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今天有幸受到邀请，到这里来与各位领导及朋友谈谈我对“文人”和“文人情怀”的理解。文人情怀，其实就是“家国情怀”。一个人无论为官、经商，还是当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能拥有一点传统文人的品格和情怀，总比没有好。今天，我就这个话题，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文人情怀的认识。

第一个话题：文人的情怀就是君子的情怀。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是君子，那个人是小人。那么，中国古人对君子是怎样界定的呢？孔子说过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人分五种，君子是一种，还有庸人、士人、贤人、圣人。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能把这五种人分清楚，就能治理天下了。关于这五种人怎么定位，历代有很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发表过意见。唐玄宗时代，四川梓潼出了个姓赵的文人，好“帝王之术”，他把孔子说的这五种人做了个评判。这个人叫赵蕤，诗人李白一辈子都尊他为师。这个赵蕤写了一本书叫《反经》，从五个方面谈论怎么治理天下。首先，他把孔子说的这五种人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什么意思呢？庸人，就是心中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没有是非感的人。他们嘴里说的话绝不是圣人的言语，也不是守法者的言语。他们“有奶便是娘”，这种人不可能跟着有理想有能力的人去做大事业，而是谁给好处就给谁卖命，而且朝三暮四，一件事做着做着就放弃了，遇到一点挫折就会放弃追求，见到利益立刻上去抢，这就是庸人。“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这里说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这种人心中有定力和生活的方向，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不盲目地崇拜别人，而是守住自己的信念；但他的所作所为不能完全合道，只是按世俗的观念来办事。尽管他不能把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是他每做一件事必然要问一个为什么。如果说这件事是好事，但是有风险，他不会去做，患得患失，有主见而无胆识，这就是士人。

第三种人，就是君子。我们说文人的情怀，就是君子的情怀。赵蕤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他称赞这种人，因为这种人说的话一定都是自己内心的话，绝不会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或者表面说一套，心里想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君子不做这种事情，“心无所忌”，就是说他心里没有藏着什么奸险狡猾的东西，因此说出来的话都平实可信，内心是按照仁义的标准来做人的，所以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改变方向，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色不伐”之“色”，不单指女色，“色”在古代指客观世界，《心经》里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互为表里的，不可能是两种。君子不是凭脑袋发热去做事，而是在做事之前，就会把将要遇到的困难、后果和可能达到的效果，做一个通盘考虑。一旦想通了之后，他在这条路上就会大步往前走，决不左顾右盼，不会走到一半就因为别人的干扰而放弃完成自己的理想，顾虑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最终达不到目的？君子从来不会这样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分心，不彷徨，坚决做到底。就像毛泽东要建设新中国，邓小平要搞改革一样，遇到再大的阻力，他们也绝不认为这个事情要从头再来。赵蕤说，这种人就是君子。

儒家学者在《易传》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言简意赅，将君子说得很清楚，赵蕤解释的即是儒家学者对君子的定义。荀子对君子的理解可能会让大家有更深刻的认识。荀子说：“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这话不好懂，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他说，所有的君子，能做让人既可畏又可敬的事情，但君子绝不因为你说可畏可敬，他才去做这件事。他是自己要做，在做之前根本不会去想别人怎么看他。他可以用诚信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周围的人，但他并不要求所有的人用诚信来对待他。他可以宽恕别人，如果一定要别人用全部的诚信来对待他，他才用诚信对待别人，那么这个诚信就是虚伪的。中国古代讲究宽恕的“恕”，所谓“恕道”，就是肯原谅别人，包容别人。第二个就是诚信待人，不要求所有人用诚信待他。第三个，他可以用才，但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一定要用他的才，如果别人有这个才能去干，他不会去抢，这就是“宽容”，能够心中容得下别人。而且，君子认为可耻的事是自己不提高修养，不可耻的事是社会对他的误解。君子不会因为社会说他青面獠牙，说他很坏，就觉得这些人骂我是最可耻的事情，而是去反思自己的修养到不到家。我们古代的楚国，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出了一个令尹，就是后来的宰相这个职位，名叫孙叔敖，就是那个协助楚庄王成就春秋五霸的孙叔敖。他的经历很曲折，同邓小平一样，三起三落，三次罢相，三次又东山再起。孙叔敖每次都很平淡，撤他职的时候他不忧伤，重新重用他的时候，他也并不因此而欣喜若狂。别人问他：令尹大人，您为什么能够如此平淡地对待这些事情？他说：免去我的职务，错不在我，我为什么要灰心丧气呢？重新起用我来当令尹，是因为我的才能本来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我为什么要特别高兴呢？这种平常心，在楚国的这一位贤相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这就是“耻不信，不耻不见信”，意思是说：可耻的是，我可以施展才华的时候，没才华可用；不可耻的是，我用了才华，而让别人说三道四。最终，这种人是“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这也是荀子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决不去沽名钓誉，所有的荣誉引诱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所有的诽谤强加于我，我也不为之所动，我遵循“道”（即客观规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一辈子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正人，这才是君子。所以说，荀子的这段话对君子有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春秋时期的政治跟今天不一样，春秋政治如果用“阴谋诡计”、用“术”，会让人瞧不起的。春秋时期的政治是“深明大义”的，五霸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明枪明箭，没有暗枪暗箭。那时候的世界，说实话就是“君子政治”。如果我们能把现在的政治生态恢复到“君子政治”，那么我们就是回到了每个人都信己而恂人的时代，即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尊重别人的选择。这是荀子对君子的解释。

