远程轰炸。为执行这项计划，他估计需要6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和3个重型轰炸机大队。
当陈纳德的这项计划交给斯特拉特迈耶后，他忽然怀疑驼峰的吨位能否符合计划的要求。当他后来得知华盛顿的“马特霍斯”计划后，尤其是华盛顿将直接掌握“马特霍斯”计划的实施，他深感失望的是自己无法指挥对日本关键性的打击。他对B-29驻在印度并让其途经中国基地成都很不满，因为这将增加第14航空队增修机场和增加供应的负担。他更担心的是第14航空队自己得到的一部分汽油供应也会被转用到“马特霍斯”计划上去。
斯特拉特迈耶告诉陈纳德尽请放心，B—29会自己将炸弹和汽油空运过驼峰。陈纳德仍不放心，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
阿诺德在马歇尔的要求下，答复了罗斯福总统的质问。他解释了要使任何一种新式作战飞机进入战斗的诸多困难，并主动表示愿将B—24转拨给陈纳德，但他又解释说，只有B—29才能直接打击日本。
当陈纳德听到B—29计划并担心人家越过他的权限的时候，他致函新德里的东南亚司令部的毕比准将。他在信中说：
说实话，我被华盛顿的各位参谋长为所订下的作战方案弄得心神不宁。该方案仍规定派遣满载重负的轰炸机低飞穿越一个辽阔的、有许多战斗机基地的敌占区地带。这种风险使我深感事态严重，而且毫无必要。我以前曾对此坦率陈词过，首先向斯特拉特迈耶提过、以后又在开罗提过。在开罗时，华盛顿那些搞计划的代表们听到确有敌人战斗机基地一事显得很惊讶的样子。令人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让他们留下我们希望的那种印象。但我对事情就此作罢感到不满，因为我感到，如果要遵守这个方案，就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后果。
要是你同意我的意见，我希望你的意见会使当局听得进。你是重型轰炸方面的行家，在这里中国又有一个卓越的记录。你说的意见人们是很难不考虑的。
我可以补充说一句：我对有人明显想将领导“马特亨”（马特霍斯）计划的权力与领导第14航空队的权力分开感到忧虑。正如我记得那个你在马德里见过的空战方案中所谈，根据“马特亨”（同上）计划进行的作战行动和第14航空队进行的作战行动，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拳击师的左右拳交替使用。没有紧密的协作（这只能由一个统一的空军单位来承担），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就无法取得最大效率。时间上的配合也会不对头。一个打击不能为下一个打击作出准备，也不能增加下一个打击的力量。然而，我担心，目前“马特亨”（以后同）计划不加改变，一遇到困难，第14航空队将立即变成一种被美化的战斗机联队去保护“马特亨”行动。这当然是指放弃我现在正在计划的第14航空队的补充攻势行动。
毕比虽对陈纳德的见解表示同情，但不愿倒向任何一边。陈纳德深感这一问题对第14航空队至关重要，因此于2月9日致函阿诺德将军。内容如下：
亲爱的阿诺德将军：
为指挥“马特亨”计划所作的种种安排看来已近完成，但陆军部长尚未采取最后行动。在此之前，我想我应亲自向你谈一些我觉得会大大影响计划前途的要点。
正如你所知，我已同沃尔夫进行了多次十分令人满意的谈判。我相信，你已找到了一位进行你这番伟大事业的杰出领袖。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与你紧密合作。但首先，就我们理解的计划而言，对该计划的领导权将由我和斯特拉特迈耶含糊不清地彼此分摊，而由斯特拉特迈耶说了算。这似无必要：既累赘又缺乏效率。最糟糕的是，这又像在中国那样，将空战指挥权加以分开。就我在此地的经验来说，我赞成这样的结论：当地的战术形势特殊，不应容许将指挥权分开。即使可行，也会分散我们打击敌人的力量。但最糟糕的是，如果该计划迫使日本人进行十分坚决的反击，我担心，分开指挥将证明十分危险。
第二，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计划所有的“马特亨计划”任务。我知道，你们在华盛顿的人一定会很严密地进行监督，以便实现你们的最好设想：几个B—29机群同时分从不同地点起飞互相配合打击日本。当然，我明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特定时间内要下令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比如说，在从阿留申群岛起飞进行的空袭之后应由从中国起飞的飞机再进行打击。
但鉴于当时的气候情况，当地的战术形势和其他纯属当地性的因素都很重要，我认为，战场上的指挥官应授予临机处置的权力。我的理解是，你好比足球队的四分卫，专发信号，战场上的指挥官是跑球员，可自由选择最佳的带球办法。我认为，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照例只规定总目标和确立轻重缓急的次序，让战场指挥官确定任务，这一点是能做到的。
再者，我认为，至少在这一地区，战地司令官应有一些自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范围内，偶尔也能确定一项并不列在华盛顿单子上的任务，例如：台湾岛上的中间集结地区比日本岛上的任何工业设施都要对敌人的战争势力更有直接利害关系。要是第14航空队像我希望的那样能得到加强，我想就不让敌人利用这些中间集结基地，要是这样做的过程中发现只有B—29机才能给以致命打击，那我觉得派它们去执行这种打击是明智的。但是，如果这一问题得先请示华盛顿，然后再通过电报来回辩论，那么这一点就无法做到。此外，还有日本的反击问题。虽然很明显的是，B—29应严格保留用于执行诸如打击日本诸岛和台湾岛的任务。但是，实际上有必要使用它们的力量投掷大量炸弹把汉口或日本发动攻势所使用的其他大基地炸个粉碎。该计划的成败或许就取决于能否迅速或临时将B—29从其主要任务转移开。该计划的成败是我最关注的事。我希望你能接受并考虑这些建议。我提出这些建议是不带私心的，而只是想使计划适应于我由于长期观察而很熟悉的中国特定的情况。
您的最诚挚的
美国少将指挥官
陈纳德
阿诺德将军收到这封信后，同肯尼将军进行了同样的讨论，于2月25日给陈纳德回复了一信：
我亲爱的陈纳德：
我对你和你的指挥部所进行的打击日本海运船只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我知道，你和我看到你精心策划的作战的成果一定是令人欣慰的。
你2月9日来函提出了“马特亨”计划中对B—29机即指挥上的安排问题。这是一个已进行了大量细致调查研究过的问题。我要坦率地告诉你这里华盛顿正在拟订关于此事的政策。
你不是第一位提出此事的空军指挥官。几乎每一个战区的指挥官都对其直接领导和控制的战区内的B—29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你谈了六七条关于你应领导空军以便利用当地的机遇和适应当地情况的理由，其他空军指挥官也就此事提出了他们的宝贵的意见。你们再次集体表明，假如B—29要真正集中力量对一些预选的目标（不管当地还有更吸引人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大规模作战，那它们就得有一个具有全局观点的而不是局部观点的机构来加以控制。这不是批评你或其他空军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新见解……每个地方的杰出的指挥官出于最佳原则的考虑，总是喜欢通过当地的眼光来看待总的形势。
关于动用B—29的指挥上的安排不是旨在指责你或任何其他空军指挥官。我完全期望，在全球基础上的集中领导概念能适用于所有超远程轰炸机（VLR），不论它们驻扎在哪里。我想，要是你是在指挥B—29并计划一场打击日本主要目标的作战行动，你就会第一个赞成这样做的，你也会急于反对其他空军指挥官有权放弃他在打击那一目标上的应尽义务，以便利用当地对他更具有吸引力的目标。为什么不把重型轰炸机置于当地空军指挥官指挥之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利用它们的机动性。“马特亨”计划中的B—29机可能有一两次要从锡兰起飞去打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目标。再者，由于有了其他基地，可能有必要将部分力量临时或永久调动，以便更好对付日本的主要目标，这只能通过保存集中领导才能做到。
