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曾经说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馀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

曹植独得十分之八，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太厉害，太过分，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大诗人，出身王谢世家，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谢家子弟，皆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而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馀，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将其弃市。

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仅四十九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这样，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第二诗人莱蒙托夫同样，也死于决斗，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也证明，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诗句，可记住了他们的死，这种奇特方法的死，比他们写过的那些诗，更加脍炙人口。

这两位外国诗人，一因老婆被别人睡了，绿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面子上很觉坍台，被贵族奚落得颇不受用。“斯痛久已忍”的爆发，很容易趋向极端。要是碰上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就不会有这种过激反应，我当“右派”二十二年，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都趴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强忍下来。可俄国诗人咽不下这口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拔出枪来，向对方叫阵。写诗是诗人的强项，玩枪（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机，人家毫毛没掉一根，自己却当场饮弹身亡，死便成了诗人最后的一首诗。

比之洋诗人，国产诗人要孬种一些，从古至今，敢于诉求于决斗，来解决“斯痛久已忍”者，绝无仅有，甚至如谢灵运，跟最高当局来一个公然不卖账者，也颇为罕见。说来可怜，中国文人习惯于自杀和被杀，宁肯磕头如捣蒜，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宁肯写检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王八蛋，就是不敢有于抗争中“吾与汝俱亡”的勇气。

我一直想，这可能与屈原开了这个软弱的头有关。三闾大夫甚爱楚国，而楚国不甚爱他，失落之极，哀怨之极，想忍下去，忍不住，想做什么，做不了，一个人在汨罗江边徘徊来，徘徊去，希望楚怀王在最后一刻，派个通讯员来，请屈大夫回都城去高就（这是中国文人永远的梦），那也就可以不死。偏偏路上不见有来人的影踪，于是，采用自沉之道，一死了之。

中国的第一诗人如此这般地死，中国的第二诗人李白，岂能不如法炮制，果然他也采取了同一手段，你说巧也不巧？李白，与屈原同样，也怀着这个永远的梦，东奔西走，干谒，投诚，示忠，效劳，但均不甚得意，很想做点建功立业的事情，结果不但没得到他想要的，还差点搭上自己身家性命。后来，赦免了，从夜郎放回，放回又如何，年事已高，诗坛没有他的戏，或许无所谓；政坛没有他的戏，他可真是很在乎的。那晚，酒也喝高了点，就决定走前辈那条不归路。船行江心，他在月光下，看到江水中自己的影子，告诉船夫说，你看你看，老朋友来接我去荣华富贵了。说罢，扑通一声，跳下水去。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大诗人，同是自沉，又死出一个相似而不尽相同的场面，一个在绝望中死，一个在希望中亡。诗人就是这样追求特殊的一族。

但谢灵运终于闹到被砍掉脑袋，实在是由于他狂到了极致。中国诗人被杀头者不少，但在杀头的诗人中间，他是最出色的一个。

锺嵘在《诗品》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褒扬有加，我怀疑他是不是收下了谢客的红包。这是近年来评论家口袋之所以稍微丰满的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但谢死后三十六年，锺才出生，授受礼金的可能性近乎零，所以，只能看作这位评论家对谢的高看和情有独钟。他认为谢“才高词盛，富艳难纵”，并分析谢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过之。颇以繁富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所以，他的结论是：“谢客为元嘉之雄。”

同时代人鲍照，汤惠休，都用“如芙蓉出水”来形容谢灵运的诗。稍后，梁简文帝萧纲，一个写艳诗的皇帝，也说“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巧不可阶”。再往后，杜甫有“焉得思如陶谢手”，苏轼有“陶谢之超然”的赞美，到了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里讲：“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看来，在陆先生眼里，读谢客的山水诗，就像是沐浴在富含负离子的真山真水之中，灵与肉得到**涤，而浑身舒泰通畅，这个评价就更神乎其神了。

