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各位朋友，这是我第二次登上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做演讲。上一次讲的是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的改革，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海南与明代的历史文化。

为什么讲“海南”和“明代”这两个关键词呢？虽然我今天的演讲中还会讲到其他的朝代，但是明代是我主要研究的历史范畴，其次是宋代。海南今天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如果不在海南讲海南，在别的地方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讲海南，或者说，听众的兴趣不会这么大的。

“海南”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那时叫“海南海西节度使”。一听这名称就知道是一个军事建制。最初的海南，就是属于军管的性质。“节度使”是军事衙门，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这个级别。但是，节度使作为海南的最高长官，是既管军事又管行政。海南节度使的衙门设在儋州。以今天的眼光看，儋州没有海口、三亚的名气大，但在历史上，儋州是海南最好的地方。那时海南也不叫“海南”，叫琼州，它最早是雷州的一部分。“海南”这两个字在东汉，即把琼州分成了海南、海西两块，当时的海南只是海南岛的一部分。我看过明代的《大明一统志》，这本书是明英宗朱祁镇让李贤领衔编纂的。

在这部明代官方的地理书上，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海南的建制。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手上，海南正式定为琼州府，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建制。琼州下辖三个州，即儋州、万州、崖州，都是“副市级”，还有十个县，即琼山县、澄迈县、临高县、定安县、文昌县、会同县、乐会县、昌化县、陵水县、感恩县。其中的昌化县，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流放地。在这部志书里，记载着琼州府东至海岸四百九十里，西至海岸四百一十里，南至海岸一千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岸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十五里，至京师九千四百九十里。我昨天还在问一位当地的朋友：北边的海口与广东的徐闻县最近的海峡有多宽？答案是十七海里左右。看来，这个距离与六百年前没有多大变化。明代中国的两个“直辖市”是应天府南京、顺天府北京。海南与南京陆地距离六千零四十五里地，离北京有九千四百九十里。在船与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海南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确实非常遥远。

仍然是这部《大明一统志》，对海南的风土人情也做了详尽的描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地方的人以槟榔为命，以薯菜为粮，人们吃番薯，作为主粮，各种杂菜是辅食。第二，酿酒不用曲蘖，用“严树皮”。我也不知道“严树”是什么树。《太平寰宇记》里记载，有木曰严树，捣其皮叶，浸以清水，以使酿和之。或取石榴花叶和酿。酝之数日成酒，能醉人。直到今天，海南人还有嚼槟榔与喝此酒的习惯，这个传统从古到今一直保留着。

下面说人文方面。海南的衣冠礼乐效仿中原，这个传统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主要是汉末至五代，一大批中原人来到了海南岛。不过，最多的一次大迁徙是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三国时期海南属于吴国。那个时候，有一大批人从中原逃避战难来到岛上定居。西汉时期来到岛上的人，多半是关中、河南、河北、华北平原一带的人。第二批即是东汉末年来的人，则以江浙人居多。这是历史上海南的两次大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颇有古风。

一些史籍中对海南人的性格和海南风俗也有两个评价。第一个评价是，这个地方的人“淳朴俭约”，这个地方的人单纯节俭，持家过日子很节省。虽无富民，亦无刁民。千百年来这个岛上没有富人，但是也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有一句话叫“凶年不见丐者”，意思是哪怕遇上瘟疫、天灾人祸最多的年代，海南岛上也看不见一个乞丐。这是古代的海南岛，物流还不是很发达，这个地方没有产生大的富豪，但因为植物茂盛，也没有饥荒，这是当时大致的生存状态。古时海南人的整体性格也很有特点，他们平常不怎么讲究衣冠礼仪，土著的居民基本上保持着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是，土著人非常守法，他们怕官府，怕坏人，从不干盗窃的事。当时海南的牛羊是散放的，各家各户的牛羊混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会冒领别人的牛羊。我1988年第一次到海南考察时，印证了这些说法。明代史家记载，海南既无巨富也无乞丐。还有一句话说，海南的读书人衣冠礼仪“颇类中原”。颇类中原的原因就是两次大迁徙，不少中原人来到海南定居。