这种领导概念已在其他地方成功应用。例如，从意大利出发的第15航空队并不以属于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而是由斯帕茨作战司令部指挥，其司令部设在英国。建立这种指挥上的安排，主要是确保第15航空队的努力与第8航空队的努力相协调一致，以对付德国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对付当地意大利的目标。相反，驻意大利的美国当地司令官对第15航空队的行政管理和作战支援工作负有全责，正如我希望你能对支援驻华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负责一样。
假如由我来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B—29的指示，我希望指定斯特拉特迈耶作为我在中缅印地区的司令。他不是没有资格领导这支空军部队的，他只不过是我的代表，代表我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从行政上说，他当然受史迪威将军的领导。史迪威负责提供主要基地地区的后勤和行政支援……
陈纳德知道，再讨论此问题已无用处。B—29要来中国，他尽量利用它。3月30日，他致函阿诺德：
亲爱的阿诺德将军：
2月25日关于“马特亨”计划的来函收悉。我相信你明白我写信给你的惟一目的是把我对一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课题的意见向你提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想使你在作决定前拥有所有的事实。我觉得高兴的是你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当然，我会与斯特拉特迈耶紧密合作，我不仅会把他当成你的代表，而且也把他当作一位老朋友，并将竭尽全力，履行我个人的职责。顺致问候。
你的最诚挚的
美国少将指挥官
陈纳德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陈纳德发出此信后，一头扎进自己的作战计划里。作战、补给、行政管理、繁杂的公文……已够他忙的了，他不想再去对华盛顿说些徒劳而有益的肺腑之言。
当陈纳德与华盛顿就“马特霍斯”计划的轰炸机指挥部指挥人选和各种与之关联的问题交换意见时，中国政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工，为B—29进驻中国基地抢修大型机场。机械不足，中国为此付出大量的人力劳动。
陈纳德一直面临着补给不足的困扰。斯特拉特迈耶在1月的较晚时，才将第341轰炸机大队运抵中国。2月中旬，第2批中美混合联队的第1轰炸机中队和第7、第8战斗机中队也划归于他的指挥之下，尽管这支部队只给他从印度带回18架P—40和33架B—25中型轰炸机。
中国华东的天气比他所预料的要糟糕得多，但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日本人狠命的一击。这段时期的战况是：中美空军频频出击香港、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敌机场、舰船和海上运输船只。共击沉沿海敌250尺长以上的船舶16艘，毁伤其他船舶20余艘。3月4日，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联合出动24架P—40战斗机，6架B—25轰炸机，共30架，从3个机场起飞，袭击了海南岛日军机场。空战中，击落日零式机10架，轰炸机1架，炸毁地面零式机18架，轰炸机2架。
与此同时，史迪威将军正在考虑对缅甸日军的进攻。
史迪威要报仇雪耻，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入缅作战上，而忽视了陈纳德的侦察报告：日军在华东大量集结；日军在其基地范围内共部署了大约1170架飞机；日军正在中国作出发动两场攻势的准备……
“敌人在中国部署的地面部队也比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情况更具威胁性。”陈纳德对史迪威说。
3.陈纳德的阴暗报告不幸言中：日军在中国展开了二战中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
1944年4月，日本妄图打通在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侵华日军与南洋日军联成一片，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蓄谋已久。早在1943年秋，日军大本营即着手制订这一作战计划。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批准了侵华派遣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大纲”。陆军大臣下达的命令要旨是：
一、大本营要求覆灭中国空军基地。
二、中国派遣军应攻占陇海、湘桂、粤汉和平汉各铁路要域而确保之。
日军大本营下达的作战方针是：
一、中国派遣军应于昭和19年春末，由华北及武汉地区；夏季由武汉及广东地区分别开始进攻。击破中国军后，第一步占领黄河以南的平汉铁路南段，第二步调转兵力攻略湘桂、粤汉铁路沿线要域，而确保之。
二、南洋方面军为策应中国派遣军之作战，应先由缅甸及越南方面，实施一部分作战，以隐蔽在中国方面之行动。
“一号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所展开的最大规模作战。此作战，纵横中国南北1500公里，作战准备半年多，作战时间长达6个月之久！
日军大本营派出了畑俊六上将统帅侵华日军。
日军投入兵力约51万，战马10万匹，火炮1500门，装甲车800辆，汽车1.6万辆。如此之大规模的野战，这在日本陆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俄战争时，日军也只派遣25万人，990门大炮，而攻击纵深只有大约150公里。
日军集结的部队是：
第11军，下辖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
第23军，下辖第22、第104师团，第22、第23独立混成旅队，第8、第13独立步兵师团；
第12军，下辖第116、第62、第37师团，第3战事师团，第7、第1独立混成旅队，第4骑兵旅队；
第13军，下辖第65师团，第56、第57、第59、第134、第52、第53、第131、第4独立步兵旅队；
第34军，下辖第39师团，第5、第7、第11、第12独立步兵旅队，第17独立混成旅队。
日军投入的空军是日第5航空军，该军下辖第1、第2、第8飞行团，临集飞行团，直辖飞行部队等。
日军计划在各地区投入会战的兵力是：
长沙：日军315个大队对中国61个大队；
衡阳：日军278个大队对中国76个大队；
零陵：日军306个大队对中国80个大队；
桂林：日军333个大队对中国75个大队；
柳州：日军369个大队对中国75个大队。
“一号作战”计划日本空军在中原战场集结各式飞机156架，在华北战场还集结了114架，共计270架。
4月初，日军正式发起了进攻。日军在发布“一号作战”命令时着重强调了“击灭第14航空军是此次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
据日军方资料记载：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对沿海海岸日军补给船只的袭击，使日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日军的补给船只三分之一被第14航空队击沉于海底！
