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我的朋友

女儿雯雯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建议她去当总统，她对我很自信地一笑，欣然应诺了。其后每逢有人问到她长大了干什么，她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总统。”女儿有如此抱负，自然使我感到幸福自豪。我觉着她很够朋友，于是乎，便时常抱着她在南京繁华热闹的鼓楼街面上四处招摇，借以展示——其时，我是《青春》杂志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编辑，和妻子一家三口栖身于鼓楼闹市区一家旅店的顶楼上。

可是，好景不长，女儿要做总统的伟大野心或者说伟大理想在她两岁生日前夕破灭了，使得她很不够朋友地背叛了我的教导。

造成这种背叛的是一次小手术。妻偶然发现女儿有疝气，如临大敌似的把她送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大夫毫不手软地在她娇嫩的身体上划了一刀，使她以自己渺小的痛苦领略到了大夫伟大的尊严。伤愈之后，她说什么也不当总统了，说是要当医生，而且是操刀的外科医生。

我并没有因此而死心。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而为当今世界培养一个伟人更不是一桩一日可成的事。我有耐心，我要耐心等待，在等待中让女儿遗忘关乎儿童医院、关乎外科大夫、关乎手术刀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在她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时候，继续我的培养工程。

然而，女儿竟忘不了那把手术刀给她带来的人生经验，其间，我的妻也在暗中不断地予以破坏。因此，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女儿依然固执地要当医生，而且煞有介事地拿起我用以写书挣钱的笔当注射器给我打针，拿水果刀作手术刀给我开刀。

我培养女儿树立伟大理想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女儿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

有了思想就很难对付。比如说有一天，她建议我（现在不是我建议她了）去给她买一头奶牛，而且规定了行动路线：从家门口坐车，过长江大桥，到江北面的农村去买。我把妻喊来研究，妻颇感为难，极认真地告诉她，买牛没地方养。她小手往窗外一挥，很有气派地说：“就养在阳台上么！”这倒未尝不是个办法，我认为。可接下去女儿对奶牛的要求，我可是毫无办法了。女儿要的这头奶牛必须是熟的，按她的思想和设计，这头熟奶牛每天应该给她提供足够的牛奶，还应该在她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割下一块熟牛肉或一片牛肉干。

这具有命令意味的建议使我吃了一惊，我的联想一下子丰富起来。我想，幸亏女儿主动放弃了做总统的思想，倘或她不放弃，倘或她真的做了总统之类的伟大人物，只怕我等臣民要为她美好的熟奶牛大遭其殃了。

我的妻没想到这一层，倒是挺敏锐地发现了女儿想象力的丰富。她建议女儿去当作家，而且断定我这个已成了作家的父亲儿时决无女儿这般伟大的天分。

女儿不干，依然要当医生，不但是外科医生，而且是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她的行医主张是专给那些不听话的小朋友和那些专打小朋友的坏爸爸开刀。谈起作家，她嗤之以鼻，说：“作家有什么意思！一个人老趴在桌子上写书，无聊死了！”

尽管如此，尽管她不愿当作家，可有个一天到晚尽抽烟、写书的爸爸也真没办法。女儿还是富有同情心的，在我不干涉她的理想的前提下，她也不干涉我的工作，而且还能把我写的每部书稿的书名记下来，定期向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们报告，她的爸爸大朋友近期在干些什么。

上了幼儿园以后，女儿的理想又发生了一次转变。进入一个新天地没多久，她就发现了幼儿园老师的绝对权威。老师可以让她当中班第四小组的小组长，也可以在她犯了错误的时候，把她独自一人关在小房子里反省思过。

她被关在小房子里禁闭过一次，其过错至今未弄清楚。在黑暗的小房子里她大概明白了强权和弱者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对在幼儿园握有“强大权力”的老师产生了由衷的崇拜。

进入大班之后，女儿毫不含糊地向我宣称，她要当老师了。直到今天上了小学一年级，其做老师的思想依然未变，老师在她眼里依然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并且是神圣伟大的。

前几天，她放学回来，突然很严肃地告诉我：“爸爸，你们作家也是老师教出来的。”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女儿雯雯又长大了，她既不会跟着我鹦鹉学舌要当总统了，也不会要我在阳台上给她养熟奶牛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无比美好的回忆，于是，我信手写下了这篇简短的文章，为女儿，也为我的妻、我自己留下个小小的纪念。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想为女儿朋友再写几句话，留待她长大了，走上社会之后再来读——

不要相信任何标榜和宣言，哪怕这标榜和宣言来自你老子，你也甭信，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定了的事情，就要干好它。要认认真真地干事，正正派派地做人，不要崇拜权势，在人生的天平上，良心比权势要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