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吴沃尧，字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是一位广东籍的才子，他先在上海做事，后在上海为文，1910年客死在上海，年仅四十四岁。

对这样一位才思敏捷、倚马可待的清末作家来说，英年就告别人世，未免太早了一些。即使按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看，也只能算是夭逝。而且，死的那天一切都好好的，刚搬了新房子，朋友来庆贺他的乔迁之喜，酒阑人散，夜里就发急病，一口气没过来，便咽气了。应该说，他的生命突然结束，有一点非正常死亡的嫌疑。

由他留下来的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笔墨达数百万字之多的写作量来看，他办报办得太卖命，写作写得太拼命，而且，大概玩起来也玩得太没命。这样的潇洒文人，由于太过挥霍生命，很快走到尽头。

他算得上是中国办小报的开创之辈，那时的上海，不像现在有书号、刊号的限制，有出版部门的管理，只有有钱，想出就出，一旦无钱，想不停也得停。所以，经他手办起来的刊和报，虽名目繁多，但大半短命，如今看起来，其中不少是属于文化垃圾之类，已无什么意义。

因为他以卖文为生，不得不制造这些供有闲阶级茶馀饭后、消食化痰的作品。为稻粱谋，情有可原，后人是不必深责的。所以，他的笔下，既揭露官场黑暗、士绅恶行，也指斥洋场劣态、媚外丑形，更嘲弄无知愚昧、科举封建，当然也少不了无聊文字，捧场文章。此人短短的一生，以打笔墨官司，捧长三堂子，骂官府要人，损有钱老板，颇小有声名，闻于沪渎。

尽管他树立的仇人不少，不过，结交的朋友更多。当他躺在棺材里大出丧时，在洋鼓洋号导引的送殡队伍里，他著文捧过的四马路倚门卖笑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也掏出小手绢，假装为之一掬同情之泪，那些他作品修理过的租界寓公、纨袴子弟、没落官僚、师爷衙役，那些他在文章里刻薄过的吃洋教办洋差做洋事说洋话的买办、西崽、拿摩温、包打听之类，或酒肉之交，或牌桌赌友，或妓院常客，或报界同人，不管对他怎么不满意，不开心，面子上的江湖义气，总是要的，都赶来为这位海上闻人送行。

这时，有一位先生对他的死，发表了一通议论。“吴趼人先生，小说巨子，其在横滨，则著《痛史》，在歇浦，则作《上海游骖录》与《怪现状》，识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还我魂灵记》，又何说也！因作挽联曰：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是完人。评说确切，盖棺论定，趼人有知，当亦俯首矣！”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谈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家吴趼人在上海办报时：“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魂灵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

虽然鲁迅只不过记述其事，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存焉！我们知道鲁迅是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责备，只是他的做人准则。其实，放在当代作家眼里，可以说屁事一桩，不会在意的，说不定嫌他开价太低，便宜了商人，让人家抓了大头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见诸报刊的“广告文学”或“收费文学”，哪一篇不得大把大把地进账？早先，编辑和作家，还有“逼良为娼”的感慨，后来，钱不扎手，便乐不得地干，大有越干越欢之势，凡报刊上登出来的吹捧名不见经传的厂长经理们的文章，十之九是付费的，其中包括介绍人的回扣。这类在文坛上司空见惯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了。吴趼人算什么，小儿科一桩；鲁迅太古典主义，一点也不通脱。时下大手笔的老板，掏钱雇两个作家写他，和找两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来，为某企业写一篇报告文学，报酬为一辆轿车；为某老板写一部长篇小说，赏金是一幢房子；为某名流写一本文学传记，采五五拆账分红；为海外巨子写什么白手起家记，那所得几乎是一笔不小的横财。诸如此类的写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初级阶段题内之意；吴趼人的三百大洋，只有甘拜下风。说到底，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关系呢？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只要有钱可赚就行了。但这些人不如吴趼人坦真，明明拿钱，还要撇清，本是图利，更想求名，鱼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议的吴趼人高明得多。这就不能不佩服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还是现代人厉害和狡猾。

我佛山人很大程度上是拘于面子，答应了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某（据曹聚仁先生说，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头），写了一篇短文《还我魂灵记》，吹嘘其制造的“艾罗补脑汁”。他说服用此药后，如何“文思不涩”，如何“劳久不倦”，证明该药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黄老板馈送大洋三百块，表示酬谢。写字付润笔，作文给报酬，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行为。