下面讲第四种人：贤人。贤人比君子的境界还高，如果照这种标准去做，确实很难。“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菀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贤人，你的德行保证你一定是做好事不出声的，不是为了得一个好名声才做好事。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不作秀。贤人的心中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作秀。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的，从不会用他的思想去伤害这个世界，去伤害他人，他的思想作用于这个世界，其出发点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让社会的矛盾变得缓和，而不是更加激烈。这就是贤人。他足以让天下人致富，而不是仅仅让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致富。苏东坡对这一点有特别的认识和感慨，他写过一篇《论范蠡》。公元前五世纪时，孔子最忧心如焚的事情，就是“礼崩乐坏”。在春秋与战国的转换期，中国政坛最有名的三个人是楚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文种。这三个人当时是知识分子的领袖、文人的领袖。大家都说范蠡不简单，并有故事为证：勾践打下吴国后，范蠡觉得与勾践分手的时机到了，就偷偷跑出绍兴城，等跑出越国的国境后，给他的“亲密战友”文种大夫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劝文种现在可以离开勾践了。文种没有听从他的劝说。后来，果然惹出了杀身之祸，死在勾践那里。所以，历代读书人说范蠡是可以善终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并把他当楷模。但苏东坡却不这样认为。苏东坡在文章中指出：范蠡曾跟朋友说，勾践长着很长的脖子、鹰钩鼻子，这种人只可共贫贱，不能同富贵，因此在贫贱时他跟着勾践，富贵后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发财去了。如果说，你范蠡像张良一样跑了，“隐于秦岭”，大家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也不想当富豪，你就是真英雄。但你跑了以后，要去当天下的首富，去当陶朱公，在海滨煮盐，成了富豪，这就是你名声上的不善终，因为你最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天下苍生，这是商人的做法，而不是真正的贤人。我读到苏东坡的这段话后，觉得苏东坡比李白高明，苏东坡是懂政治的，而李白是不懂政治的，苏东坡是个了不起的大政论家、思想家，他对范蠡的论断非常有见地。之前他对伍子胥也有评价。他说，天下人都骂伍子胥，怎么能把你过去服务过的皇帝鞭尸三百呢？苏东坡说，这些评论伍子胥的人是误读了圣贤书。第一，中国是忠孝之国，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这个昏君杀掉了，伍子胥来对这个昏君兴师问罪，但那昏君已经死掉，埋在土里了。伍子胥鞭他的尸，是孝子必可为也。第二，楚国在那昏君的手上制造了这么多的冤案，对国不忠，对民不利，伍子胥鞭昏君，表明他忠诚于国的态度。所以，苏东坡说伍子胥是真忠臣孝子。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那里没事干，就把历史人物拿来一一点评，他点评这些人物的时候大约是四十四岁。我说苏东坡“悟道”是从四十二岁开始的，这一点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自己在四十四岁之前是一个愤青，对国事很关心，可是基本都搞错了，苏东坡也是这样的（我后面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关于贤人，苏东坡的评价以及赵蕤下的结论，我觉得都非常好，这个比君子更难为。

第五种人是圣人。“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圣人的修养和道德的力量，跟万事万物的世界是吻合的。我每次看到“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条广告词，就在想，能够实现这句广告词的人，必定是圣人，一般人做不到。因为一般人往往搞错，浅尝辄止，走不远，只有圣人的思想“德合天地”，才能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而且其中的变化就是前几年我们经常说的“与时俱进”，决不墨守成规，根据时世的变化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发展；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创新”，或者叫“变通无方”。变通无方，不是简单地应付什么灾难、危机，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福祉的方式。这种变通是什么呢？就是万事万物是怎么开始的，最终会走到哪条路上去。社会主义是从苏联开始的，到二十世纪后期出现了大崩溃。作为圣人，你要研究这个事情到了什么阶段，往后它会怎么发展。

