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为汉奸“异样的喝彩”

国民党以道德主义面孔对付沦陷区的百姓，结果是迅速丧失了人心。民众在审判时为汉奸喝彩，其实是在给统治当局喝倒彩。

中国这个道德主义泛滥的国度，事到临头，外人逼到头上，会不会屈膝投降，放在谁身上都不好说。但对汉奸的仇视，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子虚乌有的潘仁美人神共愤，实有其人的秦桧不仅人神共愤，而且夫妻俩居然被铸成铁人跪在岳飞坟前。男的享受了几百年的吐沫，女的被摸了几百年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公开审判汉奸，民众的反应，按道理应该是一边倒的唾骂。如果放出来搁在街上，估计被人割碎了吃掉，都有可能。当年的袁崇焕，不就是被当成汉奸逮问，最后被北京的市民活活吃掉的吗？

但是，1946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在公开审理周佛海的时候，却出了意外。这场审理，南京高等法院为了扩大声势，特意将南京朝天宫（孔庙）的大成殿改成临时法庭，以求增加旁听人数。并在朝天宫内外两处广场，安装新式扩音设备，吸引更多的旁听者。结果，不仅法庭席位早满，连四周庑廊和阶下的空地，都站满了人。朝天宫的两个广场，也都满员。据当时在场的记者估计，这个超大的法庭，旁听的人差不多有一万。法院之所以弄这么大的排场，估计事先想的跟我们平常想的一样——审理当代秦桧，让民众解解气。

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旁听的民众根本不为法官叫好，反而为大汉奸周佛海喝彩。而且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让法官极为尴尬。是周佛海很得人心吗？当然不是。如果这个审理放在抗战刚结束那阵儿，场面肯定会反过来。周佛海无论说什么，都会人人痛骂，个个唾弃。在异族统治下，民众的日子并不好过，而跟异族统治者合作而耀武扬威的汉奸头子，哪里会有什么人缘？那个时候，最有人缘的是抗战领袖蒋介石。刚刚还都那阵儿，他走到哪儿，都有粉丝欢呼，警卫人员稍不留神，就会被狂热的人群拥到角落里。但是，审理周佛海的时候，距离抗战胜利已经过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沦陷区的国民党人，对沦陷区老百姓干了太多的坏事。

首先是接收。所谓接收，名义上是接收敌伪资产。但是，抗战中间已经腐败的国民党人，在接收过程中不仅大肆贪腐，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房子、票子、条子、车子和女子）者，不是一两例。他们把所有跟敌伪沾边的民营企业，也一并接收。中国人做生意的习惯，在什么情况都会跟权力结合，沦陷区当然也不会例外。如果一个商人，只因为他做生意过程中跟伪政权有点勾连，就把他的企业当敌产收了，当然没有道理。所以，接收成了劫受，给人印象极坏。

其次，以征服者的姿态看待沦陷区老百姓。在沦陷区政府工作的人视为伪职，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做教师、教授的，也被称为伪教师、伪教授。傅斯年接收北大，凡是北平“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被排斥。著名学者容庚，就这样不得不离开。在沦陷区上大学的学生，一律成了伪学生，再次入学，得经过甄别考试。连唱戏的，也只推崇那些罢演的人，比如梅兰芳和程砚秋。反过来，那些在沦陷期间还唱戏谋生的人，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

最可怕的事情，要算货币兑换。抗战期间，国统区和沦陷区用的都是法币，但沦陷区的法币，人称中储券。因为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叫作中央储备银行。抗战胜利的时候，沦陷区的经济状况好于国统区，法币的通货膨胀明显比中储券要厉害。当时1元中储券，大抵可以顶30元法币。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强行要把中储券收回，退出流通。硬性规定，1元法币兑换200元中储券。而且限期换完，过期不候。有一阵儿，黑市上的兑换率，竟然达到1法币换3000中储券。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兑换，实际上是对沦陷区民众的一次掠夺，而且是公开的掠夺。

抗战八年，大片国土沦丧，并非沦丧国土上的民众所愿。依当时的情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着国民政府西撤。在异族统治下，他们也必须谋生，即使做个一般的伪政权的公务人员，其实也无非是谋生。不找个职业，全家人就得饿死。同样，学生得上学，商人得做生意，戏子得唱戏。敢于罢演的人，是因为家底厚，否则也得出来唱戏。至于听戏的人中间有没有日本人，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是买票听戏。

以道德主义面孔对付沦陷区的百姓，结果是迅速丧失了人心。民众为汉奸喝彩，其实是在给统治当局喝倒彩。这样的倒彩多了，统治也就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