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的批判

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晋国的叔向诒书反对，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而责难子产“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但也回答了一封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表明着《刑书》之铸是有迫切的必要。

叔向的书无疑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东西，但在大旨上很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叔向站在保守的立场，想维持旧日的礼制而反对新政，认为刑辟之设是“争端”的开始，其实这正是倒因为果。事实上是旧的礼制已经失掉了统治作用，世间上有了新的“争端”，故不得不用新的法令来加以防范。子产说他是为“救世”，正是现实的政治家所表露出的真心话。

这新的“争端”是什么呢？便是春秋中叶以还，财产的私有逐渐发展，私有权的侵犯也逐渐发展，为保障私有权的神圣，便不得不有适合于新时代的法令之产生。子产的《刑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它的内容是承认私有财产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有名的《舆人诵》，便是绝好的证明。“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表明在初期对于私有财产加以新的编制的时候，大家感觉着不自由。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新编制的意义正是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大家也明白了，于是乎诵声一变。“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私有财产得到保障，而且更加发展了。这位被人讥为“虿尾”的政治家子产，确实是一位新时代的前驱者。叔向尽管反对他的政策，然而时势所趋，更有趣的是仅仅相隔二十三年，而叔向自己的祖国，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

在晋国铸刑鼎的时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仲尼也曾表示反对的意见，“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主张晋国当守唐叔之法度，使“贵贱不愆”，和叔向反对子产时的意见相差有限。这固然也表示时代的新旧之争，但不一定就真是仲尼的话。叔向书和仲尼语都带有预言性质，一言郑之将败，一言晋之必亡，这分明是在晋、郑败亡后，撰述这些故事者的润色。古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上一下，待遇云泥，这自然就是贵贱有序。但时代不同了，虽在庶人，有产即尊，虽在大夫，无产即卑。礼必须下下来，刑也必须上上去。这是一种新的秩序，但在过渡时期，和旧秩序比照起来，自然也就是“贵贱无序”了。

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故尔法家倾向之滥觞于春秋末年，这件事的本身也就足以证明春秋中叶以后，在中国社会史上实有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各国都在变法，各国都应该有法家式的前驱者，特书缺有间，我们不能够知其详尽了。在这儿我想就几位代表人物，略略加以叙述。

一　李悝

李悝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可惜这三十二篇书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还在别的文献里面保存了一些梗概。

《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据此可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而李悝《法经》是治“盗贼”为首要，这便是说，新起的法家精神是以保卫私有财产权为本位的。

李悝《法经》及其刑律虽然失传，但他的遣意遣法，毫无疑问，是被包含在秦、汉以来的律法里面了。《唐律疏议》于此有所补充，足证李悝之法至唐犹存，特略有增损而已。

（原注）“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原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原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

魏因当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

但李悝的建树并不专在于刑律，他还有更积极一方面的经济政策。《史记·孟荀列传》，谓“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可惜他这项教令也遗忘了，仅仅在《汉书·食货志》里面还保留了一点梗概。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原作升，依臣瓒校改）；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百五十石之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百五十石之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百五十石之二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籴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史上应该是极重要的一段文字，在这儿把战国初年的农民生活、田制物价等，都叙述得非常明白。土地依然是国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也显然还保存着井田制的痕迹，而“山泽邑居三分去一”，已经不再是旧时的规整的井田了。“一夫百亩”虽还是古代的孑遗，除经常的“十一之税”而外，还有临时的“赋敛”，生活是独立的，当时的农夫明显地脱离着奴隶的阶段了。这情形依然在过渡时代当中。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平籴”。他把收成好的年辰分为上中下三等，把收成不好的年辰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收成好，政府便将米谷购上，收成不好便将所购上的米谷平价发卖。中国以后的均输、常平仓等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导源于这儿的。这是最有实质的惠民政策，无怪乎“行之魏国”而“国以富强”了。