有一年，我到印度，新德里大学有个哲学系的主任跟我们座谈。座谈会是他们国家的文化旅游部部长主持的。那位印度哲学家发言很尖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那样发问。他说：“中国的作家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现在唯有中国还举着这面旗帜，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还能让马克思主义存活多久？”这句话说完，顿时全场冷下来了。我们代表团的团长点名说：“召政，你讲一讲这个问题吧。”我想，我要再不讲，这个座谈会就开不下去了。幸亏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曾经是从困惑和迷惘中走过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想过很多。我到印度第一件事就问他们的佛教徒有多少。据查证，印度十亿多人口，佛教徒大约只有五百万人，可是最早的佛教是从印度输出的。这么一个在历史上输出了佛教文化的地方，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贡献非常之大，可是现在，它自己的大部分国民却不信仰这个文化了，绝大国民都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教授说：我是佛教徒，我这次到印度来，是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创教的地方，是佛教的故乡，我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结果却令我失望了。我相信印度朋友一定不会认为佛教是邪教，而是一定知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人类的宗教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可是一些印度人为什么不相信产生于自己土地上的这个本土宗教了呢？我就想到，当年的阿育王（和我们的春秋战国同时期，比秦始皇早一点的时候）决定向全世界输出佛教之前，就定下了佛教立国的宗旨。可以说，阿育王时期的印度是全民信仰佛教的。阿育王向全世界输出佛教，也并不顺利，在中国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后来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和磨合，佛教才慢慢为中国人知晓并接受，但其间充满了曲折。佛教自东汉明帝才正式进入中国，南朝宋末，菩提达摩来华传授佛法，创立禅宗，这也是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开始。佛教起初也有狂热期，很多皇帝信奉，像梁武帝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时全民信教。此后经过约二百年的时间，六祖慧能创立了南禅宗。一直到唐宪宗时代，韩愈写了《谏佛骨表》，反对皇帝信佛，他早上呈上这封批评信，晚上就被贬为潮州刺史，所以韩愈才有了这样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都是因为佛教。中国对印度佛教从无知，到排斥，到接纳，经过多少代的斗争，有时激烈有时舒缓，最终将它变成了中国本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佛教最初进入中国到现在将近两千年过去了，佛教在中国仍然兴盛，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都从儒、佛、道三方面来讲。佛教虽然本土化，但中国的佛教徒都知道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像我这样的居士，依然像朝圣者一样想朝拜佛教产生的国度。可是令我遗憾的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被你们丢掉了。由佛教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我到过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可那里很难找到马克思的痕迹，就像我在印度很难找到释迦牟尼一样。我问那位印度的哲学教授，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地下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在中国消亡呢？佛教在中国遭遇的最大毁灭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何止杀了一二十万人？但佛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中国。中国人有强大的文化吐纳胃口，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而向全世界学习。明代中期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王阳明，他在梳理了中国的历代经典之后，说了句话：“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意思是说，我要把老祖宗给我的所有宝藏都抛弃，拿着要饭的碗，一家家地去讨文化，来养活我自己。中国从印度讨回了佛教，从欧洲讨回了马克思主义。你们扔掉了不要紧，但你们不要说它一定会消亡。我们用了一千年才把佛教改造成中国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不过一百年而已，难道你们认为它会在中国死掉吗？从佛教的本土化进程来看，我们还有九百年的试验期，事危不举，国信何彰？我讲完这席话之后，这位印度教授似乎受到了震撼，第二天一早跑来找我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了，我很感动。”这是因为，我没有跟他讲政治，而是讲文化，我是从佛教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讲这个故事，绝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只是想告诉诸位，不要轻易对某件事下结论。你要穿过历史的时空，想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你的思想要有这种穿透力，要能把人类的历史放在案头上来研究，然后才能对某一件事做出判断。中国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说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然有风雨雷霆，人间有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道教所说的“小周天”和“大周天”的关系。一个人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都享受到了，但老百姓不知道是你给的，这叫春风化雨，这样的人是圣人。所以说，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讲出了这五种人。

说实话，要达到贤人和圣人这么高的境界很难很难，但君子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对芸芸众生来说，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君子政治”。君子就属于文人情怀的范围。君子偶尔一件事情做得像圣人，偶尔一件事情做得像贤人，但他不是圣人，不是贤人，这就够了。我到青城山游览的时候，看到于右任先生的一副对联，它的下联是“自古名山待圣人”。那是因为抗战的时候，他感觉到中国没有圣人，没有人出来力挽狂澜，出来挽救中华民族，他感到很郁闷。学习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呼唤明君、呼唤清明的政治，是中国人内心中共有的期待，大家都在等待某个圣人。所以“圣人出，黄河清”，这句民谣从古流传至今。

庄子对人的分类与评价，与孔子略有不同。庄子对人的划分，比孔子多了一个隐士阶层。他划分出六种人。庄子说：“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就是说，一天到晚，千方百计，让自己和大家做事不一样，你们都留头发我就剃光头，你们都喝茶，我就大碗喝酒，你们都穿西装，我就穿长袍马褂，一定要搞得与众不同，每当社会上出了一件事他就想办法去批判它，显示自己的才华，像一个“意见领袖”似的。这种人叫“山谷之士”，这种人不可相处。“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这种人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能够用得着的人，他可以毁灭自己，但是千万不能让他去毁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道德规范。第二种人，“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众生就是这样的。普通众生也有小心眼的，也有小人，但是他跟你讲的话一定是讲仁义的话、讲忠信的话，他内心不忠信，但跟别人讲话还是讲忠信的。他跟自己的儿子讲，“你从小要学会做忠信之人”，他自己不忠信，但教育别人还是要忠信，这种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他的境界就这么高，这种人叫“平世之士”。第三种人，“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这种人是朝廷之士、官场之人，应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人不尚空谈，一切思路都围绕社会的治理而展开。第四种人，“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己矣”。庄子称这种人为“江海之士”，属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种，国家出了问题，有大人物顶着，天塌下来高个儿顶着，跟他没关系，我只把自己家的二分田种好，没事就去钓鱼，江海之士就是闲情中人、避世之人。第五种人就是想长寿，学气功，到处去养生，这种人现在倒成了社会的主流。他们一天到晚想着怎么长寿，别的什么都不想，这就是“道引之士”。庄子说，要把这几种人都团结起来，作为国民，让每个人都觉得在你的统治下过日子很顺心，让每个人有疏导，有引导，也有约束，又让大家感觉生活在太平之中。你一天到晚没教导别人做任何事情，但是别人跟你在一起就不敢做坏事，这就是圣人。这是庄子的理论。

