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的文学与现实

近年的文坛，似乎有些沉寂。表面上看，连珠炮似响起的佳作见少了，有口皆碑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读者对文学那种狂热的偏爱，开始变得淡泊。直面现实，总免不了有些惶恐，甚至油然生出几丝焦灼人心的悲哀。

莫非我们仅有七八年短龄的新时期文学，真的又到了穷途末路？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能奢望什么“辉煌的时刻”！

倘若我们透过平静的表面，就会感受到里面多股潜流的冲击。倘若我们顺着这一股股强有力的潜流，做一些探颐索隐的工作，以前的惶惑，就会变成让人振奋的喜悦。那些焦灼，也便只是看到文学母体降生婴儿发生阵痛时的一种担心。做完这件工作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新文学已变作一个巨大的球状磁体。它的极性已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个极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地形成了各种磁场。

这种多极化已不单单表现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思维的方法，已不囿于过去一贯的共性思维，而转向了多个自我思维模式的相互不可代替。这种现状对我们的文学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产生无愧时代的巨著，提供了可能。以下就对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以及与现实的必然联系，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

多极化，首先表现在作家审美意识的分化。

时代发展到了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出现什么怪事，都不必惊讶的程度。经济的初步繁荣，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彻底的大变革，内部存在的新旧矛盾都以更加激烈的形式显现出来。民族共性的东西在慢慢地解体，具有鲜明个性的东西慢慢地在母体上滋生出来。这个古老的国度通身向外放射着**不安但又勃勃向上时代精神的光芒。

“文学像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同时，它又是一种事实，从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作家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都想尽自微薄的力量，来表现出这一时代精神对人们的感召，想去真实地描画出民族所负的使命。政治空气的日趋正常，又使作家在反映现实时少了许多的顾虑。他们不但敢于正视现实的种种矛盾，更重要的是不回避自身存在的矛盾。许多作家甚至在“天马行空”的狂劲儿、“白马非马”的邪劲儿之中，显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

一些对现实生活极为敏感的作家，如刘心武、张辛欣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竭力贴近现实，带着某种焦灼的使命感，大胆地跳入现实的矛盾涡流中，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矛盾，继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而且，这种呼唤已不再停留于呼出问题，请人疗治的表层，而是用手术刀划破这个表层，把焦点放到更深的层次，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的最微妙处去揭示。也许他们对许多现象还不很理解，然而他们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正是由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现实，在可触的人物、事件身上，展开自己的想象，《5·19长镜头》《北京人》《公共汽车咏叹调》才显示出了真切、实惠、立竿见影的美学风貌。

另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民族文学的源泉，不可能是外部的动机，而仅仅是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观就是它的精神的本质，是像对真理的直接启示那样，在它诞生时就一起带来，包含着它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一种本能的、内在的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经过了十年的重新思索（因“文革”中断了这种思考，它的历史渊源，后面将论及），终于在一些偶然的个体的摸索中，共同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自己这个国度的几千年历史太过凝重了。民族的个性不知从何时起就已定型，千百年无变化，反倒成了没有个性。终日迷信自己的古文化而不求变更，反使这古老的文化失去了活力。民族心理在这文化和历史的界定中缺少了鲜活的东西而变得麻木了。他们又发现：民众（甚至包括自己），许多年来都生存在一个锁闭的空间之中，终日按部就班地活着，而实际上民族自身的活力在极为平淡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凝固、僵化，甚至退化了。固然这个民族不会变作一个古巴比伦，还在顽强地生存，然而却活得非常可怜乃至悲哀。

这种思索过后，他们变得冷静起来。他们也饱受现实生活的灼烧，但却能瞅得机会跳将出来。现实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发现了一条长卷，而历史则镶在其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转瞬即逝的现实和那悠悠的历史中间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牵连。尤其是在目光落在刚有温饱的农民身上之后，他们感到慌乱不安。八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像有魔法一样攫住了他们。农民身上，历史的烙印太多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深深地钳入他们的骨髓之中。他们忠义、仁慈、善良、勤劳、超脱、坚韧，过得凄凄惨惨，却又乐乐呵呵。他们笃信天命，却又为着什么默默地苦斗着……

