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约八年前，我做过一次演讲，讲的题目是《快乐的读书人》。读书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但是人不可能把一辈子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我在自己以往的读书悟道生涯中，比较偏好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我出生在大别山一个较偏僻山区的小县城里，而中国最适合读书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像五十年前的比较僻静的山区小县城这样的地方，它是城乡的结合部，既不乏城市的信息，又有农村的形态。我们有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是在小县城里出生的。小县城里的生活给了我精神和物质的营养。很多年前我写过诗，写到了深山的小县城，说那里是“牛铃摇动的城市”，是“混凝土建造的乡村”，表达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传统文化对我来讲，就如同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阳光与水，是故乡给我的精神食粮。当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很多，但我的祖辈很少接触外来的文化，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之前，也极少接触到异域文化。我一直在传统文化形态下生活，因此我觉得，别的文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是我的母语文化让我诞生、成长、壮大，后来一直延续，最后走向自己的终点。这种感情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状态。

上次来国学院座谈时，冯天瑜先生问我，这次讲座讲什么？大家都知道，张居正是中国有名的改革家，如果讲张居正和他的改革，对这么多在国外生活的同胞来讲，也许是个太具“政治性”的话题，可能不算最佳的选择。因此我觉得，还是从传统价值观对当下社会的启示这个角度，来讲一讲我的一些体会比较合适。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个题目，我近几年思考了很多。从小由于家学的原因，我读了一些古籍和典籍，那时读书有点囫囵吞枣，并没有想到它有什么用。等到我进入了社会，理解这个社会渐渐达到一定宽度之后，再回想当年我受到的家学教育，把储存在我少年记忆中而没有用到的一些观念重新焕发出来时，我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生活哪些是进步了，哪些是退步了，哪些让我们振奋，哪些让我们痛心疾首。以史为鉴，今天，我想同大家一起探讨对“仁”的理解。

我分三个内容来讲。首先讲的是：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养育了这一片东方大陆上的人民。在漫长历史的融合发展中，渐渐由儒、释、道三家构成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核心。那么，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从哲学观与方法论的角度讲，儒，用一个字可以概括它的意义，就是“中”，不偏不倚谓之中。释，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空”。《心经》上讲“五蕴皆空”，然后又讲“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思维状态。道，也能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样一种状态的表现，是从“无”开始的，包括我们经常听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逻辑都是从“无”字概括出来的。

如果从价值观与认识论的角度讲，也有三个字，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儒、释、道。佛就是“悲”，所谓大慈大悲、慈悲为怀的“悲”。进寺庙我们会听到《大悲咒》，悲，反映了佛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人从生下来就是悲剧的开始，人间有喜剧，有正剧，但最终无论是什么人，其一生在佛家看来，都是做悲剧的文章，人生就是要解决这个“悲”字。悲天悯人是佛家的情怀，要解决悲剧这个问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不在此岸而在彼岸。解决悲的问题首先是“觉”，觉悟的“觉”，先知先觉的“觉”，这就是佛教讲的价值观。道，也是一个字，那就是“德”。老子的《道德经》就讲到了道与德的关系。道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就是要一辈子解决“德”的问题，凡是符合“道”的，就是“德”，我们讲“德配天地”，德就是道的精神层次上的体现，道是客观存在的，德则是理解了客观以后的主观需求和对应，所以说，“老子疾伪”，“伪”就是不符合客观规律，伪君子就是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有一次我在演讲中说到八个字：“人为为伪，人弗为佛。”为是人主观想的，它不是“德”，我们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说国家要“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离开德而去想自己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凡是人想要的，就是“伪”，凡是人不要的东西，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佛是一个单人加一个“弗”。

儒，在价值观上也是一个字：“仁”。用甲骨文，甚至更早在仓颉造字的时候，“仁”字的写法是一竖两横，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象形文字中，一竖，就是古人在八卦上的一竖，一竖为阳，两横为阴，一为阳，二为阴，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仁”字就是从阴阳关系中创造出来的。阴阳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古文化。什么是上古文化呢？就是上古时期提炼出来的哲学观，主要就是阴阳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里有“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说法。所以说，中国文化最早的元素，就是从阴阳这两个字演变出来的。这是上古文化的特点。我们讲的道德，就类比阴阳。比如说汶川为什么发生地震？一个看似自然的问题，是客观上的某种原因造成的，研究这个规律就是“道”。然后，这个事情如何避免它，如何处理它？最得当的方法就是“德”。“德”就是自然规律；“道”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只要弄懂了“道”“德”这两个字，一个人就能成就大事业。古代人讲“三公”政治。周朝创立的“三公”政治，就是分属行政、司法、军事的三个人，即主管行政的周公，主管司法的召公，主管军事的姜太公。三公的职责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坐而论道，协理阴阳。所有古代宰相，没有到处跑的，宰相都坐在帷廊之下，沉思国事，研究道德。古代的“三公”政治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方式。古代帝王学，就是讲这个君子垂裳而治的道理。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仁的意义就有所改变。“仁”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说一竖两横是先天的仁，源于道家的思想范畴，那么单立人的仁，则是后天的仁，完全变成了儒家思想。当两个人出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去理解另一个人，就需要把两种不同的声音用一种方法统一起来。那么，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仁”就要起作用了。可见，仁，主要是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解决人类社会问题。