古人在讨论怎么做人方面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而且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他们考虑的不是哪个时代造出盛世，而是考虑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是什么，以及如何守住这个根本。古人之所以说“圣人出，黄河清”，是因为黄河清不了，圣人也很难出。林彪说“五百年才出一个天才”，但五百年出来的天才可能还是小天才，大天才可能要上千年。圣人是多少代才出一个的。普通人敬畏之，愿仿效圣人，但实际上做不到。我有一次到九华山，在中闵园看到刻在石头上的十六个字：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意思是说，当所有的人到了极乐世界，才能证明我的救苦救难的慈悲；只要地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魔鬼存在，我就不能成佛。当时我四十二岁，正是苏东坡贬到黄州来的年龄，处于思想的转型期，一看到这对联，我立刻想到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我想，这个马克思不就是我们心中的佛吗？跟佛的话一模一样，异曲同工，这就是圣人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但也不能因为做不到我们就不去做。人堕落起来是非常快的，要想高尚起来却非常慢，总要有人不停地提醒，才能让我们的心胸更高贵、更高雅，这总是好的。以上讲的是文人情怀的界定。

第二个话题：文人情怀的具体表现。

我觉得，讲文人情怀的具体表现，可以从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句话说起。第一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里的话。我几岁的时候就背得来。年纪稍长重读，当时只觉得他的语言非常美，思想很好，但还是没走进作者的心里，也不理解范仲淹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写《岳阳楼记》。等读了一些史书，研究了一些问题后，我就越发敬重范仲淹了。我先介绍一下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宋朝前七十年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以及宋仁宗的初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时间呢？是因为今天的我们也到了要出范仲淹的时代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也已经六十多年了，范仲淹就是这个时候在朝廷为官的。历史往往在相同的节点上产生相同的问题。宋代建立的初始阶段，由于一直埋头巩固政权，国策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矛盾。人只要一太平，就会“饱暖思**欲”，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当了大官的想当更大的官，结果形成了“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官之多，兵之多，乱开支的费用高涨，局势已经大坏，却还不想改革。只要你想改革，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上来与你作对，要把你弄掉。太宗的儿子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娥很强势，代替丈夫处理国事。她垂帘听政了十一年，包括她丈夫的五年，她儿子的六年。这十一年中，不断有改革的呼声，但她一直不同意，她死后谥号被封为“章献”，与仁宗当朝时的太后之位连称为章献太后。真宗死后，范仲淹曾上书改革，但被章献太后阻止，范仲淹也因此遭贬官。章献太后死了，范仲淹又上书，希望仁宗改革，解决“三冗”的问题。当时冗官是多少呢？宋太祖得天下之初的高级干部，包括县令这一级，约五千人，到范仲淹呼吁改革的时候变成多少人呢？三万人！多了六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一正多副的情况很多，享受什么什么级别的官员也很多，把所有的名目都搞足了，那时没有当了官而不能晋升的，论资排辈，早晚都会升迁。一方面官多，一方面做事的官又太少。为了让更多有才华的人为朝廷工作，就不停地增加科举数量。这样一来，少量的敢于担当、勤于做事的官员就被埋没在大量的庸官之中。官场的矛盾也就激化了。几乎没有精干的力量能够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第二个是冗兵。宋太祖举行开国大典时是二十二万军队，到范仲淹要改革的时候变成了一百六十万，翻了将近八倍，国家的负担非常重。第三个是冗费。官员的待遇，军费的开支，各种国家祭祀活动很多，宫观寺庙和楼堂馆所的建设也很多，官员的各种赏赐也多，还要用钱去买和平、换空间，例如向辽国和西夏送去的钱年年在增加，朝廷入不敷出，便不停地增加老百姓的课税，以至于民不聊生，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认为，要改革就要解决“三冗”问题。说实话，你要把庸官清下去，比登天还难。只要他一开口，立刻就会有人上门说情。比如我是一个部长，我亲手提拔的人一大堆，部长手下的司局长也提拔了不少亲信。层层下去，勾勾绊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动一个人就是动了一个集团，动了一个集团就是动了国家的根本。可以说，改革非常艰难。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仁宗大胆起用了范仲淹。范仲淹一个月内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明黜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员为什么要高升，为什么要降职，都要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能动不动就升一个官。范仲淹出任宰相后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决定裁汰庸官，第一批要裁掉一千多名官员。古人的裁官不是叫你就地休息，而是让你回去种田。现在让你提前退休都不愿意，那时是回去种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听说范仲淹就要批示裁官令了，一些朝廷大员、元老级的人就跑去对范仲淹说：“范大人，笔下留情啊！