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不为之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出处，我们不能知其详了。《韩非·内储说上》载有他的一段故事，说他曾“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决讼狱，于是乎上地的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战败了秦人。又《外储说左上》另有一段故事，说他小用方术，以鼓励他的左右，但反为秦人所败。这些故事都表示他是位善良而相当机敏的人。《吕氏春秋·恃君览》里面又有这么一段故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

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榖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

武侯曰：‘善。’

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一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骄恣》）

这却表示着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同一故事在《荀子·尧问篇》与《新序·杂事一》均作为吴起，假使三占从二，可能是吕氏的门下记错了人。不过从这儿也可以得到一些痕迹，便是吕门离李悝不远，即使是记错了，必须李悝是具有这种色彩的人，然后才能够联想得到。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吴起，大抵都是儒者。同时还有一位李克，曾参预文侯置相的咨询，《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说者多以为即是李悝的异名，我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悝克本一声之转，二人时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则说“李克务尽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又有“《公孙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与李克分为二人，那应该是班固的错误了。

二　吴起

吴起在一般只认为是兵家，但其实他也应该是法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先秦文献中，言兵时固然早已以孙、吴对举，而言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吴起并不是单纯的一位兵家，即就兵法来说，应该只是法的一个分枝。

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自然也是在初期儒家的影响中陶冶出来的人。他曾事魏文侯与武侯，为魏守西河，出于翟璜所荐。后为王错所谗，乃逃入于楚，为楚悼王令尹仅一年，而悼王没。仇视吴起的“楚之贵戚”射杀吴起于悼王尸次。这是悼王二十一年的事。

吴起在魏的期间比较长，在楚的期间比较短。在魏所留下的德政是兵制的建设。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浍北，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受，他曾经这样说过：“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那时吴起早已死了，惠王还“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以上见《战国策·魏策》）。足见魏国的兵制是吴起的余教。那么魏国的兵制又是怎样的呢？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

由这段文字看来，可知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秦的锐士创始于商鞅，魏的武卒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刑法志》引用了荀卿的话（案出《荀子·议兵篇》）：

“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是一种常备兵的设置，这无疑便是所谓“吴起余教”了。他的兵书四十八篇，在《汉志》属于“兵权谋”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六篇”乃是伪托。他的兵法自然无从得而详悉了。

《吕氏春秋·执一篇》载一故事，乃吴起与商文争相（《史记·吴起传》误作田文），吴起曾举三事自负。第一事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第二事是：“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第三事是：“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以军事列在第三位，而以政事列在第一位，足见吴起自己也并不以兵家自甘。他在楚国的一段短暂的期间便纯粹是以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但他在楚国立了些什么法制，详细的情形可惜一样地无法知道了。只他所执行的一些原则，在各种文献里面略有散见。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吴起列传》）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览·贵卒》）

“吴起教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和氏》）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战国策·秦策》范睢语）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南收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同上蔡泽语）

据这些资料看来，吴起行之于楚的办法，和商鞅后来行之于秦的，差不多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吴起也应该列入于法家的。只是他在楚国行法未久而遭了暗杀，以致前功尽弃，因此他的法家履历便不及商鞅的那么显著了。

吴起的态度，是扶助楚国的公室和私门斗争，而主要的策略是在争取人民。“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自然是强迫贵人们和他们的所属去垦荒，而贵人们所遗留下的土地，大概是收归国有了。“以扶养战斗之士”，“以奉选练之士”，自然就是收回国有了的土地的用途，而这些“战斗之士”或“选练之士”应该就是由人民选拔出来的。就这样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和富裕的机会，借此以和私门争取不足的人民，并诱致邻国的人民。怎样“扶养”或“奉”的情形无从知道了，只他苛于大臣封君，而惠于人民士卒，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儿我感觉着吴起不失为当时的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他的不幸是在悼王死得太早。假使悼王迟死，让他至少有十年或五年的执政期间，则约定俗成，他的功烈决不会亚于商鞅。战国的局势主要是秦、楚的争霸，吴起的霸业如在楚国成功，后来统一了中国的功名恐怕不必一定落在秦人的手里了。