海南正式并入中国的版图，是在汉代。在西汉和东汉各有一位将军率军平南，一路打到了海南岛。一是西汉的路博德，一是东汉的马援。两个人都被朝廷封为一个爵号，叫“伏波将军”。所谓“伏波”，大概是指成功地实现了对海洋的控制。随着这两位“伏波将军”来到海南的部队官兵，许多都留下来定居了，时间久了，就变成了海南的土著。十年前我到甘肃临洮，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看到很多房子都像堡垒，没有窗户，四周是封闭的、高大的干打垒的围墙。我心想，这怎么像碉堡呢？后来看到从里面走出的人全都是穿着明代的衣服。我感觉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是明朝初期常遇春的部队留下来的后代。那时的土著很野蛮，常遇春的部队平西来到这里，为了防止土著攻击，便把房子砌成了碉堡式的。历史前进了几百年，但这种建筑却延续了下来。住在里面的人穿的是当年形制的衣服，戴的首饰也还是明代的样子。这让我想到路博德和马援当年带着很多军人渡海而来的情景。所以，在海南也应该可以看到汉文化的孑遗。我到过马援的老家，陕西的茂陵，即兴平县。当地有关马援的故事流传很多。他是东汉第二个皇帝的老丈人，因为收复海南而有功于社稷，但仅仅只受封为“伏波将军”，地位不是很高。用今天的话说，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层面，只到了“正部级”层面。但是，正是这位马援在拉近海南与中原的文化差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真正让中原文化在海南得到了发展与普及，则是在唐代。因为从那以后，才开始有大量的贬官进入海南。

最早到这里来的贬官，级别最高的是唐代的李德裕。李德裕在崖洲的时候，崖洲有一个“望阙亭”，据说李德裕来的第一天上这个亭子，就颇多感慨。因为这个人在长安的时候是宰相，权倾天下。在权力倾轧的时候失势，被排挤到海南，死在了这个岛上。所以，他一登上“望阙亭”便百感交集，于是写了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这首诗的情调相当忧伤，相当凄凉。他觉得，海南离长安太远了，不要说人，长着翅膀的鸟想飞回长安，也得飞半年时光。一下子离开锦绣富贵之乡到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来，这个反差太大了！“青山也恐人归去”，一层一层的青山都阻挡着你，怕你离开了。当地人喜欢你这个大文化人啊，所以要挽留你。李德裕是第一个贬到海南的宰相级官员，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不止一首，还有很多。我想，当时海南的文人一定会跟他有很多的交往。有的时候，国家对某一个人的惩罚，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对某一个地方来讲，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就因为海南是中国最远的地方，也是最落后的地方，恨你就把你送到海南，这倒也“成就”了海南这个地方，让文化的薪火传承没有间断。

现在海口的五公祠里面供奉着李德裕、李纲这些人。但是在海南影响最大的文人，应属苏东坡，他是被贬到海南的最大的文人。我这一辈子最心仪的两个文人都是四川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苏东坡。我的老家湖北黄州，也同海南一样，是苏东坡的贬谪之地。他在黄州团练副使的职位上待了四个年头。他一生最辉煌的艺术高峰，就是在那里创造的。他在那里写了散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书法《寒食帖》——被称为中国行书的第三高峰。苏东坡的诗、赋、书三绝，都是在黄州创造出来的。古人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说，意思是如果没有孔子，我们中国现在可能还在漫漫长夜中摸不到路。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天不生东坡，文学无高峰。

海南五公祠里虽然没有供奉苏东坡，但海南多处建有苏公祠。他离开儋州的时候，他的住所做了东坡书院。他的文化影响力太大了。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丁玲。当时丁玲是从抗日前线投奔共产党来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给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苏东坡这一支笔，哪止“三千精兵”，三十万、三百万都不止！这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际上就是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海南要建设国际旅游岛，我认为应该将历代走进海南的大文化人“请回来”，借助他们留给海南的宝贵文化遗产来宣传海南，建设海南。

上面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单地讲了一下海南的人文历史。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明代的朝廷政策对海南有哪些影响。

中国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后，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国家主要的忧患和不安定因素均来自北方，特别是西北和东北。屡屡让中央政权难以招架的几个大的少数民族，像匈奴、鲜卑、契丹、女真，都来源于西北高原和东北平原。以鲜卑族为例。这个民族很了不起，他们渴望入主中原，其最早生活的地区是大兴安岭靠近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嘎仙洞。那里是极寒地区，冬天时间长，最低气温零下四十到五十度，自然条件很恶劣。他们觉得应该向中原去，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他们从嘎仙洞出发，越过了茫茫的呼伦贝尔草原。那个时候的呼伦贝尔虽然很美，但也是危险的地区，大面积的湿地、沼泽地，让牛羊无法穿越。早期的鲜卑人显然不具备这样长途跋涉的设备和技术，但他们从不气馁，一直顽强地探索，最终穿越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后，他们又迁徙到了靠近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在和林格尔这个地方，他们控制了蒙古高原，成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首都迁到了大同，再花九十多年的时间迁到了河南洛阳。也就是说，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鲜卑人前后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一个民族的梦想。今天，我们看到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都是北魏人创造的。