关于“仁”，孔子有很多重要的论述。比如《论语·颜渊》一节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接着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说，把自己所有的私欲控制起来，去恢复周朝的礼制，这样一来，你的仁心就会出现，仁心出现了，你周边所有的人就会爱你。由此可见，周礼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再看《论语·卫灵公》一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成功便成“仁”，杀身成“仁”，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孔子第一个把整体的思想道德规范集于一体，那就是一个字：仁。他以“仁”为核心，形成了完整的伦理和思想体系。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仁是中国传统哲学观与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以仁为本体，其内容还包括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等。这十二个字，都是“仁”在每一个不同侧面展现出来的美好品质。国家需要你“勇”的时候，你就勇敢地迎接挑战，舍身成“仁”；国家需要你“信”的时候，你就诚信待人；国家需要你宽恕什么人的时候，你就要遵循“恕”道……以仁为本体，由此衍生出复杂的伦理价值体系，上面所说的十二个字，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仁是分存于每个字的意义中的。佛家的观世音菩萨，有一种形态是“千手千眼”。小的时候我不懂这个，后来我懂了。因为佛家讲的是悲，人世间有多少种苦难，观世音就用多少只接应的手、多少只智慧的眼睛来看你。仁也是这样，仁在你没落的时候给你勇气，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信仰，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给你照应。这样一来，仁也像佛教中千手千眼的观世音一样，是身法千千万，每一种身法，都对应了你当下的思想状态以及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来接应你，帮你解脱。在这方面，孔子还有很多论述，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解释如何爱人的。究竟如何爱人呢？就是我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别人站得住；我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行得通；凡是我不想要的东西，我也不会给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这就违背了爱人的思想。与人为善，这个“善”就是良知，就是诚信；既是谦卑，也是勇敢。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爱人”，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这个胸怀拥有了，这种境界达到了，就是古人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仁是孔子思想境界的最高体现。

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交替时，为什么会提出“仁”这个概念呢？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冯先生给孔子下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原有的制度”，就是周朝的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周礼。孔子生活在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即由上古向中古过渡并转型的时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生活在历史转型期的。幸运的是，在中国的第一个转型期，孔子出生了。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全球化也就开始了，中国的第二个转型期就在那时萌动。现在，我们也有幸处在中国历史的第三个转型期。一个转型期需要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单个的人在其中是十分渺小的，转型期的时间跨度非常长，而对历史长河来说却仍然是很短暂的。孔子是中华历史第一个转型期里产生的一个“奇观”。如果说，炎黄文化是华夏文化的起源，阴阳八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那么，孔子的儒学就是华夏文化第一次大裂变，是中国思想的一次升华。

周礼就是从炎黄文化开创来的上古文化的结晶。周礼，是周代典章制度、文明规范的体现。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这样一种好的文化，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转型期呢？其转型的特点，就是旧有的文化不管用了，新的文化还不足以支撑起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仁人志士来研究文化的断裂。孔子就觉得，他要研究周代文化起源以及这个文化在历史上起到的巨大作用，现在它为什么不适应这个时代了，是周朝错了吗？还是现在的人错了呢？他得到的经验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后他又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觉得，自己应该把一辈子的心血用在恢复已经崩坏的周礼上，把在文化地震的废墟上重建文化王国作为己任。孔子自觉地承担起了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重任。他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仁”字，用这个“仁”字来解释周朝礼乐文化，并使之有了现实意义。这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也是一种挟雷带电的创新。一个“仁”字，成了一把解释周朝制度并使之理论化的钥匙，这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文化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

孔子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出现过不少关于“仁”的思想表述。如，《诗经·郑风·叔于田》：“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诗经·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从这些论述看，上古时代的“仁”和孔子的“仁”有接近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诗经》是孔子删定的“洁本”，据说原编者为尹吉甫，现在流传的都是“孔子版”。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两则论述，“仁”与“美”同列，“美且仁”，即人很美且很善良。《尚书》中“予仁若考”中的“考”通“巧”，“巧”的定义是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它更多的是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本领上去说的。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仁”，是一种对人的品质与才艺的赞美。孔子借用过来，扩大并丰富了“仁”的含义。