面对着至今仍充满深刻矛盾的农民，这些作家开始了苦苦的寻觅。他们深知，若是单纯地摹仿现实，即使达到十分的真实，与改变农民的现状又有何补！这样的作品真实的上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虽然挺土气，但仍不见民族文化渗透的影子。农民千百年来悲惨命运的“根”扎在哪儿？民族文化的根源何在？贾平凹一下子找到了先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古代的哲人们在那个时候还是本来面目。孔孟儒学还不是程朱理学解释的样子；老庄的修身做人之道、出世的思想，也不像几百年以后那样阴冷消沉。他们就像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没到中世纪一样，有着勃勃的生机。孔子积极的入世思想、素朴的民主观，和对人格精神的由衷的赞叹；老子的并非厌世的自我超脱；庄子那与身体有补的修身养性之道，无疑像初春的甘霖，哺育了中华民族。贾平凹在当代的商州，发现了农民身上那种真正儒道思想的痕迹，饱含深情却又极有分寸地写出了那里的古朴而甜俗的人情美、民俗美。

这种探索刚开始，他们就更看重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些作家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农村特有的苦痛和欢愉。他们或是创造略带甜俗气氛的一曲曲苍凉的牧歌；或是推出一幕幕令人肝胆欲裂的悲剧。《远村》中，郑义透视的焦点，不单单是人物的认识价值。他创造出的叶叶，就不仅仅是为了让人去认识那段历史，更主要的是她行为中透射出的一种人格精神的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寻觅，并不是逃离现实，而恰恰是在更高一个层次，表现了现实。这些作家以艺术作品中所蕴涵的深邃的哲学思考，所创造的淡泊而幽深的审美意境，反衬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喧哗与**”。

其次，多极化表现在作家对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不同理解上。

以往，我们的创作理论及鉴赏理论，都过分地强调了艺术品的认识价值。似乎只有这样，作品才有无产阶级文学的严肃性，才能有进步的、正确的思想。几十年下来，我们的作品都成了板起面孔的圣人夫子。同时，这也限制了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借鉴和继承。一提到《红楼梦》，首先讲它作为封建社会挽歌的进步意义；讲到《红与黑》和《复活》，自然先说它们怎样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的虚伪、尔虞我诈。像《嘉尔曼》这样单单写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女性的作品，更是讳莫如深，不敢多谈。评价英国的哈代，总是讲他如何不如狄更斯那样真实地再现了下层人民的苦痛。评《老人与海》，只讲那个社会多么黑暗，大谈什么“80三天没捞到大鱼象征着作者对所生活社会的绝望心情”，而对作品中深刻表现出的人的“根本的孤独感”不置一词。讲起苏东坡的过错，那句“人生如梦”准遭攻击。社会舆论和公众也只注意文学作品的思想输入功效。学生在中学始到大学止，读文学作品，大都陷入“中心思想”“时代背景”“意义如何”这些几十年一贯的程式中。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把艺术的接受者当作无知的群氓，他们就像面团一样，被动地受那些高高俯视着他们的“铁笔圣手”的捏揉；另一方面，使得作家飘飘然，自觉不自觉地扮起了救世主的角色。作家在创作构思之初，甚至在选材的时候，就过分看重了思想的种子。何况这些种子又都是从独家经营种子公司买来。单一化的文学就不可避免。作家真正的艺术个性被淹没了、窒息了、扼杀了。

这几年，中国人真的自由了。人的本性里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渴望真正人的生活。但由于社会生存竞争的酷烈，人无法获得人应当拥有的一切，他们就希望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获得片刻的解放。不完全的看到了完全，不自由的得到了自由，不自觉的追求着自觉。在这方面，《棋王》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它写了人的起码的生活需求——吃饭；吃饱之后精神上的需求——下棋。这是芸芸众生都可做的事情。它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悲喜剧。它只展示出了王一生车轮大战后那种超逸的心境，却使读者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理想的力量，看到了人格精神美的神采。艺术的接受者自然也在精神上得到了超脱。

以后，许多作家的自我能动性得到了尽可能的发挥，表现出了升腾生活的惊人力量。写作时信笔自由挥洒的莫言，以作品中那充满生命意识的艺术感觉；那种对人物隐秘和欲望的**裸的宣泄；那非逻辑的构思联想；以及那淡化了的情节和杂乱的时空；那看似不经筛选，实际无法更改的细节，都让人无法对他漠然相待了。《透明的红萝卜》所织出的淡淡忧伤痛苦的氛围；《金发婴儿》中山东村妇凄厉叫声引起对人的本体的哲理思考；《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姑在近乎麻木的快要暴裂的忍从背后，还残留的丁点追求生活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白描般准确地描画出了中国北方农民的命运。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作者无意之中淡化了作品中的政治意念和可触的背景，出乎意料地使他的作品的认识价值变得模糊不可捉摸，其审美价值反倒更加鲜艳注目。

