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黄冈市的领导请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鄂东的人文历史，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因此我就答应了下来。今天，我就自己对鄂东人文历史的关注与思考，向在座的诸位做一个汇报。

十多年前，我到浙江绍兴参加“兰亭国际书法节”，当时绍兴市委书记在开幕式上说了一句话：“我们绍兴是一个‘人文高地’，历代在这片土地上，英才辈出，‘中华世纪坛’选出了四十位对中华文化有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我们绍兴独占三位，再加上一位浙江籍的，一共四位，占了将近十分之一，在全国唯此一家。”在晚宴敬酒的时候，我说：“书记，我想纠正一句话，在中华世纪坛上，还有一个地方，跟绍兴一样占有三位，再加上一位湖北籍的，一共四位。”他问：“那是哪儿？”我说：“是我的老家湖北黄冈，黄冈的三位是毕异、李时珍、李四光，再加上宜昌的屈原，我们也是占十分之一。”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罚酒。”我经常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自豪。湖南的湘潭、浙江的绍兴、湖北的黄冈、四川的乐山，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四个“人才高发区”，而黄冈和绍兴尤其引人注目。

我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鄂东的人文高地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其历史脉络非常清楚。我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唐到北宋，这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培植期；第二个阶段是南宋至晚明，这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发育期；第三个阶段是晚清汉口开埠以来，这一个半世纪是鄂东人文精神的爆发期。

一

第一个阶段，即中唐到北宋，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培植期。在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有三位人物不得不提：杜牧、王禹偁、苏东坡。

杜牧在公元803年出生，852年去世，活了四十九岁。这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太子党”出身。他的爷爷先后当过唐代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因此，他从小在蜜罐里长大，身上的名士气很足。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志的时候来到黄冈的，大约四十岁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有一段非常辉煌的个人风流史，就是他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手下当书记。唐代的书记和现在的书记不一样，相当于一个“秘书长”吧。那时杜牧三十岁左右，在扬州过得非常潇洒。当官员要讲究自律，但扬州那个地方是中国第一等繁华之地，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说。杜牧每天晚上和歌姬们喝花酒，彻夜不归，当然也不耽误白天上班、处理公文。有一天，牛僧孺升职要走，把杜牧找来说：你很有才华和能力，但是你的生活作风要检点一下。杜牧回答说：我非常检点，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家。牛僧孺笑了一下，拿出一个盒子，说：这个盒子应该还给你。杜牧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全是他的行踪报告，是他每天晚上出去喝花酒时，牛僧孺派人暗地里保护他的真实记录。比如某天晚上，杜牧到了哪一个妓院，和哪一个歌姬在一起，等等。看到满满一盒子报告记录，杜牧傻眼了！牛僧孺之所以要把这一盒子跟踪报告原封不动地归还给杜牧，是提醒这位才子诗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怕后任不能像他那样保护杜牧，所以才以这种方式劝诫。正因为如此，杜牧一辈子对牛僧孺感激涕零。事后，杜牧很有感慨地写了一首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他这是对自己行为的深刻反省。

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杜牧来到黄州当刺史。当时的黄州非常落后，没有扬州那样繁华，没有那么多的青楼红馆和酒肆茶楼供他丰富的夜生活。他初来乍到很不适应，写了一首诗《忆齐安郡》记录他初到黄州的生活：“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格卑常汩汩，力学强悠悠。终掉尘中手，潇湘钓漫流。”这和他写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完全不一样，扬州那个地方是彻夜笙歌。可是黄州这里没有夜生活，他一生的觉都是在黄州睡的。因为没有别的可干，晚上只能睡觉，只能听着风把房外的竹子吹得哗哗响。竹子成了黄州的一个标志。今天在遗爱湖的生态修复工程中有“大洲竹影”一景，就是对竹影黄州的恢复。王禹偁、苏东坡和杜牧在诗中都写到黄州古城的竹子，“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当时黄州城外就是长江，但是现在改道了。所以说，那时的黄州不是一个人文高地，也不是美丽的古城，而是有点偏僻和落后的。

