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对荆州的感情是很深的，今天来这里接受这份“荆州市文化顾问”的聘书，真有点诚惶诚恐。我知道这份聘书的重量和它背后的责任。读书人不怕人家轻薄他，就怕人家抬爱他，这一抬爱呢，他就自然而然认为自己应该尽一份责任了，就不敢懈怠。我在写历史小说《张居正》的时候，曾对荆州做过比较多的研究。最近，我看省委、省政府对荆州提出了一个“壮腰工程”，荆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呼应，自己又提出了五个“壮腰”规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化壮腰”。这五个“壮腰”规划如果能够真能做到一起联动，前景将大为可期。不久前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期间，我和建明市长在一起，他向我仔细介绍了荆州这一年多来争取到的较大的国家支持的项目以及招商引资的情况。我刚才从武汉乘高铁来荆州的路上，沿途看到江汉平原上早春的惊蛰之气，就像传说中的青龙呼吸出来的那种磅礴的气势一样，真个是“云烟氤氲”。我笑说，这个地方的“气”旺起来了。1981年，我到北京去领一个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第一次坐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的时候，我曾看到过类似于江汉平原这样的一种“气”。当时我就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要面临和迎接未来的生机勃勃的几十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气，今天早晨我在火车上，在江汉平原上，又看到和感觉到了。由此我就想到，这“壮腰工程”，最后是要把我们荆州重新变成“历史巨人”。荆州应该实施“文化壮腰”，在文化建设上荆州是大有可为的。

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对荆州历史的认识。

在中国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地级市里，荆州的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它不仅仅是古代楚国的发祥地，还是蜀国的发祥地，以及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发迹地。大家知道，明清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湖广填四川”。今天的四川人说话和湖北人差不多，实际上，当年刘备从荆州带了二十万子弟兵入了四川。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荆州填四川，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了，乡音未改。后来，历史上又有过两次湖广填四川，分别是明朝初期和明清交接之际。荆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长达十八个世纪的时间里，除去最近这一个世纪，一直是“文化输出”的大州。它不是去学别的文化，而是一直在输出自己的文化。所谓“文化优越感”，在这个地方体现得非常突出。它的独特性也在于：这里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文化输出地。如果说这种文化不好，没有力量，它就不可能培养这三个朝代。所以仅从这一点来看，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自己的强势文化。

另外，荆州还是一个少有的“文化富矿”。我们总是讲荆州的“楚文化”，还有“三国文化”，其实在这两个文化的主干上，还有很多种文化。这每一种文化，都有可能变成文化产业可以取材和利用的资源。荆州在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是古“九州”之一时的荆州，其地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华南及中南大部分地区。明朝统一以后，《大明一统志》里的荆州，就是今天湖北的整个西部。有多大呢？在大明的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东至承天府沔阳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夔州府巫山县界六百六十里，南至岳州（今岳阳）府澧州界一百九十八里，北至襄阳府宜城县二百四十五里。”从荆州城到南京，是二千七百一十五里，到北京是六千一百三十里。今天荆州所占的版图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这是历史上中等的荆州。从那以后，这里的建制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分出了宜昌和恩施。它当时下辖三州十二县，荆门州、宜陵州、归州。荆门州就是今天的天门、荆门；宜陵州就是今天的宜昌；归州就是今天的秭归、兴山以及鄂西恩施的这一片。底下的十二个县，就是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这四个县都没变），以及潜江、松滋、枝江（这三个县划走了），还有当阳、长阳、宜都、远安、巴东，共三州十二个县。用现在的话说，荆州在明洪武时留下的城墙内，共有七个“副省级”单位。明朝时这个地方的州志和设置的中央分设机关，在湖北是最多的，比汉阳府、武昌府、襄阳府、黄州府都要多。当时荆州的地形，大家都知道，是“环列重山，带绕大泽”，“在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说这个地方雄踞上游，几乎包括湖北的整个西部。“表里襄汉”，是说荆州与襄阳、汉阳组成了湖北中部的“金三角”地区。荆州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也有敬鬼重祠的风习。大家都知道诗人屈原，屈原是位“大巫师”，他的《九歌》写的全部是“通灵”的内容，当时楚国“文胆”的身份，不是叫“社科院院长”或“文史馆馆长”，而是叫“巫师”。屈原、优孟，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始终对天地存在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很像古代的玛雅人。从《天问》《离骚》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荆州的天气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岭南地区。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美丽的植物和野生动物都没有了。所以，才有“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因为当时以淮河为南北分界线，今天却已经退到了长江。当时淮河沿岸的气候就像今天我们这里的气候；而我们现在的气候，就相当于当时岭南的气候。整个纬度的气温，在这两千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这里的植被非常丰富，全是南方的植物，大象成群。而大家在河南殷墟博物馆中看到的用于占卜的龟甲，都是从楚国托运去的，都有海龟那么大。甚至可以说，没有楚国提供的龟壳，就没有留存至今的甲骨文。自春秋战国开始，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然生态，一直在往“偏寒”的方向走。似乎所有热带地方的人，都是信鬼的，最极寒的地方的人也是信神的，所以，楚人重巫。当时楚国这个地方的气候实际上是接近热带的，这是重巫的气候环境。

