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为谁而歌

已经到了该给王朔现象泼点冷水的时候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王朔，承不承认王朔，他已经确确实实存在了。翻翻时下的书刊报纸，看看当今的电影电视，王朔已经取得的巨大的商业成功显而易见。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朔的名字已经搞得洛阳纸贵了。

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向来只重结果而不顾过程的中国人很少在这一点提出自己的质疑。王朔的成名，是作家的成名，是影视剧作家的成名，还是一个特殊的广告人的成名？中国人该弄清楚了。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就是放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小范围比较，能算超一流吗？海马创作中心中，他的文学成就大约要排在十位之后。莫言、苏童、余华、叶兆言、刘恒、刘震云、刘毅然……后面才能写上王朔的名字。然而，由这样一批人创作的《海马歌舞厅》，在各种传播媒介中，似乎也只贴王朔一人的标签。

作为一个影视剧作家，他的名气更大。电影且不用说了，这几年十分走红的几部室内连续剧，报刊提起，似乎也都成了王朔一个人做的事情。《渴望》，王朔只能是五六个策划人之一；《编辑部的故事》，王朔独自编写的，也不过有三四集；《爱你没商量》，王朔付出了多少劳动，只有王朔、王海翎、乔瑜三人自己清楚。

那些合作者为什么对宣传的这种厚此薄彼报以缄默呢？仅仅是抹不下面子？仅仅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带来的有苦无处诉？西方的电影广告，编剧和导演的名字，一定要印得一样大，而且一定要编剧在前、导演在后，因为导演终归是二度创作。如果在这一点上出了差错，下一步就该到法庭去了。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那些合作者自视甚高，不屑在这些大众文化领域争出个高低？中国人有皇帝的历史太长了，合作搞一部电视剧，也要寻出一个头领。只能这么解释了。

既然大家都不争，王朔自然再不推辞。他就成功地把自己推向了市场。他的巨大名声得力于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对自己的推销。

50年代，中国的街头画有许多宣传画，许多还是大画家的手笔，内容画的都是中苏友好，中心人物自然是毛泽东和斯大林。毛泽东去苏联见到斯大林，回国后毛泽东几次抱怨中国的艺术家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要是王朔的合作者对报纸的宣传抱怨几声，公众是不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真情呢？事实上，毛泽东比斯大林还高出几厘米。

因此，我们只想谈一谈作家王朔。因为他的文学作品的畅销与他的影视圈的名声关系甚大，我们不得不作以上的区别。至于那些合作者是不是要讨回一个说法，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会决定的。

一个成功的作家，肯定是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阶层的情感代言人。无论他的操作是多么独特，带着自己别致的印章，哪怕已是空前绝后和炉火纯青，他必须传递出这一群人最起码的人性特征。如果他被公众尊称为大师了，那么，他的作品所传递的特征，无疑是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全面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是健康的或叫为了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或叫无病呻吟的，是深思熟虑的而不是投机取巧的，是广阔深邃的而不是狭隘肤浅的，是常态稳定的而不是变态的偶尔一现的。

中国的社会日渐务实了，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一种现实，是无法抗拒的时代大潮。一个个精神神话接连破碎了，精神危机的提法不绝于耳，但新的精神崇拜偶像仍无处寻觅。19世纪末，德国的一个狂人吐出了一句狂言：“上帝死了。”当时，许多人把他当作疯子看待。后来世界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多少把对预言家的尊敬分给他一些，因为几百年建立起来的理性秩序真的彻底崩溃了。时隔近百年，中国人，这个向来以秩序为骄傲的人群，也逐渐相信这个说法了。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被迫降低了对读者的要求。因为在精神危机之中，因有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读者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像雨后之春笋，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很不愿意再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十分明晰的价值判断。他们厌烦那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同时也厌烦了那些干预政治的作家。他们觉得这两者都属于承诺文学这同一个流派。文学艺术作品从前被夸大了的作用被识破了，读者逐步看出，作家艺术家面对哪怕是下水道堵塞这样屑小的社会问题，都是大眼瞪小眼地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读者要求作家、艺术家应该本分地做他分内的工作，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掏出钱买书、买艺术品。

作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个事实了。他们中间有一群聪明人为自己寻到了一种出路：为公众找一找乐子。王朔便是这一群聪明人中的一个。

王朔走向文学之路，是从试一试开始的。直接诱发他创作动因的，是当战士时所感受的极度的无聊。学业已被耽误了，重新上大学的机会在他二十来岁时又重新出现了，但他很有点躇踌，数、理、化本就没学多少，学到的又早交还给老师了。这种时候，他开始试着舞文弄墨。多年后，他在《顽主》中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感觉：“一不留神就搞成文学了。”

