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长江讲坛”的“廉政讲堂”今天首次开讲，我很荣幸被邀请来当第一个演讲者。我演讲的题目是《明代监察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我讲一讲明代监察机关的设置。

明代一共存在二百七十七年。明代建国的时候，朱元璋四十岁，需要处理的麻头事太多，因此他一时抽不出时间来重新设置新的制度，一切都采用元朝遗留下来的政府衙门那一套。而这个政府衙门的设置，元代是继承宋代的，宋代是继承唐代的，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每个朝代略有增删，但大的格局基本没变。明代的都察院这个机构，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是为防止各级领导干部的贪赃枉法而成立的一个监察机构。这个机构在宋代的时候，有三个分支：一个叫台院，一个叫殿院，一个叫察院。台、殿、察三院，构成了完整的御史台。这个御史台就是明代的都察院。

今天我们到北京城里去看，中央各部委的大门，有的朝东，有的朝南，有的朝北。这一点可不像中国的古代。古代的中央机关是放在一块的，大门朝南，而“御史台”这个机构大门是朝北的。面南为君，面北为臣，这个门向可显示，监察机关是直接替皇帝负责的，而其他的大门，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所以，这样一个门向就从没改过。这是到明代我们的御史台还在紫禁城中，在皇帝肘腋之间，大门还是朝北的。

在这三个院中，台院就是总领、总部，就像我们的“总参”一样；殿院在皇宫里，“一把手”叫殿中御史里行，可以直接面对皇帝；察院就是办案机构，我们现在叫“反贪局”，就是具体办案的地方。台院是总管的，殿院是在皇帝跟前随时听从诏旨或直接为皇帝负责的，察院是具体办案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元代承继了宋代的，朱元璋承继了元朝的，也是这么分的。他的御史台的“一把手”的级别是“从一品”。从一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今天的“副国级”。一品是宰相，从一品，就是比宰相低的“副国级”。这个设置，包括级别，跟今天差不多。但是，朱元璋在他登基之后，政权稳固了，就开始对国家的行政体制进行一次很大的改革。

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进行了类似我们今天的“行政体制改革”。他的行政体制改革举措之一，就是把宰相永久地废除，由皇帝直接掌管各部。从秦朝开始，中国就有宰相。此后每一个朝代都有宰相，但朱元璋却将其废除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他执政的前十二年里面，一连有两个宰相，都因为“谋反”被杀头，这让他感觉到，在皇权和相权之间，总有一些矛盾不可调和。因此他决定亲自执政。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由“国家主席”直接兼任“国务院总理”。这种改革竟然被西方所用了，就是“总统负责制”。中国丢掉了，但是在美国，现在的奥巴马一直就是总统直接行政。朱元璋不设宰相这个层级。到今天，我们延续的还是这个体制。不设宰相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而且也被西方世界所用。

皇帝兼任宰相，直接做国家行政上的“操盘手”，这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军事改革，取消了大都督府，就是我们今天叫作“中央军委”的机构。朱元璋怕大都督府的这个大元帅做大了，又会生出野心。朱元璋认为，大都督府的总督这一职位很容易把军权据为己有，变成一个人说了算。废除大都督府而分别成立五军都督府，五个大军事集团，直接替他负责，中间没有层次，不要最上级的那个“大元帅”了。这和不要宰相是一样的道理，担心大权旁落。第三步改革，就是监察制度改革，废除了“御史台”这个中央最高的监察机关。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当时把设在首都的中央监察机构，叫都察院，“法院”叫大理寺，“公安部”叫刑部。这个都察院，可不是我们今天的检察院，而是相当于“中纪委”。都察院的领导职数设置，朱元璋很奇怪地竟然设了六个官职，名称叫都御史，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纪委党组”吧。但当时都察院衙门品级较低，为正七品，大家都感到不理解，说这个皇上，怎么会这样去安排干部？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这个我后面还要讲到。其实，他当时的初衷是，在这六个都御史底下，还有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分巡全国各地的。这个分巡全国，又跟我们今天说的不一样。监察御史都隶属于都察院，各省的监察御史全部在北京办公，由中央直接控制，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巡视组”，一事一授权。地方的案子报上来了，比如说我是“湖广道”，湖广道有四个监察御史，需要查案子了，都御史才把大印给你，你带着大印出京，就是“巡视”。今天查某某的事情，这个事情授权给你了，把印交给你，去现场办公。回来以后，这个印还得交回来。朱元璋又先后在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这十三布政使司分别是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云南、贵州。我们的湖北、湖南属于其中的湖广道。这十三道御史我们叫“道官”，道官就是监察干部。一共有多少人呢？全国的监察御史包括这六个都御史一起，总人数一百一十人。“纪检干部”竟然是这么小的一支队伍，来管全国的“纪检工作”，可见当时的大案的确不多。

