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从广义上讲，我与在座的各位同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此文字非彼文字。我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我的文字充满个人的色彩，更散漫一些。你们作为政策研究的专家，更讲究文字的针对性、严谨性和指导性，你们既是省委的“智囊”，又是“文胆”，湖北改革发展的“大块文章”和重要文件，都从你们手中出来。但作为搞文字的同行，我还是有一些体会在这里交流。

先讲第一点体会：文字无小事。

从二十岁时我在《湖北日报》发表第一篇通讯到现在，见诸铅字的文章写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我深切感受到，文字无小事，文字有力量。因为人类的思想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我们认知马列毛邓思想，其途径也是靠文字。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之一，但学习汉语要比学英语困难得多。在汉语中不同词语里的同一个字，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弄清了它的来源，在用的时候就会感到这个字魅力无穷、奥妙无穷，文章也不会写得干瘪、单薄。关于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吕氏春秋》里有一段精辟的表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两千多年前的这段论述，对我们文字工作者是一个警示。

我年轻时，尽管从事文字工作，但还并不知道文字的深浅。我的老师是著名作家徐迟先生，当年学文学，他让我读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一篇政论文章。当时我很疑惑，那么多文学名著我还没读，为什么读这个呢？他说，你把文学放下来先读这个，为什么读这个？这是语言表述的经典，我们要学他的经典表述。比如，书中的观点讲，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为什么这个地方出暴君，是因为当地民间习俗养成的。再比如，一个人的语言能够表述自己的思想，首先得自己有思想。徐迟老师还说，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的文章都是不一样的，要分门别类地读。他还让我看二战时一些国家元首的演讲，看看这些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领袖，他们脱口而出的思想、语言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他还说，如果让你去给他写演讲稿，你能写成什么样子？能否写到使群情沸腾的地步？他问我，罗斯福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时的演讲，你能看出好在哪里吗？看不出来就去学美国历史、美国宪法，然后再来看。

这样读了几十年，直到金融危机出现，我国以四万亿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时，我这才慢慢看出，罗斯福的能力和他高明的决策。这也证明，对于从政者来说，语言和文字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文字，再华美，再灿烂，也只能给人以空洞的感觉。

从古到今，中国始终把从事文字工作、从事政策研究的这些人，置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明代的翰林院，就职能来说，与我们政策研究室最接近。翰林院里主要有四种人，第一种叫“编修”，也就是研究政策的。张居正的第一个职务就是编修，从编修到宰相用时二十多年，可见他的政策研究是如何出类拔萃。第二种叫“编撰”，专门给皇帝写诏书、起草文件的。第三种叫“侍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帝师”，给皇帝讲课的。第四种叫“侍读”，也就是陪皇帝读书，随时释疑解惑的。这四种人基本上没有在这个位置上终老其身的。明代对文字工作者的尊重、提拔和使用，甚于今天。当时，进入内阁首先得有一个资格，即必须是大学士。大学士有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及华盖殿大学士。只有成为大学士，才有资格进入内阁，也就是说，必须是专家。这些专家几乎全都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行家里手。当时的大太监冯保为刚刚登基的万历小皇帝拟了一道诏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雷霆大怒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意思是说，不经内阁大学士们的草拟、润色，皇帝的诏书就不算诏书。在明代，总共有一百余位内阁首辅，其中绝大部分都有翰林院工作的经历，都是搞研究、搞文史的出身，这是明代用人的一大特色。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但他不用操心，政务同样可以处理好。这是因为内阁首辅是“职业政治家”，这些职业政治家没有一个口才不好、笔头不好的。这两样是政治家的首要标准。

大家都熟知，《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语言的渗透力非常锐利。这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语言，也是诗人的语言。我三十岁的时候，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政治家聂鲁达的作品，有这样两句诗：“我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同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人握手。”当时我认为，这不是大白话吗？怎么能叫诗呢？“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才是好诗啊！等到我有足够的阅历后才明白，那诗背后是什么，才知道这么简单的两句诗，后面所蕴藏的人格力量以及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艰辛。聂鲁达献身革命，欲推翻暴君的统治而遭到通缉。流亡的过程中，他到过很多城市，许多陌生的人帮助过他。这两句诗记录的便是这段历史。所以，读懂一篇文章、一首诗，首先要了解这篇文章产生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经历。对文字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时代与作者的理解。