一家人、一族人的衣食荣耀，都寄托在这一个当官的人身上，你把他弄掉了怎么办啊？”范仲淹把笔一放说：“大人，宁可让他一家人哭、一族人哭，我也不能让天下人哭啊！”这就是文人的情怀。他是大文人！他的十项改革，全都是有的放矢，要解决朝廷多年的积弊。每一项改革都触动了权贵的利益、社会的痼疾。宋朝建国是在960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在1043年秋天。范仲淹改革蓝图在胸，他的改革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把干部队伍整顿好。“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教育问题，一个是农民问题。教育之风要正起来，要为国家培植真正有用的人才；不要对农民搞苛捐杂税。这种改革也是“一主两翼”。他亲自推动的“庆历新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同五百多年后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一样，都是文人改革，同出一辙。张居正比他更彻底，全国两万六千名高级干部，他一下子裁掉了六千多名，三个月之内完成，当时在北京当官的绝不能逗留北京，全部送回原籍，由当时的“武警”包送回去。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北京呢？他怕裁下来的“老人”闹事。这些老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很厉害的，送到各地去再回到北京来就很困难，扎起堆来干涉朝政就不可能了。张居正这一招很厉害，高官走了那么多，北京的“房价”一下子跌得很厉害。范仲淹也是这样，他八月份升为宰相，九月份提出改革主张；十月份就开始启动官员的升降，规矩出来了，改革措施出来了，十一月份杜绝用人的裙带关系，这山头那山头全部扫除，一个不留，十一月上旬是抑侥幸，十一月下旬是均公田。当官的占用了很多国家资产，所以当时的“国资委”要认真清理，全部要明细在账，登记在册，半个月推一个措施，半个月发一个文件。那时候“中央文件”是成堆地下发，比我们今天的改革密度要大很多。先解决“打铁还须自身硬”的问题，然后再为老百姓减徭役。从历史的经验看，真正的改革是为老百姓谋福祉，让社会稳定，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我们不要把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当成改革，那是不对的。范仲淹的改革一开始，就动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奶酪”，一时间所有的贵族利益集团，都嚷嚷说，范仲淹在搞“朋党政治”，攻击他带着一帮书生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后来遇到一件很小的事，让范仲淹的改革失败了。就是当时的“副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也是一位著名诗人，当时他的职务相当于今天国家“高检”的“检察长”。他说中秋节来了，单位应组织下属会个餐，打个牙祭，但当时已有规定，不能用公费开支。苏舜钦说，我掏腰包，出大头。然后把以前废旧的公文纸卖了一点钱，凑一凑，请部下喝酒。结果被“举报”了，说他带头破口子，作奸犯科，监守自盗，倒卖国家财产，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需求。就这样上纲上线，告到了仁宗那里。仁宗顶不住压力，于是下旨把苏舜钦抓起来了。所以，有时候反腐败也是搞政治斗争的一种方法。苏舜钦在牢里关了半年，判决下来，削官为民，押解到苏州闲居。现在苏州的沧浪亭，就是苏舜钦到苏州以后买的。受到苏舜钦的牵连，范仲淹的改革盟友杜衍首先被“问责”，说他对子女管教不严，撤销“副宰相”职务，降职为刺史，调出京城。前后不到两个月，改革的中坚力量全部被免官或撤职，范仲淹被贬到了河北。公元1043年的改革，仅仅持续了半年。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这帮改革的领袖全部都被贬官，离开了京城。其中就有一个属于改革集团的人物叫滕子京，被贬到了岳阳当太守。他一去后就修缮了岳阳楼。新楼落成，他请改革派的老领导、老主帅范仲淹为他写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第一句话就说他被贬到这里来了。其中最厉害的是他借洞庭湖来诉说自己的忧患，他写道：“**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在这种情况之下登上岳阳楼，自然也就产生了“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情怀。他还想到，离开了首都，离开了宰相的位子，可是国家“三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会卷土重来，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了。小人都在京城待着呢。反对改革的队伍里，有个姓王的官员甚至说，“苏舜钦事件”终于将他们改革者一网打尽了。当然，如果没有打尽，便没有这篇《岳阳楼记》了。范仲淹最后在文章里说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就是文人情怀的具体体现。范仲淹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但他决不背叛朝廷、背叛他服务的政权。朝廷用他的时候，他要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做事；不用他的时候，他会担心皇帝，怕他做错事。所以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四十二岁以后读懂了《岳阳楼记》，觉得满纸兴亡，感慨非常。由此也悟到，文章哪能瞎写啊！在大文豪那里，每一篇文章里都记载了一个文人高贵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忧患。不像我们现在有的文人，喝喝咖啡就写一篇文章，那有什么意思呢？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时而作。“忧谗畏讥”，并不是因为小人多，诽谤我的多，我就不爱这个国家，就同我服务的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这就不是君子所为，而是“有奶就是娘”的恶俗表现。这是文人情怀表现的一个方面。