上面提到这些“纪检干部”品级都较低，监察都御史为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为正九品。这项改革实施一年以后，朱元璋经过调查，又发现纪检干部的级别太低了，不利于工作，于是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衙门，第二年正月，又升为正二品衙门。此时的都御史中称为长官的一个叫左都御史，相当于“一把手”，一个叫右都御史，算是“二把手”。明代是直接承继元代的，只是元代的“一把手”是“右”。这是因为元代当政者是少数民族。中国从汉代开始，一直以左为大，因为汉代学的是楚国，楚国的“左尹”是最大的。楚国不称令，称公。如毛公、郑公，他称“公”，以左为大。朱元璋按照汉文化恢复以左为大。“一把手”叫左都御史，“二把手”叫右都御史。这两个是级别最高的。底下还有两个：左副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然后，又有两个：左佥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就这样，两个左、右都御史是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是正三品。这样一来，级别上就提到了“正省级”。到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他的改革才算完成。最终完成改革的这套行政编制，就变成了跟六部尚书一样的正二品级别，都察院也成为中央九大衙门之一。

朱元璋如此设置监察部门，还是颇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是想让小官管大官。大官有钱，可能会谋私，我就用一个小官管你。小官可以弹劾，把你弄掉。级别高的官员很有权力，有受贿贪墨的机会。监察干部是小官，手上又不掌握行政资源，这个低级职位从制度上保证了他的廉洁。他就采取这种方式，互相制约。不过，他最终还感到，不能让监察干部与其他衙门的落差太大，不然的话，这个“纪检干部”没人愿意当。所以，朱元璋慢慢地改了回来。但是终明一朝，“纪检干部”的级别一直很低。朱元璋设计的监察十三道地方长官的官员，简称“道官”，监察中央六部的监察干部，叫“科官”。全国行政区划本来是十三道，最后发现有十四道，就是云贵川是一道；广西和广东是一道；越南，那个时候越南是中国的，所以越南专门设一道，叫“交趾道”。明宣宗的时候，说这个越南让他自治吧，给他派个总督去就可以了，其他的官让他自治。在那之前，越南是中国的，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省，是交趾道；明宣宗之后，交趾这一道去掉，就变成了十三道。这十三道御史，共一百一十个人，这是道官。道官是针对地方的监察，属于地方官员；科官是针对中央各部门的监察。我们现在不是也给各部门派“纪检组长”吗？纪检组长其实就是“科官”的演变。但是，“纪检组长”的权力可比那时的科官小得多。在明代，很多“正部级”干部因为贪腐，都是被“正处级”的科官干掉的。明代科官的办公地点与首辅办公的文渊阁紧挨着，叫“六科廊”。为什么叫“六科廊”呢？是因为正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成立了六个监察科。“科长”的级别是正七品，与县令同级，也就是今天的“正处”。但不要小瞧这个“正处”，握有的权力并不比“部长”小。明代的官阶场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副职的见正职的，正职的作个揖，副职的要鞠躬。身份悬殊但可以对面作揖的，就是“科官”和“部长”。六科一共有四十名“纪检干部”。这六科的六个“一把手”，叫“都给事中”，底下的官叫“给事中”。这四十个科官，没有年纪大的，都是从全国新考取的进士里面物色出来的风清气正的人来当这个官，当到四十多岁才“转岗”。这些人的权力有多大？这么说吧，他们是可以直接半夜去叫醒皇帝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六科的“纪检干部”不归都察院管，而是直接归皇帝管。皇帝出来的诏旨，就是我们说的“中央文件”，相关六科的给事中要首先看，看了之后，他认为皇帝的文件不妥，奉还给皇帝，说你的文件不妥，不能下发，他还能监督皇帝。还有，一个人如果要升官，比方说这个人要从湖北调到中央，要高升中央的“部长”，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吧，就得由吏部尚书和管吏科的给事中首先商量，凡是被提拔的干部，都是吏部尚书和管吏科的给事中两个人一起找他谈话，然后两个人又陪他去拜见皇帝。任何时候，诸如拜见皇帝、提拔官员、调动财务，科官必有一个在场。他们就有这么大的权力。级别虽然只有“正处”，但是谁见了都得敬重三分、惧怕三分。蒋介石学到了这一招，即用小官管大官。戴笠一辈子只是个少将，但掌握的生杀大权连副总统都怕他。皇帝早朝，能够在台阶上站在皇帝跟前的，左边是首辅，然后就是九卿；右边站着的，就是六科的给事中，这六个“正处”级干部独占一边。台阶下面站的都是“副部”干部。从这一点上来看，大家就知道科官多么重要。科官四十个人，和道官加起来一共一百五十个人，组成了当时的“中央纪检”两大系统。至于地方的“纪检”部门，跟中央的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地方的纪检部门，我们叫省纪委、省监察厅，那个时候，叫提刑按察使司和分巡道。在纪检系统的设置上，明代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接下来我讲第二部分：明代反腐的一些措施和办法。