江陵第一次成为荆州的首府，是在赤壁之战之后。赤壁之战是在公元208年，曹操攻破襄阳城以后，刘表的儿子刘琮到博望坡去投降，刘备带着他的部队往南撤退。这个地方当时叫南郡。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郢都（那时不叫荆州）改为南郡。“南郡”这个名字是秦始皇起的。当时，楚国荆州的首府在襄阳，这是在东汉末年汉灵帝的时候。后来曹操一进城，几乎没有停留，就把他的五千虎豹骑——他的“特别装甲部队”，也是当时最厉害的“野战军”，通过南漳直抵当阳，逼攻南郡。当时刘备还没有到达，而是赶到潜江境内的汉江口，与关羽相会，听说曹操占了南郡，他就从那个地方到了鄂州的樊口（当时属于江夏）。赤壁之战后，南郡这个地方又被周瑜占领了。然后才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孔明借荆州”。孔明“借”了荆州，南郡才成为荆州的首府。这是在赤壁之战之后，公元三世纪初。荆州从那时候起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到今天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了。我们的荆州府，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荆州人重教育，“好典章”，“美丰饰”，即喜欢浓烈的色彩；《朝野佥载》中还写到了此地“琵琶多于饭甑”，就是说，当时人们家里的琵琶，比吃饭的碗还要多；读书人“多于鲫鱼”，读书的人比湖里的鲫鱼还多。这可证明荆州的文风之盛。在宋朝，公元十世纪中期，荆州府学的生员（住校的学生）有七百多，学生之多，天下州府属第一。全国所有的州府的学生数量没有超得过荆州的。所以说，那时全国的教育，荆州是第一。今天，武汉成了湖北的中心，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却是以荆州为中心的。荆州城内有两条河，其中之一是漕河。我上次问建明市长，他说漕河故址还在，一条通长江，一条通汉江。晋元帝的时候，人们在荆州开了一条河，从潜江经绵水，通到内陆的汉江，还有一条是直接从沙市通长江的，所以，那时候荆州的水系也非常发达。荆州最早的城，离今天的荆州古城五里地，是楚平王从枝城的“楚王城”迁徙到荆州后盖的。后来，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伍子胥逃走了，逃走后帮吴王在苏州建了都城。今天的苏州城就是仿照当时的郢都建造的。所以，荆州城，即我们的郢都城，是苏州城的“母本”，两座古城都有八个陆地的城门、八个水门。我每次去苏州的时候，就会想到荆州，荆州在历史上比现在辉煌。

第二个话题，我要介绍一下历史上荆州古城的著名建筑。

一直到清代之前，荆州城里的建筑样式，在中国的古城中都是少有和罕见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罕见”，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我现在分门别类地来讲述。