我欣赏的第二句话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句话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他说“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就是说，客观世界来撞击你心灵的时候，你得有所表现，你不能麻木不仁。大家都读过曹操的诗。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过山海关，途经碣石，他写了《步出夏门行》这组诗。如果不了解历史，只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它的意义就会失去很多。《步出夏门行》是组诗，一共四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一听就知道，这是大人物的诗。像后来毛泽东的诗一样气势磅礴。曹操当时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这得说点缘由。从汉朝开始，中国最大的忧患就在北方。西汉时候在西北，匈奴一直是强敌。但是到东汉的时候，忧患转到了东北，像乌桓、鲜卑等民族一次次来骚扰中原。东汉末年，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控制者，曹操心中知道，不把忧患除掉，中原不得安宁。所以，曹操率领二十万大军，带着谋士郭嘉去打了这一仗。白狼山一战斩杀了蹋顿和各部落王爷及以下的乌桓首领，投降的胡人与汉人共有二十多万，乌桓大败，由此为中原的发展赢得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那一仗，乌桓败退后越过蒙古高原，然后又经过呼伦贝尔，退守在长白山。后来又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北魏政权，鲜卑拓跋氏的前身就是乌桓。曹操去打这一仗的时候，最让他忧伤的是他的“军师”郭嘉死于传染病，就在今天的北戴河附近死的，于是他写了《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说：五十多岁了，我志在统一中国，可是我的“智囊”却在这节骨眼上离开了我，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帮我呢？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志向是既要处理好北方的民族问题，又要处理好南方的分裂问题。很多人因为《三国演义》对曹操误解太深。他实在是一个雄视千古的大政治家。“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按理说，他这把年纪可以回去抱孙子了，这样还可以多活几年。但是不行啊，这个国家还是要发展的，他愿意承担这个重任。“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观了沧海，生出了无穷浩叹，这就是“观海则意溢于海”，就是他把周围见到的所有景物，同内心最深刻的感受，比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国破家亡等感受，凝聚到有限的语言里去体现。在曹操写《步出夏门行》这组诗的地方，往回退一百里地，出了另外一首名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那个地方我去过，就是山海关过来一点点，写这首诗的时候，陈子昂三十七岁，他是四十一岁时死的。如果不了解陈子昂的身世，恐怕不能理解这首诗的含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为什么会这么忧伤？他和写《反经》的作者赵蕤都是四川梓州人，还是同一年出生的，但他在公元700年就去世了，赵蕤的《反经》是在陈子昂去世十六年后才写出来的。陈子昂出名比赵蕤早。陈子昂走上仕途，正是武则天执政的时候。他对武则天窃取李家社稷、任用私党非常愤怒。这一时期，来自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也很厉害，那一年陈子昂以参军的身份，跟着部队去攻打制造骚乱的契丹人。他屡屡向主帅献计，不可一味防守，要主动进击。但这个主帅就是不听，他还是不停地进言。主帅就向宰相武三思反映说，陈子昂屡屡“扰政”。宰相武三思说，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就把他贬为“功曹”。陈子昂就成了个参谋，搞文书的，从“参谋长”变成了“参谋”。所以，他一个人在秋风萧瑟的时候登上幽州台，面对着茫茫塞外，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无法实现为国效力的决心，就写出了这首千古绝唱。他说“前不见古人”，潜台词是古代一定有欣赏我的帝王，有可以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但那是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后面的众生与官场中，也会有欣赏我的人，也会有我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我也看不到了。我能见到的只是眼前这萧瑟的山川，一片凄凉，环顾周围，就只有我一个书生“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登山则情满于山”。刚才说曹操是“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两位诗人在大自然面前，表达的都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多少年后，毛主席在蛇山写的诗：“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同曹操、陈子昂的情怀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代表了又一代知识分子登上了中国的舞台。一代又一代具有高贵情怀的文人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有的铁马金戈，轰轰烈烈，有的怆然泪下，黯然谢幕。文人的情怀体现在君子、贤人、圣人这三种人里，更多的是君子，他能做贤人的事，能做圣人的事，但更多是做君子的事。

第三个话题：讲一讲君子的四个标准。

我反复想过，古人对“君子”有过很多概念，根据时代的发展，可能需要重新梳理一下。今天的君子，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我认为，衡量君子应有四个标准：第一是慎独，就是一个人，没有人监督，也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第二是忧患；第三是诚信；第四是勤勉。

先说慎独。慎独是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哪怕没有人监督，也不去做坏事，不起坏念头，这就叫慎独。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心地无私。禅宗为了把心练“空”，练得很安静，于是想了一个方法：盘腿打坐，眼睛微闭，放两个空碗，再放两个木盒子。一个碗里放黑豆，一个碗里放黄豆，摆在两侧。这时，打坐的人心里要什么都不想，用佛家的话讲，叫“一念不起”。如果起了一个念头，是不好的，就拈一颗黑豆放在木盒里；起了一个好念头，就拈一个黄豆放进木盒。黄豆、黑豆分开放。第一天下来，碗里的豆子很快就拈完了。为什么呢？想法太多嘛。而且，黑豆首先拈完，可见每一个人心中的杂念多于好念头。就这样坚持练下去，修到一定的时候拈黄豆很多了，黑豆慢慢少了。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你想做善事，你的“空”还不够，还不合道。心如止水才对。要合道，就要达到“如”的境界。“如”在今天是个表假设关系的词，在佛教里是个哲学的境界，“如”就是寂然不动，由寂然不动结出来的“空观”叫“如果”，即修行的果实。一个人要修到最后，枯坐十天，最后黑豆没有，黄豆也没有，只有两个空碗，那就叫得道了，得到“如果”了，现在很少有这种人了。不过这修行的方法是对的。慎独之人就是要做到两个碗是空的。一个人要做到黄豆很多，黑豆只有一两颗，那就叫君子了。