有历史学家在谈到明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江陵是也。”他是说，如果要从明代找两个代表性人物，那只有皇帝朱元璋，首辅张江陵。张江陵就是张居正。这个评价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这两个人在执政时候的一些反腐措施，可以代表整个明代。我看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看朱元璋廉政和反腐的一些措施。

第一，颁布“戒酒令”。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天下初显稳定，战乱停止了，官员们都很轻松，就开始饮酒作乐了。所以，在明朝建立的第二年，朱元璋就下了“戒酒令”，就像我们2013年开始的“八项规定”，反“四风”一样，他在执政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他后来发觉，戒酒令颁布之后用处不大，大地方不能喝，我就改到小地方去喝，小地方不能喝，我就在家里喝，跟今天一样。朱元璋有本事，他说，要想戒酒令能够实现，那就不准造酒。他搞得更彻底一些。派人下去调查，当时造酒的原料不是高粱不是小麦，而是糯米，他就以诏旨的形式下发各地，全国老百姓不准种植糯米稻谷。他从根子上去铲除腐败。反腐廉政无小事，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在琢磨。社会上没有酒卖了，你就喝不成了。当然，他做得有点过，这个在今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给管住了。这对他来讲是“小试牛刀”，他就是从这些小事入手，一步步做成了大事。朱元璋跟农民们说，糯米只能用来造酒，不好吃，产量又低，因此要废除种植糯米。作为皇帝，他的威望很高，他说的话谁都愿意听，当然，也不能不听。

第二，给可能奢侈的人“打招呼”。在颁布了戒酒令之后，他首先召集那些投降、投诚过来的官员“打招呼”。他把张士诚、明玉珍、陈友谅等反王的部下，以及元朝的一些官员召集来开会，他说，我打江山用的最多的是濠州、泗洲、汝州、颍州这些穷地方的人，这些人一辈子苦惯了，艰苦朴素，现在即使都封侯拜相了，他们也奢侈不到哪里去，而你们过去是好日子过惯了，因此，腐败很容易从你们身上产生。你们要是学我那些老部下艰苦朴素，你们一辈子都会平安；如果你们把往日的那些奢靡作风带到我的新政权里来，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听了这些话，所有人都害怕，因为他是说到做到的。他还特别指出：“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那意思很明显，你们敢奢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请你们考虑好，何为真富贵。训诫之后，他还真杀了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这部分人基本管住了。

第三，制定《女诫》，不让后宫干政。朱元璋老婆多啊，他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一群女人给他生育。有这么多孩子、这么多老婆，就不能不考虑到，后宫不管好，女人一干政，就要出大事。因此他就跟朱升讲，你给我制定一个《女诫》，让女人们守戒律。我们常说“乡规民约”，他这是“皇约”。朱升起草了一个文本，朱元璋自己亲自修改：“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他告诫老婆、女儿说，你们都是我的老婆、女儿，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屋子打扫清洁，生儿养女，过艰苦朴素的本分生活。朱元璋不准后宫谈政事，什么枕边风、耳边风，他一概不听。哪像我们现在一些腐败干部，一弄就牵连出老婆来，一弄就牵连出情人来。这个《女诫》颁布后，每一户人家刚进门的媳妇，都要背诵，这是最好的“警示教育”和道德教育。