史迪威置陈纳德的警告于不顾，苦心经营他的缅甸作战计划。他希望能得到蒋介石的保证：20万中国精锐之师配合英美部队进攻缅甸。
蒋介石却听进了陈纳德的警告，日军大规模调动、集结，中原和华东危机四伏。此时，他无意让中国军队承担史迪威所要求的任务。但史迪威扳倒了马歇尔，马歇尔向罗斯福总统呼吁美国政府必须敦促蒋介石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于是，罗斯福致函蒋介石，暗示中国如不入缅作战，就可能停止再给中国租借法物资。
蒋介石也不是好捏的。他抓住美国空军利用中国的基地对日本本土轰炸，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作战计划，向美国政府提出给予中国10亿美元贷款，而且要美国偿付B—29使用中国基地的费用。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在向自己敲诈。
蒋介石表示，除非立即给贷款，如果美国对使用中国基地不出钱，他将于1944年3月停止向美国人提供食宿。
罗斯福冷静地答应了，指使驻华大使高斯：租借中国成都基地、付给中国食宿费。
由于中国货币当时是在美国印行的，因此引起了中国战时的高度通货膨胀——中国货币以吨位计算，而不是以圆的张数来计算的。
此时，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仍然得不到正常的补给。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中国。中国在抗战初期小心翼翼地在各个机场储备的不少的汽油，已被陈纳德用尽。武器弹药的供应也不足，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所用的弹药包括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苏联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日本的。不管是何种国产、何种型号、何时生产的，只要是炸弹，他们就一古脑儿地装上飞机，向日本人扔下去。有一次，他们在一次对日本人的袭击中，竟用过11种不同国籍制造的弹药！
第14航空队的官兵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他们得不到美式食品，吃的是中国饭菜。在陈纳德的措词强硬的要求下，驼峰航线才给他运来了6800吨物资。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当天，陈纳德正起草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他无法说服史迪威，危险在即，只好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了。他在这封电报中说：
过去两年之间被运入中国的新兵器，皆分配给萨尔温战线的中国军了。中国军部队曾经拨出数万的兵力与兵器到萨尔温战线作战，如今，必须利用这些兵力去对抗日军（中国中部及东部）的攻势了。
在现状之下，中国的盟国空军似乎耐不住日军的航空攻势，……似乎是无法给中国地面部队（暴露于日军攻势下的地域）航空支援了。
为了使驻中国的航空军遂行他们的任务起见，必须采取强力的措施，以便给他们充分的补给品及战力。既然日军已步步的逼近，最好立即采取这种手段。
陈纳德在发出这封电文后，又给史迪威发出危险警告。
陈纳德认为：昆明与他前进基地之间的补给线一日不获得改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补给不增加到每月8000吨到10000吨的话，他就无法击退日本空军，同时也不能给中国的地面部队以有力的空中支援。如果不迅速将B—29的补给转让给第14航空队的话，很难确保中国。当然，史迪威的缅甸作战计划亦很难得到保证。
陈纳德的警告，没有受到史迪威的重视。史迪威的司令部的幕僚们更害怕陈纳德的判断会动摇蒋介石入缅作战的决心。
由于日军不断向印度施加压力，英军蒙巴顿司令要求将驼峰航线空运任务取消，将物资转用印度方面。史迪威也面临着困扰。
史迪威决定不顾一切风险，向缅甸进攻。雨季即将开始，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向日本人发起攻击。
史迪威把陈纳德的电函扔在了一边。
那电函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陈纳德提出的几个方案：
1.恢复4月前的驼峰吨位，不要裁减（东南亚司令部把驼峰来的运输品转调到支援缅—印战役上去）；
2.改善云南——华东通讯和运输系统；
3.暂时将“马特亨”计划的空运能力转调到情况告急的东部和北部的空中基地，以便建立起最起码的储备水平，确保能防止敌人的进攻；
4.一旦发生进攻，准备将B—29机用于战术而不是战略目的，将B—29机用于袭击华东和华南的日本基地。
要是上述办法一个也办不到，陈纳德写道：“我有必要报告蒋委员长：由于缅甸战役和‘马特亨’计划对运给中国补给线的压力，他不能指望在敌人预计要进攻时对蒋的军队进行有效的空中支援；告知华盛顿有关当局作为实施‘马特亨’计划和其他对付日本的军事行动的基地——中国的安全将发生问题。”
“在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对不得不对你提出这些问题而深感遗憾。但你在缅甸的战役毕竟是打通通向中国的一条更好的供应线。正如我所说，我相信，现在中国本身的安全已岌岌可危。我认为，目前这种危险可以用健全在中国的空军的办法加以避免。我热诚地相信，你能为此而采取措施。我请求你相信这一点：我说，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的任务现在没有合理的成功可能。这样说，我只不过是用保守的语言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
一阵风吹来，将这封电函刮到地上，史迪威已无心去拾起它。
史迪威却给陈纳德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告诉陈纳德不要把对局势（中国中原和华东）的阴暗估计报告送给蒋介石。
身为中国空军参谋长的陈纳德此时正在飞往重庆的空中——蒋介石紧急召见了他。
4.反击作战来不及了。史迪威撤回了让陈纳德保卫成都的命令。
当陈纳德踏上重庆西郊歌乐山麓的林园官邸台阶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笑吟吟地在台阶顶级迎接了他。
蒋介石的笑很勉强，陈纳德一眼就看出了。
宋美龄的笑却是会心的。
尽管每个人的心里如同有一把火在燃烧，但他们还是有说有笑地进了客厅。
蒋介石向陈纳德简单地通报了中原战况：日军向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凌厉的攻势（当时并不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16万日军进展神速，只5天就攻占了重兵防守的要地郑州，同时进军平汉线。另一路日军矛头直指洛阳，中国守军仓促应战，丢城失地，日军的攻势却有增无减……
“依你看，日本人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蒋介石问。
陈纳德慎重地说：“也许，他们是想打通大陆铁道线，或许是想扩大他们的占领区域。”
当时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的“一号作战”是冲着中国的B—29基地和第14航空队来的。陈纳德当时也没料到。
“我很想得到盟军方面的配合，尤其是你的第14航空队的支援。”蒋介石说，“请你不断攻击日本人的机场、码头、兵站、交通枢纽和集结地。我的地面部队便可恢复原先的阵地。”
“当然。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情。只是恐怕中国地面部队很难挡住日本人的攻击。”陈纳德清楚中日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更清楚蒋介石装备精良的20万陆军正准备越过中国边境入缅作战。他很担心。