后人常将他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曰“陶谢”。但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在谢公子的眼里，不过是个穷兮兮的乡巴佬而已，五柳先生只是后来经昭明太子的鼓吹，才在文学史上与谢并列。而谢康乐，据《文选人名录》称，谢灵运“幼而聪慧，善属文，举笔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宋书》谢的本传里也说：“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他知名度之高，比当今的畅销书作家还要卖座。从史料上，看不出他曾经炒作，曾经请评论家到场鼓吹，曾经靠脐下三寸的性描写赢得读者，曾经以他很帅的面孔印在书上自称美男作家卖弄色相。也没见他拉关系，拜码头，吻老爷子，跟诺奖评委套磁。这是一位绝对靠自己作品的实力，硬碰硬的诗人，因为他很自信他拥有的那一斗之才，他之所以敢狂，正是有这份本钱。他在文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御赐恩准来的，不是唬诳骗哄来的，而是实打实地凭他作品说话的。谢灵运革除走进死胡同的玄言诗，创山水诗给文坛带来清新之风，即使从诗歌史的角度看，也是了不起的。

魏晋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常酩酊醉，作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黄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锺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蔚然形成风气。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坛上，却从来不用非文学的手段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谢灵运也是个恃才自傲，自视甚高，曾经是一个“好臧否人物”的人物。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衰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作家，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文学见解，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文学瘪三罢了。

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夸夸其谈，满口飞沫，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别人全不是，就他是，或者，先说自己不是，然后派别人的更不是。魏晋人尚空谈，至少还有清雅飘逸的器识、洒脱不羁的风度、通脱豁达的悟性、可资鉴识的智慧。当今一些文学恶少身上，除去那张大嘴，和一堆泡沫语言外，还有什么呢？

谢灵运的狂，是建筑在他的文学本钱上，别忘了，他还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物质财富。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王、谢豪门，那时还未呈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苍凉景象，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南史》说他：“性豪侈，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这个华丽家族所拥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更促成他那些可爱而又可嫌的诗人毛病，如果不加检点的话，只能往负面方向加剧发展。《宋书》称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博而无检”，正是这些性格上的弱点，使他很快地狂到了生命的终点。

刘裕篡晋后，不得不买这些名门世家的账，仍让谢灵运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背景，而拥有的身份、地位、权势和财富，很容易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这倒也罢了，但跟皇次子刘义真，成了关系匪浅的铁哥儿们以后，就不再是那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而是一个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

就以他在会稽的始宁墅而言，据他所作《山居赋》的介绍，园中有两座山，山与山间有河流，“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规模。“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无厌，行为不检，扰民滋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愤”。

中国文人，十之九自称清高，但真清高者少，假清高者多，说是不想做官，其实，每晚都在做“学而优则仕”这个永远的梦。有的人，甚至像年轻寡妇盼着再醮似的急不可待，忍不住要去染指权力。像谢灵运这样自以为是的精英，东宫太子身边的亲信，问鼎中枢，更是其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其实，诗人不适宜搞政治，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到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子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火中取栗的勾当，弄不好是要烫到自己的爪子的。他不但把手伸进锅里去，还在热锅里搅和，这不仅仅是不安分，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利令智昏了。

可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热衷于仕途的谢灵运，以为有刘义真这把保护伞，毫无警惧之心。“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外放的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是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的没落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还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还不顾旧恶，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看待文化人，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诗人应该是聪明人，但也有不明细的时候。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

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塔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就是他在回始宁后发生的事。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发配岭南，到那里以后，狂如故，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这回真的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九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只是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头牌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心太野，手太长，想得到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自己还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

那个赞赏过谢灵运的梁简文帝，在《诫当阳公大心书》里，对他儿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人和为文的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所以，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爆发，意兴升华，才能出现词句的沸腾，智慧的闪光。但切不可太狂，尤其不可傻狂，更不可狂到诗外。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一个狂法，更划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