三　商鞅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史记·商君列传》，说他初见秦孝公的时候说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说以“霸道”，再进说以“强国之术”，而后孝公大悦，遂见任用。这些大概是事实。这也表明他虽然学过儒术，但他是更重实际的一位政治家，也很想“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的。故他不用于魏便尽可以远走高飞，入秦而谋魏；入秦乃因孝公宠臣景监而求见，可见他是怎样的不择手段。有名的欺骗公子印以败魏师的事，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

但他是一位时代的宠儿，生当大变革的时代，又遇着信任专一的孝公，使他能够放手做去，收到了莫大的功名，他比起李悝、吴起来实在是更加幸运的。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果，甚至于我们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商鞅的“变法之令”，在《列传》中叙述得比较详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主要是重耕战，贱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奸”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盗贼及违反法令者之类了。《韩非》书中也屡次提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所说的情形更为综括，但大抵和《列传》差不多。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和氏》）

只有“燔《诗》、《书》”一项为《列传》所无，不知究竟是不是事实。假如是事实，那焚书之事便不始于秦始皇了。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传世《石鼓文》，据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请看商君的自白吧：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这些事是在孝公十二年。“作为冀阙，筑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可见商君也在著手于文教工作，他假如曾经“燔《诗》、《书》”，主要是在防止上层的文弱化吧。

商君主张严刑峻法，他自己是有一番理论根据的。《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有下列的一节文字。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这“公孙鞅曰”以下的话见今《商君书·靳令篇》，但和这《靳令篇》大同小异的文字复收为《韩非》书的《饬令篇》。在这儿似乎透露出了造作《商君书》者为谁的一个线索。现存《商君书》除《境内篇》殆系当时功令，然亦残夺不全者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其作伪之最显著者当推《徕民》与《弱民》二篇。前者言及“长平之胜”，乃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坑降卒四十二万人之事，在商君死后八十二年。后者不仅语袭《荀子·议兵篇》，而言“秦师至，鄢郢举，……唐蔑死于垂沙”，乃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时事，也不是商君所能见到的。伪此书者，我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

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的公家也被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吴起变法于楚，商君变法于秦，都是这种意义。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在这变法过程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它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了。

“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列传》同，《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

“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

“十四年，初为赋。”（据《史记·六国表》）

把旧有的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因为这一变革，故地方制度也不能不变革，故有县令以下的“有秩史”等有薪俸的公家官吏出现。县令以下的职官，汉时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巡，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志》说得比这更详，在里之下便是什伍的单位，“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这些“秦制”不用说也就是商君的遗法了。这些新兴官吏，主要是用来推行法令和征收赋税的，而在本质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机构，同时不用说也就是一些地方上的有产者参预政权的梯阶了。

关于爵秩等级，汉人也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颜师古注云以组带马曰，簪者言饰此马也）。四、不更（颜注云：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颜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颜注云：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小上造。十六、大上造（颜注云：言皆主上造之士也，案《秦本纪》及《商君书》均作‘大良造’，传世《商鞅量》亦称‘大良造鞅’，则上字盖后人所更易）。十七、驷车庶长（颜注：言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也。）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颜注：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皆秦制”。这些秦制，当然也一样是商鞅的遗法了。

《列传》还纪述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一事，这也是后来秦始皇“同律度量衡”的张本。这事是在孝公十八年，存世《商鞅量》可为证。量作长方形的熨斗状，并不甚大，其铭为：“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之〕一为升”。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刻辞，足证商君之法沿用未改。马叔平告余云：“此量尊字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曾以《新莽嘉量》尺度其长广深度，其容积与文相合，因知新莽度量仍系周、秦之旧。这更可以说是商君遗法传世的物证了。

