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

我是一个有二十一年军龄的老军人了，写这样的文章合不合适？中国人好不容易才在近些年获得了一些生逢太平盛世的感觉，会不会认为我在搞什么耸人听闻？

仔细想想，我还是决定写出这篇文章。因为我坚信：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早晚是要被淘汰掉的；听不进盛世危言的盛世，注定要短命的。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美国，搞国防的指导思想仍是如何防止外敌对美国本土的入侵，中国怎么敢说战争的危险永远不会降临呢？

下面便是我这个指挥不了一兵一卒的陆军中校，对国家安全这一重大问题的点滴思考。

一

90年代初，我带着对海湾战争尚沾着硝烟和电波的新鲜记忆，到首都北京继续求学。我学的主课，是如何组合出能呈现美妙旋律和韵味的方块字，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但是，在京求学的六年，对战争的研究，却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对战争的研究，我是尊唐太宗的古训进行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战二战、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次中东战争……本世纪大大小小的战争，都曾进入过我的视野。因一直存在写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战争小说的野心，就对本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战争进行了细读，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写出了《十大军阀风流史》《日出东方——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血祭太阳旗——百万侵华日军毙命中国纪实》《纵横天下——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横扫西北——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和《末日的祭礼——百万国民党土匪大陆覆灭纪实》等纪实文学作品。不管纯粹的作家同仁们会如何讥笑我这种庸俗和笨拙，我都珍视这种研读对我带来的莫大教益。

这种对战争的重读，加深了我对战争的理解。我把战争的起因主要归为三种：一是因争夺利益或叫基于民族的生存危机发生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入侵：一是某些征服欲过分强烈的狂人为了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煽动所统治人民好战的隐秘天性，对另外民族实行侵略；一是因宗教信仰不同，推而广之也可视作因意识形态不同，在一地域爆发战争。当然，近代战争的成因变得复杂化了，不如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战例那么纯粹，但战争的主要成因还是一眼可以辨出的。譬如，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其主要动因便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譬如，美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更多的是考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抗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南亚和东南亚甚至南半球的渗透。有这么多因素可以诱发战争，谁敢说多少年多少年中国不可能面对战争这样的话呢？

和平确实只是善良的人的一种理想和期盼，它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也从没有让人类世世代代地享用过。因此，作为一个军人的我，便对中国可能面临的新的战争危险，有了杞人之忧。

在北京的六年间，多数情况下，听到的是对冷战时代结束的庆幸之声，仿佛战争一词早随着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已经变成一块化石或一则遥远的传说了。那时间，风行于校园内外的战争电影，都缀满着反战的音符，演奏得让人陶醉。《猎鹿人》、《野战排》、《战争启示录》和《生于七月四日》，这些招人眼目的越战片，无一例外都在控诉战争。中国人受这种震撼力极强的好莱坞电影的浸**，都认为美国这只世界上最大的老虎，正在踏上向猫这种动物寻根认宗的不归路。便是常在极端看见了什么日本内阁成员又参拜了靖国神社遭到中韩等国抗议这类消息，中国人也都这样想当然地认为：有美国在上面压着，小日本又能翻起多大的风浪？

记得那时间有一部在海外出版的禁书《黄祸》在民间流行了好一阵。这部虚构性作品政治倾向性和历史观带着偏执，不在这方面说它了。它里面也写到了战争，写到了一场因人口压力引发的一场最终把中华民族带入毁灭性灾难的战争。它好像还虚构了中国另一个军阀割据时期。在这个时期过后，书中描绘了想象中的十几亿中国人涌向世界几大洲，最终导致世界文明史的终结。印象当中，这是90年代初，唯一一部把中国的未来命运纳入战争背景加以考察的幻想式作品。因为这部作品宣扬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对基督教影响下的所谓蓝色文明盲目推崇，又对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的潜在危机做了夸张性的推断，故它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想望英国作家奥威尔40年代末写出的预言小说经典《1984》项背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提及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战争在90年代初在作家或者知识分子跟里，不是像游戏，就是像童话。总之，它离中国人的生活相当遥远。