蒋介石插话说：“我们决不后退半步。我敢保证。请第14航空队鼎力支援。”
“委员长你是知道的，眼下我的第14航空队已经是一分为二了，现在要一分为三，恐怕给予地面支援的力量有限。”
“能拿出多少架飞机来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我坚持反对发起缅甸战役，但史迪威和华盛顿的命令告诉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此，我手中只能拿出120架战斗机和35架轰炸机。这包括中美空军联队力量，可投入中原战场。”
“不少。不少！”
“恕我直言，委员长阁下，日本空军在中原至少可投入250～300架作战飞机。”
“将军向来以少胜多。”
“谢谢委员长的夸奖，我会尽力而为的。”陈纳德信心十足。
4月18日，日军强渡黄河。次日，日步、骑兵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地面守军展开全面攻击。郑州、尉氏、郑县、荥阳等地相继失陷。
正当中原战事吃紧的时候，史迪威给陈纳德下了一道命令。4月26日的史迪威命令中说，陈纳德的首要使命是保卫成都，“即使牺牲袭击船只和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也在所不惜，一切取决于日本对来自成都的作战行动的反应。”
我已得到斯特拉特迈耶信中的通知：第14航空队的主要任务已经改变，从保卫空运路线的东端和给中国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变为保卫成都地区……我请你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我也请求你澄清4月17日的条子，其中说“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有权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限制战斗机的作战范围”。我不清楚，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紧急情况，但不管怎样：我有一定的职责……我是虔诚地相信，要我在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时与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联系，并不是束缚我的手脚。
有了紧急情况就要求迅速行动，在事关空中战争时尤其如此。上述指示对责任作了分工，我不愿相信，这是你的意图，而且这是与你同中国政府就如何指挥在中国的空军部队的协议是背道而驰的。
保卫成都地区并不使我担心，我一定要请你放心，有了200架已提供的那种飞机，那个地区是不成问题的。成都可提前两小时收到警报，中美混合联队现在位于成都的东、北面。这些部队是该地区非常强大的外围。
我知道此事时正忙于阻击日本在黄河地区的入侵并准备去支援多恩（Y部队的司令佛兰克·多恩准将）的即将进行的作战（怒江）和湖南的中国部队。保卫成都与我们面临的更为艰巨的问题相比，真乃小巫见大巫。在这种时候，我需要你的支持和最大的信任。我相信我会有此荣幸。
此时：史迪威正在向密支那进军。他从缅甸回电说：
我很高兴听到保卫成都是小巫见大巫。从你4月8日来信中，我估计，中国作为“马特亨”计划和对日本进行其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安全似乎可能发生问题。但听到成都没问题，我很感宽慰。在此情况下，紧急行动的问题是不会提出来的。只要不提出，就谈不上限制你用任何办法打仗的范围的。
史迪威的回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给了陈纳德一定的自由，这本来是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应该享有的自由。但是，史迪威仍然拒绝宣布，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作为美国战区司令官的他可以将原来用于B-29机计划中的物资储备转调给陈纳德应付紧急情况。
4月份在焦急和告急声中、电文中缓缓消失：河南的防御已成败局。中国地面部队没有顶住日本人的进攻，纷纷后撤。蒋介石下一道死令：必须守住潼关，因为潼关一丢，西安就太危险了。
陈纳德的补给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徒劳地想从史迪威那里得到增援。他派自己的参谋长格伦将军亲自驾驶1架侦察机去缅甸找史迪威，请求史迪威宣布华东紧急状态！拨给装备和补给，但此时的史迪威正陷入他的缅甸战役泥沼之中。
陈纳德呼吁史迪威延期进攻缅甸，以便好抽出第69联队保卫华东。史迪威不理他。陈纳德又跑到重庆，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但此时的蒋介石对缅甸进攻更感兴趣。
在万般无奈之下，陈纳德飞回昆明，命令他的第308轰炸机大队的“解放者”轰炸机，突袭黄河大桥，阻止日军的进攻。
4月25日，陈纳德派出27架B—24，在10架P—51野马式战斗机的保护下，轰炸了郑县以北的铁路桥和公路桥。
次日24架B—24，再次在10架P—51的护航下和12架第一批运抵中国的P—47雷电式机袭击了中平。
此时，中美混合队司令部所属的中型轰炸机队和战斗机队均已抵达中国战区。
日军拼命向南进攻，陈纳德于5月3日命令B—25轰炸机直接俯冲轰炸黄河大桥，炸弹全部命中目标。他的突击空军部队又对地面毫无防备的日军进行了袭击。
日本人一面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面抢修被第14航空队破坏的沿线桥梁、铁路。
此时，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的飞机已多数被转用到进攻缅甸上来，不能给予中国华东地区地面部队以有力支援，由此，河南战役命中注定要失败。
5.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第14航空队兵分三路。陈纳德左右为难……
1944年4月底，中国远征军6个军17个师全部完成美械改装，在怒江东岸集结完毕，准备强渡怒江，打通滇缅公路，歼灭缅甸之日军。
卫立煌担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
史迪威则是缅甸战役盟军总司令。入缅作战的还有英美部队。
卫立煌的指挥部设立在保山马王屯。
5月9日，卫立煌在他的指挥部要通了重庆的电话，一份资料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通话内容：
卫立煌：“我想请委员长批准我们报的方案，到目前未见反常现象，也无新发现。”
蒋介石：“我最担心在你们发动后，缅甸日军来援。果真来了，你有把握对付吗？”
卫立煌：“有把握。”
蒋介石：“盟军联络部队态度明确吗？”
卫立煌：“很明确，可以放心。”
蒋介石：“从密支那（日军）还能来敌吗？”
卫立煌：“都按计划办，他们（日军）就来不了。”
一天一夜过去了。
蒋介石的电话如约来临。
蒋介石：“俊如（卫立煌）吗？你考虑得如何了！”
卫立煌：“报告委员长，未出现新情况，我有把握，会成功的。”
蒋介石：“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你要负责任的。”
卫立煌：“我愿负全部责任。”
蒋介石：“好吧！我批准了，你去办吧！”
1944年5月11日拂晓，中国远征军开始强渡怒江，入缅作战。
不久，从前线传来喜讯，先头部队54军第9师一个加强团强渡成功！随后，第28师、第76师、新39师分别越过怒江……
缅甸战役打响了。
从此，中国战区有三个互不相关的战场：中国正面战场、缅甸战场、轰炸东京战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也因此一分为三：支援中国正面战场作战的地面部队；支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保卫成都B—29空中堡垒基地。