商君时的秦国社会是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由于土地制的变革，表示得非常明了。此外如上举“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解放奴籍；“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便是自由民依然可以降为奴隶。又《荀子·议兵篇》说到秦国的兵制：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据《汉书·刑法志》，这是秦昭王时的“锐卒”，而所沿用的是商君旧法。这儿也表示着过渡时代的面貌，成了“锐卒”的只要打仗得到五名著甲者的首级，不仅自己解放了奴籍，而同时还可得到五家的家奴。

商君的法，自然也并不就十全十美，祖述他的韩非也曾简单地批评过他，第一说他行法而不用术，第二说他的法未尽善。

因为行法而不用术，故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结果是把富强供给了人臣的把持。“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定法》）

法未尽善处，只举了一项以之为例：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剂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定法》）

这段文字有点含糊，“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似乎是假设。商君的法应该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官中既包含有医匠，故韩非引伸之，便为“斩首者令为医匠”。韩非所反对的，因而也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而已。假使是这样，那么韩非的非难不免有类深文周纳。斩首者可以为官，官类甚多，为上者自可以量材录用，决不会让不懂医匠的人去做医匠的。

商君的法必然有缺点是毫无问题的事，可惜我们现在已不能知其详尽了。至于他的用法而不用术，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进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执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吴起、商鞅是这样，就是染上了黄老色彩的慎到（见《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本文不再赘述）也是这样。“术”是执法者以私智私慧玩弄法柄的东西，这倡导于老聃、关尹，而发展于申不害，再结穴于韩非。故如申不害与韩非，严格地说时已经不是纯粹的法家了。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他的行法不避亲贵，因太子犯法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到太子即位，公子虔之徒实行报复的时候，诬告商君造反，发吏逮捕，商君只好逃亡，然而找不到地方潜藏，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如留宿无稽的人，发觉便须连坐），没有人敢于收容，结果他是被秦惠王车裂了。就这样，商鞅真可以说是弄到了“作法自毙”，然而在这儿正表示他的大公无私；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他的身世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吴起未能收之于楚的，他却已收之于秦，在他确实是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

使商鞅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加以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事。《战国策·秦策》载他要死的时候，打算传位给商鞅，而商鞅不受。这大概是事实，也正表示着秦孝公是怎样一位大公无私的人，而对于当时的新潮流，就连君位禅让说，都是想躬行实践的。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君臣的际遇。齐桓公之于管仲都远不如这秦孝公之于商鞅，至于后代的刘先帝之于诸葛亮，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更是大有愧色了。

四　申不害

申不害与商鞅正整同时，迟商鞅死一年，其当韩国之政比商鞅之当秦政亦较后，学者多称“申、商”，叙申于商之前，殊觉不甚妥当。

申子虽被汉以后人称为“法家”，其实他和李悝、吴起、商鞅等的倾向完全不同，严密地说时是应该称为“术家”的。《韩非·定法篇》说得很清楚：“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饬也。”术是“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所谓权变，这和“法”认真说倒是不两立的东西。“术”导源于黄老，故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同传，而说申“学术以干韩昭侯”，这是很有分寸的。

《申子》书，司马迁以为二篇，《艺文志》以为六篇，可惜都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似乎就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我们不妨把它整揭在下边：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俞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

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共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既名为《大体》，大约就是他的根本义了。从这儿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完全是以人主为本位。“一臣专君”，他可不问这“一臣”的政见如何，即定为“乱臣”，为“弑君取国者”。人主对于臣下，也就如富家贵室之对于“寇戎盗贼”。这个观点就是他的根本义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要人君使用手段，装着一个糊涂的样子而一点也不要糊涂。他在教人君“无为”，事实上是说不要做粗杂的事，而是要做精微奥妙的机密的事。“正名”即是所谓“综合名实”，是他所特别强调的，但要怎样才可以做到呢？怎样才能够“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呢？虽然书缺有间，找不出明文，但也不外是多设特种网罗，以侦伺所谓“寇戎盗贼”之行径而已。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故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欲东至开梧，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

