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清初的这两起文字狱案，可以说是无任何联系。

庄案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洪案发生在二十八年，相距二十六年之久。庄廷明史》案，大开杀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而洪昉思国丧期间演出《长生殿》案，由于玄烨本人比较喜欢这出戏，皇帝对皇帝戏大抵在意，“览之称善”过，因此，从轻发落，没杀一个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

然而，这两起案子，却有一个可怕的共同点，都是因为犯了小人而坏事的。

小人，实在不是东西，原来只以为我命交华盖，总碰上让我触霉头的小人，后来，我发现，好多人都程度不同地遭遇过，吃尽小人的苦头。后来，我又发现，敢情，在中国，小人还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的夏商周时代，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由此可见小人是一种多么悠久而又普遍的现象。

所以，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机制，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就要争；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得斗；得不到的人想得到，要从得到的人那里得，就得夺；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想得到更多，就要厮杀。在这种你抢我夺的过程中，更习惯于采用暗器伤人者，就是小人。小人，一般都心毒手辣，不如此，则做不成小人，也就得不到他想要的一切。庄廷和洪昉思，就是不幸被小人咬住不撒嘴的倒霉蛋，成为清初文字狱中的要案。

平心而论，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开叫板、存心捣乱者，极少极少，大多数，或是出于不通时务，不晓世事，不够检点，不知深浅；或是出于无心之失，偶然之错，行文不慎，落笔走火；或是出于不知好歹，秉笔直书，不知忌讳，碰上枪口而犯了错误。若遇到心胸宽容的领导人，放他一马，量他一条砧板上的鱼，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国大多数皇帝，哪怕胸无点墨者，都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哪怕是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也不能隐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认为是跟他捣乱，其实未必就是真敢捣乱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狱的手段，杀一儆百，使士子们噤若寒蝉。

然而，封建社会里的文人，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是优处廊庙，还是卑居林下，其良知是不允许在老百姓的疾苦前面背过脸去的，因此，难免就要发出一些皇帝老子不爱听的声音。可是，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有可能发现文人们“反动”、“恶攻”、“大不敬”、“推翻政权”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惟求皇恩浩**；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明代第一个开整知识分子之风气的是朱元璋，这个出身和尚、当过流氓的皇帝，以现代医学观察，他的精神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定都南京以后，可能与他早期为流氓无产者时受压迫的经历有关，养成了对文化人绝对是偏执狂的仇恨。老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异己分子，老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大字不识两斗，老觉得腿上的泥巴和手上的托钵是他们的嘲笑目标，因此，他兴起的文字狱，令人防不胜防。凡是与“僧”，与“贼”同音同声可以附会的文字，如“生”，如“则”，其实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不行，像西班牙的斗牛见到红披风一样，马上暴跳如雷，一拍御案，推出午朝门就斩。解放前，我在南京剧专读书，学校离明故宫颓址不远，一想到那些连掉了脑袋也不明白何以砍头的文人，真感这种纯属个人的感情用事而制造的文字狱，死者实在太冤了。

清代第一个开整知识分子之风气的是玄烨，庄廷私刻《明史》案，也是清代文字狱的第一案。虽然，康熙的文化程度，比朱元璋不知高多少倍，但是，他也有西班牙斗牛的那块特别忌讳的红披风，谁要不识好歹地刺激到他的禁忌，就会有没顶之灾等待着你。如果说，和尚、流贼、泥腿子出身的朱皇帝，耻于别人提及他不光彩过去，那么，满族主子康熙，更在意非议他是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

朱皇帝的文字狱，应该属于比较低级趣味的挑剔找碴，透出一股无赖气。而康熙挑起的文字狱，就是高层次的挖空心思了。庄廷一案，他所以大张挞伐，大开杀戒，就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顺治二年（1645）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于世。可见庄廷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在于庄廷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不过，庄廷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正好有一部尚未脱稿的手抄本《明史》，流落民间，因子孙不争气，在找买家。据《郎潜纪闻》载：“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

但是，在刻印付梓时，发现手稿中的崇祯一朝史实，付之阙如。因为原作者为明人，写此书时，明尚未亡，他无法预知朱由检最后会在景山歪脖树上吊死，故而他子孙拿出来卖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于是，续作补璧的重任，落在查继佐的头上。根据他著作的《罪惟录》一书来看，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现在很难了解富翁庄廷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一点与清廷抗礼的叛逆意识？但查继佐的确是反清复明的坚定分子。于是，在他笔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

