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957年反右以后，我就到了最基层的铁路工程队劳动改造，因系流动单位，二十年来，倒也把祖国偏远地区走了个遍，增加不少感性知识。记得七十年代中期，进入湘黔交界处的丘陵地区，曾经到过类似桃花源那样极优美，然而也极封闭的苗族聚居地，那里的民风民俗，颇令我眼界大开。
一般情况下，修铁路之前，先得修进去一条公路。这样，我们打前站的工程队到达施工点后，总得依靠当地政府，帮我们借老百姓的房子暂住。我很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居民，不但连县城都未去过，卡车都不知为何物？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更不了解轰轰烈烈的“**”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也好，不像太政治化了的工人，对我这样一名“摘帽右派”，牛鬼蛇神，总斜着眼打量我，不是公然地歧视，就是见了我像碰鬼一样，躲都来不及。我愿意住在老乡家，因为他们通常心地都很善良，尤其少数民族老乡，更毫无芥蒂地相信所有踏进他家门槛的客人。
房东姓龙，苗族，跑过马帮，老了，在家享福了。他所谓的福，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极容易满足的，有旱烟可抽，有酽茶可喝，便其乐融融了。当地人的风俗，把每月逢五的赶场，看得很重，那仿佛是一场嘉年华的狂欢会。龙老汉不去，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也不去，因为我是被监管的分子。于是，坐在火塘旁边，听他讲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和他们这个民族的神话故事。
这个村寨里的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子，无一例外地都要赶场去的，而且无不抱着一个美丽的梦，说不定白马王子正在那里等候着她，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发现，苗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苗族女性在她们青春焕发的大好年华里，都长得很漂亮。苗族的民族服装，简直就是工艺品。可她们涂粉面、描阔眉、点额黄、多发饰的化妆术，尤其面颊上那两团日本膏药旗似的胭脂红，令人忍俊不止，也许还承袭着唐五代时的后蜀遗风呢。
后来，我从《花间集》中张泌的《柳枝》一词得到证实：“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倚着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现在回想起来，那苗族少女的红腮，没准倒是正宗的唐人装扮咧！
临时公路修好，临时房屋搭好，大批施工人马进来了，医院也随之而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跑来演出样板戏，那些穿着入时的女医生、女护士、女文工团员，让当地的女孩子开阔了眼界。年轻一代总是具有先锋意识，甚至还有一点叛逆心理。这是那个龙老汉最看不惯，朝地下唾口水，表示愤慨的。
她们，渐渐地觉得猴腚似的红腮帮，透着好笑；渐渐地学会了浅妆，将膏药旗边缘淡化；渐渐地减少了身上的银饰，不再叮叮当当的作响；渐渐地跑到铁路供应站来买化妆品，买衣物，渐渐地，穿的戴的便完全汉化了，甚至梳起当时很流行的马尾巴头。龙老汉愤怒了，进行干预，干预也没有用，整个村寨在发生着这种无声的变化。等到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还坚持穿戴民族服饰的，只是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
“都是你们工人把我们的女娃子带坏了！”龙老汉向我抱怨。
从这个小村寨里的见闻，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一个民族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有变化的。
二，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再孤陋寡闻，想不让这个民族变化，也不行。
三，民族之间的彼此交融，相互浸润，先进文化如同水流一样，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那势头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四，由于变化的加剧，民族的特征，以及专属性的文化风俗习惯，被扬弃和被改造的过程加快，民族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趋同的要求与民族独特个性的矛盾，将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故宫里居然开设星巴克咖啡店，这是十年前能够想象到的吗？中国都在变，没有理由不让一个落后的民族变，教他们还像老祖宗那样过日子，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从这个小村寨看，只要开始变化，就没有办法停止下来，而且其变化进程，会像加速度的自由落体一样，只能越来越快。
现在回过头去观察公元265年到589年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当时在北中国扬鞭策马、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干戈不止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包括拓跋氏鲜卑和白部鲜卑、河西鲜卑）、羯、氐、羌，以及柔然、丁零、敕勒、突厥、高车等，都是文化低下、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不断骚扰和侵袭中原地区的同时，也被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影响。于是，在这三百多年里，相继建立过正规的或不完全正规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所以有时间长短不等、地盘大小不一的差别，关键在于他们接受这种汉族影响的程度，有高低不同的区分。
其中，以氐族的前秦，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在全盘汉化方面，最有实效，也就最为成功。苻坚，几乎统一了北方，倘不在淝水之战中被谢安击败，东晋的司马曜就得向他臣服；北魏的版图，一度达到长江北岸，其先头部队，差一点就从瓜洲渡江，到达建康，南朝岌岌乎危哉，来不及要迁都的。他们所以获得这样的骄人战果，一是这些民族求新求变的内在动力，二是他们重视和依靠王猛和崔浩这样的汉族精英。
王猛和崔浩，是历史上为异族服务，担任过高职的汉族知识分子。
一在前秦，任始平令，京兆尹，尚书令，官至丞相；一在北魏，以三朝元老受封为东郡公，拜太常卿，后迁司徒，参与军国机谋。他们如同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将汉文化传播到这些走出蛮荒的少数民族，使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游牧部落，建成封建国家。