先说“府”。在清代乾隆时期，荆州城里的王府有十七座，这些王府当时都还在。哪十七座呢？最大的是辽王府。明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朱元璋的儿子封到辽东的广宁，所以叫辽王府。此外，还有长阳王府、远安王府、巴东王府、松滋王府、益阳王府、衡阳王府、应山王府、宜城王府、枝江王府、沅陵王府、麻阳王府、肃宁王府、长垣王府、光泽王府、广元王府、蕲水王府，全部在荆州城里。这么多王府，其建制还是有区别的。皇帝的儿子为亲王，亲王的儿子为郡王，郡王的儿子只能称将军。皇帝的孙子也可以称“王”，皇帝的重孙就不能称“王”了。也就是说，这十七座王府中，有一座亲王府和十六座郡王府。2012年，大同市的市长（现任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请我去看他们修复的大同古城。他带我看了三天的修复工程。当时他们在废墟上修了亲王府、九龙壁、照壁等。我看了之后说，你们的“规制”欠妥。他说，我们找不到当时的王府究竟是怎么修的这类资料。我就比照北京的恭王府，告诉他说，明代亲王府的尺寸，在《大内规略》这本典籍里写得一清二楚。他问那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资料调出来给他看，包括门有多高，门上的铜钉有多少颗，进门的匾是什么样的，屋顶是什么样的，尺寸有多高，照壁是什么样的……所有的建筑规制，一清二楚。他一对照，发现他们修建的很多地方与当时的建筑不符。结果，不对的地方只好拆掉。他说，要建就建一个真正的明代亲王府。而荆州城里这么多王府，今天一座都看不见了。大同也看不见了，但是大同重新把它修起来了，成为旅游热点。耿彦波市长说：我不怕没有，就怕历史中没有记载。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不能无中生有，但是可以复建。无中生有，怎么去建它呢？那人家也不认啊！但是，荆州城里十七个王府的地址都有记载，每个王府建在什么地方，什么规制，有的连门匾、对联写的什么都可以查出来。

第二个就是“宫”——宫殿。宫，在过去的荆州城里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江渎宫在荆州城的东南，最早由楚国建造。梁元帝的开国大典，就是在江渎宫里举行的，后来又经过了多次修缮。公元552年，江渎宫里举行过梁元帝的开国大典。但是跟今天的规制和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恢复到当年的那种恢宏气势。曲江楼，是荆州宋代府学的原址。这个府学的地址，从唐代就没有变过，一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变过。全国府学没有变过的，有四川的阆中，就是张飞镇守过最后死在那里的那个阆中。那个府学里出了两个状元、几十个进士。阆中的蒋市长也请我去看过，那里也恢复了当年的规制。曲江楼在唐代的时候叫南楼，是这个府学前面的一个风水标志性的建筑。之所以叫南楼，是因为唐代大诗人张九龄被贬到荆州以后，经常在此楼上饮酒赋诗，观赏景色，是他邀朋结友的宴饮之地。到了南宋，时任江陵知府的张栻才把它更名为曲江楼。全国最知名的曲江楼有三座，一座是荆州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恢复；一座是西安城里的，杜甫在《丽人行》里写到的曲江。唐代的曲江楼已经没有了，但是新造的那座非常好。我曾被请到新建的曲江楼的顶楼上，宴饮了很多次。特别是这个季节，柳条返青了，站在高高的曲江楼第五层，看到栏杆外面的烟水柳色，心情为之一畅。还有一座，就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的曲江楼，今天还在。这三座曲江楼，在唐代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西安和荆州的曲江楼。还有一座是雄楚楼。雄楚楼在北门城墙上，远安门东侧，始建于唐朝。这座楼留下了很多故事，它是“帝王楼”。杜甫当年登临此楼时，还写了赞美此楼的诗：“西北高楼雄楚郢，远开山岳散江湖。”五代十国高季兴筑子城时，遂取“雄楚”二字为子城楼名。而曲江楼是“宰相楼”，和雄楚楼不一样，后来张居正也写了好几首关于曲江楼的诗。再一座是万卷阁，在府城的东街。这个万卷阁是宋咸平初，距今一千年前建的，是朱昂从汴京退休后与其兄弟居江陵时建造的，里面存放着他从多方收集和珍藏的几万卷书籍。荆州人称它为“进士楼”。这个楼里的藏书，在当时的楚地可谓第一。当然后来有一个藏书楼超过了它。有一个人建了一座博古堂，既是藏书楼，也是“将军楼”。所以说，荆州城内曾经拥有两大藏书楼。修建博古堂的那个人名叫田伟，是北京人。北京在北宋的时候属于辽国，但田伟是汉人，后来他偷偷背叛耶律王朝，投奔到北宋。宋徽宗授他为江陵尉，相当于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这个官比今天的官要大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军分区”最高首长吧。当时荆州这个地方是“西控荆蛮”的军事重镇，荆州控制着大巴山、武陵山这两支山脉，像四川的泸州控制着大渝山脉那片一样，是整个朝廷的军事重镇。田伟这位将军非常喜欢读书，他把自己的钱全部用在了买书和收集书籍上。他的藏书有多少呢？有三万七千卷！并且没有一本是重复的。博古堂的藏书超过了万卷阁。就是因为这个城里有两大藏书楼，所以才有荆州的读书人比鲫鱼还多的说法。再就是绛雪堂。当时荆州有一种梨花，盛开时是红色的，不是白色的，这种梨花就像扬州的琼花一样，现在找不到了。这种红梨花，我也没找植物学家商讨和论证过，但历史上就是这样记载的。绛雪堂是在那棵梨花树前面修的，就像扬州的平山堂一样，用来赏红梨花的。欧阳修写过一首诗《千叶红梨花》来吟咏它“风轻绛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闻”。意思是说：早晨的露水映衬着不胜娇羞的红梨花，煞是好看。这是文人雅居之所。再就是章华台。章华台还有两个，一个在沙市，一个在监利。沙市的当时在府城外，而今天是在府城内，这些台子是登高眺望风光的地方。