我一直在想，庄廷并非目不识丁，会看不出续稿中的犯禁违碍之处？也许，他早先下定决心编纂《明史》，是有意要与官方的史馆，唱唱反调，回归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比当代花钱买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馀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郎潜纪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接着，可怕的小人登场了。“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籍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最歹毒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败类。第二次又跳出来告，更卑劣无比地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残明，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庄廷，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味，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后来的知识分子，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不过，剧作家洪昇的国丧期间演出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却没有掉一颗脑袋，只是将犯事者开革了事，落了个“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结果，康熙可能觉得，“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史与作文比，史比文重，而吹拉弹唱，倡优俳隶之属，上不得台盘，就不那么认真计较了。

据《郎潜纪闻》载：“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陈康祺在文中称为“某给谏”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笔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小人的厌嫌之心。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会后观剧的“某给谏”——也就是给事中黄六鸿，不是那么小人的话，不被邀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自然天下太平；洪昇继续耍他的笔杆，当他的作家，文坛上风光依旧，诗界领袖王渔洋也会为他的得意门生写了这么一出传奇而欣欣然。然而，坏就坏在他们碰上了黄六鸿，因为小人这东西，是社会的癌症、人类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恶的代名词，你不招他，他也会打你的主意，何况你得罪了他？其实，请帖多发出十张八张，招待会就会挤得水泄不通吗？既然那么多头面人物都到了，你不让他来，不是存心激怒他吗？错就错在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摆放在台面上，还怕多他一张嘴吗？

想不开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没得他好挑事找碴的馀地了吗？

当然，也未必如此。小人之难缠，就在于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称兄道弟，亲切拥抱，贴左边的脸后，还要贴右边的脸，即使这样，也断不了要算计你。即或那天晚上，黄六鸿应邀出席，洪昇和他握手，交流创作心得，那时没有洋酒，花雕总是准备着的，难免要碰上几杯，再有两位男旦凑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觉睡到天亮。但小人则不然，他想睡也睡不着，躺下来也要披衣坐起，写参奏，告他们一个“国恤张乐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说，洪昇的倒霉，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但是，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于是，不禁想起“文革”前夕，毛主席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两条很严厉的批示，若非有“积极分子”上书在前，我想，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于在那场浩劫中，噍类无多。

不过，我总是不把处于朝廷这场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某给谏”黄六鸿，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报告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首演的场合，碰头见面，互致问候的。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录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黄六鸿先生得悉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放浪西湖，会不会感到一丝歉疚呢？会不会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呢？会不会责备自己，使这位写《长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灵鸟，那实在是太作孽呢？

但对一个蛇蝎心肠的小人来说，恐怕就不会产生这种良知了。所以，当他在北京城里获知南方传来的洪昇溺死的消息，他会松一口气说：其实，他早就该死了。

洪昉思这一次生日派对，过得十分地不开心。尽管脑袋未掉，他这一辈子也就交待了。功名泡汤，其实，想开了，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学而优则仕”，得着了，当然不错，得不着，也不至于要了性命。他倒霉的是，经此一劫，元气大伤，长时间的翻不了身。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不了作品，在那里虚掷时光，忍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后，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丝曙光，南京方面发出邀请，让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长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这位才子接到这封请柬，准会血压升高。他知道这大红请帖，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现代词汇，因而也没有平反甄别、补发工资、重新归队、重操旧业这一说。皇帝是不会错的，金口玉言，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很赏识他的才华。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而声名大振，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有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狱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酒醉，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黄六鸿虽然把洪防思参了，但他自己，也好像并未捞到什么，或许，他属于极少数不成功的小人。而一心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吴之荣，一次不成，再告二次，弄得浙江省的官吏，和北京负责审判此案的刑部侍郎，也怕这条恶狗将他们咬住不放。因为他一路咬将过来，一路血迹斑斑，谁都相当地忌畏他，躲之不迭。所以，这类小人总是永操胜券的。

但是，没有皇帝要制造文字狱的话，会有吴之荣、黄六鸿这样的小人跳将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