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四十八岁，终于觉得在北京混不出什么名堂了。
这种困顿官场无所施展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的感觉，他早就在词中表现出来：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现在，是到了他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或者，跟着同僚继续在衙门混吃等死；或者，不再百无聊赖地呆下去。
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劫，惘惘休提起。客气渐多真气少，汩没心灵何已？千古声名，百年负担，事事违初意。
于是，他决定辞官离京，回到家乡仁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
另有一说，龚自珍之所以南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逃避风流债。一位大概有着蒙古血统的贵妇，一位令他惊艳不已的漂亮女人，一位十分欣赏他才华的女诗人，一位与他有了暧昧关系的上司老婆，使他欲罢不能，难舍难分。可是，桃色新闻从来就是不胫而走的，社会舆论从来倾向于正经，而不赞成浪漫，尽管那是相互倾心的爱情，第三者也会遭到谴责，何况那是有皇帝的封建社会。
据说，在友人的劝告下，我们的诗人卷起铺盖，仓皇出走。
我不大相信在诗文中惟恐不石破天惊的龚自珍，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会是这样的孱头。他怕吗？大概不，如果他真的为了避祸，应该尽其可能地销声匿迹才是，可恰恰相反，他“猖狂”得很，肆无忌惮，自由来往。两下杭州，两返京师，一次是卸任以后，体会无官一身轻的滋味，一次是彻底罢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将住在北京的家眷接回，当然也包括他那浪**儿子。
可以肯定，他绝非避祸而逃，而是厌倦了死气沉沉的官场，才出走的。
这一年，他风尘仆仆于京杭道中，往返四个单程。放在今天，这事好办，即使坐火车，一个礼拜也就妥了。但龚自珍那次旅行，竟然用了一年功夫。途中写的诗，仅七绝一种，达三百多首。
这就是他的一阕以生命写就的绝唱——《己亥杂诗》。
现在重读这些七绝，就会发现走出樊笼、立现新天的诗人，境界较之与才艺双绝的贵妇缱绻时的诗篇，更有飞跃。我们会被他那屈原《天问》式的忧世感时的精神所激**，会被诗人爆发出的震撼衰世的启蒙呐喊所冲击。侏儒，只求苟活，足矣足矣。真正的诗人，他选择站立着的自由，哪怕为这一刻付出整个生命，也在所不息，他逃出京师，逃出烦恼和庸俗，就为了无所顾忌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以想象，他这一年，没干别的，几乎全用在行吟和行路上了。啸吟挥洒，优哉游哉，舞文弄墨，一路风雅。可以肯定，“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龚自珍，这一次，既是补偿，也是宣泄，大大地放浪形骸，纵情游逸。似乎预知自己是个行将谢幕的歌者，性之所至，情不自禁，不受拘束，率意而为，大撒把地欢乐了一番。
忧患出诗，杜工部是这样的诗人；快乐也出诗，李太白是这样的诗人；而忧患的同时益之以快乐，那就更出诗，将要告别这个世界的龚自珍，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使得他的才华施展，跃上创作的巅峰。
再小的京官，到了外省，自有人会尽地主之谊款待的。何况他曾在礼部当过祠祭司行走，当过主客司主事；主事，约相当于如今的司局级干部，也算一个方面的小小负责人，外省官员应该说还是不能不在乎他的。他在《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一文中，有一段对自己被追星族包围，感到很风光的描写：
归馆，郡之士皆知余至，则大欢。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闻者，有就询京师近事者，有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序、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
甚至还有漂亮女子“以栀子华发为贽求书者”。从这些面露得意之色的笔墨中，我们看到，官卑名亢的龚自珍，无论南下北上，沿途的府道州县，乡绅士宦，达官豪族，骚人墨客，无不设席接风，慰留陪送，款待备至，咸相推崇的。
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有清一代的文字学家，至今，他的《说文解字注》，仍是研究汉字的重要著作。在老人眼里，认为这位外孙“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他“造意造词，几如韩李之于文章”，所以对他颇抱成龙的期待，“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居可知矣”。
勉励之馀，也曾告诫过他，小子，要好自为之啊，“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但是，从嘉庆十五年（1810），应顺天乡试，那年他十八岁，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才捞到一个进士，这年他三十八岁。殿试的结果，让他外祖差点没气晕过去，名落孙山的理由，简直让人不能相信。“自珍既成进士，以书劣不能入翰林，仍官礼部主事，忿怏不胜”（陈应群《耐充室诗话》）。考场熬煎二十年，比《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先生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因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得这样一个玩笑结果，使他没法不恼火，没法不颓唐。
一个社会，只有一条路好走，譬如科举，这社会是不会完蛋的，至少不会马上完蛋。但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讲，特别是具有超常智慧者，很可能是碰壁的绝路，那他不完蛋又能奈何？做不成名臣，做不成名儒的龚自珍，只有做名士。“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做名士有何难？晋人王恭早奚落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看来，只要有闲，有钱，有一点可以吹牛的资本，便可以徜徉于文坛。对满腹经纶的龚自珍而言，扮潇洒，更不费吹灰之力。在这次快乐的旅行途中，一天一首，或一天数首，一路做下来，竟做出一部诗集来。