第二个是忧患。忧患的前提是这个人有反省的能力。反省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一种批判自己的精神。批判社会和他人比较容易，批判自己却很难。我再举个苏东坡的例子。苏东坡才华横溢，在黄州闲居阶段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问题。他对伍子胥、对范蠡的评价，表现了他思想的力量。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出人意料。他对诸葛亮有高屋建瓴的评价：“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即周朝得天下是靠仁义得来的，周朝守天下也是靠仁义。“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秦不是靠正当途径得到的天下。“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这是说刘邦，得到政权的方式也不很光彩，但是后来他守天下是用仁义的方式来守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就是说，诸葛亮又想用仁又想用诈，结合起来想去夺天下，所以他搞不好。第一，荆州刘表死，幼子刘琮立位，他劝刘备取而代之，这是不仁义的，刘备没听他的；第二，到四川刘璋那里，只说是借个地方走一走，却把他干掉了，这又是不仁义。因为这两个人对你都很好，你却把他们都弄掉。因此，他一辈子路走不远，六出祁山，还有北伐，总不能成功，这都是他的软肋，说明他的政治人品有点问题。以上都是苏轼对别人反省的力量，我当时看了之后出一身冷汗！这是因为诸葛亮一向被认为是文人的楷模，但苏东坡却从他身上发现了问题。这种深邃的思想，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一般的文人，闲来无聊的时候，花前月下，诗酒唱和，做点风花雪月的文章是可以的，但要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代文豪，则要求太低了。真正成就了苏东坡的，还是他的思想，绝不是别的。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对范仲淹很推崇。他对历史反省的能力，来源于他对自己的反省能力。他在黄州写了一篇文章——《黄州安国寺记》，大家都没有重视。人们都只知道《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文章大家都很欣赏。我看这两篇赋酣畅淋漓，对生命的领悟，才华的流露，可谓千古独步。但论其忧患，却没有范仲淹那么高，因为他没有当过宰相。但文辞之美可与范仲淹相媲美。他那篇讲个人反省能力而又能独辟蹊径的文章，就是《黄州安国寺记》。安国寺是黄州城南郊的一座建于后唐时期的寺庙，我前不久去了，感到非常惆怅，那座庙已经无复当年。这可是苏东坡找到灵魂的地方。当时我进去的时候是想让自己“灵魂出窍”的，但庙里的和尚、法器、建筑都显得局促、寒酸，与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范仲淹去世五年后，即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考取进士，对庆历的新政，苏东坡应该是知道的，只不过那时他还是个青年学生。到1079年，他已当了二十二年的官，却一直没升起来。这不是他的错。按孙叔敖的说法是大家没认识到他的本事，如果范仲淹继续干，他可能早就升起来了。他的最高职务是翰林大学士。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他坐了半年牢，从湖州太守的官职上被贬到黄州当“人武部副部长”。他可以看公文，但没有签字权。实际上就是让他到黄州反省思过，这让他非常痛苦，也是他人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这一年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四十二岁。1080年，初到黄州的他“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就是说，他要把他散失在外面的魂魄一点点地收回。“收召魂魄”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要收的是两个：一个是“惊魂”，因为受到打击而惊魂未定。一个是自命不凡的“游魂”，所谓“游魂”，就是精神无所依托，没有归宿。惊魂与游魂都得收回来。收回来后就开始找自新之方，思量怎样重新做人。苏东坡意识到，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要把心收回来，知道怎样才能不犯错误，以后就能真不犯错误。后来，他走进了安国寺，因为不签公文，也不用上班，他就每天到安国寺来打坐，来反省自己做人。他在那段时间“旦来而暮归”，每天早上到安国寺来，闭门思过，天黑了再回家吃饭。就这样过了五年，终于清除了心灵的污垢。所以说，苏东坡在黄州完成了他的生命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没有这样一种闭门思过，日后怎么可能写得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怎么写得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迈的辞章？又怎么可能写出《寒食帖》这样的书法？可以说，1080年的苏轼死在了黄州，1084年从黄冈走到汝州去的，不再是苏轼了，而是苏东坡。这就是由反省而产生的人格魅力。我认为，忧患的前提是个人反省的能力。否则，忧患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果你自己方向不对，你的忧患多了，对国家乃至一个地方、一个事业还是个破坏，心要正才能忧患。与刚才说的慎独一样，这是大文人的品质，更是政治家的品质。

关于勤勉，不用解释，大家也很清楚。吃苦耐劳，勤奋向上，都是君子必备的品质。不过，我个人认为，勤勉的同时，应该还要谦虚谨慎。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就是这个道理。说到这里，再讲个故事。西汉成帝时期有个宰相，叫孔光，是孔子的十四代孙，一个人当过三朝宰相。据说，孔光每次从皇宫出来，身上连一个纸片都没有带出来过，朋友们问他：今天你在宫中做些什么啊？他说今天天气很好。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谨言慎行，始终没有人知道皇上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在皇宫里做了些什么。有一天，他回到家中，在桂花树下喝茶。他夫人说桂花开了，就顺便问他：“你每天在哪里办公？”他说：“在温室殿。”夫人又问他：“那个殿里长了什么树啊？”他不回答，只是指着自家的桂花树，呵呵一笑说：“这个桂花树很香啊！”又是环顾左右而言他。在糟糠之妻面前，连温室殿里长了什么树都不讲，可见慎独到极致。后来，“温树”这个典故就比喻在政要跟前工作始终谨慎的人。