第四，戒方物。所谓“戒方物”，就是把好玩的奢侈品全部毁掉。元朝的皇宫在北京，大将军徐达把北京打下来之后，就把元朝宫殿里的宝贝用车子运到了南京。其中最好玩的，是一个用水晶做的天文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每到了一个时辰，那个小舞台就自动滑开，两个小铜人站起来，打中间的一个小鼓，告诉我们现在到了辰时或午时。这个东西很奇妙，宫里面的人就把它搬到了朱元璋的卧室，让他欣赏。朱元璋问，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元朝皇帝的爱物，是天下的宝物。他就在那看，马皇后这时在旁边说话了。她问朱元璋，你说什么是宝物？朱元璋说我知道，宝物就是民心。如果这个水晶宝物真的能保天下，元顺帝怎么会逃了？元朝怎么灭亡了？马皇后说，是啊！朱元璋就叫人拿来个榔头，把它砸了个粉碎。朱元璋反复说：这个不是宝，民心才是宝！这件事，《明史》记载得很清楚。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朱元璋的节俭朴素。我们湖北省蕲春县当时叫蕲州，那里的竹子做的凉席，比一般的凉席要凉，篾丝很细。蕲州府的知府到南京去开会，就夹了一张凉席，要送给皇帝。朱元璋在接见地方官员谈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个凉席，就说：“古者方物之贡，唯服食器用。”意思是说，古代朝廷都有贡品，贡品的内容就是吃的、穿的、日常缺少不了的生活用品，没有奇巧耳目之娱的东西，有可能让我奢侈的东西，一个都不要。你这个凉席是生活用品，不是宝物，但是这也不对，因为朝廷没有给你下指标叫你进贡。我要什么礼物啊？你们来南京，就等于是进贡了，你这个风气一开，各地的官员进京来，都给我带点东西，你们回去之后，再找老百姓勒索，这不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吗？你拿回去，从今以后，所有进京述职的人，什么都不准带！朱元璋就是这样，从每一件小事来做起。

第五，告诫子孙。刚才讲到了朱元璋告诫女眷，此外就是告诫子孙。在南京大内里面，在他住的房子和办公的地方之间，有很长的一条御道，御道两边是空地，本来是用来种植花草的。皇帝搞点园林绿化，本来也是应该的嘛，何况是在宫廷里面。可是这个地方没有种花，那干什么呢？他让太监去买了很多农具，锄头、耙子、粪桶等等，再把他的皇子们都找来，从几岁的到三十多岁的，他要他们跟着他一起种地。同时，他还以身作则，每个星期吃两天“忆苦饭”，就是地菜、野菜什么的，叫他的儿女们全部跟着他一起吃，并告诉他们说，你爹就是吃这个长大的。然后，他让手下的文臣将古代的忠臣孝子，一个个模范人物，都画在儿女们的居所里。然后，还把他家族的苦难史，他一辈子的奋斗历程，他的父母是怎么饿死的，他是怎么当和尚的，又是怎么起兵的，都画成了“连环画”，作为励志的“教材”。他跟他的子女们讲：你们要戒奢，要永远保持根本。他在第一次检查这个绘画工程进度的时候，就跟子女们讲话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忘。富贵的人一般容易骄奢**逸，艰难过完的人，容易忘掉自己的困难；我的后世子孙生长于深宫大院，只见富贵，只见奢侈，不知祖宗创业之难，故绘之以示子孙，使之朝夕观览，心有所警。现在，我们搞革命传统教育，有些人心里反感，说你执政党就会搞这些东西，借以抬高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们需要这样一代代告诉后人，我们创业是如何的艰难。