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在那“东风吹来满眼春”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在与朋友聊这件事，忽然联想到明朝万历年间推动过改革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便萌生了深入了解这个人的想法。回来后，我到处找有关张居正的书，但那时资料很少。“文革”以前出版过一套《张文忠公全集》，厚厚四本，费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没有再版的这几本书找到。我原以为看看这几本书就能了解透张居正，谁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学术研究的大门。仅这四本书远远不够，还得读《万历皇帝传》《嘉靖皇帝传》《隆庆皇帝传》等，还要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管理模式、财政制度等。深入进去后才发现，我是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银河系”。其实这个“银河系”一直都存在，只是被我们忽略了。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为全省第一人；十三岁第一次考举人，考策论，三个主考官对其文章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湖广巡抚顾磷阅卷后，很是惊讶，一看名叫“张白圭”，调查得知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有这么老辣的思想更是不得了，便将他们父子找来问话。张居正的父亲也是考生，屡考屡败，这是第九次赶考。问完话后，顾磷说，你的名字得改一改，“君子居其正也”，就改名为“居正”，并把犀牛角腰带送给他。还对张居正说，你将来要入凤阁鸾台，肯定不系我这个腰带，你是“腰玉之人”，但是你要更加勤奋谨慎地对待自己。明代官员服装品级，只有正三品，即今天的正省级干部才能系犀牛角腰带，只有宰相能系玉带。这件事，全武昌城传为美谈。但第二天放榜，父子二人双双名落孙山，这实为顾磷要杀杀这孩子的骄气，只有多打磨方可成材，宁可让他受点委屈，也不能让中国多一个唐伯虎、少一个魏徵。顾磷认为，雕虫小技的文艺不足谈也，还是要当大政治家。结果，一直磨砺到十九岁，才让张居正考中举人，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一般来说，新科进士中，百分之七左右可以进翰林院见习，两年后转正。张居正被选入翰林院，主要研究历朝的典章制度及治国之道。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工作中却常有不同于常人的看法。当时有一个思想家叫何心隐（江西吉安人），恃才傲物，是民间的意见领袖。在一次学术聚会上口若悬河，时任编修的张居正拿眼睛盯着他，一言不发，分别时对他说：“你说得太多了。”何心隐看着张居正离去的背影说：“他年杀我者，必此人也。”二十年后，果真应验了。我在《张居正》小说中写了这段历史。自古至今，笃学多思是搞政策研究的第一要旨，而谨言慎行是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第一要义。

张居正二十五岁转正，真正成为天子近臣。当时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徐阶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好，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很有城府，热爱学习，沉默寡言。张居正转正之后，这个两年不怎么说话的人，就立即给皇帝写了一道针砭朝政的奏章，即著名的《论时政疏》。我三十七岁读这篇文章时没读懂，反反复复读，认认真真琢磨，找了很多资料对照研究，直到一年后才读懂。张居正把这篇文章送呈给徐阶，但徐阶并没有转报上去。他不是忌才，而是为了保护这棵好苗子。徐阶认为，有思想很重要，但什么时候表露思想更重要；有思想不难，让思想化为执政的纲领很难。当时嘉靖皇帝一门心思炼丹，想长生不老，把持朝政的是大奸臣严嵩。他与儿子严世蕃二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是对朝政提出批评的人，轻者撤职，重者腰斩。这时候张居正的奏章送上去，肯定会招来大祸，所以徐阶才压了下来。但年轻气盛的张居正不服气，认为朝廷正气不张，自己这么干下去是虚度光阴。于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就请假回江陵老家养病。二十七岁，这么年轻会有什么病？这只是“自炒鱿鱼”的托词而已。他回家读了五年书，在父亲催促下又回到北京销假，继续当编修。这时徐阶已是次辅，地位仅次于严嵩。他接见张居正，觉得这五年来张居正的躁气减了很多，于是加紧对他培养。四十二岁时，张居正就以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成为内阁次辅。张居正的成长之路给我们一个启示：做政策研究一定要沉得住气，板凳要坐十年冷。