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讲起阿堵物来，也是很在乎，而且并不很清高的。《谭宾录》记载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长碑石，前后所制，受纳馈送，亦至巨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郑燮，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扬州八怪”之一，但也不耻谈钱，他在《板桥润格》里公开侃价：“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即或是三千枚当十铜钱，也不亚吴趼人每个字值不足大洋半块的开价，比之前人，吴先生该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

要较之时贤呢，这价码会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见近日有书商某某，斥资百万，悬赏他所需要的小说，出手比之前两年某刊的大奖十万，阔绰了十倍。但文学能否因注入资金而产生类此倍数的进步，恐怕连鬼都不信。但放心，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释中所说的利润的驱动力，肯定会有作家脱得光光地，甘愿被这位书商量身订做，制造中国的马克·吐温式百万英镑的故事。

这种“老板出钞票、作家出笔杆”的商业组合式的写作，不知为什么，气味有些不对，总让人回忆十年“文革”神州陆沉时，旗手号召的“领导出题目、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手段，难免有三突出之嫌。但愿这一次不是老戏法新翻版的障眼术，也许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红楼梦》也未可知，那中国文学就有福了。

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吴趼人，他虽在清代文学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说到底，文学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读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我佛山人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读者，我就是一个。至今还能记得念中学时代，读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欣快热辣风味而捧腹大笑的乐趣，所以，对这写作一生、风流一生、嬉笑怒骂一生的吴沃尧，颇有感想。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那年，因广东文学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吴趼人的原籍广东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乡，看到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惜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归。吴趼人甚爱自己的家乡，故笔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见故土对这位名家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深感文人之寂寞无闻。继而一想，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对故去的文人，说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静些。

然而，爆炒文学，爆炒作家，已成当今时尚。

仔细想去，炒也并非好事，因为在放大阁下那张漂亮脸孔的同时，尊脸上那块难看的疤痕，也同样放大了数十倍，而十分显眼。举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声名甚于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时让更多读者为之不耻乎？而唾弃之乎？难道因为到处印他的《苦雨》，能够抹煞其当汉奸的罪恶吗！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文革”期间，为旗手摇旗呐喊者，写样板为虎作伥者，进写作组做刀笔吏者，举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于时下的美化，而会使人淡忘他们身上那四种人的气味吗！

凡自炒或人炒者，都有所图，或附骥尾，或攀门庭，或抬人也跟着水涨船高，或垄断以作发财资本。我佛山人无人来炒，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所提到的被“訾议”的区区三百大洋，也就没有什么好事之徒感兴趣，他在九泉下讨个安生，倒也不错。几年前一位写样板的作家逝世，马上被一窝蜂的人围上去，出现热烈盛大的场面。凡在旧社会看见过大出殡场面的人，都会感受到吃死人，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要不得的恶习。特别是吃死的名人，如蝇集蚊聚，更是热闹。于是，你也写悼词，我也写祭文，有得写的写，子午卯酉，还能头头是道，没得写的也写，就难免添枝加叶，胡说八道。写来写去，甚至把应为死者讳的一些，也写出来了。

所以，无论炒死的人，炒活的人，绝不应提倡。因为文坛，实在够闹的了。但有些先生或小姐，并不善罢甘休，该要的，全要，绝不礼让；该拿的，全拿，惟恐拿少。甚至不该要，不该拿的，也不会嫌多的。其实，作家只要一样东西，也就足矣足矣，那就是努力将作品写得差强人意。

但有些文坛混混，因为无作可品；或有作而不可品、不经品，不品则已，一品便马脚暴露，纰漏无数，洋相迭出，笑话满纸。所以要名，要利，要官，要爵，要技术职称，要特殊津贴，要各式各样的荣誉，要出头露脸的机会，要在主席台上就座。这其中还包括那些老而不死、老而作耗、老而疯疯颠颠的老先生和老女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惹人烦厌，动辄失态，贻人笑柄，遗患未来，造祸后世。这只能说明初级阶段是个很长很长的过程，虽然时代在变，价值观也在变，但商品交换法却是相当永恒的。