“礼崩乐坏”有两大具体表现：一是社会上普遍存在蔑视权威；二是利益至上。从经济学家的观点讲，这也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在孔子这样的思想家看来，“礼崩乐坏”是一种社会倒退、阴阳失调的恶劣表现。我们今天就存在着孔子说的那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礼崩乐坏”的事情。因此，孔子的“仁”对当下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每一次变革导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剧烈变化，人们由平常心、佛心、道心，变成了“机心”。“机心”，这是庄子的说法。庄子是寓言大师，他的深邃思想都蕴藏在寓言故事里。有一天，他带着学生在路上走，看见当时的一项科技创新，人们挖井并用辘轳取水，他的学生于是就赞美科技进步是多么伟大，庄子却感叹说，“机心”既生一发而不可收，人类就会向着恶的一面去发展了。人如果要保持本真的状态，就要去掉“机心”，增添道心、佛心、仁心。所以，到了明代后期即十六世纪末，李贽在湖北的麻城讲学，讲到了“童心说”，希望人们重新回到“儿童时代”。当整个社会的人心都被“机心”控制的时候，你如果拥有一点“童心”，也就有了更高层次的智慧。若干年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弟弟从老家送来一只鸡，儿子看见了，想养着这只鸡，就给鸡的一只腿绑上绳子，系在栏杆上，在阳台上养着，还弄了一些小白菜、米粒和水喂它。他对鸡说，这里有水、有菜、有米可以吃，教鸡如何生活。他放学回家后，发现阳台上有很多血，他问：“谁打这只鸡了？”大家都说没有打。鸡因为习惯刨食，刨水泥地当然会弄得脚趾血淋淋的。儿子看了很伤心，用创可贴给它包扎，然后又对鸡说：“地很硬，你别刨了，我们喂你吃。”第二天中午回来，看到这只鸡奄奄一息了，爪子又被刨烂了，他很忧伤地对鸡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要这样！”我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伟大的圣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却如同这只鸡一样，听不懂圣人的话，结果我们把自己带进了死亡，带进了坟墓。庄子说的“机心”是圣贤之言，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都是我们听不懂的真话，结果往往如同那只鸡一样，最终失血而死。

除了“机心”的说法，庄子还有“朽木”的说法。一天，庄子带着学生来到一片树林，看到一棵朽木倒在那里烂掉了，庄子对学生们说，你们要注意，做人不能做成朽木一样，任人踩踏，没有尊严。再往前走又来到一棵正在被砍伐的参天大树跟前，庄子又对学生们说，你们做人不能像这棵树一样，这么英俊高大，否则人们就会砍了你们去做栋梁。学生们不解，就问老师，朽木也不能做，栋梁也不能做，那我们做什么？庄子说，做你自己！老子讲《道德经》很抽象，庄子讲做人的道理却是寓言化的，很形象。孔子与他们两人又不一样，他能把所有复杂的问题都变成操作性很强的准则，变成“仁、义、礼、智、信”这样完备的思想与道德的体系，可以进入每个人的生活，进入国家常态中的“顶层设计”。正因为如此，儒、释、道三家，一定是儒为首，这一点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我们的先贤、圣人很多，有的圣人讲小乘佛教，讲自己修行；有的讲大乘佛教，讲天下人一起修行。反观我们当下的中国，人际关系是如此冷漠。我昨天看到网上的一则小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车把一个年轻人碰了，那个老太太把车门一关，躺在了地上，她倒变成了受害人，年轻人呢，也躺在了地上。这就叫“人心不古”。还有就是，见义勇为的救人者反而被诬，为什么人会变得这样冷漠，把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救人反被人诬，拜金主义盛行。这样的状况，类似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处的转型时期。每一次旧的传统即将毁灭，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约束力，人性的恶、低劣、庸俗、卑鄙等等不好的东西就出现了，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这就是整个社会缺乏“仁”和“爱人”之心的表现。

我们常常感叹今不如昔，每个人都“记得住乡愁”。乡愁美好，其实就是说当年比现在好，才会记得住，才会怀念。如果今天比过去好，我们还要乡愁做什么。提出这个口号，让我们怀旧，就是怀念单纯的人心，怀念良好的风气。感叹今不如昔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之一，也是我们“记住乡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八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单纯从生活角度来考虑，科技是一场盛宴；可是，从人类最根本的需要来看，科技却是一场瘟疫。什么是科技创新？人类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吗？李白没有这些东西，他能成为伟大的诗人，今天还有像李白那样伟大的诗人吗？恶的东西一出来，总是有人趋之若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大慈大悲的人，先知先觉的人，从社会一开始发生某种转型的时候，就会表示出忧虑，但是往往没有多大的用处，直到灾害已经发生，多少人为之失去生命，人们才会理解这些先觉的声音，可是那时悔之已晚矣。