第六，告诫身边的人。一个皇帝身边，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为他服务的人。朱元璋经常把所有的宦官找来开会，他说，我读史书，发现汉朝和唐代屡屡出现宦官出来干政，扰乱朝纲，往往弄得不可收拾。汉代的外戚和内宦，唐代后来的宦官，以及宋朝徽宗时期的童贯、梁师成这样的大太监，最后把国家给亡了，朱元璋为之感叹。他说：你们在人主之侧，一天到晚待在我身边，日渐亲近，我有时候觉得你们做得好，还信任你们。但是，开国承家，小人不可重用。你们要记住，你们可以为我服务，但不要在我面前有什么非分之想，幻想出去当个什么大官。有一天，有个人给他理发，这个理发匠理完之后，把他的头发扫到了一起，用一张皮纸包了起来。朱元璋发现后就问他这是干什么。理发匠说，这是皇上的龙须，不能丢在地上让人践踏，我得收起来保管。他说，你给我理了十几年发，都留着吗？理发匠回答说，都在。放到哪去了？放在我家里神台上供着。朱元璋于是叫锦衣卫到他家里去看看他是不是把头发供起来了。他怕那个人撒谎，怕他是在他面前讨好。锦衣卫到了理发匠家里一看，神台上有个木盒子，打开一看，某年某月某日理的发，一包一包的都在里面。于是就把盒子拿回去给朱元璋看。皇帝一看，笑着说，嘿，你这十几年，还真是有心啊，很好很好！一高兴，给了他一个三品的待遇，不让他当官，却享受“副省级”待遇。这是朱元璋的性格，赏罚分明。剃头匠是幸运的，但是也有非常不走运的人。有个宦官穿着新发的布鞋在雨里面跑，朱元璋看到之后就说，给你新发的布鞋，你就这样穿着在雨里跑，鞋底浸湿不是很快就会烂掉吗？把他两只脚给我砍下来！真砍了，说他残忍他也是真残忍。

朱元璋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也非常严。有一天，他叫史官进来，说，你把我这段话记下来，假如我没做到，将来我要遭天谴。“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意思是说，我的后世子孙，如果不能像我这样，而开始放纵奢侈，那么他们的末日很快就会到来了。“以朕观之，人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老百姓变成神仙了，当皇帝的就名垂青史了。“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这就是朱元璋让史官记录在案的一段话。在这一点上，毛主席跟他有点相似，一颗赤子之心，永远让人景仰。所以说，朱元璋建国，是从廉政开始的。

下面我再讲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也是从反腐开始的。总结起来，也有五条。

第一条，不准身边人与官府打交道。

张居正，是在公元1572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当首辅的，任命是在早晨宣布的，他在文渊阁的执房里面忙了一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家人找来。当时他最小的儿子才十岁，最大的儿子二十岁，他自己四十八岁，他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婿，还有秘书、管家、警卫，百把号人。当天晚上就开会，他说，我现在向你们宣布，我今天升为宰辅，你们要支持我的工作。他接着说，儿孙不准和任何官府的人打交道，不准进任何官员的家，不准接受任何官员的馈赠，凡是有官员来家里找我谈事，一律不准带礼品。如果你们违背，家法从事。

这种人跟朱元璋一样，别人都很怕他，因为他说到做到。他的管家叫游七，是他老家江陵那里的人，还是他的表弟，老老实实跟了他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在张居正当了六年首辅之后，他无意中听说游七讨了一个小老婆，成了一位科官的连襟，那位科官以此炫耀，企图向张居正效忠。张居正雷霆大怒，立刻回家召开家庭会议。所有人都来了，张居正叫游七站出来，询问他是否与某位科官成了连襟。游七承认了，张居正厉声斥问：我是怎么定家规的？迹不入宫门，不和官家人打交道。人家把姨妹介绍给你当小老婆，不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管家吗？张居正下令让警卫用廷杖的棍子打了游七一百棍，打得游七一条腿终身残疾。他真干得出来！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六个儿子不认识一个当官的，想去喊冤都找不到人。这是第一条禁令，不许身边人与官府打交道。

第二条，清理超标准干部待遇。

当官的多吃多占，自古皆然。张居正上任之初，官员的腐败现象还是很严重的。从武宗到穆宗的六十二年间，一连三个皇帝都没有认真整顿吏治，因此使得明代中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张居正上任伊始着手整顿吏治，就是抓官员的腐败问题。他首先清理官员的“勘合”。什么叫勘合呢？就是今天所说的护照。当时京城的官员到各地去视察或上任，由兵部发给护照，拿着这个护照，可以去住各地的驿站，因为那都是官办的。慢慢的，一些有能耐的人都在使用这个特权，而且接待规格也越来越高，每到一个驿站，地方官员要出界相迎，离开时还要送出地界，超标准的住房，超标准的吃喝，临走时还要馈赠礼物。到后来，凡是会搞关系的都弄到了一本勘合在手上。高官身边的工作人员，七大姑八大姨的，几乎人手一本。张居正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勘合全部没收，把各个驿站的账核查一遍，包括花了多少钱，花在谁身上，怎么花的。这一查才知道，朝廷里几乎都没有好人了。张居正说，过去的不追究，从现在开始，按新规矩来。按级别核定接待费用，多花一点就自己掏腰包。通过这些措施，当年公费开支节约了几百万两银子。