这些作家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文化高层次的刘索拉，另辟蹊径，大胆借鉴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在用自己的喉咙呐喊。正是她的《你别无选择》，让我们看到了近年来文学的另一个极。不管你对这部作品是否喜欢，也不管你对作品中人物的扭曲变形舒不舒服，你不得不承认：作品有意无意地刻画出了当代青年所持有的焦灼、苦闷、骚乱、彷徨和近乎病态的歇斯底里，并且因此折射出了时代精神的一个侧面。

然而，她的这种良苦用心究竟能有多大反响呢？这种单纯的横向移植尽管她不是出于好奇，而是真切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不会对传统的文化及审美心理有太大的触动。前几年风行的意识流，现在也在形式上变得平和冲淡得多。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会使任何驶进的船只改变方向。海水不久就会渗入船舱里。如果硬要强行驶入，海洋的潜流立刻就会把它卷入海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心怀喜悦地欢迎这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二

在对当前文学的几个极作了漫游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极还没涉足。

正当一些作家纷纷走向自然，去探究民族文化之根，一些作家沉醉于创作个性自我发现的时候，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中坚分子，仍艰苦地开掘着自己的撑子面。在考察这些作家的时候，我们只用对前几年的文学作些回顾。还没等我们记起那些作品的名字，里边的人和事一个个活灵活现地跃到我们的脑海里。安静得像一条小溪的陆文婷大夫（《人到中年》）——呼叫着“我哪点比城里人差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人生》）——稍稍有点阿Q般自鸣得意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那个奔向北方大河力量源泉的“他”（《北方的河》）——那个曾领导大苇塘村人民改天换地的田稼祥，想一头撞在语录壁上（《拂晓前的葬礼》）——“老右”秦书田正哭一般笑着精心给自己塑像（《芙蓉镇》）……后来，朱自冶（《美食家》）悠悠然地从苏州小巷走了出来，（作家虽然对他本质的劣根性有过严厉得近乎冷酷的批判，但我们知道了朱自冶有极好的味觉后，心里又不由自主地惊羡他的口福了。他也因此成了超越类型化写出的一个人物。）再后来我们看到落选后的何老十（《满票》），去品尝家藏万贯的侯七卖的烤红薯（《活鬼》）……

这里不用多说一句话，不用再作蛇足般的分析，这一极文学创作的实绩便一目了然。它已经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品是经得起一次又一次重读的。

再回过头来观察近年来的文学现象，心里又免不了有几丝近乎杞人怕天塌下的忧虑。

文学中描写人生性变异的作品开始增多。许多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写到了性。如果没有多极化，这些都不可能。这些本来就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本能，写写无可厚非。就拿人的孤独感这个人性的隐秘面来说，自古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涉足过。留传下来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人的根本的孤独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茫茫大地，廖廖长天，四下顾盼，前后想来，幽州台上，孤自徘徊。免不了万念俱焚，只留下泪水沾裳。这种孤独，怕是上帝没创造出夏娃时，亚当就有的。”老树，枯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崖。从小康坠入困顿，离家流落他乡，眼见这种荒凉景象，孤独感更是彻骨。再说小说《金瓶梅》，如果把其中所有与性有关的章节都删去，那潘金莲、西门庆、陈敬济、春梅等人，还能是现在的样子么？贾宝玉搞过女人，行为也很肮脏。想想尤三姐，她也很不“光彩”。但正因如此，这些形象才让人至今咀嚼不尽。他们经得起时间这位伟大而公正的评判家的检验。这些作家表现人物时，用的是事实，而不是用论证。这样，他们就是写情欲、写人性中的卑琐，也一样自出天籁。反过来，“不能水到渠成地表现出一种理想而要勉强为之，结果必然有矫揉造作之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蓝花豹》，一个写了性压抑、性苦闷、性丧失和性的复苏，另一个写了性的变态。作家这种大胆探索，是值得称道的。因张贤亮对作品里那囚徒的心理和生理变态有过切身的体验，加上作品里所表现出的特殊的哲学思辩色彩，因此，在初读作品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真实的氛围所折服，为章永璘的处境黯然神伤。然而读到最后，主人公按着作者的意图，超越了肉体和情欲的束缚，粉碎了曾恢复他为整个人的家庭，去寻找他自己的世界去了。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读过了《农夫与蛇》。作者在这里越过了界限（也许他有苦衷，不让章永璘走出那个家，《唯物论者启示录》余下的七部就无法交代）。但这种人为的雕琢，对章永璘这个人物又有何益！这种由作者涂抹的所谓人性的复杂，究竟能有多久的生命力！人物“死”了，还奢谈什么作品的认识价值！谭力诉说出的故事，初看上去也很吸引人。甚至读完很久，我们的心绪还没能从大巴山那贫穷、愚昧、充满原始和野性的一隅飘出来。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十年，女身未被识破。故事至今仍具鲜活的传奇魅力。但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作者对花木兰十年的军营生活只是一笔带过，从不敢多加仔细的描述。谭力却忘掉了这一点。他让蓝花豹去上学，去和许多小伙子一起劳动，还让她娶了娇妻。不说蓝花豹孩提时令人心酸的忍受，更不提花木兰那时身着坚硬厚实的盔甲，少女那花蕾般突起的胸脯可以紧紧地束起，但那少女窈窕的身段、圆润悦耳的声音是掩饰得了的吗？构成作品的基石就这么倒塌了。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一般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