杜牧在黄州写了三十多首诗。他在这里很少能够像在扬州时那样风流倜傥，郁闷的时候偏多。他的祖父杜佑是历史学家，所以杜牧从小受了家里的影响，喜欢历史，喜欢对天下山川做评判，又喜欢军事。他的《罪言》，针对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情况，上书皇帝力主削藩，恢复国家统一。这篇文章深得当时的宰相李德裕的欣赏，说他是个有大才的人，但这些才华在黄州用不上。因此，在苦闷之中，他写了《赤壁》。这首诗是继李白之后，更加明确地说明赤壁之战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杜牧在诗中直接点明赤壁之战就是发生在这里，“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估计当时是有人在赤壁的江水里捞鱼，结果捞到了赤壁之战时所用的兵器，所以有“折戟沉沙铁未销”之句，他根据这个推断，黄州就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

还有就是杜牧写的著名的“杏花村”这首诗。鄂东麻城的歧亭，应该是杜牧写“杏花村”真正的地方。原因有三：一是在公元842年的春节，他接到赴黄州担任刺史的任职调令。过完元宵节，他从洛阳东都出发，坐运河上的船，到了光州（现在叫光山）地界，从淮阴运河的古码头上岸，开始从光黄古道，经麻城，到黄州来上任，他到达黄州的时间是阴历四月二十一日。清明节那天，他刚好走到了麻城歧亭。当时飘着潇潇冷雨，歧亭那里正好有一个驿站，所以他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麻城的歧亭在北纬32°，从北纬27°到北纬32°这一片区域，是长江中下游的亚热带，北纬32°过去是温带，低于北纬23°就是热带。只有在这样一个纬度之下的清明节，才有杏花开放，不是这个纬度，在这个季节是没有杏花的。我对杜牧上任黄州刺史的日期和地点做了一点考证和分析后，才认为他写诗的地点应该就在这里。这首诗，也是他对鄂东人文的贡献。