90年代，还曾流行过一阵立国的“大象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两种学说之上：第一种学说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二种学说是邓小平的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所谓“大象理论”在国防上是主张中国彻底放弃对外的防御的。声称中国用不着拥有能对外作战的军队，只用养一支能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警察部队就足够了。这种理论的发明者称：世界就像是一个动物王国，每个国家只有选准自己应该选的角色，才能很好地生存。如今的世界，美国是狮子王，俄、英、法、德、日列强，分担着虎狼豹狗的角色，弱小的国家就是大白兔和小松鼠。中国要搞国防现代化，无疑是想挤进狮虎狼这些食肉动物的行列，这必然引起食肉集团的警觉，必然要遭他们的压制和打击，最终很可能被食肉列强肢解成一只只兔子和松鼠，任人宰割。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谁入侵它，都得不到任何利益，只能是背上一个大包袱，所以没有哪个傻瓜国家会入侵它。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点，在世界上塑造出一个大象的形象。大象虽大，但没食肉天性，可与小白兔们和平相处。大象虽食素，但个头太大，食肉动物群奈何不了它，见面了还必须对它表示一定的尊敬。这种理论的创建者指出：中国必须扮演大象，才能在这个凶险的世界上得以自保，才能平安度过韬光养晦的时期，重铸民族的辉煌。

第一次听到这个“大象理论”，笑得我喷饭不止。这种理论，肯定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空想杰作了。从智商和想像力上讲，“大象理论”的创立者，完全有能力写出一部堪与奥威尔《动物庄园》媲美的文学杰作。即便没听说过毛泽东“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教导的年轻人，只要明白国家其实要比老虎和豹子复杂、狡猾得多，便知道中国解散军队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惨状：一只大象很快会被食肉联盟撕吃个干干净净，因为大象肉也是肉，因为大象个头大，老虎狮子们还可以多抢一些回去放进冰箱慢慢消受。

唯一听到出于攻击性战略考虑的话，出自于一个赵姓作者的一番狂言中。那时姓赵的小伙子刚刚从总参某单位脱了军装，想在文学这条边缘小道上有所建树。有一天，他在北京工体北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向我讲述了他的一部预测性战争幻想作品的构想。在他这部书里，中国在21世纪前三十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要发动三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第二场战争的过渡和准备，战争对象是俄罗斯。赵老弟认为，只要把整个东南亚征服了，中国就可以缓解20年人口带来的压力。但要发动南征，就必须先北伐，因为俄罗斯近期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一旦南征，俄罗斯会变成一只黄雀，在身后占中国的便宜，要想捕蝉成功，必须先把黄雀的翅膀打折了。赵先生认为，以2005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以闪击战的形式突袭俄罗斯，只用三五个月，便可让俄国彻底瘫下来。然后，大约在2010年，中国便可发动对东南亚甚至包括澳洲的战争。在赵狂人的设想中，用两年时间，中国便可实施向澳洲移民三亿的计划了。山姆大叔美国这时候才清醒过来，开始阻止中国向西亚的挺进。第三场战争，爆发于2025年，交战国是中国和美国，地点就在海湾地区。战争于2030年结束，胜利者是中国。赵老弟算了一笔账，美国在2025年的综合国力，已大大不如中国和它的十数个附庸国了。

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赵姓小先生谈这个伟大构想时神采飞扬的小模样。他夸张的手势和乱溅的唾沫星子，让他做了一个多小时小酒馆的主角。到底是年轻的一代，梦做得可真大呀。当然，因为年轻，因为刚刚懂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法，那天他至少遗忘了如下事实：俄罗斯拥有六千余枚核弹头，美国的核弹头数量高达一万四千余枚；中国还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和一架已经装备了的战略轰炸机。那时，他当然不知道在世纪末的这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南亚国家相继拥有了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还是在这一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已派武装力量参加了联合国解决东帝汶问题的维和行动。也是在这一年底，澳大利亚举行全民公决，有百分之五十几的人，依然承认英国女王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

总之，在北京求学的六年，我未能看到多少思考“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这样一些带着忧患意识问题的有价值的成果。这可能是我北京求学之旅收获的最大失望。《黄祸》的民族虚无主义、“大象理论”板正的教条主义、“进攻战略”的梦幻主义和“先前阔”的阿Q精神胜利法，都无法慰藉我日益沉重的心。

二

中华民族依然面临巨大的战争危险，国歌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远远没有过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家的GDP每年平均增加近百分之十，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国和俄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不能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城市就沾沾自喜，我们不能让“日中友好”这类词彻底遮盖六十年前那段民族的屈辱史。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些事实：综合国力第五只是一个数字，中国每年创造的财富只占全世界创造财富的不足三十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口则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清乾隆三十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国民总产值则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和苏联还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但德国还是不宣而战地占领了苏联近一半的国土；由于武器发生了质的变化，毁掉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用不了十分钟……还有，不管在任何时代，友谊只存在于人民之间，而维系国家之间关系的永远只是利益。

于是，我便产生了用一则战争寓言，吁请广大中国的民众，思考一下“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这一早已十分严峻的问题。我想用我的笔，发出一些盛世危言的声音。