因此，那副挽联中的“十年前死是完人”，倒不失为对年纪一把者十分有用的警语，我想，用在举世闻名的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经历上，大概是最合适的了。这位科西嘉的上尉，身体力行他的格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于1799年“雾月政变”中，建立执政府，为第一执政，接着，1804年把罗马教皇七世搞来，给他加冕称帝，这还不够过瘾，1805年兼任意大利国王。1807年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同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入侵西班牙，这时，虽然他的皇后约瑟芬没少给他戴绿帽子，但情场失意的他，赌场相当得意，骄妄跋扈，不可一世，其势力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但是，到了1812年，他死前九年，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大举进攻俄国，这个战无不胜的家伙，开始走华容道了。

看来，早死十年的这副挽联，有其道理。年轻作家也许暂时用不着留意，上了一点岁数的作家，真是值得冷静思索一下呢！

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就是1821年发动的这场战争。对这位法国的小个子，和那位独眼的库图索夫的较量，有着生动的笔墨。1813年，死前八年，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败北，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他被迫宣布退位，流放厄尔巴岛。1815年，死前六年，不甘失败的拿破仑卷土重来，率军于法国南部儒昂登陆，进入巴黎，再登帝座，史称“百日政变”。但“廉颇老矣”，虽蠢蠢欲动，困兽犹斗，又能有几许作为？同年，以兵败滑铁卢战役结束他的戎马征战生涯，从此，小个子彻底完蛋，流放圣赫伦那岛，直到1821年于这个荒岛上病逝拉倒。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最后以败笔告终的大人物。

若拿破仑恰恰在死前十年，不在横征暴敛、东讨西伐、加剧矛盾、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发动对俄罗斯战争的话，他未必成为一个完人，但以处于成功巅峰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是毫无疑问的，绝不是后来抛弃在荒岛上，“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那种落魄的德行。

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八九不离十”的不求满盈的哲学体系，实在是具有科学道理的生存方式。任何事物玩到了极致程度，进入所谓的临界状态，必然要发生质的变化，并且那势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拿破仑只有一百八十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毫无转缓馀地，非滑铁卢不可。如同伍子胥谢申包胥所说的：“吾日暮途穷，故倒行而逆施之。”他未必想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这就是人世间悲剧不断的原因。

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扬扬的帝王将相，类似拿破仑下场的也不少。一部《二十四史》，由于最后十年里的荒谬绝伦，而毁了前半生英名者，一数就是一大把。据说是毛主席生前最爱看的一部笔记小说《容斋随笔》，其中有一篇《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六十九岁的汉武帝刘彻，七十岁的吴大帝孙权，八十五岁的梁武帝萧衍，六十九岁的唐高祖李渊和七十七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死前十年，似乎是一个人变好变坏的大限。政治家也好，文学家也好，大人物也好，普通人也好，隐约有这样一个规律在。真是令吾等上了年纪的人，要引以为戒呢！总是要变的，这是宇宙的发展规律，尽量使自己变得不令后人生厌，就谢天谢地了。

平心而论，这五位高龄帝王，早年都称得上有为的英君，都曾经有其历史上辉煌的一面。即以刘彻来说吧，他即位后，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控制思想言论，加强封建统治；采用主父偃的“推恩”策，削弱侯国和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采用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冶铁、煮盐、酿酒官府专卖法规，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开凿漕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对侵扰不已的北方匈奴，改变汉初所使用的和亲政策，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大规模出击，赶走匈奴，收复失土，开通西域。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疆域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其他几位长寿皇帝，握权早期，也很有一番作为的。譬如孙权在魏、蜀、吴三国争雄中，是个头角峥嵘的领袖人物。任命周瑜为赤壁之战的元帅，打败了曹操，委派陆逊为夷陵之战的司令，打败刘备，都是和孙权的英明决断，果敢行事分不开的。他能据有江东一隅五十二年，“国险而民附”，南辟疆土，北御强敌，碧眼儿的英武，连曹操都佩服得恨不能生这样一个儿子。

再譬如萧衍，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皇帝，与文人唱和，精通乐律，雅善书法，非一般附庸风雅者写两句臭诗、题两笔孬字可比。他当了皇帝，一开始也曾勤勉政事，巡郡恤狱，劝课农桑，禁抑豪强。至于李渊，要不是他削平了隋末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也无法统一全中国，创立伟大的唐王朝。而李隆基在人们心目中，虽然几乎成了个恋爱至上主义的风流天子，其实他在位前期，头脑清醒，英武明断，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开元之治，也是著之于史册，一直被称道的。