史书上对这些背离本民族，为异族政权做事者的心声，未着笔墨。但依据汉民族奉正朔、存正统的儒学精神，可以想象，那些衣冠南迁后，仍留在北方，不肯阿附新朝的汉族精英分子，会打心眼里蔑视这两位先生。不过，当时的北中国战乱频仍，朝秦暮楚，政权走马灯般更迭，易主而事已成家常便饭，今日为这个渠帅效力，明日为那个首领劬劳，也许不存在失节，背叛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他们二位来讲，已不算得什么一回事。
可他们真正的内心隐痛，却是他们在异族政权中的少数地位和外人感觉。《晋书·苻坚传》中，记载了一次氐豪和王猛的冲突，“特进樊世，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这些少数民族中既得利益集团，和极端分子，不但始终怀疑他们的忠诚，猜忌他们的做法，甚至有恃无恐的进行抵制。
在这方面，崔浩比王猛的处境要更不好一些，所以，他的下场更悲惨。
氐族的苻坚，羯族的石勒，羌族的姚襄，匈奴的刘渊（此人甚至跑到洛阳与文人才子，吟诗联句，很儒雅的），由于长期混居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统领部落，来去如风，不断骚扰中原，饱掠人财，但有机会接受到较多的汉文化影响。于是，就像我七十年代在苗寨所见到的那样，人们眼界开阔以后，必然产生出对于优势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在意本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努力融入中华文化。
拓跋氏，鲜卑族的一支，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许多陋习，直到公元四世纪末，迄无变化。其野蛮程度（这是崔浩最感到挠头的），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先进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明白禁止同姓通婚的必要性。
恐惧文明，也就越远离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这种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由此想见胡服骑射，好战尚武，游掠虏获，以掳劫剽夺为生的拓跋氏，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忍了。因为文化特别低下的原因，便专注于破坏和毁灭。所以，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拓跋氏，后来成了统治者，汉人在背后仍称他们为“索虏”。上面所说的那个韩风，他要杀将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寸草不留。
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是由外来的低文明的民族，和无文化的农民，以及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所造成的。“文革”期间，凡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以痞子先锋自居，打倒一切者，以读书无用论，大串连点火烧荒者，以知识越多越反动，折磨知识分子者，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不过大同小异罢了。
由于崔浩将汉族的政制和刑法引入北魏，经济上由游牧向农耕发展，拓跋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便很快地被汉化了。征服者反过来为被征服者的优势文化所征服，中国历史上这幕常见的话剧，不厌其烦地又搬演了一次。
到了魏孝文帝元宏，走得更远，连自己祖宗的姓氏也改了，拓跋改为元，实施了全盘的生活上的中原化，甚至禁止用胡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禁止穿胡服，“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而且，还要将山西大同的首都，迁到洛阳去，那些贵族死赖着不走，其中的坚定顽固保守派，过去凭藉武力，为所欲为，如今却要受汉人官员的制约。嫉恨文明的同时，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众，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兵荒马乱，遍地哀鸿，征战厮杀，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唯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但求活命，哪里还有功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所以，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那总的说来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灵魂深处的“衣冠家国”的民族情节，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还是为了护卫中华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馀力的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像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画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惧。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馀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由此而来，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而现出德行了。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颠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他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利，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是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丧，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的。
崔浩被抓了起来，把他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史》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