史迪威发起缅甸战役之日，正是中国守军与日军在洛阳血战之际。
中国正面战场的战斗十分酷烈。
5月26日，洛阳失陷。重庆终于渐渐看清了形势的险峻。蒋介石急电陈纳德，请求第14航空队紧急支援，而陈纳德已拿不出更多的能阻止日军进攻的飞机了。他的空军已经一分为三，但投入中国正面战场的飞机却不多。他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攻击。
中美混合空军联队对华东日军进行了猛烈的一连串短促打击。
6月2日，3大队8中队5架P—40N机、第7中队6架P—40N机，自安康出击河南郑州敌火车站及附近敌军目标，击毁4列日军火车，8辆卡车和1架停在地面的轰炸机。当他们完成攻击任务后，遭到10架日机攻击，并有大批敌机赶来增援，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6架，自己只损失1架。
6月5日，3大队8架P—40N机自西安起飞，出击河南陕县及灵宝等地日军，炸毁日坦克、卡车多辆。
次日，4大队P—40N两架再度出击，炸毁日坦克多辆。
6月9日，3大队28中队中队长郑松亭率机8架，从4大队9架在上空掩护，轰炸宜昌萃福山敌阵地，全部炸弹均命中目标。完成任务后，遭日零式机12架拦截，当场击落日机6架，自己损失1架。
6月10日，3大队6架、11大队1架P—40N出击河南灵宝县虢略镇日军，予敌以重创。至此，河南战役结束。
河南战役是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从4月13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这时，河南省大部分已沦入敌手，平汉铁路已被日军打通。河南战役期间，中美空军共出动312次，使用战斗机1646架次，轰炸机272架次。空战中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地面日机79架，不到两个月，日军就损失飞机146架。中美空军还扫射轰炸了郑州、洛阳、运城、汉口等地的敌机场及其地面部队21次。
当河南战役败局已定的时候，史迪威从缅甸丛林钻了出来，飞往重庆。此时，他认为中国正面战场确实出现了紧急状况。他在飞往重庆途中，通知陈纳德，准备在昆明停留，并宣布将在第14航空队基地司令部与陈纳德进行30分钟的关于华东局势的讨论。
当史迪威的专机降落在昆明机场上，陈纳德早已等候在那里。
史迪威一跳下飞机，陈纳德就迫不及待地向史迪威请求说：
“将军，你必须立即批准将第14航空队的吨位增加到每月11000吨；必须迅速加强云南通往华东各基地的陆上供应联系。”
“我会考虑你的这些需求的，但我首先关心的是B—29基地的安全，将军。”
“将军，我还有一个要求，请你批准B—29去一趟汉口。”陈纳德说：“你是知道的，那里是日军的主要补给地区。”
“没什么东西能阻止日军在华东的挺进！将军，我希望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史迪威断然地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恕我直言，将军。”陈纳德几乎要跳起来，“假如不分散我的力量的话，我可以、也完全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当然，最好B—29能帮我一把。”
“谁也别想挪用B—29，包括小人物（蒋介石——史迪威对蒋的蔑称）。”
“那么请你允许我集中14航空队的力量，来全力阻止日军在华东的攻势。”陈纳德坚决地要求道。
“这不可能！”史迪威生气地一挥手，说。
“为什么？”陈纳德快要暴跳如雷了。
于是，两位美军高级将领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陈纳德：“你很清楚，作为盟军中缅印战区最高长官应该看到，日本人是奔中国的空军基地来的。中国的空军基地不保，重庆将沦陷，你的缅甸战役纵然取得了胜利，对中国战区又有什么作用？”
史迪威：“缅甸作战，可以牵制华东日军。”
陈纳德：“假如日本人先不顾缅甸，攻占中国，攻陷重庆，然后从地面牢牢地控制住中国，将作何打算？”
史迪威：“日本人不会这么做。”
陈纳德：“日本已经在这么做了，将军。”
史迪威：“首先保卫住成都B—29基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必须保住！”
陈纳德：“目前的状况，第14航空队无法向你保证这一点，将军！”
一番争论之后，史迪威也许感到陈纳德说的是实情，同意将14航空队的补给增加到每月1万吨；同意派驻仰的重型轰炸机大队飞运汽油到华东；宣布华东处于紧急状态——这已是6月8日的事情了。
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拒绝加强华东的地面联系，光增加了驼峰的运输量无济于事。史迪威坚持要让Y部队在取得酒精上有优先权，这样做，事实上降低了地面补给的效率。
由于河南战役告急，蒋介石请史迪威考虑将库存的B—29拨给陈纳德使用，史迪威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在陈纳德的示意下，直接向罗斯福致函。
罗斯福在B—29的指挥者们左右下，不但不准备将B—29交给14航空队，同时还拒绝蒋介石担任B—29作战地域的最高司令。美陆军部提醒史迪威：“自从太平洋舰队设置以来，第20轰炸大队（B—29）老早就等于不存在了，请阁下记住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基地上的B—29，不可能担负在中国的作战任务，于中国，就等于没有这支力量一样。
蒋介石知道史迪威有一种特别的权限，那就是：到了紧急之时，可以使用成都的B—29，以及B—29的补给。因此，蒋介石请史迪威给陈纳德行一个方便。
史迪威得知罗斯福总统对“马特亨”计划的重视和信赖，因此左右为难。结果，史迪威将责任转嫁给陈纳德。他告诉蒋介石，陈纳德对战局的最初判断是失误的，一味地主张空中打击力量，结果削弱了地面部队的实力。他早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支45个师的地面部队来保护华东的基地，却被陈纳德的空中打击计划替代，而今，华东沦陷的责任应归于陈纳德的最初对战局的计划和判断。他还列举了陈纳德的一系列错误：“陈纳德提出了错误的货品供应表，”“他无法破坏日军的补给线，亦不能击退日军。结果，事态有如我们预言的一样。那就是：即使陈纳德有了他们要求的全部航空支援力，他仍是无法防护地面军队的。”史迪威威胁蒋介石说：如果不将陈纳德解职，很难与美军司令部协调。
关于B—29攻击汉口，史迪威没有权限批准，但他还是将陈纳德和蒋介石的请求发给了华盛顿。
由于B—29的禁止使用，陈纳德只好放弃了攻击汉口计划。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收集20多万兵力，向湖南长沙、衡阳等地发起大规模攻势。其实，早在河南战役尚未结束之际，5月27日，日军即分三路由北向南推进，企图迂回包围长沙。
此时，美国空军从中国基地起飞，对日本本土直接进行远程轰炸。
6月15日午后，美军第20轰炸航空兵团出动63架B-29超级空中堡垒重轰炸机，从成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九州八幔钢铁厂。美机于次日凌晨飞抵目标上空，向日本九州目标倾泻了500多吨炸弹，使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陷于瘫痪。B—29重轰炸机装有10挺机枪，一门机炮，载弹是9090公斤。在与敌空战中，美军损失7架B—29。美机完成轰炸任务后，返回成都基地，往返飞行时间长达20小时以上！
阿诺德在华盛顿指挥了这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他注意到轰炸日本本土的宣传价值，要求对日本保持这种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阿诺德给沃尔夫的指令中强调了下一步的B—29出击计划：白天空袭满洲的鞍山以及从锡兰起飞袭击苏门答腊巨港。