不久前省图书馆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书法展，某天晚上，李鸿忠书记百忙中抽时间去看了看，他在写有“坐冷板凳，做老实人”这两幅扇面跟前停下来说：“这八个字好，冷板凳坐不住，老实人不愿意做，就不可能做什么大事。”当今社会丰富多彩，**很多，但一个人一定要在心里放一张冷板凳。这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我有一个体会，一旦进入状态，坐在冷板凳上的时候，心就会很静，如果发躁的话，心跳就会加快，血压就会升高，这时候思考问题，往往会有偏差。张居正四十八岁当上首辅，才得以施展抱负开始改革，万历新政才得以在全国全面推行。他的改革一直是为后人肯定的。但要考察他的经历，如果用今天用人的标准看，他是不够格的，他没当过县长，也没当过市长，没做过一天基层行政工作，也没有当过封疆大吏，他一辈子的职务是搞研究，但谁会说他是书呆子，谁能说他不识民间疾苦呢？知道民间疾苦的，不一定是天天和老百姓在一起的人。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让他达到事业和人生的巅峰，离不开他做政策研究工作的长期积累。

下面讲第二点体会：一个文字工作者必备的素质。

从事文字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质？从张居正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这样几点。

第一是笃学。学习一定要坚持，要勤奋，要一辈子手不释卷。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学习一点知识可以管用几年，但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一天不学习就会落伍。“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终极道义，世间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二程”（程颢、程颐）的《遗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读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毛主席读书是怎样才能放纵，蒋介石读的是怎样才能收缩，这是一对政坛上的大对手。两个人读书的旨趣不同，决定了不同的结局，决定了彼此的成与败。要把所有的是非分辨出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是不可能的。最会读书的颜回也不敢说这个话，积少成多才会找到贯通处。我十六岁下乡时没有书读，把周围五六里范围的书都借来读完了。后来，实在没书读就读《康熙字典》，我每天学十个字，中午休息时用棍子在地上写这十个字，晚上回去用这十个字造句。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认为《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字是《康熙字典》中找不出来的，肯定还有许多超过《红楼梦》的杰作，都隐藏在这套《康熙字典》里，只是我们找不到这些文字的排列密码。这样的密码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只有矢志苦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让文字鲜活起来、伟大起来。于是，我更加发愤地读书。有一天我借来《文心雕龙》，书主只肯借我读一个星期，在书快取走时我急了，就将没读的抄下来，最后一个晚上还有好几篇没有抄，但是煤油灯油干灯枯，我急得跳脚，把家里的菜油倒进灯里，居然点着了，我就借着菜油灯把书抄完了。那几天，我们家吃的是白水煮萝卜。我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读书的。没有灯，为了读书冬天起得非常早，出早工之前就起来，但有曙光的地方一定是风口，我就跑到村头风口上读书，手脚都被寒风吹得开裂。就是靠着那样一点曙光去读书，好在老天爷眷顾我，眼睛竟然没有坏过。就这样，读了很多很多书，但感觉化不开。文化文化，文不能化开，文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佛家谈悟道的三重境界：学道之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学道之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得道之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快四十岁时才豁然开朗，这同佛教悟道是一样的道理。在储备丰富以后，阅历又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一天所有的知识会突然生动起来，背过的那么多唐诗、那么多文章，到那一天就像排队一样涌现出来，所谓“下笔如有神”。

第二是慎独。就是小心说话、行事。明代开国制度设计者宋濂，参加工作时已经五十六岁了，早年长期教书带学生，是一个民间人士，后来朱元璋发现了这个人才，尊他为宋先生。朱元璋经常找他密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晚上，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他守口如瓶，嘴里不说半个字，还在办公室里挂了两个字——温树。西汉时有一个宫殿叫温室殿，皇帝经常在殿里和御史大夫孔光商谈国事。孔光谨慎到什么程度？有一天回家正好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在一起吃月饼过中秋，院子里的桂花都开了，夫人说，你看桂花开得多好，这么晚才回来，宫殿里难道也有桂花树吗？他说，今天这个月饼真好吃，是夫人亲自做的吗？他答非所问，连宫殿里是否有桂花树都不说。“温树”，从此就成为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守口如瓶、谨言慎行的格言。后来还是有人问他政事，他不说话，手往后面指那两个字给人看。

再举一个例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一般人看来，白居易的《琵琶行》是千古绝唱。但宋濂对白居易的评价是“大失臣体”，就是说，失掉了做臣子的本分。他认为，皇帝把你贬成江州司马，你却和一个沦落风尘的妓女同悲沦落，这不是自我作践吗？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忘掉朝廷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嘛！这就是有“温树”境界的人的风骨和观察人事的立场。