但洪迈对这五位长寿皇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祸，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如果查一查年表，简直令人骇异，这些皇帝自己制造的动乱，都是在他们死前十年间先后发生的事情。

刘彻在可怕的变态心理支配下，一手制造的巫蛊事件，是他死前的五年，也就是纪元前的91年、前92年发生的。孙权废太子，杀鲁王，凡群臣劝谏者，无不当廷杖杀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是在他死前的两年，公元250年，导致东吴宫廷里一场血腥的清洗。萧衍饿死于549年，而饿死他的，正是死前两年，不顾群臣反对，非要接受的东魏降将侯景。此人晚年，昏愦愚钝，受侯景降，以为得计，谁知引狼入室，作孽自毙，建康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八十六岁的老汉，成为侯景的阶下囚，饥寒悔恨，也只有一死了之，随之，国也就亡了。而玄武门之变，正是李渊晚年昏愚的结果，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夺权斗争，两子十孙顷刻间毙命，实际是他死前十年626年，发生在他眼前的一次宫廷政变。而唐玄宗从752年拜杨国忠为相，755年酿成安史之乱，756年不得不仓皇奔蜀，不得不于马嵬坡杀妃的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在他死前十年间发生的。

不知是作吴趼人“十年前死是完人”挽联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人老以后难逃这最后十年的恶变？古往今来的高龄统治者，在往生命终点走去的时候，好像难以逃脱这十年大限，必定要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老年病。有的皇帝，未必高龄，也存在这种死前十年恶变的可能，如活了六十三岁的隋文帝杨坚，生性俭素，不事繁华，但在595年，他死前九年，背弃自己一贯作风，竟纵容杨素修了一座豪华盖世的仁寿宫，花费巨万，劳民伤财，供驱使的役夫民工，在酷暑下施工，死者相继，连烧尸都来不及。

所以，洪迈不禁嗟叹：“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年，竟何益哉？”言下之意，这几位皇帝活这么长久，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老而不死谓之贼”，这个贼，就是贼害后人，贻祸下代，制造灾难，天下不宁，还真不如死毬算了，老百姓少受点罪。

孙权清醒时，认识到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袁本初，刘景升废长立幼，兄弟厮杀的覆辙，但他到了晚年，对太子们或囚或废，比袁、刘还要严酷，造成了他死后继承人之间的大屠杀，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国宫廷里的血腥记录，最骇人听闻的了。李隆基当年为了提倡节俭，甚至烧毁宫内奢侈品，令后妃以下不服珠玉锦绣，罢去两京织锦坊。可他到了晚年，纵容杨氏姐妹的奢靡**侈，与他早期的廉政行径，判若两人。萧衍老了以后的沉迷佛法，舍身寺院，荒唐到谁都看得出侯景的狼子野心，他却信之不疑，至死不悟。这位咎由自取的老人，最后饿死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活该了。如果，这些统治者早死十年，当一个明君，英君，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多活十年，便成反面人物。

年老的统治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是生理的，心理的衰老，更主要的是久握权力必致腐化的结果。由于事不躬亲，偏听偏信，自然拒绝直言，喜爱奉承，由于好大喜功，贪慕虚名，自然宠用非人，群小当政，这些都是历代老人政治的特点。再加之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深闭后宫，嬖幸用政，最后必定是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穷奢极欲，祸国殃民。有的，哪怕驾崩了，死毬了，也还贻害未来，得多少代人为他一时的荒谬，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的，历史上写了，有的，历史上没有写，或来不及写，但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

现在来看吴趼人所收下的三百大洋，比之那些造祸于民的帝王遗患，不过沧海一粟而已。但为他所作的这副挽联，却实实在在道出了一个真理：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每个人都要老，老而不背晦，不悖谬，不失态，不张狂；老而不倚老卖老，不驽马恋栈，不疯疯颠颠，不唠唠叨叨；老而不与年轻人为敌，不要总想出风头，不做损人利己，或损人也并不利己的事情，不让他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需要时刻警惕自己呵。

不一定做得成完人，但按中国人不求满盈的哲学，做一个八九不离十的人，还是可以作为奋斗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