沃尔夫复电告诉阿诺德，6月21日时成都只有5000加仑汽油，8月10日前无法执行去袭击鞍山的任务。
阿诺德等不及，6月27日命令沃尔夫用100架B—29袭击鞍山。7月上旬，11架B—29袭击日本本土。
沃尔夫结果只用了50架去袭击鞍山。之后，华盛顿突然将沃尔夫调回，新派了拉维涅·桑德斯准将负责第20轰炸机大队的指挥。
陈纳德知道，桑德斯是一位惟命是从的指挥官。
阿诺德置中国华东危险局势而不顾，一味强调对日本本土的袭击。阿诺德一面要为那些成都基地上的B—29担任保卫，另一面要支援史迪威的缅甸战役，而中国正面战场和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6.长沙失守，蒋介石枪毙了第4军军长张德纯。陈纳德命令中美空军不分昼夜出击……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东面的苏军一道夹击纳粹德军，开始向柏林挺进。
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和B—29对日本本土的突击，丝毫没有减轻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相反，日军的攻势愈来愈猛，有增无减。日军“一号作战”计划此时已变成了“消灭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覆灭第14航空队”。
6月15日，日军向长沙守军发起全线冲击，守卫长沙的张德纯第4军与日军展开激战。
中美空军进行了支援。
17日，驻芷江的5大队出动12架战斗机，掩护4架B—25轰炸机，猛烈地轰炸和扫射了日军长沙外围炮兵阵地。日本空军起飞迎战，被当场击落3架。
18日，日军主力全部投入攻击长沙战斗，第4军寡不敌众，阵地频频丢失。日军空军全部投入战斗，30架日机疯狂向国军猛烈轰击，并发射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当日，长沙被日军攻陷。之后，日军沿湘江南下，开始向衡阳逼近。
同一天，日本海军第一机动舰队在小泽海军大将统率下，出动9艘航空母舰和其他战舰，同美国海军米切尔上将统率的航空母舰大队，在中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面展开空前的海空战。双方力量是：
美军：15艘航空母舰参战，飞机956架；
日军：9艘航空母舰参战，飞机约800架。19日上午8时30分起，日军连续发起4次攻击美军后，派出数百架飞机迎战，同时，美军轰炸机猛烈地轰炸了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日空军基地。美空军以压倒优势兵力，空战中击落日军218架，己方损失20多架。
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重大胜利，并没给中国战区产生影响，日军攻势已近似疯狂。
长沙失守的消息，引起重庆的极度恐慌。日军进逼衡阳，更令蒋介石极为惊怒。衡阳是第14航空队的重要基地。
蒋介石嫌第4军军长张德纯指挥作战不力，致使长沙失守，将张德纯以军法处决，并严令各部不准后退，违令格杀勿论。
蒋介石从大后方紧急抽调总预备队，星夜驰援衡阳。
第62军、第29军不顾一切增援守卫衡阳的第10军。
蒋介石深知衡阳丢失将意味着什么。于是，中国守军与日军10个师团之众，在衡阳展开血战。
从后方增援的2个军火速赶到衡阳，尚来不及休整，即投入战斗。
湘江两岸，尸积如山……
陈纳德一直主张用空中力量对日军补给线实施打击，“我呼请袭击影响海岸的目标，日本人已感到处于危急的匮乏的边缘了，而不是袭击华盛顿大亨们想出来的钢铁厂和炼焦厂。对钢铁生产的袭击的影响不到两年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华盛顿对袭击日本本土和钢铁厂、物资能源基地似乎更感兴趣，这对中国战场的正面作战，没有起到应有的关联作用。因为，华盛顿越是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轰炸，日军越是感到摧毁B—29在中国的基地的重要性。
在晚些时候，陈纳德终于得到了500架飞机，尽管这些飞机来得不及时，无法进行战术性的空中进攻活动，但总比维持原状要强大得多。
陈纳德已完全忙于中国战区的防御。他的空军除了被缅甸战役拖住之外，还要保卫成都、芷江B—29基地。为支援衡阳大会战，也为了保住B—29基地，陈纳德派了中美志愿队和中航志愿队飞行员文森和希尔领导战斗机队。他自己则亲自指挥第308轰炸机大队的B—24，第11和第491轰炸机中队的B—25，以及第118战术侦察机中队的飞机。第1战斗机大队和第3、第4轰炸机中队是中美混合联队的一部分，前者有P—40，后者有B—25。
文森于6月23日晋升为准将，因此而成为美国陆军中第二位准将。上述所有单位以及第32运输中队和第21摄影中队全部划归他领导。陈纳德给文森的任务是：
1.敌机；
2.在汉口地区江湖中的敌军船只；
3.部队、列车、军营、机动车辆、桥梁和渡口。
对其他目标，不管它们多么有吸引力，一律禁止打击，因为缺油。
文森的任务颇有点勉为其难。始终支援中国地面部队是他惟一的一件事。他逐日派机出击，有时多达数次，常常是一批P—51野马轰炸扫射完日军，返回基地，刚在跑道上停稳，地勤人员蜂拥而上，为这些战鹰重新挂上炸弹，填充弹药、灌注燃料，重复出击。
长、衡会战中，双方投入的空军力量是：
日方：陆军航空队第14、16、25、54、90等战队，共计飞机168架；
中美：第14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共计轰炸机68架，战斗机113架，数量上已超过日本空军。
6月10日，日军24艘汽艇在长沙以北的丁字湾向白沙洲偷渡，被侦知，遭到中美空军的袭击，当即击沉23艘。这是长、衡会战中漂亮的一击。
6月20日，文森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情况真是急转直下。日本人逼近了衡阳。我得撤出衡阳，爆破紧接其后。我得让乔治·麦克米伦也作好准备。我不久将把他调到赣州并再调他回到这里。天哪！我得撤离此地！我得不到第14航空队司令部的人的任何支持。要么是他们不知道情况有那么严重，要么是他们根本不管。我要求派6架运输机来，但这可恶的来电拒绝。我又回电说，要是他们不信任我，可撤我的职。我说到做到，我们同机场上的联络组失去联系，过去12小时内杳无音讯。中国人显然想去衡阳挡一阵。至于我们，我们会“开枪！后退！”
文森所说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事后的情况表明：日军为破坏衡阳同外界的空中联系，于6月25日夜组织了一支1000多人的决死队员，潜入机场周围高地。第二天拂晓，敌人在炮火掩护下，突然冲向机场，将机场完全占领。
6月25日，5大队11架P—40机袭击了益阳沿江一带敌运输船只。
6月29日，4大队P—40机21架，出击衡阳日军阵地，给敌以大量杀伤。
衡阳对交战的双方已是至关重要的了。因该城控制了从汉口到南宁的交通枢纽。陈纳德原以为中国守军，加上他的航空队，可以拖住日军，没料想，日军会在此孤注一掷。
6月中旬时，陈纳德得到了一批来自美国的急需援助：用雷达装备的B—24。它能在海上100英尺的低空袭击日本船只。
阿诺德曾为此给陈纳德写过一封密信，信中说：
14架LAB计划（有低空轰炸设备的B—24）正在按计划进行，将于1944年4月离此（美国弗吉尼亚的兰利机场）。你知道，低空轰炸瞄准器，已……对海船袭击产生了成果。你们的LAB设备还会更灵活，因为作了一些修改。这就使你能在夜间或高至1.5万英尺的云层上面进行大面积轰炸，尽管这不是该设备的原来用途。在中间高度不如低高度准确。你还是能用它来干些事，要是你坚持对机组人员进行细致的训练和选择适当的目标。
日本人只知道美国海军舰船上装有雷达，但对轰炸机能在黑夜进行轰炸并不了解。陈纳德利用这些B—24，从桂林出发，每次都平均击沉900吨日本船只。陈纳德自己这样说道：
它们用最少的补给取得最大的成果的记录真是好极了。在4个月期间，要花2.5磅炸弹和飞机烧2加仑汽油，就能炸沉一吨日本船只。
整整一个7月，陈纳德都在为汽油而斤斤计较。他不得不这么做。尽管中美空军减少了战斗出动，但一直在不间断地对日军进行攻击。