王朔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准备不足，很快就让他尝到了苦果。1978年到1985年，他不能算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因为这几年他几乎没发表什么作品，终日和无业人员为伍，以搞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无须再引用王朔的历史材料了。他不是那种有极高天分的作家，到1985年，仍然不见有多精彩的表演。《浮出海面》发表前的多次修改，差点又让他死了这条心。《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虽有名家评介，也掩盖不住作品在结构上的失衡和思想上的混乱。《橡皮人》引起人们的一些注意，多半还只是因为他在文学中提供了另一种生活侧面。这一阶段他的成绩，放在1985、1986年的中国文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不管怎么说，1987年前的王朔是认真对待文学的。这之前的王朔，完全可以用单纯的文学标准来衡量。

王朔的对于文学的自觉，实际上开始于《顽主》。他已经准备好和公众开个大玩笑了。仗着他在生活底层摸爬滚打的经验，开始了大批量的制作。

很难对王朔的作品做什么评判，好与坏姑且不说，主要是感情上很难投入。他的成功多半是在对于公众某种不健全心理的揣摩和利用上。我的朋友易水寒先生有一次这么谈王朔。“王朔是个有耐心的人，有一天，他穿个破棉袄，在大夏天，仰着脸，挤出神圣而认真的表情看着天空，或看高楼群的某个角落。他开始很孤独，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终于吸引了一个人也朝着同一个方面看。人越来越多，没有一个人问别人是在看什么，因为那样要被人看不起的。马路终于被人群堵塞了，把警察也吸引来了。王朔呢？他早溜出人群，换下破棉袄，西服革履坐在对面的冷饮店喝着冰镇汽水。对待王朔万万不可当真，权当开个玩笑。谈论他也只一次，第二次都是上当。”

然而，必须对王朔的作品作个评判，必须认真对待这次评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问题又被大家忽视了，没有人能说出王朔的作品好在哪里，但仍有不少人看，似乎问一问好在哪里就把自己降低了几个档次似的。

文学作品，到底该不该有一个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评判标准？我们想应该有。王朔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情节性作品，故事的精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以此来衡量王朔的作品，是很不尽如人意的。他的早期作品，还比较注意故事的完整性，近几年的作品有的故事编得并不显出多高的才华，有的甚至残缺。更主要的是他的故事已显出重复，题旨也有点相近。1986年发表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与1991年发表的《动物凶猛》，尽管相貌有极大的差异，内在上却像是一次翻拍。多数人有点称道王朔作品的语言。这些来源于社会某个阶层某个时期口语化的语言，确实以它们的鲜活、形象、生动吸引着读者，但这终究是要依靠大量的第一手的原材料，王朔已经离开了那个生活圈子多年，这方面的老本已经快要吃光了，而他的书面语言操作的确又不能算作有个性，他的作品的语言特点也正在逐步丧失掉。毋庸讳言，王朔迄今还没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同时，王朔也不是那种依靠深刻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来成就自己的作家，这与他知识的储备，特别是缺乏理性和思辨有很大关系。他不是不想深刻，而是深刻不下去，在他声称讨厌玩深沉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就现在王朔已经发表的作品看，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单调，缺乏活力和变化，20世纪西方文学所发现发明的新方法．很难寻觅到哪怕是一点影子。这几乎可以表明王朔在艺术感受力上的迟钝甚至于麻木。

王朔作品中隐约可见的真实的苦痛感，让许多愿意接纳他的人不断地称道，并以此把王朔与一般的带有煽情性的畅销书作家划清了界限。前文化部长王蒙把这种苦痛感的产生，归为王朔的故作下蹲状。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妙比。自从历史上有了武大郎的传说，戏剧里便多了这样一个角色，而演员又绝不能找来个货真价实的侏儒来培养，于是长得一米八几的演员便不得不作下蹲状，戏一演完，演员又总是把这个谜揭穿，观众因此更加同情那个武大郎，便对演员的表演报以加倍的掌声。王朔是不是看戏时领悟到某种真谛，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这个下蹲状使王朔变得有点不同寻常了。《千万别把我当人》应该是王朔最精彩的一次下蹲。那个可怜而忧伤的唐元豹，带着王朔进入了一种境界。在我们看来，这部作品应该是王朔的代表作，唐元豹这个人物当看作王朔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然而，必须指出，王朔的下蹲，十次中也只有这么一次蹲得恰到好处，其余的都弄成了滑稽剧。