历史上关于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到底是不是发生在黄州有很多争论。长江湖北境内有五处赤壁，蒲圻赤壁也有很多典实，佐证那里是大战发生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好几位大文豪、大诗人都赞颂过黄冈的赤壁。如果没有杜牧的《赤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黄冈赤壁的知名度不会有现在这么高。但最重要者，人们忽略李白，而是承认杜牧，这是因为杜牧的家世和他在这里住了三年的经历。重要的是他在诗中说到“折戟沉沙”，举证人们挖出了当时的兵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杜牧对黄州的文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因为受到杜牧这首诗的影响，在他之后的王禹偁来到黄州当刺史后，特意在衙门里建了一个“睡足堂”。明代的罗贯中，在隆中为诸葛亮写了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也是受了杜牧诗的影响。杜牧的诗在黄州地方文学和风物上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公元844年杜牧离开黄州，852年他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九岁。杜牧离开黄州一百五十四年后，即北宋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王禹偁来到黄州担任刺史，当时他四十四岁，是朝廷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即专门给皇帝起草文章的“大秘”。由于修编《太祖实录》，他得罪了皇帝，被贬到黄州当刺史。他一来到这里，依然感到黄州很落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他写了《黄冈竹楼记》，记叙了他被贬黄州后的生活。过去的城墙上可以修很多老屋，这个竹楼就是在黄冈古城西北角的城墙上建的。黄冈当时不像荆州那么发达，很早就有青砖的房子，它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竹子。这篇文章，就描述了他在竹楼里的生活是多么惬意，他在这里可以游戏、吟诗、弹琴，穿着鹤氅衣（用鸟羽制的披风），戴着道士所戴的头巾，很悠闲。来黄州后，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不敢奢望能够重新回到京城，重新见到皇上，一睹天颜。皇帝看后动了恻隐之心，说王禹偁被贬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让他回来吧。可是传说此时，黄州出了一件大事：两只老虎进了黄州城，吃人，打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古代碰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八百里加急第一时间告诉皇上。皇上一听出了这种大事，便问：这是什么兆头啊？星象大师赶紧去卜卦，说黄州这个地方有凶气、煞气，这里的官员暂时都不能升官，否则会把这种煞气带到京城里来。于是，一位文弱的书生，因为两只老虎进了城，便连回京城的机会都没有了。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让他到蕲州当刺史，结果他还没到任就去世了，年仅四十八岁，只留下一篇《黄冈竹楼记》和一个“睡足堂”给了后人。今天来看，杜牧和王禹偁都是英年早逝。当时黄冈当地的人都说：在黄州当官的人都短命。历史上就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第三位来黄州的大名人就是苏东坡。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东坡来黄州报到（比杜牧晚二百三十八年）。苏东坡和杜牧来上任时走的路一样，也是由运河水路，经麻城，到黄州。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们可谓是政敌。但他们同时又是惺惺相惜的两个大文豪。他离开黄州后，在南京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送他走时感叹道：人间不知要过几百年才能出这样一位人物啊！苏东坡在世时，他的几位前辈都是如此赏识他。他二十二岁进入官场，到四十四岁一直平步青云，却由于“乌台诗案”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被贬到了黄州。历史上，左震、杜牧、王禹偁都是对黄州文化建树有所贡献的集大成者。而苏东坡与黄州的相遇，既是历史给了黄州的一个大机缘，也是黄州给了苏东坡的一个大机缘。他与黄州相得益彰，正像辛弃疾在《贺新郎》这首词中写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苏东坡初到黄州饭都吃不饱，没有热水洗澡，生活很艰苦。安国寺的住持继连和尚说：你每个月到我这儿来几次，我给你烧水洗澡。公元1080年（距今九百多年前）的黄州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鱼和竹笋都是很生态的食物，但这里烹饪的水平与京城及杭州的饮食是没法比的，所以，苏东坡的生活落差很大。他是在锦绣中长大的。他最初中举时是在北宋的首都汴京，即今天的开封，又先后调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这些都是非常富庶的地方，而一到黄州来，面临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他非常难受。在安国寺反省期间，苏东坡与当地的潘大临等几个土著文人交往，对当地这些文人影响很大，并通过这些文人影响着当地的文化。这样调整了两年，在公元1082年夏天，苏东坡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这时他的心态比较超然。这里的“壬戌年”很巧，正是宋徽宗赵佶的诞辰。宋徽宗在苏东坡写《前赤壁赋》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他是该年阴历九月出生的，而苏东坡写《后赤壁赋》时，宋徽宗将满月。苏东坡于公元1101年去世，此时宋徽宗十九岁，刚刚登基一年，他在位二十五年，后于1126年被俘，成了亡国之君。他当俘虏受尽折磨，于五十四岁时去世。

苏东坡与杜牧两人的时代相隔了两个多世纪，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黄州的文化由杜牧、王禹偁及苏东坡这几位名人所引领，逐渐起到了示范效应，并慢慢地培育和渗透，最终发展到后来的锦绣文章。这三位名人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贬官。杜牧虽不是贬官，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志、怀才不遇的时候来到黄州的，很容易和当地的老百姓及土著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如果是仕途很顺的人是没有时间和心思跟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来往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对当地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他们来黄州时，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全部是四十岁以后到黄州来的，这个阶段是人在一生中完成价值观、人生观和历史观转变的关键时期，最容易让人产生忧患意识，也容易让人产生创新的爆发力，创作出一生中最为经典的作品。事实证明，杜牧一生中的代表作是在扬州和黄州写成的，王禹偁所达到的散文最高峰便是《黄冈竹楼记》，苏东坡更不用说，一首词、两篇赋、一篇《寒食帖》的书法，创造出了他在黄州的四个文学高峰。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贬官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贡献，黄州并不是个案，最典型的还有惠州（今广东）和儋州（今海南），这几个地方的文化发展都是由贬官推动的，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士人和草根阶层。第三，他们被贬前已是闻名的大文人，他们来到被贬地时倍受关注，在当时是叫“生活”，走了之后，叫作历史和传说。这三人中，文人气最重的是王禹偁，他是宋朝建立前出生的，生性谨慎。而杜牧和苏东坡各是唐宋建立后出生的，他们对朝代没有对比，名士气非常浓，名士气的特点就是不拘小节，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才华横溢，很容易表现，这种人对文化特别有吸附力。杜牧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什么都不在乎，因为他是宰相的孙子，父亲也是大官；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见过的事情太多了。这样离经叛道、不按常规出牌的名士气，特别容易为当地的文化人所接受和喜欢，也很容易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气。所以说，唐宋时期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培植期。