“耳目心智之不足恃”，假使是作为纯粹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便能有这样深刻的见地，倒不失为大有哲学价值的命题；然而申子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教做人主的人听见要装作不听见，看见要装作不看见，知道要装作不知道，深藏不露，免得人有所提防，因而去听一切，见一切，知一切。《韩非·外储说右上》另外引用了他的一些话，刚好是把这层意思揭穿了。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伺）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窥）之’。

一曰：申子曰：‘慎尔言也，人且知汝；慎而行也，人且随汝，尔有知见也，人且匿汝；尔无知见也，人且意汝。汝有知也，人且藏汝；汝无知也，人且行汝。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知道的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要弄得别人把你不明其妙，那你就显得微妙神玄，深不可测了。这简直是一种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同在《外储说右上》所引的另外几句话，更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了。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因此在申子的治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曾经说过：“治不逾官，虽知不言”（《韩非·难三》及《定法》）。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准多说话。话都不准多说，自然不准乱动乱想了。故他又说：“明君治国，而（能）晦晦，而（能）行行，而（能）止止，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意林》二所引）。明君要把天下人当成木偶，完全靠着自己的“方寸之机”在那儿运转天下。

申不害贵“因”，贵“数”，均取则于慎子，但慎子一以“法”为依归，以“法制礼籍立公义”，在法之前即人君亦不能“以心裁轻重”，所谓“大君任法而弗躬”，所谓“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正是把李悝、吴起等实际家的措施理论化了。而在申子则是以“术”为凭借，而把法放在不足轻重的地位的。虽然他也在言法：

“君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类聚》五十四，《御览》六三八所引）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同上，又《文选》颜延年《宴华林诗》李注及邹阳《狱中上书吴王》注）

这只是蹈袭慎子等纯正法家的语柄而已，他自己的实践倒反而是玩弄公法。《韩非·定法篇》曾经这样批评过他：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这所说的仿佛只是“奸臣”在玩弄法轨，其实申不害之所以“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正是便于自己用术的人好上下其手。这种态度是和理论的法家慎到，实践的法家李悝、吴起、商鞅诸人，全相刺谬的。这正是法家与术家不同的地方，商鞅与申不害不同的地方。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不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因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王大悦之。”

这件故事又见《韩非·内储说上》，而内容稍有不同，但两说合勘，可以看出事件的全貌。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

赵绍即赵卓，韩沓与韩晁自系一人，而名必有一误。考魏伐赵围邯郸，是在魏惠王十七年，赵成侯二十一年，韩昭侯九年。赵被魏兵，故遣人求救于韩，于时乃申不害相韩之第二年，与“始合于韩王”之说正相合。韩国究竟参加了那一边，两说都不明，但就史事看来，就在昭侯九年，韩侯朝魏于中阳，其明年魏又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足证韩国是参加了魏的一边，而拒绝了赵的请求。朝魏于中阳一事，《韩策》曾有一段说客的话加以赞扬，谓出于“申不害之计事”。

“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厘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已（原作“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俯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

参合起来，可见申不害先生是怎样的狡猾。他本心是想答应赵国的要求的，恐怕韩侯疑心他“外市（倚仗外国的势力买空卖空），唆使赵、韩二人去试探韩侯的结果，知道了韩侯是倾向魏国的，故改变自己的本心，尽力迎合，率性更劝韩侯执珪朝魏，与魏结为同盟。他这人是怎样的无主张，无定见，专门逢迎上层，以图固宠持禄，是明白如画的。