7月6日，4大队和5大队由芷江出击湘乡附近的日军浮桥及敌司令部。
7月15日，4大队掩护地面部队攻击了日军。
7月22日，5大队P—40机8架出击了衡阳日军。
次日，5大队再次出击。
7月的最后一次出击是29日，第14航空队轰炸扫射了岳阳火车站。
7月份的战斗，以7月14日、24日、28日的袭击效果为最，以7月11日出动规模为大，19架P—40掩护308轰炸机大队27架B—24重轰炸机，轰炸了岳阳附近新市日军补给中枢；以7月19日、23日击落敌机为多。7月19日，5大队10架P—40与16架零式遭遇，击落日机6架；23日，3大队21架P—40机与12架日机交战，击落日机10架，尽管当时上空还有20架日机处于有利进攻位置，但日机没敢交战，穿云而逃走。
日机已被中美空军打怕了。
8月8日，衡阳经过48天血战，在日军付出6万多人的惨重代价后被攻陷。
长、衡会战，中美空军共出动551次，计战斗机3974架次，轰炸机554架次；空战中击落日机70架，击毁地面日机52架，炸毁地面日机30多架，击灭日机152架，轰炸敌机场30次，轰炸敌占城市41次，毁敌火车站13座，炸毁铁路桥梁5座，公路桥梁20余座，轰炸日军司令部16次，敌军工事38处，敌后营52座，炸毁敌坦克、卡车等1858辆，炸死敌军7000余人，军马920匹。由于中美空军对敌水、陆补给线的不断轰击，使敌后勤供应无法保证，有时因弹药供应不上，不得不多次停止进攻，饥饿的日军竟采集尚未成熟的稻谷充饥。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中美空军发动了对郑州以北黄河铁路桥的多次轰炸……
7.华莱士的意思是：让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之间只选一个……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总统特使抵达重庆。华莱士此行目的是想弄清中国华东局势，解决中国危机。
其实，华莱士还肩负着另外一些重大使命：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增进中苏两国谅解……
史迪威当时正在缅甸丛林指挥缅甸作战，他的参谋长和陈纳德迎接了华莱士的到来。
华莱士一到重庆，就阅读了一份介绍中国战况的文件，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扭转（中国）目前这种走向崩溃的趋势，帮助中国摆脱军事上无所作为的状态。只有使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在中国这一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只要谨慎地施加我们的影响，这是可以实现的。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有意识、有步骤地运用这种影响。
这份文件颇出华莱士的意料。6月21日华莱士开始与蒋介石会谈，讨论的议题是国共达成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罗斯福总统建议派美军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解决问题。
经几番交锋，蒋介石同意派驻延安观察组，谢伟思迅速地拟定了一份9名美军人员名单，包瑞德上校为这个观察组组长。
华莱士鉴于派驻延安观察组的事情已经落实，心满意足地离开重庆，6月24日飞往昆明。在送华莱士去机场途中，蒋介石要求华莱士转达他的意见：请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将军，“他不能继续留在中国，因为他不仅与我诸多不合作，而且已经干预到中国的内政了……”蒋介石的语气，使华莱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英军参谋长也要求撤换史迪威，原因是史迪威在英帕尔战役开始以后，与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出现严重分歧，行动不协调，在英帕尔遭受日军围攻最激烈的时候，史迪威却集中力量开辟缅北密支那战场，这种分歧，已经严重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华莱士在吸取蒋介石和艾尔勃普，以及英军意见后，决定向总统建议召回史迪威。据说，接替史迪威的人选，他第一个冲动是想到了陈纳德。但艾尔索普说服了华莱士：马歇尔和阿诺德不会同意的。
中国战场此时局势严重，陈纳德的基地频频丢失，中国守军没能阻止住日本人的攻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史迪威来协调指挥中国的各派军事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人的进攻。
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为挽救中国危局，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蒋介石同意让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他还准备使用中共军队出兵晋豫，攻击汉口……要求马歇尔以最有力的条件约束蒋介石。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意识到必须由一位美军将军来指挥中国军队。因为，国民党指挥不了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也指挥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只能由一位美国将军来肩负这项使命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总统建议：
一、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包括同意史迪威指挥和装备的中共军队）。
二、晋升史迪威为陆军上降（四星将军）。
三、史迪威印度指挥权交索尔登将军，东南亚战区副司令职务由韦洛将军继任。
罗斯福批准了建议，并致电蒋介石。
史迪威与国民党军方将领不和，入缅作战后矛盾日益加深。史迪威曾想启用陈诚，搬掉何应钦，这使何应钦恨之入骨。何应钦于是抓住蒋介石的民族意识，暗示蒋如果要将堂堂几百万中国军队交给一个美国人指挥，有损中国独立主权的尊严。这一招果然奏效。阳奉阴违的蒋介石一面向罗斯福发去原则上同意其建议，实际上又处处搪塞、拖延时间。由于蒋介石一直声称他与史迪威之间难以合作，导致罗斯福总统考虑派一位特使来协调蒋与史之间的矛盾——华莱士便成了这位人选。
华莱士一下飞机就告诉蒋介石，他的使命是促进蒋同史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融洽，便于史迪威行使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坚持原先意见：史迪威如被任命为战地司令，中共不受他的权力支配，除非共产党人答应服从中国国民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史迪威的头衔、职称和与蒋介石的关系要明确界定；在中国分配和使用租借法物资应由蒋介石负责。
华莱士在启程来华前，陆军部建议中印缅可分两个地理战区：中国和印缅。租借法物资可以不受史迪威管理。
9月7日上午9时许，史迪威来到曾家岩德安里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的高参皮宗阚把史迪威引进了客厅。
握手。寒暄。蒋介石拉长声调对史迪威说：“过去，你的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如果以后委你统率中国军队，即则百分之六十是军事，百分之四十是政治了，你应当经过军事委员会接受我的命令。”