二

明清之际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发育期。在明代中叶，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长约一个世纪的活跃期，这个活跃期来自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是在南宋陆九渊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的。从武宗到嘉靖年代，中国的讲学之风非常盛行。这个时期的鄂东，跟我说的中唐和北宋时的鄂东不一样，中唐和北宋时的鄂东是外来人在引领这个地方，到了明清，则是鄂东“自主品牌”的文化人和外来人交相激**，从而形成了文化大观。鄂东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有了一个后劲十足的爬坡，嘉靖皇帝是从湖北安陆州（即钟祥）到北京当官的，他出生在湖北，对湖北人文的推动力较大。在嘉靖当皇帝之前，中国有两个“直辖市”，首都是北京的顺天府，陪都是南京的应天府。嘉靖十九岁当了皇帝，他的胆子很大，二十五岁时做了一件事：在湖北钟祥成立了第三个“直辖市”——承天府。这对当时整个湖北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大的机遇，鄂东也是在这次机遇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当时黄冈出了一个道士，叫陶仲文，曾任黄梅县史，嘉靖年间升任辽东库大使。但是陶仲文是黄冈的一个另类，没有陶仲文，李时珍的御医是当不成的。相传陶仲文在陕西终南山学道，“种”出了一棵有九十九片叶子的灵芝。那实际是嫁接的，是假的。但他造得很像，随后献给嘉靖皇帝，说他在终南山上找到一棵万年灵芝，“九九至尊”才能享用。嘉靖皇帝就很高兴，经过一番谈话，嘉靖皇帝感觉他很有本事，于是把他留下来继续深谈。别看陶仲文一口黄冈话，他却有本事让嘉靖皇帝见了他一次就信任他，还把他调到身边，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官职。嘉靖皇帝好道术，陶仲文就专门给他讲道术，帮他炼丹，因此深得世宗信任，先加封为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最后官居一品。陶仲文是湖北人在明代的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官当得最大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张居正，他们都是一品。当时很多想当官的人都要走陶仲文的路子，因为世宗皇帝信任他。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与陶仲文是老乡，陶仲文就提了他一把，所以说他还是有点儿家乡观念的。就因为出了他这样一个人，朝廷对黄冈就有很大的照顾和提携，包括张居正，那时想要“安全”，也得跟他搞好关系。但是张居正心里是很厌恶这些旁门左道的，他认为左道惑众，当官后杀了一大批这类人，陶仲文在张居正当首辅前已死掉，但他的劣迹秽行还是遭到了批判，乃至后来黄冈人都不提他。但总的来说，陶仲文对黄冈是有贡献作用的，他依靠嘉靖皇帝，为黄冈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如捐资建黄州城外三台河桥，在北京修建黄冈会馆等。

到了隆庆时期，张居正掌权了。嘉靖皇帝死之前两年，张居正在湖北乃至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陶仲文。世宗皇帝的遗诏就是他起草的。借这份遗诏，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世宗皇帝都闭眼睛了，哪有什么遗诏？没有，那是张居正写出来的。海瑞一案就是他建议当时的首辅徐阶平反的。那么，张居正对黄冈有什么贡献呢？大家都知道红安的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耿定向就是张居正一手栽培的，在改革初年，万历时期，张居正就提拔耿定向为福建巡抚，让他到福建实行“一条鞭法”，丈量土地，所以耿定向就成了当时黄冈籍里官当得最大的。第二个被张居正重用的是麻城人梅国祯，这一点使得张居正一直为人所诟病，说他重用老乡。还有后来当了礼部尚书的方从哲、宜昌的王篆等，这些人都是大九卿。但是耿定向由于晚一辈没有进入第一核心，第一核心基本都是张居正的同学。耿定向进入了第二核心圈，随后就被调到了福建。他的弟弟耿定理一辈子没有当官，仅仅是个秀才。耿定力是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进士，隆庆五年的主考官就是张居正。红安那时还不是一个县，耿定向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当上进士后，又当了几年的小官，通过各种关系给嘉靖皇帝写信，说要在湖北多设一个县，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朝廷才批准，准予建县，初名新安，旋改黄安，县治设于原麻城县姜家畈。这是在嘉靖皇帝手上完成的，所以红安要感谢耿定向，这个县的建制是由他推动的。