第三条，堵塞制度性漏洞。

到了明代中期，奢侈、排场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社会风气非常恶劣，有些腐败甚至是制度性安排。比如孔子的后代，他的裔孙，被封为“衍圣公”；还有龙虎山的张天师，这也是个“标杆式”的人物。这两个人都被封为一品待遇，允许他们每年到北京见一次皇帝，吃一次御宴，谈一谈，再回去。根据安排，衍圣公一路都是住在“迎宾馆”，他每次进京的队伍有几百人，把他们家里生产的酒、土特产带着，一路走一路卖，虽然价格很高，各地的官员还是争相购买。就这样来去一趟，游山玩水，最长要半年，最短也要三个月，花费颇大。张天师是一个道士，却被封为一品，还赐金印，包括衍圣公也是这样。张居正一上台，把两人的待遇都给撤销了，由一品改为七品，派专人把金印收回，三年进京一次，一次不准超过一个月，只许报不超过十个人的费用，沿途不准私自兜售东西。既然这两个人的特权都没有了，其他人的特权就更没有了。他这算是抓了“牛鼻子”，就把一些特权制度给改掉了。我们说反腐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有的制度，就是让你有腐败的可能。

第四条，遵纪守法无化外之人。

国家法律，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皇帝，包括皇亲国戚。历代的改革都没有张居正这么彻底的。有一天，张居正说到武清伯李伟——李太后的父亲，明神宗朱翊钧的外祖父——说他的待遇严重超标，住房等各方面都超了标准，要收回。这样一来，武清伯就不干了，找他的小皇帝外孙闹，找他女儿闹。张居正就对李太后晓以大义，说，要让大明的江山稳固长久，约束自己以及眷属是你母仪天下的分内之事。李太后这个人很不错，父亲她不敢训，就把她的弟弟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他家的私田交税，他不交，说这是皇帝给的待遇。张居正让国舅爷这样的人把税都交了，哪个还敢说不交呢？因此，在张居正手上，国家财政一年好转，三年盈余，那么大的亏损，他一下子就给扭转过来了。从这个方面来说，反腐也可以提高“GDP”。制约皇权，这是古代任何一次改革都不敢做的事，张居正做了。

第五条，管好国家的钱袋子。

“国家”这个词，对于皇帝来说，会与我们常人的理解不一样。在他看来，国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国。张居正的改革是一定要把国和家分开。万历小皇帝登基后，仍按老规矩，经常要到太仓支取银两，赏赐后宫嫔妃，搞一些宫廷建设，花费比较大。张居正就搞了一个预算制度，比如今年的用钱计划，必须要在去年年底前，由司礼监和工部一起协商。今年皇上的祖陵、皇陵、家庙，有哪些建筑要安排资金，皇帝的衣服嫔妃的首饰要添置多少，事前要有预算，不能想拿就拿、想盖就盖。皇帝感觉这样很不适应，也很不高兴，张居正就想了个办法，把皇帝用的钱和国家用的钱分开，分成两个部。管理皇帝用钱的，叫“内廷公用库”，就像我们说的皇家银行；管理政府用的钱，在户部，叫“太仓”，就是国家银行。然后给公用库拨了全国专卖品的利润和矿山开矿利润这两块，作为皇家公用库的经济来源，剩下的各种税收，则是国家财政的来源，这可以叫“分灶吃饭”。分灶以后，你的钱一年进多少，不足的部分由国库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充，但不能毫无节制，要节省开支。这个改革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后来为什么小皇帝恨他？就同这种财政改革有关系。这也是张居正悲剧产生的缘由。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其实就是在张居正手上出现的。他用的完全是一种现代管理模式，具有民本主义色彩。