再说契丹人。唐朝衰落以后，契丹人迅速在东北地区崛起，并建立了强大的辽国。当时华北及山西等处的燕云十六州，都在辽国的版图内，由此导致中国分裂了两百多年。与它同一个时期的北宋，是中国版图最小的一个朝代。

第三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是女真人。他们崛起于东北哈尔滨附近的阿城，他们建立金国的时候，战士人数并不多，那是1115年。而十一年之后的1126年，宋朝的徽、钦二帝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继鲜卑、契丹、女真三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接下来是蒙古人，他们消灭了分治的金和宋，成立了大一统的元朝。此后，朱元璋又取代元顺帝，建立了明朝。

明代中央政权的威胁主要在东北和西北。宋代的时候，西北成立了西夏王朝，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有三大王朝：宋、辽和西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中原。海南那时候还在宋朝的版图内，中原的干戈纷争对它的影响不大。

以上讲了几个朝代的历史教训，说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内忧外患，主要来自北方。明朝开国之后，统治者不可能不关注这些历史教训，所以仍然把国家的军事战略重点放在西北和东北。对于南方，特别是两广以及海南，因为经济落后被称为蛮夷之地。在这种状况下，处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就不太可能引起中央政权的特别关注。

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明王朝对海南的忽略以及自身交通的落后，使这个宝岛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另一方面，也由于海南偏安一隅，使得这里的人民得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休养生息。中国有句老话，叫“宁作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太平的生活，使得海南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事实上，从汉代开始承传的中原文化，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才进入收获期，如丘濬、海瑞这样一些官场的楷模、书生中的精英，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说到这里，再顺便讲一讲明代的海禁政策对海南的影响。随着郑和下西洋，全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兵力很强盛、甚至战斗力更强的海盗，比今天的索马里海盗还要厉害。明代的文献很少谈到海南有海盗。海盗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福建、浙江和江苏。当时的福建泉州，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整个东南最富裕的地方，再就是宁波、杭州、台州等。所以，东南沿海一带海盗猖獗。这些海盗不仅仅在海洋上实施抢劫和走私，甚至还登岸烧杀抢掠。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海盗的问题不是太严重，燕王朱棣登基后，海盗问题开始显得突出了。其时，他六次率兵深入西北作战，国家财力没有能力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于是，他提出了更严厉的海禁政策。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所谓海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岛上的居民全部迁完。前年我到温州做调查，很多地方的岛屿在明代是无人区，岛上本来有居民，全部撤走了，不准在岛上住人。二是不能通船通商，谁敢海上走私是要处以极刑的。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日本、印度等东南亚与中东国家的奢侈品与大宗商品通过走私源源输入中国。因为走私，很多江浙、福建人一夜暴富。当时有一个安徽的商人，叫王直，在杭州做点小买卖，后来搞走私成了富甲一方的人物。其实他走私也不是瞎走的，他从海外走私进来的大部分奢侈品都被宦官和达官贵人买走了，有了这些买主，王直的走私才能成功。因为王直走私货物量特别大，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当朝廷下榜捉拿王直时，王直干脆在海上当起了海盗，并带着手下登岸抢掠，从宁波抢到杭州，又从杭州抢到江苏太仓，比今天的索马里海盗还要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宗宪的手下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成了打击海盗的专家。俞大猷在福建打海盗，戚继光在浙江打海盗。就是因为有了这两个人，再加上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海盗才慢慢平息下去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就在明朝中叶东南海盗十分猖獗的时候，海南岛却相对平静。如果单从地理的角度看，海南岛最容易成为海盗的根据地。但是，为什么海盗青睐东南而抛弃了海南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经济。自唐代之后，东南江浙一带就成为中国的财赋收入重地。在明代，更有“财赋仰赖东南”的说法。海盗同商人一样，都是逐利的群体，海南虽然得地利之便，但不是财源滚滚的地方，所以海盗不肯来这里。

现在海南的情形与明朝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自1988年单独建省之后，海南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世界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改变，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历史大风水的转盘转到海南来了。我今年到烟台、青岛搞了两次调研，就是看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蓝色经济”发展得如何。蓝色经济就是海洋经济。我看海洋经济还可以划分为岛岸经济与海岛经济。青岛、烟台、威海、大连、厦门都属于岛岸经济，而海南与台湾一样，都是海岛经济。现在的海南想要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我认为最佳的选择就是发展旅游。现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可见大家都想到一块了。

不要说世界，就是在亚洲，旅游岛的成功例子就有不少，如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普吉岛、韩国的济州岛等等。海南有强大的中国经济做支撑，有内地那么辽阔的市场，加之起步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很多，完全可以期待它会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杰出代表。谢谢大家。

2011年12月28日

在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讲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