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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本中说，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乃圣人一个。细琢磨起来，这些话很值得怀疑。我个人觉得，从总体上说，大禹不能算圣人，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曾起到过极坏作用、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世袭制就是大禹发明的，世袭制导致了几千年的制度腐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肯定大禹，实际上，说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一点也不为过。

在大禹之前，天下的治理者的地位实行的是禅让制，实际上就是大家推举贤人当领导人。按说，这种体现民意的选举制具有科学进步的意义，类似于西方国家选举总统，当然那时的选举机制尚不完善，但毕竟是领导国家的人由大家选出的，而且这些领导人不是终身制，一般来讲，领导人感到年老体衰时就让位。据说，尧从十六岁开始治理天下，在位七十年，到八十六岁那年，他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想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他向全国各地发出公告，号召人们推荐贤能的人。过了不久，人们推荐了舜，于是舜就接替了尧。后来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业绩不凡，舜就把君主的位置让给了大禹。按着“禅让制”规矩，后来人们又推举伯益为大禹的继承人。然而，大禹却心怀私心，残酷地践踏了“禅让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此开了天下世袭制的先河。

据说，伯益为捍卫“禅让制”，曾召集东夷部族向启进攻，而启早有防备，经过一场大战，启把伯益的军队打败了，此后，还有一个部族首领有扈氏站出来指责启，要求他把王位还给伯益，启大怒，又发兵把有扈氏打败了，从此，选贤任能的“公天下”制度变成了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

在我看来，大禹治水确实功不可没，确实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特别是他在治水过程中，曾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然而，相对于他所建立的坏制度——世袭制来讲，这显然是一毛对九牛，也就是说一毛的善对九牛的恶。从这一意义上讲，大禹是一位大恶之人，他治理天下的目的就是由为公转为谋私，是为其儿子谋取地位。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对大禹的小善津津乐道，而对于他的大恶却视而不见，甚至加以掩盖和美化，讳莫如深，我不知这里有什么思想作怪，是什么心态在作怪。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至关重要，坏的制度会使民族走向衰落，好的制度会促使民族走向振兴。正所谓“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人，坏制度使好人变坏人”，这是常识，毋庸绕舌。翻开二十四史，世袭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简直是罄竹难书。老子当了皇帝，不论儿子是傻子、疯子、呆子，不论是阿猫、阿狗、阿猪、阿鼠，照样有继承老子地位的权力，老子一完蛋，他们便堂而皇地登上至高无上的龙椅，君临天下，治理国家，全国老百姓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你说这老百姓还有好吗？在封建社会，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位置常常坐着一位素质很差的人，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而发明这一制度的大禹是不是难辞其咎。

大禹作为一个古人，我们是没办法去追究他的“历史责任”的，但我们对大禹的恶视而不见，仍然奉大禹为圣人那是十分可笑可悲更有害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现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比如，喜欢战争的民族把战争狂人奉为英雄，爱好艺术的民族把艺术家视为精英，热爱体育的民族把体育明星举得很高等等。美国人崇尚选举制，他们把华盛顿视为英雄，因为华盛顿建立了总统选举制和任期制，并创下了任期不超两届的先例。如今，美国人仍为华盛顿所建立的制度而自豪。再如，法国人注重法制，他们就崇尚拿破仑，国为拿破仑建立了《拿破仑法典》，成为法制理论的奠基石。我想这些建立人类科学制度的人，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相比之下，大禹建立的是什么制度呢？

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容忍大禹的恶德、仍然奉大禹为圣人，说明很多人仍对大禹建立的世袭制持认可或默许态度，说明我们大脑中封建思想远远还没有消除，而近年来出现的影视剧粉饰皇帝、以至赞美皇帝、弘扬“吾皇圣明”的热潮就是最好的明证。制度上的落伍是最可怕的落伍，当我们把建立先进制度的人奉为英雄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了。

（原载2001年12期《计划与市场·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