再来说荆州城里的“寺”。荆州城里最早的寺，叫承天寺，后来又叫能仁寺，再后来叫承天能仁寺，建于西晋永和年间，在府城的西大街上。这是湖北最早的一座寺庙，早于今天的玉泉寺，也早于五祖寺、四祖寺，更早于武汉市内的几个寺，是非常古老的一座寺庙。然后就是当时道家的玄妙观。此外，还有个著名的息壤庙。息壤庙的来历，据说是当初大禹治水时，在绍兴留下了一块治水用的石头，而在荆州城里留下了一块治水的结泥，名为“息壤”，于是就建了息壤庙，作为大禹在这里治水的物证。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治水，历代都是第一要务。另外，还有楚庄王庙、马援庙、关羽庙、三公庙。楚庄王庙是在城内建的，关羽庙在石码头上。我不知道这处遗址现在还有没有。现在，关羽庙全国到处都有，但中国第一个祭祀关羽的庙，是在我们荆州的石码头建的，就像第一个诸葛亮祠，是在汉中的定军山建的一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恢复对三国文化中的关羽的祭祀，就应该恢复最早的石码头的关羽庙。三公庙，是为纪念当时在荆州工作过的三位“主要领导”而建的：晋代的杨怙、杜预、陶侃，这是历史上的三位名臣。唐代的荆州刺史要学习这三个人治理荆州，认为他们“德政”和“惠民”这两点做得非常好，他就把这三个荆州知府供在一个庙里来祭拜。这位刺史后来也当了副宰相。元结写了篇《三公庙记》，这在元结的文集里可以找到，元结后来当了宰相。我刚才说到的还不是荆州古城的全部建筑。我只是讲了有特点、有故事的建筑。那么，这里曾经有多少建筑形态呢？有府、宫、楼、阁、堂、台、祠、观、庙等等。在今天恢复古建筑的大同也好，扬州也好，还没有像荆州这样在建筑形态上如此完备的，这就是荆州古城的历史价值。荆州的每座建筑里都充满了故事，储藏着荆州的历史，这些有故事的人，大都是中国历史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这就是独特性。因此说，荆州古城值得重新恢复。