近年来，文坛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常常是这样，在一些作品里，作者煞费心机去着力刻画的人物、场景，反不如随笔写下的真实深刻。叱咤风云的武耕新被我们淡忘了，可他的那个家我们却记得清清楚楚。谈起张贤亮，自然先记起他的李秀芝、韩玉梅、马樱花、黄香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作家的悲哀。“主题先行”的思想是不是还残存在我们一些作家的心底？不管你想表达的思想多么地伟大，先进深邃，它都“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表现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作品里的灵魂”。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出自己的声音固然正确，但归根结底，是狗的叫声。如果想用形象去代表某种理念、某种思想、某种政治意念，那直接写出来好了。这里无意贬低作品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关键是那种伟大、先进、深邃的思想怎样在文学作品里才能得以合适的体现。思想应该“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场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只有这样，你所表达的理想，才能水到渠成。

寻根的同时，文学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民族的本能与才具上。这需要发现民族身上那种经久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作品里表现得愈深刻，作品的生命力就愈强。抓住了这些特征，即使三流的作家，也可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只抓住了那些表面的现象，文学的思考就不可能深入。一些流行的东西，风气一变，它就失去了活力。贴紧现实的急就章，固然能给人一时的欢愉，但读过之后，或是现实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它的价值就降低了甚至消逝了。“五四”以来，（更主要的是五四文学）文学始终致力于唤醒民众。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唤醒是一艰难的劳作，是一韧性的战斗。那时的“狂人”就预示出了这一点。他病好以后，去做“候补”了。只有狂人才是清醒的，才敢大胆地反抗，喊出礼教吃人，救救孩子。而一清醒，便又亲身去做迫害者了。事实也如此。30年代的祥子，仍在麻木之中。就是到了80年代，孟莲莲（《银杏树》）们不仍在沉睡吗？虽然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变化，但由于生产力长期低下，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伦理、道德，甚至心理都无太大的变更。五十年过去了……若不是近几年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的（吃过）变化，这种所谓的唤醒，仍是空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文学才有可能对五四文学进行超越；才有可能把现代意识，西方的文化渗入民族文化的土壤。只把眼睛盯住农民身上还残存的愚昧，只去寻觅那种原始的、野性的氛围，这不过是寻找刺激，给当代文学掺入一把味精。需要的是：把中国农民的命运放在过去、现在、将来这条流动的河里去考察，不回避往日的悲哀，不笑话今日的艰辛，更要相信未来的发展。不去掩饰他们的愚昧、原始，更要挖掘出他们身上勤劳、善良、乐天知命的超脱、百折不挠的进取这些真正的根性。

在表现形式上，新文学要注意到我们民族文化结构的金字塔形状。作家如果仍旧沉醉于自己作品的阳春白雪氛围，就很难创造出《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的巨著。这个金字塔，迫使我们更要注重传统，更要侧重于纵向的吸收。纯文学在对通俗文学泛滥痛心疾首的同时，不也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吗？横向的移植必不可少，西方文化毕竟有我们古文化所不及的地方。但这种移植又必须有个中和。因为在自然界里，任何一个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黑暗到光明，从寒冷到炎热的突然过渡，都会令人感到刺耳。

文学的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对于国人热切企盼的文学的辉煌时刻，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初春来了，坚冰已经打破，虽然离收获的秋季尚遥远，但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生机。回顾历史，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备受后人羡慕的先秦学术界，它的繁荣，不单单因为儒、道两家思想的空前活跃，还因为它容许了“白马非马”学说的存在。唐代诗歌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原因是那里面有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李长吉之瑰诡浓彩，李义山之艰涩含蓄，白香山的甜俗气，韩退之的君子风，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里的悠悠牧歌，高适、岑参马背疆场上的悲壮长调。正如古人所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当代文坛上那些勇于探索的勇士们，不要胆怯害羞，更不要泄气逃脱。

十亿人民在期待着。

1986.12于四川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