在我最早的构想中，这部书的骨干情节是这样的：某国际联盟为了达到消灭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目的，在某个我国法定节日的凌晨，从东部和西南部两个方向向中国发动了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国的一切正常生活秩序都被打破了。在战争的初期，中国饱尝了思想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不足而结出的苦果。在歌舞升平中生活太久的中国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现代战争，才猛然意识到中国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陷入重重围困之中。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在两个战场上都无招架之力，损失惨重。经过痛苦而漫长的嬗变过程，中国的军队才逐步挽回颓势，最后占了上风。我想把这部书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把主要笔墨放在一个集团军在这场局部战争中的表现上。

最后，便写成了一部叫《突出重围》的长篇小说。尽管小说的背景已由最初设想的战争变成了演习（极具实战感的无导演部军事演习），已经减弱了人物应该有的丰满程度和厚度，但我是挖空心思保留了作品该有的忧患意识和盛世危言品格，希望它能揭示出中国军队在20世纪末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挑战，提请读者都来关注一下中国军队能否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等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小说基本上达到了这种目的。我觉得当今的中国，似乎更迫切地需要忧患的危言。

战争的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我们还没有作好，至少还没有充分作好迎战的准备。这便是我在写《突出重围》这部小说时，想向读者传达的一种朴素的想法。我深知这种吁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一部文学作品，对社会滚滚车轮能有多大的作用？能让车轮停止或倒转吗？不能！魏文帝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我看来，不过是当了皇帝的人，心情好的时候赐给文人的一顶高帽子而已。这样的高帽子既不能为文人带来无限的荣光，也不能为文人御寒，它不过是个装饰，作用只能是掩盖文人的头发有些斑驳、远称不上葳蕤和茁壮。

然而，中国的文人就是这么个德行，“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退都是忧啦。我并不后悔在《突出重围》中所发的忧思，尽管在它问世之初，并没几个知音参透其“深意”，尽管还有善意的朋友把它戏称为“军中武侠”。

1999年初春，经我和出版社和杂志社的操作，《突出重围》在北京被文学界研讨了一番，论者多从文学上讲它的得失，这让我感到了深深的落寞。唯朱向前和关正文诸君，看出了这部书隐藏的“深意”，朱先生提醒应该重视“这部作品呈现出的浓烈的忧患意识”，关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军队能不能打仗，毕竟比中国的工厂能不能盈利更能牵动人心。”为此，我已把关、朱二先生视为知音。因为我写《突出重围》着力处并不在文学，而在探讨战争降临后中国的境况，借此吁请劳心者对这一境况的关注。

顺便指出，这时候，北约已经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狂轰乱炸。但因为南联盟地处遥远的巴尔干，中国人在隔岸观火。世风早变，中国人已不像二十几年前，心里还惦记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对南联盟的灾难有意无意地采取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姿态。

三

决不能说生活在20世纪末中国的人们，对什么都已经麻木了。他们这时候确实也面临着许多感到头疼的事情。有上千万的工人已经下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不知还会让多少中国工人兄弟手捧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愁；为改变官民之比已近一比三十的触目惊心，新任总理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三年内政府机关人员要分流百分之五十，这将影响很多家庭的稳定；五年前，四川的一个政府七品官贪污了六十余万的事情公开曝光，中国人还惊呼这是天文数字，因为四十多年前遭灭顶之灾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不过贪污了折合现在的一万多元，但到1998年，广西一个叫李乘龙的市委书记，也就是四品官吧，案发被抓，检察机关核算他的个人资产，竟有一千六百万之巨，时隔不到一年，东北一个三品官的副市长到香港豪赌，一夜竟输了属于自己的钱四千余万；一部叫《牵手》的电视剧正在风靡全国，风靡的重要原因是一个叫钟锐的电脑工程师，令全中国男人羡慕地从一个叫王纯的女孩那里寻找到了爱情补偿……

确实，和这些过于实际的现实问题相比，“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诘问，实在显得太空泛、太遥不可及甚至有点太可笑了。不是吗？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早步入了大国的行列，谁还敢欺负它，欺负它不是自讨没趣吗？何况，朱镕基总理的人格魅力不是刚刚把一贯高高在上的美国公民彻底征服了吗？“朱总理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一起露面，克林顿整个一个弱智”，这种评语在能收看到凤凰卫视的城市随处可以听见。世界已经多极化，中国不是一极，起码也是史前期的青藏高原了，成为突出的一极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真的希望能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扬眉吐气一番。我也真的愿意实践能证明我在《突出重围》中表达的所谓忧患是假了包换的杞人忧天。谁不希望实实在在做一个大国的臣民？