我说了很多荆州古城里的文物风华，但还有一个还没说到，就是张居正的大学士府。有人说，这个大学士府是侵占了辽王府，我经过考证发现，它根本没有侵占辽王府，两府的地点完全不同。张居正的大学士府值得重建，因为张居正这个伟大的改革家值得纪念。在荆州城中有据可查的古建筑，不但是旅游者喜欢关注的故事发生地，而且还有许多大文人的记载。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经从夔州坐船穿过三峡，到荆州城里住了十来天，遍访荆州城里的古迹。他首先寻访的就是宋玉的故居。宋玉的故居在杜甫生活的时代还存在，老杜在宋玉故居前写了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这首诗里说，宋玉的家还在，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地方记载屈原的故居、屈原的家在哪儿。对于这个我很纳闷，我看了这么多的历史资料，也找了很多，连宋玉的住址都有历史记载，但就是见不到屈原的故居在荆州城里的记载。这也导致陆游在游秭归古城时，写了他对屈原故居的存疑：“一千五百年前事，唯有滩声似旧时。”陆游与屈原隔了一千五百年，江中的涛声还是一样，但他也没有说在荆州城里找到过屈原的故居。我为什么建议重修张居正故居呢？一来张居正的改革引起了当代人的普遍关注，二来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墙就是明代修的。

第三个话题，说说荆州大遗址保护范围之内的古迹。

我讲这个可能有点班门弄斧，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在荆州工作的同志比我要更熟悉一些。但我是从文字记载、从历史的遗迹上来辨析的。有一年河南开封请我去，因为我研究北宋历史先后几次到过开封，当时北宋都城的很多地名找不到了，通过考古发现，北宋的都城在离今天地面有三十三米深的地层之下。黄泛区的河流改道，曾让开封饱受其害，但这并不妨碍它重新建筑北宋盛世的汴梁城。我每次到开封，都带着《东京梦华录》和《汴梁志》，反复地在那里勾画，在那里寻找和察看。但荆州不存在这个问题，荆州城从明洪武年间到现在，山川地貌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我们的大遗址保护的范围，除了有些道路上的改变，有些遗迹**然无存以外，地理形势没有任何改变。比如古人讲的龙山，就是八岭山的一个尾部，只是古人的记述跟我们今天的表述上有一点点差异而已。府城的荆阳门外，就是梁元帝陵，梁元帝名萧绎，既当过会稽太守，又当过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他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梁元帝是很幸福的，他在荆州称帝了，他死后的陵就在荆州城外。唐代的刘禹锡是“唐代八司马”之一，也是一个改革派。他到荆州的时候，这个陵还在，因此他写了诗。但今天看不见这个陵了，是不是被遮蔽或者被盗墓者挖了，也许深埋了，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刘禹锡生活的时候，还在这里写了一首《荆门道怀古》。“南国山川旧帝畿”，他称我们荆州是南国，是过去帝王的发迹之地。“宋台梁馆尚依稀”，他还看得见宋文帝和梁元帝曾镇守荆州的遗迹。他还写道：“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意思是说，来看梁元帝陵，这里却已经没有人护侍了，让他感到很忧伤。所以，这个大遗址里的梁元帝陵，我们也可以多用点力量来确定和“护侍”。这些遗迹在历史构成中也是有理由和有价值的。再就是梁元帝之后的宣帝陵和明帝陵。这两个陵在纪山，就是我们纪南城的纪山。刘禹锡头一天看了元帝陵，第二天去看宣、明二帝在纪山的陵。这两座陵还在，有他的诗为证。“玉马朝周从此辞，园陵寂寞对丰碑”，这个碑还在，是记录功绩的，只是园陵很寂寞了，很少有人迹。“千行宰树荆州道，暮雨萧萧闻子规”，只能听到杜鹃鸟在叫了。这是梁代的三个帝王陵，都在荆州城外。我们总是说“三国文化”“楚文化”，我认为，不止这么多，我们荆州文化的类别非常丰富。