张居正在朝的时候，全中国都在讲学，张居正的前任高拱、老师徐阶都喜欢讲学。耿定向在当时受这个风气的影响建立了“天台书院”，也讲学。张居正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一次性把全国的私学扫除，他这是搞舆论大一统。因为讲学的地方很容易误导老百姓的思想，让改革增加难度。鄂东的麻城因为天台书院成了湖北讲学的一个重要地方，耿定向在福建当官，而麻城就有福建人李贽开坛讲课的龙潭书院。李贽一辈子就是个举人，没考中进士，在礼部工作，一天到晚跟人搞不好关系，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不太好打交道，喜欢认死理。他是做学问的人，但上面故意折磨他，让他担任礼部司务，负责勾销、收发公文。张居正当礼部尚书时就认识这个“疯子”，当首辅后，他认为这个“疯子”人品还不错，心地是坦率的，民意测验没有他，不是说明他有多坏，而是他不善于“拉选票”，张居正决定用用他。于是委任他当姚安知府，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当时很多人捏了把汗，说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能当地方长官。张居正说让他试试。李贽到任后，接触到实际问题，果然就烦了。据说，他后来在衙门里留下了个负责管理官印的人处理公文，自己却跑到鸡足山庙里参禅去了。按照张居正的“考成法”，李贽是要被撤官的，张居正虽然没有说，但李贽却自己提出辞官。

耿定向深知张居正的态度，要保护李贽，就建议李贽到红安讲学。所以大家只知道李贽到红安，却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的。李贽是张居正在官场树立的另外一个形象。他后来并没有在官场上发展，因为按照张居正严厉的做事风格，如果给他定个渎职罪会让他下不来台。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此时张居正已去世两年，没有了张居正这个后台，耿定向跟李贽翻脸了。但他的二弟耿定理跟李贽关系非常好，两人的学问相通，由于此时张居正正在被清算，耿定向作为朝廷的大官，认为自己不清算李贽一把，就脱不了干系，于是就把李贽赶走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文人也不能太得罪，他手上有一支笔，到今天李贽留下来的著作中多篇文章都是在骂耿定向。大学教授们在研究时说耿定向很官僚，有很多问题，其依据就是因为李贽骂了他。

李贽离开已经单独建县的红安，到了麻城。他初到麻城没有地方住，最终在离麻城县城三十里地的芝佛庵找了个安身之地。李贽在麻城讲学，在鄂东、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都非常大。因为李贽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是十六世纪继王阳明之后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而这个思想领袖就住在麻城。当时的“公安三袁”是大文豪，他们分别到麻城来看他，并拜他为师。类似的很多全国这种指标性的人物都纷纷到麻城来看他。这样一来，以鄂东麻城为中心的理学、心学的研究被推上了一个高峰。如果说在唐宋时期，鄂东人文精神的培养主要在文学方面，那么明清时自从李贽来了之后，这里的整个人文精神便开始侧重在哲学上了。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鄂东一直是中国的思想库。就这一点来说，李贽和耿氏三兄弟功不可没。李贽的几部主要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全部是在麻城整理出来的，就像苏东坡最重要的作品是在黄州写出来的一样，特别是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之后，他提出的“童心说”，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他说，人之初是婴儿，心之初是童心，童心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都是本体，都是透明的，一个人只有保持童心说真话，才能保持良心，绝不相信一个假话连篇的人能够做大事，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这是李贽针对当时官场假话连篇、虚伪横行于世这一现象的犀利批判。“童心说”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到振聋发聩。在这个阶段，整个鄂东的讲学逐步从文学转到哲学，开始由客家文化转化为本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互动。