接下来讲第三个问题：仁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王道”。

孟子在孔子提出的“仁”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著名的“仁政”之说，即把“仁”的学说作用到了具体的政治伦理当中，具体表现为施行“王道”，反对霸道统治。

孟子曾对求教于他的梁惠王说过一段话：“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段话里，孟子阐述了“仁政”统治的三条原则：一是“省刑罚，薄税敛”。古人讲“苛政猛于虎”，即是说刑和税过重了，比猛虎还可怕。所谓藏富于国，民必反之；藏富于民，国必强之。二是“深耕易耨”，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这段话，是对“仁政”与民生改善的具体阐述。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农人那么认真地种桑织布，到五十才有衣穿；农人养了那么多鸡鸭，到七十才可以不劳动而有肉吃：一百亩田才可以让数口人衣食无忧。现在如果有这个标准，非洲都不算贫困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娱自乐地生活，同一时期的有些国家还在茹毛饮血呢！中国古代的帝王重视农作，每年于春耕之前，亲自扶犁耕田，进行“耕耤礼”。这是必须的，劝农、悯农是社稷大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也十分看重孟子的学说。相传他规定每户农民必须在地里种五十棵桑树。后来，相传当他读到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段话时，就不再喜欢孟子了。

关于私人财产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孟子也说了一段话。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让一个毫无财产的人保持恒心，除了士大夫，小民是做不到的。没有解决好财产问题，就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孟子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些没有财产的人，很可能会用不法手段去谋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就必须制定很多法律去惩罚他，如此一来，国家也就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之中，会增加很多警察、牢房、刑法。增加这些，又会增加老百姓的税赋，国家就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这些人一旦“机心”出来以后，就会对父母不孝，对国家不忠，给世局、世风造成混乱，国家进行镇压，则会加剧混乱。所以，要想让国家平安，明君的政治就是施行“王道”。“是故名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人，对上会孝敬父母、养老送终；对下会养育子女、使之长大成才，他本人终身不为吃穿发愁，遇到灾难国家会救济他，这样一来，你引导他，他就会向善，国家就会安稳。孟子的学说，从个人的修养走向了国家治理方面，比孔子说得还要透彻。孟子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民生是国家之本，这一点，古往今来没有改变过。民心稳，首先是人民的生活稳，这样国家才稳。当下食品这么不安全，教育成本这么高，房价居高不下，这就是民生出了问题，改革的成就诚然很大，但民生没有解决好，改革就等于失败了。另外，还有教化问题，老百姓通过教化，自觉用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来约束自己。当前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教育，也包括整个社会教育。《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西方有三代人才能出贵族的说法，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暴发户如雨后春笋一般，真正的贵族却很难看见。对老百姓不能只富不教，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是十分重要的。财富如果给了小人，财富是会带来祸乱的，给社会带来灾难；如果财富给了君子，他会给社会创造美好的秩序。所以，在中国谁是财富的拥有者和生产者，这才是更重要的。在改革之初，我们常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改革就是要把这种现象改掉。可是改到现在，明星都有私人飞机了，科研工作者还只有国家发的一点点工资，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是财富的掘取方式出了问题；第二是财富的使用方式出了问题。只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却忘了说另一句更重要的话，就是让这部分人先高雅起来。高雅一定是教化的成果，没有道德的教化，富只能是巧取豪夺的成果。所以说，改革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很多，还需要一个明晰的方法来拨乱反正。

仁政就是王道。孟子追求“从内圣开出外王”，这个“内圣”，就是“仁”，这个“外王”，就是“王道”。有一句话叫“天下归仁”，但当下的世界恰恰相反，是“天下归霸”。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我们可以用这套哲学体系去看美国。美国是全球化之后的胜者，对内是王道，对外是霸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会称霸，我们可以用“仁”这把钥匙，去打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扇大门。我认为，还是屈原的那句话说得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展现出来的状态，如果站在更远大的时空来看待，可能就是错的，但在当时，你就算知道是错的，也得跟着。或许科技是缘木求鱼，全球化更是个骗局，只会让美国得到好处。但中国因为1840年以后受尽了创痛，包括我们的道德沦丧，民风失去了淳朴，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一件一件去梳理，一件一件去辨析和厘清，重新发现它的创新之道。中国历来有“道统”与“政统”之分，“政统”处理的是国家事务，“道统”讲的是理论政治，只有两者合力，一起推动中国这辆巨大的列车前行的时候，我相信，“天下归仁”这个伟大目标，最终还是会实现的。

2014年5月

在武汉大学国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