我还要再次说到耿彦波市长。耿彦波曾跟我讲：他愿意把大同历史梳理出一个大事年表，然后按照这个大事年表，有选择地在大同一个个地去恢复。首先要恢复寺庙，因为北魏是佛教中国化的有力推动者。荆州也一样，应该有一个历史大事年表，并找出主要历史遗址加以保护或复建。这里有三个帝王陵，唐代刘禹锡的诗写得非常清楚。还有荆州的王墓，刚才说过的明代王府，有七个王埋葬的地方有明显标志。三个帝陵、七个王墓都在荆州城周围，都有具体的地点。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看“熊家大冢”。明以前对庄王墓的描述很清楚，主墓有多大，陪葬的殉葬墓有多少座，陪葬墓是什么规矩，排列是什么样的，都有记载。这里的楚平王墓、楚庄王墓，叫作“王墓”，这个“王”就比明王要大。所以，按照顺序就是楚王冢、梁帝陵、明王墓。再就是宰相墓。宰相墓在城里就有两座，分别是张居正墓、孙叔敖墓。在写了《张居正》之后，我有一次专门去谒拜了孙叔敖墓。荆州城里面的这两位宰相，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将孙叔敖列为第一位，我说张居正“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就是源自孙叔敖的治理方式。我写了《张居正》，拍摄成了电视剧，我还想写《孙叔敖》。孙叔敖的写作难度要大一些，因为留下的史料太少。荆州大遗址除了陵墓，再就是楚国的都城——郢城。郢城的研究范围与种类很多，深入进去，可以创造出一门“郢城学”，成为楚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

第四个话题，讲一讲荆州的历史文化名人。

荆州历史文化名人有很多，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被大家所忽略的。说到荆州名人，我想先讲讲荆州历史上的宰相。孙叔敖大家是知道的，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施政导民，上下和合”，非常符合今天的施政纲要，这是二千年前古人对他的评价。“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民皆乐其生”，“故三得相而不喜”，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三起三落的高官，三次当令尹被罢免，最后依然当着令尹，并且在令尹任上鞠躬尽瘁。“三得相而不喜”，就是三次当了宰相（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也并不表示出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呢？“知其材自得之也”，他知道自己的才华，所以这个宰相必须是他当。“三去相而不悔”，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把他的宰相去掉的那个罪不是他的罪，所以他不后悔。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他作为循吏第一来评价的。

孙叔敖之后，荆州城中又走出了几位有名的宰相。一是战国时期的伍子胥，一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再就是明代中叶的张居正。伍子胥自荆州向东，辅佐吴王夫差，让吴国强大了起来；诸葛亮自荆州向西，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张居正自荆州向北，最终设计推行了“万历新政”，使面临崩溃边缘的明王朝得以延缓它衰败的进程。有人问我，诸葛亮是山东人，你怎么把他列为荆州人呢？我说，诸葛亮是山东人这没错，但他十三岁时恰逢中原战乱，为了避祸，从山东来到了湖北的襄阳，跟随刘备襄赞机务时，他已经二十七岁了。“借荆州”以后，他就升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国，是在荆州酝酿成立蜀国。成立蜀国以后，除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的整个政权和人马都带到了蜀国。因此可以说，诸葛亮是从荆州向西去当了宰相的。诸葛亮的成功和发迹，显然是在荆州。并非仅仅是诸葛亮的成功在荆州，我就说荆州是一个“宰相城”。如果仅仅因为孙叔敖、伍子胥、诸葛亮、张居正这四个人，也还不足以称荆州为“宰相城”。翻阅历史，当过荆州刺史、荆州知府，后来当上宰相的人，有二十多个。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句话叫“荆州出干部”。在中国历史上，荆州就是一个出干部的地方，不仅仅是出省里的干部，还出国家和中央的干部。