三

第三个阶段为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汉口开埠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是鄂东人文精神的爆发期，这一时期的鄂东文化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影响很大。黄冈的人才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积蓄与发展，终于像火山喷发一样，大量的人才一下子都展现出来，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而这一个半世纪，既是中国除旧布新、脱胎换骨、历史运程的大转移时期，也是黄冈人安邦济世、知行天下的灿烂季节。我认为，文化应该像生命一样，要慢慢生长，长得越慢，最后的爆发就越猛。黄冈的文化生长了一千多年，最后才爆发出来，产生了威力。

这一时期的人才，我想讲讲从李贽的哲学繁衍到鄂东成为思想宝库的这几个人。中国的文人很多，但能够承担为国家思考的任务与责任的文人却很少。鄂东的哲学基础源远流长，初唐、盛唐时期产生的黄梅禅宗四祖、五祖、六祖，可以说中国佛教本土化是在鄂东黄梅这块土地上完成的。佛教那么多经典，唯有《六祖坛经》是中国的。这是中国佛教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黄梅天下禅”这一说法，在佛教界是得到公认的。因为本文侧重讲儒学传承，故在黄梅禅这一题目上不做展开。

儒学的传承从孔孟的哲学到董仲舒，然后到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这一路走过来叫儒学的正统，接着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明代的湛若水、王阳明，然后到民国时期新儒家的两位领头人梁漱溟和熊十力，以及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现当代新儒家学者。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思想的薪火传承一直没有间断，新儒家学者中，鄂东就有熊十力与徐复观两人。

熊十力生在清末，1968年去世。他在1932年时就写出了《新唯识论》。他将佛教文化借鉴过来，成为中国哲学思考方法的一种。佛家讲“不二法门”，他讲“体用不二”。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和思想上的价值都非常高，所以《大英百科全书》中说他和冯友兰两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说“重立大本、重开大用”“保内圣，开新外王”。用“内圣”开出“王”，“内圣”就是自身思想的修养，“王”就是王道。熊十力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孔子和孟子时代面临的问题，而是在他们学问的基础上的伸展。他自觉承担继王阳明、魏源之后，重新建立认识当下中国的思想体系的重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可谓是中国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这个人很倔强，非常不合群，他是继李贽之后的又一位鄂东文人的典范。

在熊十力之后，还有黄冈团风县人殷海光。殷海光只活到五十岁，他大量的著作也是四十多岁时完成的。相比殷海光在国内的名气，他在海外的名气更大，因为1949年3月他到了台湾，在那里的身份是《中央日报》主笔。李敖、龙应台、柏杨、颜元叔等都是他的学生，你看看这些学生就知道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李敖个性狂傲，桀骜不驯，骂人从不留情，唯独对他的老师如此尊重，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跟熊十力不同，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开拓不了新的思想，因此他对儒家文化泛道主义的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从古价值取向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应该依靠西方的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中国思想界，呼吁中国人认知的独立。这两个老乡尽管采取的道路路径完全不同，但想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中国思想的未来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他们两人都慨然以“救中国文化”为己任。

第三位思想家就是浠水的徐复观。他最初是政治圈里炙手可热的人物，1943年曾任国民党派往延安的高级联络参谋，所以他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很熟。蒋介石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少将参议，他是蒋介石的十四位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春，徐复观到重庆的勉仁书院拜访了同乡长辈、国学大师熊十力，表明自己喜欢儒家和哲学，尊其为师。熊十力很直接地对他说：要想做学问，得先脱了身上的军装。后来，徐复观到台湾果真脱了军装，去做学问。与熊十力的这次见面，让徐复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弃绝所有官场的引诱，退出了扶摇直上、春风得意的仕途，开始当一位独立的学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所有的思想和治学方式，如鄂东人的性格一样刚正不阿，但他与殷海光的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徐复观与自己的老师熊十力一样，都是要在中国文化里开掘出新的资源来滋养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壮大中国的本体文化。所以，徐复观说，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串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在这三个人身上，都体现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他们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都希望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服务于当下的时代、民族和国家。他们的表现与当年李贽和耿定理的表现是一致的。