诗结集付梓，他的生命里程也到了终点。那时的出版速度是很慢的，我估计他未必拿得到样书，就谢世了。他是回到家乡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的后一年，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
这是中国文人中又一个非正常死亡者。
对于他的死，有各式各样编排出来的说法。中国人（其实远不止中国），对于具有超常才智的杰出人物，出于本能的畏惧，从来是持拒绝、排斥、压制、扼杀的态度，从来是搞臭、打倒、踏上千万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绝不会张开双臂欢迎。十年“文革”，说到底，就是基本上低智商的乌合之众，对于政治、文化精英阶层施虐的十年。因此，才高见嫉，不为世容的龚自珍，他的死，布满了桃色的疑云。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一个特别出色的文人，这里面可以想象得出的风流，绝对是饭后茶馀的最佳话题，比任何开胃小菜，更能帮助消化。
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一说为：
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另一说为：
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入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前者刺客行鸩，后者小妾下毒，都比时下热衷的清代帝王剧，要好看得多。不知为什么那些制片人，放着好赚钞票的本子，偏去克隆无聊透顶的宫廷戏，真是眼瞎啊！
无论是那位戴绿帽子的丈夫，为出恶气，不远千里，派特工去结果了这位情敌，也无论是这位心毒手辣的情人，为了小姘头，转过身去，把药下在酒里，害死老相好。他们把龚定庵弄死的同时，也就等于合上了清代文学史这部书。
他死了，清代的诗词歌赋，还有什么精彩可言？
风流倜傥，扮情圣角色，与西林太清春缠绵于情爱之中，是一回事；诗词文章，开一代风气，“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则是另一回事。龚自珍一死，晚清文坛，便一蹶不振，后续者自然也有，但才智平平，难以为继。一直到清末的南社诸君，也无法达到他的高境界和大视野。以他词中的灵韵，诗中的精魂，文章中的器度，论者誉他为清文学史的压轴人物，“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清人沈曾植语），这些评价，并非过甚之词。
但他红得发紫，红得光芒四射，红得令党和国家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不得不为之稍作权变，却是1949年的新中国的事情了，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龚定盦”突享盛誉，冠绝今古，全亏毛主席对他的抬爱。凡现年五十岁开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由于毛主席一时兴之所至的提倡，才熟读下面这首龚自珍七绝的——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那时我二十来岁，忽然在学习会中传达文件时，听到这首旧体诗，不由得吓一跳。因为那时“咸与维新”，旧东西很不吃香。我还记得会场情景，因为汉字尚未简化，“龚定盦”的“盦”字，难写难认，宣读者愣住了，嘟哝道：一个什么鬼字？那时，我工作的那个机关，工人阶级较多，但也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作家，如杨朔、碧野、关露等，都在那儿呆过。自然会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事，告诉那位识字不多的宣读者，如何念这个鬼字。
机关在东单三条，出口即东单大街，有一家中国书店，那天午休，我专门跑进去翻找龚定庵此诗的出处，费了好大功夫，终于在旧书堆中，查出这首七绝。天哪，作者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无数，道士乞撰青词。”这是怎么回事？我怔住了。青词，不是烧给玉皇老子的吗？迷信色彩很重的东西啊！明代的严嵩，写青词的高手，凭这一手绝活，才把嘉靖皇帝哄得团团转的。不过，领袖喜欢这首诗，自然是取其革命精神；至于诗的背景，大家都很聪明，一概略而不提。
收在《己亥杂诗》集中的第一百二十五首的七绝，一时间，其知名度，超过孟浩然那首妇孺皆知的《春晓》，于是，毛喝彩的这首七绝，家弦户诵，毛心仪的这位诗人，家喻户晓。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恨不能与旧诗，旧词，旧戏，旧歌，旧思想，旧语言，旧文化，旧习俗，一刀两断地革命到底，没想到伟大领袖心目中还有一个龚自珍在，我猜测，这对文化部门决定政策的人，多少有些影响，遂网开一面，不斩尽杀绝。这恐怕是旧体诗词，历经政治运动还能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的原因，细想想，定庵先生这首七绝，功莫大焉！
毛写诗，讲气势，一句“俱往矣”，数千年一笔带过，何等魄力。而龚的诗，汪洋恣肆，不可一世，健笔孥云，别开生面。两人在诗的构思着力点上，估计有很多相投共鸣之处。毛对这位短命诗人，于其思路之开阔大气，意象的丰赡奇瑰，行文之大胆吊诡，用词之趋异厌常，大概很引为知己的。这才将其名句写进那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的按语中。
那时我是个小青年，有时生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呆想，假如龚自珍晚生一百年，或晚死一百年，有资格与伟大领袖唱和的，恐怕只有他独占鳌头，柳亚子，郭沫若，是上不了台面的。柳的词，郭的诗，根本无法与龚定庵相匹敌。但是，到了我自己有了点年纪，吃了点苦头，命悬一丝地受了点熬煎以后，看到柳亚子，尤其是郭老（人皆如是称）他们每况愈下的诗作，便觉得龚诗人既不用晚生，也不用晚死，还是做他那个时代的龚定庵好。当然，清代人口平均年龄比现在低，但年过半百，就呜呼哀哉，老天爷对待天才也忒苛刻了些。不然，他还会写出多少脍炙人口的好诗来啊！
说来说去，文人最怕什么，一怕生不逢时，二怕短命归西，后者比前者犹甚。龚自珍为什么不走运，就是这两怕，都赶上了。既没有碰上赏识宠遇他的皇帝，也没有碰上恩渥宽限他的阎王，一口气上不来，不明不白地暴卒了。所以，反右和“文革”期间作家的自杀率，比之东洋，比之西洋，要低得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生命特别结实，而是相信生不逢时犹可待，一命呜呼全玩完，再好的死，也不如再赖的活。