第三是多思。一定要勤于思考。创新是文字工作者的灵魂。有新思想新观点很难，才高八斗不一定有新思想新观点。苏轼一辈子遭遇了很多坎坷，其实他的文采淹没了他的政治才华，他是一个思想家，是有宰相之才的，而李白没有。李白是有了两盅小酒就开始疯狂，说过头话。苏轼对杰出历史人物、当朝典章制度进行了很深的研究，他的策论文章，其思想锋芒远超《赤壁赋》，只是一般人不懂政治，只把他当成文学家、诗人看待。他对一些政治问题、历代的兴衰得失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比如，他论诸葛亮。诸葛亮在一般人心中是神，杜甫对诸葛亮的评价是“万古云霄一羽毛”，是一种诗人的评价，有点不落实际。但苏轼的评价是：“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看到这一段后，我认真阅读了《隆中对》，实地考察了汉中、襄阳、南阳等地，从地理实际来看，三分天下的一些战略、战术确实是行不通的。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在信息闭塞、地理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写出正确的取天下之势的文章来呢？所以当时诸葛亮更多的是文学才华，还不具有政治家的谋略。但我对他的人格是赞赏的。前些年，陕西勉县武侯祠管理方让我写一副对联，我上联写的是“兖州荆州益州，一生事业千秋相”，下联写的是“隆中汉中关中，半世功名五丈原”。后来，我想到了杜甫怀宋玉的两句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任何一个问题都容易形成世俗的观念，而我们要在世俗观念中找到自己的学问立足之处，才能有不一样的领悟。

再讲第三点体会：我对文字工作的一些理解。

二十岁时，我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就是因为这篇通讯，我由一名下乡的知青，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写材料。县委书记是个参加过抗战的大老粗，他认为能写诗的人，各种材料应该都能写，不像今天分工很细，写文学、写通讯、写调研报告，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一天，他要求我们写材料的几个人对英山县学大寨的做法做些宣传，一人写一篇稿子，要刊发在《湖北日报》上。我吃了很多苦，看了很多材料，写了一篇《四大嫂战斗队》。县委宣传部长看后说，这篇文章有新意，最后上报时就用了。后来，县委书记高看我一眼，说这个年轻人写文章还行。

我对文字工作的第一个理解，就是要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有一年，县委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让我写会议报告，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从没替领导写过报告啊，急得要命。经过一番努力成稿后，听人说县委书记总念错字，这可是个难题，这会让别人认为是撰稿者的能力问题。所以我就结合英山方言，全写的谐音一样的错字。比如，将“抛头颅洒热血”写成“跑头颅杀热血”，但用英山方言来念，一个错字也没有，一改过去县委书记常念错字的问题，效果特别好。

我对文字工作的第二个理解，就是为领导服务，要懂得领导的语气、文风及水平。要明白，是领导做报告，而不是我做报告，要突出领导的讲话风格。写材料可以自信，但千万不能自恋。为他人作嫁衣裳，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尽管衣裳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但你也有一份光荣。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因而，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换位思考，把自己想象成思想家，想象成领导，想象成女人，想象成老人，等等，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再下笔。

我对文字工作的第三个理解，就是要做到独创性，必须多掌握几种文体。曾国藩认为，为长官服务学识一定要渊博，如果他有十三门学问，而你只有两门学问，那可不行。有句话叫“久病成良医”，同样，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总有一天会成为文章圣手。但有一点要铭记，把服务对象一定要研究透。比如，鸿忠书记经常讲的“企业家老大”这句话，较容易引起歧义，一些非企业界的，例如科技界的，可能会说，企业家是老大，那我们是什么呢？我研究以后说，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是利用企业这个平台，将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功能进行组合，而让企业成为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所以，对于领导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我们要认真思考，给以准确的定位和宣传，苦心孤诣地把每一个词语解释通透。大家知道的，随州祭祀炎帝神农的四篇祭文，当时如何确定文体，就颇费了一番周折。祭文是古代的文体，但不能太拟古，语言要照顾今人，既要读得像古文，又要让今人好懂，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祭文要对湖北的中心工作有所昭示，但又不能教科书式的说教；第三要求，要考虑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我就按这个要求来写《颂炎帝文》，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最近，又有人让我写《楚商宣言》，要在第一届楚商大会上宣读，我说那可和祭文不一样，商业是时代最激进的业态，是最超前的，要用政论式的文笔，不能用咬文嚼字的文笔。用什么文笔呢？用《共产党宣言》的文笔。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写不同的文章，这样，才能彰显文字的力量。

最后，我想和在座的同人说说我的心得：文字工作千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应该以万变应万变，只有这样，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2013年10月18日

在湖北省政策研究室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