史迪威明白了，他指挥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仍需从何应钦那里来接受命令。共产党能同意吗？
蒋介石警告史迪威，共产党要“赤化全国”。
史迪威可不管这些，眼下更要紧的是一致抗日。
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必须先得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批准。
史迪威更关心华东局势：“我认为目前在战略上不能消极防卫，必须集中兵力，从河南、陕西方向攻击，直取汉口，拦腰切断平汉线，使汉粤线之敌成孤军，然后再实施三面夹击，即可粉碎日军‘一号作战’方案”。
蒋介石说他手中没有部队。
“胡宗南的40万大军，汤恩伯的部队，再加上18集团军的几十万大军，一齐出动。”史迪威说。
若按史迪威的意思，岂不把中国搞乱了套吗？那些部队蒋介石一直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岂能乱调！
会谈就在不冷不热中结束了。
会议期间，史迪威突然收到战地指挥官发来的急电：华东的中国部队溃散以及怒江前线也发生了问题。
9月13日：华莱士为蒋介石拟就一项授予史迪威大权，包括奖惩中国军官的权力的命令。史迪威可以委任和罢免军官，但得按中国法律办事，也可下达给中华民国的地面和空军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一授权通知应通报中国各级指挥官。史迪威要求并取得了改编华东被击溃的中国部队的权力。
罗斯福总统告诉蒋介石：史迪威将指挥国、共两党的部队。陆军部通知史迪威：正在研究给予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队租借法物资。
由于前线出现了问题，史迪威决定亲自去看看。
在桂林，史迪威发现情况不妙。陈纳德在昆明坐上了史迪威的飞机。他们巡视了各基地。
9月14日早晨，史迪威和陈纳德将军到桂林后同文森和中国的张发奎将军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史迪威批准了最后的决定：“炸光并撤离”。
华东败局已难挽救，史迪威9月15日回到重庆。
陈纳德的空军转移到柳州。
蒋介石要撤出零陵。所以，他要求要么X部队发动进攻，要么他就要撤走部队。也就是说，除非史迪威一周内将他的部队从密支那调到八莫，否则蒋介石将把Y部队从缅甸调到怒江东岸。
史迪威很恼火，直接向马歇尔发出一电，报告了蒋介石的要求。
9月16日，史迪威的公文补充分发到了魁北克会议上。
丘吉尔和罗斯福据说“惊愕不已”。
罗斯福指示马歇尔立即起草一份电文，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
电文很快就起草完毕，罗斯福没有改动便签发了。
电文如下：
蒋介石阁下：
读过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报告后，我和我的参谋长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面临我一直担忧的灾难。阁下统率的远征军入缅作战，对缅北的战事益处莫大，但如不及时补充兵员，或相反撤回他们，我们将失去滇缅公路开放的可能，并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承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在近几个月中，我一再要求你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止这场日益临近的灾难。至今你还没有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但我们都已面临失去华东南大片重要地区、并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
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越岛争夺战进军速度是迅速的，如你不立即采取行动，对中国来说将为时太晚。
我确信，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惟一能做的是立即增援在萨尔温江那面的中国军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我非常坦白地说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再拖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罗斯福
1944年9月18日
9月19日上午，总部电台的执勤官打来电话，通知史迪威，从加拿大魁北克发来两封重要电报，电文很快送到。
史迪威已猜出几分电文内容了。
拆开电报，他几乎要喊罗斯福万岁了。
下午4时许，蒋介石正在他的官邸商谈史迪威的职务如何发布公告一事。
史迪威来了，他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交给了华莱士。
华莱士阅后，十分不安，告诫史迪威：最好将电文改写一下，再交给蒋。
史迪威断然拒绝。他直接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在场的朱世明将军。
蒋介石只往电报扫了一眼，顿时脸色铁青，但没发作。他目光阴沉、一言不发。
在场的有宋子文、何应钦、杜建时、华莱士等。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谁也没吱声。
史迪威心里很解气，对朱世明将军说：“你问问蒋委员长有何指示，如没有，我就回去了。”
朱世明问蒋介石。
蒋介石仍不吭声。
华莱士起来打圆场：“今天到此吧！”
谁也没理谁，会议就这样散了。
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当众侮辱了自己，给自己下不来台。他情绪平静下来后，告诉华莱士：
“请你转告罗斯福，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两天后，华莱士收到蒋介石一封信，请他交罗斯福总统，正式要求召回史迪威。蒋介石信中大意是：
我愿让美国军官统帅在华的中美部队，但我不能将此重任托付于史迪威将军。我还要求解除他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和在此地区的其他职务……尽管史迪威将军可以称为一个朴实果敢的军人，但却缺少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
10月5日，罗斯福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一下。
10月9日，蒋介石再次通过华莱士向罗斯福发去一函，在这份函中，蒋介石罗列了史迪威的种种罪名……
10月11日，华莱士向罗斯福建议说：“要是你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会失去蒋介石，甚至可能……失去中国与蒋介石。”
华莱士的意思是：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之间，只能选一个：要么蒋介石，要么史迪威……
次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请蒋选一位接替史迪威的人选。
据载：蒋介石在收到10月18日的罗斯福明确答复：“立即召回史迪威”的电文后，慷慨地授予史迪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另据载：史迪威在离开中国时向延安发出一电：
尊敬的朱德将军……我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作战而非常失望……
据说：史迪威带着宋美龄赠别的一束白玫瑰，登上了飞机——他扶了扶金丝边眼镜，那眼里滑落了几颗珍珠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