《韩策》另外还载有一件事体，是“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这事亦见《韩非·内储说下》，大成午误作大成牛，《史记·赵世家》复误为大戊午，《汉书·古今人表》与《韩策》同）。我疑与前“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净以攻魏”者是一件事，那个“人”就是这位大成午。大成午是赵国的宰相，可能是当国家危急的时候，赵相亲自出马了。这个揣测如不误，那他对于申不害的提议虽然很受欢迎而却没有被接受，便是那没有下文的下文了。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

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

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

申子辟舍请罪。”

这个故事也见《韩策》，“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两句作为“循功劳，视次第”，前一句虽然没有什么不同，而后一句颇有悬隔，“视次第”便可能是专看资格说话了，不知那一边近乎真实。但无论怎样，由这儿又可以看出，申子这个人是怎样的言不顾行。他嘴里尽可以讲些漂亮话，做起事来却是两样，这也正是所谓“术”了。言行一致，表里通彻，那里还有什么权变呢？假使果然是“因能授官”的话，则法家的主张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的。只要申子的从兄是一位人才，申子尽可以据理力争，为什么一遭拒绝便要“辟舍请罪”？申子之所以如此，足见他自己心虚，也足见他的从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申子只是循私请谒，偷巧尝试。《韩策》在“辟舍请罪”之下更加了一句，“曰君真其人也”（老头子究竟厉害！）这似乎更是有心形容申子的卑鄙了。司马迁说“申子卑卑”，无疑也是包括着他的人格在说的。

申子所事的韩昭侯，倒确也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物，《韩非》书中有好些处关于他的逸事，都表示着他是一位爱弄小智小慧，自作聪明的人。故事琐碎，无须乎多举，只举一事以示例。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内储说上》）

这“爪”恐怕是爪甲上的套饰，故所以能够“握”之而“佯亡”。像这样，专爱使用些小诡计，什么小事情都要管的人，断断乎是难于侍候的，而申子却做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不显得申子真是有天大的逢迎本领吗？韩非责备他“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实在也未免求之过高。他不仅不是那样的人才，而且也没有那样的野心。他的恶性的独裁主义恰足以使他与韩昭侯相安无事而已。

值得补充的，是先秦名辩思想的潮流，在申子手里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实用方面，便是综合名实，所谓“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圣人贵名之正”。这更发展而为后世的名分论。包含《慎势篇》的《吕氏春秋》的《审分览》，各篇理论率与申子相符，我疑都是取材于《申子》书，否则也是申子说的敷衍，且引用下列一段文字以为正名之义的注脚：

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

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愚忳），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耶！

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名）之曰无有。”

这一大段文字，我不惮烦地把它抄了下来，我们请拿来和上举申子遗说相印证，便可以知道是很合符契的。例如上举“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的那些话，差不多有点不知所谓的，而这儿的“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却等于是详细的注释。《吕氏春秋》本是一种杂纂的类典，故我相信这些文字可能就是申子的遗文，至少也可以说是申子学说的引申了。

结语

以上我把前期法家追踪了一遍。除子产是一位时代的前驱者，虽应时而立法，但无一定的法理意识之外，其他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便都是以学者的立场，以一定的法理为其立法的根据的。但从这儿可以踪迹出两个渊源。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慎到和申不害是属于黄老学派。但慎子与申子亦复不同，慎子明法，而申子言术，慎是严格意义的法家，而申是法家的变种——术家了。慎虽属于黄老学派而后于子夏，可知他的明法主张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响。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家态度。思、孟一派的大宗师子游氏更笑“子夏之门人小子”舍本逐末，只“可以当洒扫应对进退”，要算是尽了轻视的能事。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子夏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确已别立门户，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了。《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独无子夏氏之儒，要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也才可以得到了解。那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的。然而秦、汉以还，子夏这一派又成了儒家的正宗，不仅是礼教的渊源，而且序《诗》，传《易》，受《春秋》，差不多六艺的传授都出自子夏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都是古文家们所伪造的传统。其所以然的原故，是秦尚法而汉尊儒，法与儒在事实上已混为一家，故尔后起的古文家们在方便上便大捧其子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