除了宰相，荆州城中走出来的名臣也很多。晋朝的陶侃在荆州刺史的位置上，留下了很多政绩。他来的第一天，就感到荆州这里物资丰富，当地人很喜欢美食，而且还喜欢喝点儿酒，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拿到酒席上去谈。陶侃就下了个文件，叫政府人员到各地去收缴那些酒具，收了以后，在荆州城外举行了一个仪式，将这些东西全部丢到江里去了，借此纠正喝酒误事的风气。如果现在去打捞，说不定还能打捞到晋朝的瓷器文物呢。陶侃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在他之后就是谢安。晋朝南渡到南京来，王、谢这两个中原旺族支持着政权的运行。谢安当过荆州刺史。当时这个地方还有个大司马，叫桓温，驻军在荆州。这个桓温，也留下了很多典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即是其一。他说，当年他在山东琅琊当刺史的时候栽下的树，等他再回去时，已经过了一二十年，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他就感觉到，树都已经长成大树了，我还能不老么？如此一想，他就觉得自己一辈子没干成什么事。桓温还说过：“（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年邪！”谢安在荆州与桓温共事，他看出桓温想篡权，想自己当皇帝，就处处想办法来阻止他，但又不能太明显，他是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阻止了晋朝统治层的分裂。当时跟谢安一起的，同时属于桓温管辖的好朋友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习凿齿。他也在荆州，他在这儿也是作为桓温的智囊，跟谢安一起同朝为官。同时在荆州为官的，还有顾恺之、孟嘉，这在当时都是国内的一流人才，他们都住在荆州。习凿齿在这里写出了《汉晋春秋》，因为他住在荆州，对三国时的这段历史十分熟悉。他到荆州时，三国的历史才一百多年，他在荆州当地获得了不少宝贵资料，才写了这本史书。这位习凿齿是历史上有名的历史学家。在晋朝，荆州是南朝的仅次于南京的文化中心。龙山有个落帽台，就是习凿齿、谢安、顾恺之和桓温一起郊游时留下的故事。他们游到了八岭山，也就是龙山的位置，一阵风吹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跑了，于是大家就一起取笑他。后代依照这个小故事演绎成一个落帽台。李白到江陵的时候，专门写了一首《九日龙山饮》，里面说到了落帽台的故事。如果恢复这样一些故事现场作为文化旅游景点，大家就会觉得这地方还真是有点看头。李白在某一年的重阳节去看落帽台，留下了一首《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这番景色，我认为恢复起来也不难。