第六条，监察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就是把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六科，变成了由内阁管理。这个六科既监督皇帝，又监督百官。这个监察权的改变，使内阁推行的任何一项改革制度，都能非常快地推行下去。张居正可以称作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他，他是累死的。假如历史再给他十五年时间，那么，他的富国强兵的理想就可以完全实现。可惜他死得太早，五十七岁就死了。朱元璋七十岁死的，他是五十七岁死的。这两个明代的代表人物，在反腐和廉政建设这两个问题上，各有自己的招数，而且都还非常管用。应该说，张居正推行反腐和廉政建设比朱元璋更难，因为朱元璋是至高无上的，而张居正上面还有皇权。把这两个人在这两方面的作风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是有很好的启示意义的。

下面讲第三部分：明代是如何打“老虎”的？

“老虎”和“苍蝇”都要打，但是打老虎的难度要大很多。明代被打死的最大的“老虎”，一个是大太监刘瑾，一个是首辅严嵩。这个级别倒台的官员不止这两个，但是因为腐败倒台的，就是这两个。没有其他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腐败了。这两个人腐败的行为，今天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刘瑾是武宗皇帝身边的“服务人员”，是宦官。武宗继位的时候十四岁，他当太子的时候，身边有八个太监为他服务，算是他的“私人服务团队”。后来剩了七个，这七个人每天陪他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七个人在明代被称为“七党”，包括刘瑾、马永成、张永、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这七个人坏到一堆儿去了。登基当皇帝，对于武宗来说是很累的一件事，他不愿意当皇帝，他一辈子都没玩够，特别喜欢玩，要是有现在每年都举办的“春晚”之类的娱乐节目，他绝对是一把好手。他每天最想做的，就是花样翻新地去策划一些娱乐项目，想方设法地玩尽兴。他去上朝，那么多人把他包围了，他感到很累，一回来跟这七个人在一起玩，抓鸟、掏鸟蛋、养老虎，他都乐此不疲。有一天，他说他的钱不够花了，因为他还是孩子，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钱。刘瑾就跟他说，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有钱。王岳是宦官的头儿，内朝的行政系统的“一把手”，叫司礼监掌印太监，底下还有四个副手，叫司礼监秉笔太监，下面还分二十四局，有三万多宦官，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天下的镇守使监军，就是所有“军区政委”都是由朝廷委派宦官去当，这件事就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来管。王岳老是瞧不起刘瑾这一帮小子，老是训斥他们，所以，现在刘瑾就跟武宗说他有钱。武宗问，他怎么有钱？刘瑾说，天下的镇守使监军都是他派的，每个人当上这个监军都要给王岳进贡两万两银子，您现在要是去抄他的家，起码有三间房子的金银财宝。武宗听了，就动了心，但是他又不敢动，为什么呢？因为王岳是他父亲生前很信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就说，皇上，如果您不动他，不相信他贪污，我说个方法，您不妨试他一试。皇帝说，什么办法啊？刘瑾说，您下一道旨，把天下各地所有的镇守使一律换掉，重新任命。皇帝说，那怎么行呢！刘瑾说，您就说，每一个宦官都可以自由报名，谁给两万两银子，就让他去做镇守使。当时全国有五十多个镇守使。皇帝说那就试一试。他还真的做了，像儿戏一样。他一试，全部的镇守使，就地免职，重新一宣布，不到三天，一百多万两银子就摆到武宗皇帝那里去了。刘瑾说，现在您信了吧？他们都当了十几年的镇守使，您说他们有多少钱？这样一来，武宗就心动了，但是这样大面积换这么多“上将”级别的人，而且一下子换光，天下政局不稳，人心动**，引起了朝廷内阁首辅刘健和两个次辅李东阳、谢迁三个人的不满。他们就跟皇帝交涉，说，怎么能这样！王岳也说，刘瑾是个坏家伙，您要不把这个人杀掉，将来后患无穷。皇帝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好坏还不能分清楚，这么多人在说，他就动摇了。他说，好吧，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下旨把他抓起来。但是，君子搞政治搞不赢小人，这几人回去了，等着明天早上抓人，中间就留了这么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其实，“翻盘”只需要三分钟。其中有个小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就偷偷地跟刘瑾说，坏了！天一亮就要抓你，抓你们七个人。别人见不到皇上，但是这七个人可以见到的。他们直接推开门，进了皇帝的房间。皇帝还在睡觉，七个人就全都跪在皇帝的床前，说，皇帝您得救我们。皇帝还在装糊涂，怎么了？刘瑾说，就因为我说他们贪污，说他们银子多，他们就跑到您这里来瞎告状，反而我成了恶人。如果您要不为我们做主，那将来就没有人对您忠心耿耿了。皇帝说，那怎么办呢？刘瑾说，您现在就下旨，我连夜就把他给抓起来。皇帝说，那好吧。结果就把这几个人抓了。这就是宫廷政变，非常诡异，非常厉害。当时的大学士刘健、谢迁，吏部尚书韩文，宦官里面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五个人，全部是中央的“高级领导”，都抓的抓，撤的撤。五个太监发往南京充禁军，押出北京城，路上全部被杀害，然后刘瑾自己就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五年时间里，刘瑾贪污了多少东西呢？抄他家的清单在明代朗瑛《七修类稿》卷十三的“刘朱货财”里面记得很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听：“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银）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袞衣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这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了。这样的大贪，今天都没出现过。大家想一想，五年的时间，竟然贪了这么多东西！我看了这个单子，身上都冒冷汗！难道他就不怕哪天东窗事发吗？查办刘瑾的人叫张永，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宦官里面的“二把手”。这个人当年跟王岳有点矛盾，刘瑾觉得他跟王岳有矛盾，就重用了他。有一次让他去宁夏，和当地的守备使杨一清平定宁夏王的叛乱。平定了之后，杨一清和张永先是互相试探对方，然后两人才敢说真话。张永说，如果不把刘瑾这个人干掉，武宗就被绑架了。刘瑾与首辅焦芳、吏部尚书张彩，这三个人狼狈为奸，整个国家都快完蛋了，而他的贪腐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一个官不是用钱买的。杨一清说，你说的这些，不可能让武宗下旨除掉他。张永说，那怎么办？杨一清说，你不是说，他们家收藏了很多盔甲吗？不是还有龙袍吗？那么他是准备篡权的。你进宫，单独找武宗说这件事情。这样，就把腐败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说刘瑾想谋反当皇帝，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想当贪官。但是，只有往那上面引，才有可能除掉他。最后，张永找到武宗皇帝一说，武宗皇帝吓得哭起来了，当时他才十九岁，听说刘瑾要谋反，不知道该怎么办。张永说，你现在离开豹营，跟我一起住在南苑，暂时不要跟他们见面，其他的事情我来做。结果，杨一清秘密带兵进了北京城，来了一次大围剿，才把刘瑾除掉，然后清理出他的惊人的资产。