然而，事情的发展确实让中国人泄气。

五月八日凌晨，美国的五枚精确制导导弹从不同地点，从不同方向把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给“误炸”了，馆舍基本被毁，三名中国记者遇难，十几名外交人员受伤。以热血青年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最终也没使美国人道歉。一般的中国公民，除了从传媒中得知我们已接受美国对死伤人员的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赔偿，对后来谈判的进程，便不得而知了。

领土被人“误炸”没讨回什么说法，其结果自然要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接着，中国人接连遭遇好几件感到气短的事情。我们的藏南牧民到祖祖辈辈去的牧场放牧，竟让身穿印度军服的人搜了身；我们的一个香港同胞登上了钓鱼岛，竟不明不白地“意外”死掉了；我们南海的渔民在自家的海域里捕鱼，竟让菲律宾的军舰给撞沉了好几艘；美国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高空拦截实验获得成功十五天，李登辉便抛出了两国论，舆论铺天盖地声讨了很久，台湾的“国防部长”唐克却回答说：“整个台湾完成TMD系统（美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缩写）部署，需要七十点四八亿美元，国防部已向国会提交了预算方案。”

误炸？误入？误撞？误说？世上真的有这么巧合的失误吗？

鲁迅写《阿Q正传》，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阿Q认为所有的尼姑都要与和尚困觉的，于是见了小尼姑便摸了小尼姑的脸。不想，小尼姑却怒骂了阿Q。阿Q便瞪眼理直气壮地说：“和尚睡得，我就睡不得？”鲁迅笔下的阿Q是没有胆量强暴小尼姑的。然而，日本人和李登辉可不是阿Q。今天日本人的爷爷们1937年冬攻占中国的南京城，曾经一口气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超过八万人次。李登辉的继任者若是等台湾岛装备了TMD，肯定有宣布台湾独立的胆量。我们如果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和日本恐怕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倡导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21世纪新观念，已在南联盟的科索沃强行推行过，而且百分之七十几的美国人是赞成的。

中国确实面临着太大的战争危险。有一些危险，简直是无法避免的，譬如一旦台湾宣布了独立，我们必须进行武力收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战争的规模恐怕不会只限于台湾海峡了。如今，中国大多数人都明白了这一点。

拙作《突出重围》这几个月确实为我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获了解放军的八一文艺奖，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又入选了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五十个重点献礼文艺项目。如果说我一点也没感到兴奋，那是说谎。但是，我确实又感到了特别的沉重，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沾了什么巫气，预言出了一些大凶险的来临。因此，这几个月我的心绪一直难以平静，常常感到一种无奈和悲哀。在国防大学召开的《突出重围》研讨会上，一位未来的将军沉重地谈到了他在得知美导弹炸我驻南大使馆后的行为和思想，他说：“那几天我常常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闷酒，脑子却是一片空白。”这也是一种无奈和悲哀。在北京大学三一八阶梯教室，一位北大学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请问柳先生，我们的军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难道还不如印度的军队吗？”我良久无言，随后艰难地说：“中国的军队是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还将长久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国军队……”没等我说完，这位学生颤着声打断我说：“柳先生，你不用再说了。我们应该感谢美国人，他们用导弹把我们打醒了。”

这确实是体现了北大水平的结论。我们确实应该感谢美国人。1999年5月8日，将会成为全民族思考“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这一事关民族存亡兴衰问题的起点。敏感的北大人，在五月中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不能软，中国不能乱，中国更不能变。”“不能软”强调了一个民族的骨气，“不能乱”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大局观，“更不能变”表达了一个成熟民族对自己所选定道路的自信。9月20日，国家为研制“两弹一星”的二十余位功臣授了勋。尽管这次授勋迟了很久，尽管这是经历了“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时期后痛定思痛的决定，但终于还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接着，全国人民都听到了领袖要搞我们自己“杀手锏”的号召。

中国的国防观悄然发生了变化。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牢牢记住的变化。这种变化才能为中国和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较为持久的和平。但我们面临的是高科技条件下战争的威胁，需要用钱来换取时间解除这种威胁，尽快脱离这种险境，仅靠国家是远远不够的。直白一点说，我们需要大量能制伏一枚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的杀手锏，这需要存款余额已达六万亿人民币的全体国民的支持。这样卧薪尝胆二三十年，“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可能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以上纯属一个作家的个人观点，愿与对这一问题认真思考过的人进行平等地交流。这种交流总比把TMD称作“他妈的”，把NMD（美国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缩写）称作“你妈的”，积极而有意义的多。在军事领域，搞语言的解构或什么黑色白色幽默，毫无用处，强大的实力才有发言权，才可以掷地有声。

1999.11.20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