这就是中国文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看起来，大家都并不傻，即使傻，也是装傻，只有像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少数几个人，才迂腐得实在想不开，走上了绝路。龚自珍和我们后来人一样，也是活得很聪明的中国文人，有贵妇可以勾搭，他绝不缩手；有考官总不赏脸，他绝不上吊；有女人送他栀子花，他绝不推却。上帝总是把后背对着他，从未向他展现过笑脸。这个倒霉蛋，尽管非常有才华，有学问，有抱负，有志向，却一直受到冷落，整整五十年。他在《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词中，就形象地描绘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生存状态：
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花开得再美丽，开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除了孤芳自赏外，焉有他哉？而且又很快地“林花谢了春红”，龚自珍的一生，够不振作的；但是，他不气馁，而且他压根儿并不想死，他说过：“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暴卒，硬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当他回到杭州，以讲学谋生，忽然得知老朋友梁章钜任巡按，他还一心想进梁的幕府当上宾，出谋划策，以挽衰世为己任呢！他是一个极想做大事业、不甘于沉沦下去的人物，他有补天济世的雄心壮志，只是那个世界不给他崭露头角的机会罢了。
英才不为世重的悲剧，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但他还是以特立独行的人格丰采，金声玉振的艺术魅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创新精神，为清代文学史造就了最后的辉煌。
他这一页翻过去了，给自己画了一个句号，文学的亮点，永远熠熠生光；他的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俗话说，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他却了不了，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名父之子多败德，如今谈到这位诗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只要谈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谈引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龚自珍当然不能为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负任何责任，但他的这个逆子，玷污了他一世声名，这一点，不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因为，只要提到这个败类，总是从龚自珍开始写起，真让他哭笑不得。“定盦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清朝野史大观》卷一）。
龚自珍九泉下若有知，最令其不安的，莫过于他的儿子认贼作父，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据章炳麟《检论》）。可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英国的野心，早就著文指出，它们是绝对靠不住的祸患：“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然而，他儿子却成了洋奴兼走狗。
据《圆明园残毁考》，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自珍子，为人好大言，**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记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龚自珍那时已死，倘还活着，我想他会杀了这个孽子。
咸丰十年八月癸亥之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奕，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大名声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不知将何以堪？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在一则《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中，还举了很多的例子：
“房（玄龄）、杜（如晦）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璟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这则札记提到的上官仪，更是死憾不尽。据《新唐书》云：“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早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
不久，武则天使人出首告密，借这个碴口，把上官家的男人都杀了，女人没入宫里作奴婢。我想，刀架在脖子上时的上官仪，会诅咒自己眼瞎，怎么没看清这个怕老婆的孬种，被他出卖？但更没想到的，是他那时犹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长大成人后，先附武后作恶，后助韦后为逆，忘了国恨家仇，成为彻头彻尾的败类。
掉了脑袋的上官仪，死不瞑目。同样，暴卒的龚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鸩死他的情仇，而是那个无可救药的人渣。无论如何，他那颗也曾热血沸腾的志士之心，即使在地府，也是无法平静下来的。
名父之子多败德，败到龚半伦这种程度者，是很鲜见的。
然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现代不肖，以先人的名声，作为生财有道的本钱；以前代的光荣，化作讨价还价的资源；以上辈的功勋，充当无恶不作的庇护；以家族的荣誉，干出为非作歹的勾当。这些败德之类，不也时常可见于报纸，可见于屏幕，而令老百姓摇头？想起《三字经》里那句“养不教，父之过”的话，说不定会迁怒到名父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