荆州在唐代时候更是江南的文化重镇。最早到这儿来当刺史，后来出去当了宰相的，是姚崇。姚崇当了四年的荆州刺史，任期结束临走时，荆州老百姓百般挽留，给皇帝写了“请愿书”，希望能把姚太守留下来。可是人家要去当宰相，也不好强留人家，那就继续升官吧。这个故事是《开元天宝遗事》里记载的，但后来也有人说此为误传。还有一个人，就是对唐代的政局起到过巨大的、定海神针一样作用的崔日用。他当时在荆州长史的位置上，看到了唐玄宗有危机，主要是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太平公主作为皇帝李隆基的姑姑，对朝廷的许多事情都要插手，而且培植了她自己的党羽，使得唐玄宗很难受。崔日用在荆州和长安隔得很远，可是他觉得有必要去提醒一下皇帝。他就进京去述职，唐玄宗问他：你有什么事情要陈述呀？他就说：您的姑姑太平公主有谋逆之心。皇帝一听，脸都白了，说你怎么跟我说这个问题。他回答：如果我不说，就是对皇上您不忠，这将危及社稷的安稳与您个人的安危。皇上问：那怎么办？他就问：皇上您有什么心结？皇上说，有太上皇在。言外之意，还有一个退休的皇帝在，我说不上话。他说：那您是听太上皇的，您当儿皇帝，还是您从太上皇那里把权收回来，您当皇帝？皇上说：那我这样不是不忠不孝吗？崔日用说：老百姓说的“孝”，是承颜顺色，让父母大人高兴；而天子的“孝”，是要安定国家，让社稷苍生得到幸福和安稳。您应该孝天下，而不是孝父母，皇上您看着办吧。他就这样帮皇上下了决心，躲过太上皇，把太平公主除掉了。因此，皇上就让他去当了宰相。这也是荆州城里的人物，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刚才说到的谢安，阻止了桓温的政变，崔日用鼓励皇帝“清君侧”，这都是非常不简单的事。还有一个韩朝宗，是在崔日用之后来的。这个人比前面的几个人能力要差一点儿，但这个人非常爱读书，所以李白跑到这里来找他：“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荆州”指的就是这个人。唐代文章之首、“唐宋八大家”位列第一的韩愈，当过江陵的“人武部部长”，那是个“县级干部”。韩愈在这里干了四年，他的很多著作是在江陵写出来的，就像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是在黄州写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江陵县衙，韩愈在这里写了哪些文章，可以一一标出。韩愈也是在这里说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赞颂李白和杜甫。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他看李白和杜甫的遗迹不难。然后就是李德裕。这个人吃饭的时候都在处理文件，是最忙的一个官员。他两度为相，执政朝纲七年，当了七年宰相。他也在荆州任过职，最终因为新党旧党之争，把他贬到了海南，并死在那里。还有宋朝的张孝祥，他是荆南湖北路安抚使。在宋代，荆州叫荆南府。寸金堤就是他修的，万盈仓也是他修的。当时的“国家粮库”和“荆江防洪工程”大权都在他的手上。据说，每一寸大堤像金子一样坚硬牢固，不可攻破，所以当时取名为“寸金堤”。他是治理荆州有非常之功的人。再一个就是曾经跟朱熹论道的张栻。在岳麓书院，千载论道，讨论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价值观”。张栻当过江陵县知县，他从这里出发到长沙，和朱熹两个人选定在岳麓书院，做了一次“千年雄辩”。最早的荆州城里头，还住了一个《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那样的老顽童，名叫老莱子，他是荆州土生土长的一个“哲学家”。他生活在春秋时期，跟老子、庄子差不多。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几次写到过这位老莱子。

刚才说到的名人，客籍居多。荆州本地还成长出了一批自己的“国家级名人”：明代的杨溥，是仁宣时期的“三杨”之一，他当过内阁次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个级别，后来又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他死的时候，朝廷追赠其为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还有一个人，就是荆州城里的宗教领袖人物、天台宗的创始人智，也是我们荆州城里的人。他七岁时听能仁寺的和尚念《法华经》，他就觉得这个经好，他一天就背会了。他被称为“天台大师”“智者大师”，最终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当阳玉泉寺就是他建的，一直到今天，日本的寺庙几乎全部供奉着他，天台宗在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汉灵帝时期，佛教和佛寺开始进入江陵。在唐代，描述荆州是这样说的：“五里一寺，十里一庙。”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荆州的范围内，还有一千五百多座寺庙，荆州城内有六十多座。有如此规模的寺庙的地方，一个是河北的正定县（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当县委副书记的地方），一个是荆州。我前年去了正定县，它已经恢复了百分之七十，建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要讲“顶层设计”呢？就是它必须是要统筹的，不是民间自发的，要不总是显得不成气象，不成规模。

以上所讲，是我在研究荆州的历史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可能有错讹之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回顾过去，大荆州有着辉煌的历史：眺望未来，荆州还会雄风再起，谱写华章。结束这个演讲之前，我念两首诗，一首诗是送给市委李新华书记的，另一首是送给李建明市长的。先念送给新华书记的诗：“梁国楼台楚国池，一城宰相半城诗。莫言青史归尘土，大写荆州总不迟。”再念送给建明市长的诗：“潇湘左接右中原，半是英雄半是仙。欣看章台新柳色，荆州岁岁是华年。”从这两首诗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对荆州历史的总结，以及对荆州未来的期待。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荆州的前程会更美好。我给大家的汇报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2013年3月28日

在湖北省荆州市委礼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