是的，王朔从社会的一个阶层出发写出了这一部分人的部分特征。但应该分辨出这种特征是否重要，是否有益，是否有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否具备普遍的、支配一切的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作家就是那样一群人的成功的代言人。按这样一个要求衡量一下王朔，便可清楚地看出他的作品中的重大缺憾。他有意回避了这个阶层人物的丰富性，夸大了这些人身上的次要特征。看一看王朔作品中较有名的一个故事核，便可明白。《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上半部，基本上是一个美人计的现代版。目的由夺取政权变成了诈取钱财，手段中增加了现代气息，利用了汽车、宾馆和公安制服，如此而已。男主角在这样的社会阶层中，是不是主角，带不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是大可怀疑的。

再听一听王朔笔下人物的语录：“干吗那么当真”“我们是厚颜无耻的闲人”“人的有点小毛病”“朋友无非两种，可以**的和不可以**的”“我说爱，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我们丝毫不怀疑这种人生态度的真实性，但如果他们的生活中果真没有希冀、没有荣誉、没有尊严、没有朝着辉煌的奋斗，他们注定只能在一种蒙昧的状态下永劫不复。是的，中国人所需要的不再是已听得够多的乌托邦式教诲，也再不愿去背诵那无以数计的大而无当的教条，但也不需要动乱、流血，把一切恶的情绪尽数释放，因为可怕的景像已经够多了。

一切意义都被怀疑了，一切都被弄成了现金支付。王朔便靠这种所谓对极致的追寻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艺术创造中必需的分寸感和中庸的尺度，都被他故意遗忘掉。别林斯基说过，公众随时都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坏书，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王朔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给人治病，用药时却失了方寸。他用的不是鹤顶红、氰化钾，也不是断肠散，而是掺有幻药的酥骨粉，配出的方子就具备了鸦片的某种功能，它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一种痛苦，营造出一片梦幻般的风景供人观赏一瞬，时间一过，痛苦却加剧了。我们阴郁、苦闷、相互隔膜，我们是后娘养的，所有的好机会都没留给我们，我们地位低下，我们受尽了人间的不平，我们活到这个份上仍没有拿起投枪，难道还不允许我们自我戕害、自我戏谑吗？这确实是一种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但必须详尽描画出这一群人生存的大背景，寻出根源，如果无力为这样的现状指出一条出路，起码也该写出不能再这么活下去的觉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味地夸大和强调这是真实，这样的作品就朝《自杀指南》悄悄靠近了一步。

我们常常只去注意某某作家写出了某种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然而却很少关注他究竟提供了多少这个生活层面本质的东西。王朔已被多人认为是都市下层青年人的歌手，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但有个附加条件，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歌手。他不唱《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而只去演奏他改变了的《哀乐》。当王朔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变，与他描写的社会阶层产生云泥之远的距离后，他重复多次的魔术必将失去观众。

对王朔的文学作品略作品评之后，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如何解释王朔引起的广泛的轰动效应？

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期，审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处在不规范的和盲目变动的状态之中。写作和阅读不仅是反对遗忘和死亡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仿古和创新愿望的一种排泄途径。文化界的混乱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一种文化产品，只要暗合了当代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即可以赢得巨大的市场。正如《红太阳》盒带因顺应了中国人的怀旧情绪而引起轰动一样，王朔小说中的适度的玩世不恭、适度的荒诞不经，对政治生活的适度的反讽，对现实问题的适度的戏谑，为中国人消解阶段性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种方式、方法。

王朔是应时运而生的，他作为文化转型期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存在着，被人消受着。

简言之，王朔的文学上的成功，恰恰在文学之外。

这是王朔的幸运，又恰恰是他的不幸。他制造的快餐如今很抢手，钞票像小河一样流进自己的腰包，而他的理想却是要开一个高级餐馆。

与王朔制造快餐的同时，还有一批作家开始纯粹精神的追寻，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是这一群人中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困境，在为人类寻找一个在工业社会里已无处藏身的灵魂的居所。这是一批坚韧的孤独者，命里注定在很漫长的时间内饱尝不被多数人认识，甚至遭受误解的寂寞和苦痛。这一个时期成为历史之后，后人便只能看到，也只愿看到那几个高高的枝条。这种现象，在历史的长河里已被无数次地重复过。

人类文化的奥林匹斯山，只用人类引以骄傲的精神创造砌成。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王朔的将来还要进行几次蜕变，最终能成为哪个级别的选手，是难以预测的，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他自己。英雄造时势是特殊的现象，时势造英雄才是普遍的结果。王朔如果还没产生一点忧患感，仍醉心于快餐文化的创造，他被淘汰出局的一天，就不会太远。鲁迅先生说从小康坠入困顿大抵可以看清世事的面目，王朔从困顿苦斗到小康，是不是也该有一些独到的感悟呢？

既然选择了做一群人歌手的职业，那就应该以对待职业的态度对待，唱出这群人真的心声。对于王朔，这条路将是漫长的。

1992.12于北京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