这期间还有一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他属于“章黄学派”，对现代训诂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一生中在学问上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但刘师培后来被袁世凯给收买了，相传他要黄侃帮袁世凯写一封劝进信，愿意给他三千块大洋，结果被黄侃臭骂了一顿。黄侃的身上体现了鄂东人固有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学问的尊严。这一时期鄂东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还有董必武、李四光、陈潭秋、詹大悲、田桐、居正、闻一多、胡风、汤用彤等等。在这一批人身上，鄂东的人文精神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

四

鄂东的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简言之，第一，“知行合一”。这一点最早由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提出了“体用不二，心物不二”，就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鄂东的先知和先哲们，始终贯串了“在行中知，在知中行”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爆发，就是知行合一的体现，熊十力、黄侃、李四光、田桐、居正、詹大悲等一批鄂东志士都参加了这次首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一大代表中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人。他们都是在“行中知，知中行”。辛亥革命是当时最需要“行”的事情，鄂东人“行”了，后来发现在“行”的过程中还有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出现，鄂东人再求是，再力行。鄂东的人文精神里，第一个值得肯定的，就是在“知行合一”方面做得很好。

第二个值得肯定的是鄂东的“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熊十力提出来的。当年在台湾，居正先生逝世时，有人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大意是说：湖北人敢为天下先，什么事情都敢做，经常有自己的抱负和孤独。一个人往往抱负大了就会孤独，我见过很多有抱负的人都很孤独，他会把天下看得很轻，不要说把官丢了，就是砍头也不要紧。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熊十力认为：做大学问、做大事业要孤冷。这种性格在鄂东人里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孤冷到极致，子弹都可以打穿胸膛，但就是不妥协。从这一点上看，苏东坡孤冷，他在安国寺收招魂魄；李贽也孤冷，在麻城讲学十几年，从不向世俗妥协；耿定理孤冷，他不求功名，只做学问，至死只是生员，人称“八先生”；黄侃孤冷，人称“黄十公子”，辛亥革命时，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后来的陈潭秋、董必武、李先念也一样，都是孤冷到奋不顾身，绝不依傍任何人；闻一多孤冷，宁可饮弹而死，也不向恶势力妥协。他们都有思想洁癖，绝不容许世俗的东西来侵扰。

鄂东人文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文尚武”。人们都说鄂东人的特点是文武全才。美国的学者在研究鄂东时，发现井冈山、大巴山、太行山等这些革命老区基本上是文化不高的地方，唯独大别山这片老区是中国的人文高地，有的地方的人是为了饥饿而革命，而这个地方的人是为了理想而革命。革命需要他们拿枪的时候，他们拿枪；需要他们弄文的时候，他们也弄文。举个例子：清朝末年时，为了唤醒民众，清政府开放了报禁，在第一时间办报的鄂东文化人几乎都是各大报纸的主编和创办人，比如殷海光当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编，后来和胡适一起创办《自由中国》，在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徐复观在1949年创办的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港台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居正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田桐一起主持《中兴日报》，后到缅甸主持《光华日报》；黄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和章太炎一起编《民报》；詹大悲1911年在汉口创办《大江报》；傅笠渔先后赴天津创办《新春秋》，赴大连任《泰东日报》总编辑，后又到天津任《益世报》主笔，又到北京筹办《新中华报》并任社长，后又接办《大公报》任主笔兼副经理。所以说，这一时期整个鄂东人走的路首先是报人，然后是将军。比如：田桐在辛亥革命时，任战时总司令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部参事、参议院议员，后参与筹组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居正曾参与组织共进会，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后于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率部与北洋军鏖战胶东、三打济南，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鄂东的各县市往往都有将军县、教授县、作家县、报人县之美誉，可谓一县一品，各臻特色。由此可见，鄂东人都是乐于改造社会的热血人物，革命需要他们拿笔杆时就拿笔杆，需要拿枪杆时就拿枪杆，真正是文武双全。

统领鄂东人以上三个特质的思想，则是“忧患意识”。他们真正做到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发现这些先辈很有意思，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做得很好，但“天下之乐”后还不快乐，因为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要去思考和解决。当然，在今天，鄂东人文精神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秉承先辈强烈的忧患意识，继续拓宽和延续鄂东千百年来的精神长河。

2013年5月4日

在湖北省黄冈市委礼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