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死定了

高启（1336—1373）　元末明初诗人，江苏苏州人。参加编修《元史》，受命教授诸王。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后因连坐而被腰斩。

征途险巇，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悲歌》）

诗只八句，但诗人所写出来的悲怆之情、危绝之境、苍茫之意、孤愤之心，那种艺术上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这些诗句，让人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的大气、李白《蜀道难》的壮观，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结尾“仰天悲歌，泣数行下”的断然收煞，也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那戛然而止的句式。这首诗，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误认为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现代的读者，显然不太熟悉这位在中国，已经很冷门的人了。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1336年，死于1374年，只活了38岁。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他的代表作《青丘子歌》，其实就是他的归隐宣言、他的追求目标、他的文学宗旨、他的诗歌人生：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镊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觅好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机，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斩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若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江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效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

这首自叙诗，与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入世不同，也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不同，而在元末明初这样一个战争环境中，要想远离动乱求得安宁，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的出世。

这首诗，结构之奇特，句法之跳跃，用词之突兀，选字之怪异，堪称“一绝”。

这首诗，想象之丰富，意境之广博，灵感之飞腾，情感之高蹈，堪称“二绝”。

这首诗，思想之自由，精神之挑战，好恶之强烈，爱憎之分明，堪称“三绝”。

历史上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明诗纪事》评价高启：“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明人李东阳对“明初四杰”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他说：“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高启、对其主要著作《大全集》《凫藻集》的撰述，评价是相当高的。“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纪昀也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华，深表遗憾，高启“行也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转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老天让他活，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第一，朱元璋视他为死敌张士诚死党之一。第二，朱元璋得国后，诏赴京城修《元史》，他有过辞意，这使得朱元璋不悦。小人不可得罪，他得罪了“天字第一号小人”，会有他好？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授他户部侍郎一职，他却自陈年少不当重任，被赐金放还。明摆着不给老朱面子，还好意思拿人家的银子。诗人也不掂量掂量，这几两金子，是拿得还是拿不得，竟然以为朱皇帝对他够意思，放他回家当隐士去呢！殊不知俗话有道，不怕贼逃，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记定了你，要给你颜色看，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老朱是最小人的一个，高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死定了。

清朝的纪昀，在文坛是主流派，在政坛是在朝派，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因为他怕当今联想，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这位学富五车的聪明人说：

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的编政，阅尽数千年的古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他褒高启的同时，将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诸名家，贬了一通，这种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因为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能够活得更长一点的时间。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被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中国历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腰斩，这种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旧时代，也并不常常使用的。历史上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是比较热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杀人如草，朱元璋杀人如麻，腰斩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因此，在被夺命的中国人中间，这两位应该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惨烈的。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

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翰林院编修高启的两条命。

据明朝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及属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苏州，以及属地的老百姓，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称帝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宽下的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

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腰斩，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朝李贤的《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触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是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表态的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近乎吹捧，可端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绝对碰不得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精神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姓朱的典史朝觐他，都否认与朱熹的关系。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不剌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后来，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处决。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在历代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异议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政治运动中站在被告席里撅起屁股，准备挨揍者，无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原告席里声严色厉，口诛笔伐，振振有词，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者，无不自称为苦大仇深的贫民。其实，后来的调查发现，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腐化分子、贪污分子、不可救药分子的大多数，倒不是站在被告席里的“黑五类”。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

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被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朝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朝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称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的《四库全书提要》载，“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殉死的。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是不会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是可知的。但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封建王朝，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做亲密状，但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独裁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选择沉默，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这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就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还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笑到最后最后什么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他自己开路，却要你去当傻帽，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来说，高启是重要的；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什么？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米香、夜色、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无望之未来，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少类似文人在锤炼字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国的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儿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