再讲另一只“大老虎”严嵩。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世宗皇帝非常喜欢道教，一天到晚想着炼丹的事，希望吃下去能长生不老。严嵩每天陪他炼丹，炼完了之后就写一首颂诗，写得很好，拍马屁拍到地方了，后来就得到了世宗皇帝的信任，严嵩就被提拔为次辅，即内阁的“二把手”。“一把手”是他的老乡夏言。夏言有点瞧不起这个家伙。但严嵩一直忍着，后来找了个理由进谗言，皇帝就把夏言给腰斩了，严嵩就当了首辅。当了首辅以后，严嵩觉得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了，于是就胆大妄为起来。他的儿子严世蕃等一帮人也明目张胆地开始卖官鬻爵了。他为了表现自己家族的“文化感”，给皇帝写了很多的颂词，还跟衍圣公结了儿女亲家，衍圣公的女儿嫁给了他儿子。由于他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许多官员敢怒而不敢言，最终，他的助手、次辅徐阶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做局”，才把严嵩扳倒了，抄了他的家。抄出来的家产仅次于刘瑾，他是明代的第二大贪了。抄出这么多钱之后，世宗皇帝感叹说，他从哪搞来这么多钱啊？张居正认为严嵩的贪腐现象是政以贿成的原因，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不行贿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好。

刘瑾比严嵩早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接连出现了刘瑾、严嵩这两大贪官，可见当时的官场是多么的腐败。张居正改革就是出现在这两大贪官之后，并且以反腐作为突破口。从那以后，像这样的大老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已经从制度设计上，把有可能产生大老虎的空间给压缩下来了，没有那么大了。

今天耽误了大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讲的不到之处，敬请批评。

2014年5月4日

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廉政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