与孔光一样谨慎的，还有明代的宋濂。宋濂是朱元璋的“文胆”，明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师，宰相级的人物，也是有名的大文豪。朱元璋非常信任他，很多人都想通过宋濂去和皇帝套近乎，想通过宋濂攀龙附凤。宋濂为了回避，写了两个字“温树”，挂在书房的墙上。别人问他，皇上今天和你讨论什么问题啊？他把椅子往后一靠，指着“温树”两个字。意思是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不要为难我。他始终很谦卑。朱元璋大宴群臣喝酒，他也不喝。朱元璋就想，这个家伙是装的还是真的不会喝酒？有一次，重阳节大宴群臣。朱元璋对宋濂说，今天无论如何你要喝一点。他说，谢谢皇上，您叫我喝我就喝。朱元璋故意拿大杯子给他，让他一口喝下去，他喝了后就人事不知，吐得一塌糊涂。朱元璋一看，宋大学士这是真的喝不了酒啊！就让人把他送回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去跟皇上道歉，说皇上的赏赐享用不了，罪过罪过。皇上说，行了，你是真的不能喝酒，我还怕你是装的。有一天，朱元璋问他，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说，昨晚徐达到他家去喝了两杯茶。皇上把他的肩膀一拍说：“好老头！”为什么朱元璋这么说呢？因为，皇上的探子已经告知，徐达昨晚到宋濂家里去了，而他一被问及就立刻回答了。皇上想，这个人是好人，守诚信，所以才让他教他的大儿子朱标怎么当皇帝。宋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苏东坡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濂评价白居易说：“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抆泪悲叹，可谓不善处患难矣。”意思是说白居易这个人官虽然当这么大，却不知道处世的哲学，更不懂得在朝廷为官的方式。你受了一点憋屈去跟一个老歌姬扯什么呢？你把自己看得也太低了！你作为朝廷的士大夫，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这点遭遇跟一个老歌姬说啊，还让她同情你呢。不足为训啊！这就是他通过读诗来读人。所以，文学作品大家都说好看，但读懂作品是要读者的阅历和学养做基础的。我现在也经常从作品里面去读人。宋濂后来的故事更让人揪心。他六十五岁后，连续申请了两三年要求告老还乡，朱元璋不得已，只好同意。临走时，朱元璋拉着他的手说：“你教育好我的儿子，我照顾好你的子孙。”宋濂感激得不得了。结果，宋濂刚走了一年，朱元璋就把他的儿子杀了，孙子也杀了，原因是说他们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杀了他的儿子、孙子不说，朱元璋还下令把宋濂抓回来。宋濂身着麻衣，自己把手绑着，到了京城，朱元璋批示要杀他，但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不干了。朱标说：“父皇，你不能这样干，我的先生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人，你杀了他儿子，杀了他孙子，现在还要杀他。这不应该！”看到太子情绪激动，朱元璋折过一枝玫瑰花条递给朱标说：“你把这花条弄干净。”玫瑰花条上有刺，朱标下不了手，朱元璋又拿回枝条，把花掐掉，又把花刺都捋了，然后交给朱标说：“我要交给你一个光光的鞭子。”其意是暗示杀宋濂是为了让儿子顺利接班，不会有“刺儿头”出现。但朱标还是不干，仍为宋濂求情。朱元璋不答应，朱标一气之下就跳水自杀。周围的太监、御林军官兵见太子跳水了，纷纷跳到水中营救。朱标被救起来后。朱元璋很冷静，让救人的人排起队来，他一一检查。一件衣服没有脱就跳进水里的有十几个人，脱了裤子的有几个人，脱了鞋袜的也有几个人。朱元璋下令把脱袜子的人脚砍了，脱裤子的杀头，什么都没脱的升官。他说，我儿子都要死了，你还管你那破衣服干什么？这些人都不能用。所以，朱元璋有大心计。他看准朱标懦弱，过分依赖宋濂，所以才下决心把宋濂杀掉。宋濂待决之前，有一天朱元璋回后宫吃饭，马皇后把饭都准备好了，小酒杯只放一个，往常是两个，因为每天中午吃饭时马皇后要陪朱元璋喝几杯。朱元璋就问：“你怎么不喝呢？”马皇后说：“我哪有心思喝啊，我已经吃斋了，我为宋先生祈福。”听了马皇后的话，朱元璋把筷子放了下来，回到书房去闷闷坐了一个中午，出来后对马皇后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宋濂了。不杀他，让他一家流放。”宋濂受到赦免，立即给朱元璋写感谢信。他自从被抓，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第二年，他死在四川的夔门，流放的路上。死后人们检点他的行装，依然没有见到他就这件事留下只言片语。人们把这些禀报给朱元璋。朱元璋也流下了眼泪，天下哪儿去找这样的“文胆”，这样的慎独、勤勉、诚信之人呢？

今天，我从三个方面讲了文人的情怀。总而言之，古往今来的正人君子，大都有思想的洁癖，有道德的约束，但融入世间的生活，也都能做到经世济用，知行合一。理解他们的情怀，对指导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大有裨益的。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和朋友指正。谢谢大家！

2013年4月10日

在湖北省委办公厅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