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多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
打开《全唐诗·李白卷》，第一首就是这首《大雅久不作》。清代编纂《唐诗别裁》的沈德潜认为：“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照他这么一说，李白应该是一位俨然的正统派。
鄙意未必！
要是有可能求教诗人本人的话，恐怕他也不能首肯，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诗坛上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道德卫士。虽然在这首诗中，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的出现，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几乎很少遵循这个创作准则。现在流传下来他所写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大都为“矜才使气，纵横驰骤”离正统甚远的作品。
所以，先要举出诗人这一首《古风》，是为了说明李白始终处于相当程度的自我矛盾之中。他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就不是他自己，有时候他在做一个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的自己，有时候失去自己，走到不知伊于胡底的地步。李白从公元701年生，到公元762年死，可以说是一生矛盾，矛盾一生。
姑且相信有上帝这一说，不知为什么，祂把人造成如此充满矛盾的一个载体，而人之中的诗人，尤甚。设若矛盾在平常人身上，计数为一，那么，在诗人身上必然发酵为一百。同样一件事，你痛苦，他就痛苦欲绝；你快乐，他就快乐到极点，到狂。诗人与别人不同之处，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来得快，去得更快。于是，诗人像一只玻璃杯，总是处于矛盾的大膨胀和大收缩的状态下，很容易碎裂。
所以，真正的诗人，都很短命。有些诗人虽然后来还苟活着，实际上，他的诗情，早已掏空，他的五色笔，也被梦中的美丈夫收回去了，压根儿已不是诗人，只不过是原诗人或前诗人。写不出诗，并不妨碍他仍顶着诗人的桂冠，在街头摇晃，作行吟状，真恶心！
这首《古风》的写作年代，由于引用了孔夫子的话，“甚矣，吾衰也”，一个“衰”字，研究者认为是李白晚年的作品。其实，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往往讳言其老。两条腿都成天津麻花了，走路打晃，还说自己健步如飞，要继续拉车；嘴巴都不严丝合缝了，哈拉直流，还说自己心神俱佳，要再干一程。这些人不但自己讳言老字，也嫉恨别人总是提醒他这个事实。所以，李白能在诗中说“我老得不行了”，证明他未必真老。
再说，李白在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为一个充军夜郎，遇赦折返的国事犯，羁旅江湖，家国难归，那心境怕快活不起来，他笔下只能写这种愁眉不展的诗：
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
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赠别郑判官》）
一个“心已摧”的诗人，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当时诗坛的风潮、流派，以及诗人们的精神状态。
同样，《古风》这首诗，也不可能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太快乐比太痛苦更不容易激发诗的灵感。声色犬马，三陪女郎，酒足饭饱，桑拿浴房，这时候的诗人只有饱嗝可打，臭屁可放，诗是绝做不出的，更甭说去关注诗歌运动了。一千年前，李白在长安城里，过的是他挚友所写的那优哉游哉的日子：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再说，作为供奉翰林，李白还得哄皇帝老爷子开心。从宋人王谠著的《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知道，诗人的马屁术，也挺有水平。“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当然，李白的作秀，或李白的佯狂，是他的一种舞台手段，他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宫廷侍奉，更是他必须全身心投入的得以接近最高当局的惟一机会。所以，他忙得很，至少那一程子，分身乏术，忙得脚打后脑勺，不可能写《古风》。
下面这首近似“吹牛皮”的诗，便可了解他那时的得意心情了——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自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入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
英国的莎士比亚，一生中侍奉两位君王，一位是伊丽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前者，他只有在舞台边幕条里探头探脑的份；后者，他不过穿着骠骑兵的号衣，在宫殿里站过岗，远远地向那个跛子敬过礼。而我们的诗人李白，不仅与李隆基同乘一辆考斯特，由西安同去临潼，一路上还相谈甚密，十分投机。《唐语林》也证实：“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明，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看来，诗人的得意之吹，固然有发酵的成份，但大致符合实际。他给杨山人写诗的时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的站着写作的方式，因为他已经激动得坐不住了。
所以，依我看，那首《大雅久不作》，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744）第二次离开长安以后，已经有点失落，但未完全失落的期间写的。有点失落，怨而不怒，是写风雅颂的最佳状态，完全失落，一心舒愤懑，就有失温柔敦厚之意了。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春日醉起言志》）
正因为他还有一份对长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才有写一首《大雅久不作》的感怀诗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终究是和皇帝在一辆考斯特车上坐过，很官方色彩过的。所以，他有一时兴来的正统情感，虽然自己倒未必坚持正统，犹如他习惯了写非主流的作品，兴之所至，偶尔主流一下，也未尝不可。大师出神入化的诗歌创作，在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里任意翱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来考量他了。
对李白这样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死心塌地的在体制内打拼，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继续做笼中的金丝鸟，无异于精神的奴役。这也是他第二次终于走出长安的底因。如果我们理解李白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但是，也别指望他能大彻大悟，李白与文学史上所有大师一样，无不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建功当世，以邀圣宠，扬声播名，以求闻达，这种强烈的名欲，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浪迹天涯，啸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红尘，恨不能归隐山林；一方面，及时行乐，不受羁束，声色犬马，胡姬吴娃，离开女人简直活不下去；一方面，四出干谒，曲事权贵，奔走营逐，卖弄才华，沉迷名利场中而不拔。所以，公元733年，他第一次离开长安后，东下徂徕，竹溪友集，人在江湖，其实，还是心存魏阙的，这是诗人一辈子也休想摆脱的“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结。
这不仅仅是李白，世界上有几个甘于寂寞，当真去归隐的文人呢？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假门假势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远，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买醋，背几箱方便面在山里吃的理由，屁颠屁颠地又溜进来青绮门，窥探都城动静。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一诗中的这两句名言，注定了诗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堪于默默中度过一生。公元742年，他的机会来了，由于他友人道士吴筠，应召入京，吴筠又向玄宗推荐了李白，唐玄宗来了好兴致，征召我们这位诗人到长安为供奉翰林。于是，他写下这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最后两句，我们能够想象诗人当时那副乐不可支的模样，幸而他一向佯狂惯了，要是这幸运落在《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头上，怕到不了长安，就笑疯了。凡诗人，都有强烈的表现欲，哪怕他装孙子，作假收敛，作假谦谨，那眼角的馀光，所流露的贪念，是打埋不住的。所以，像李白这样不遮不掩，不盖不藏的真性情，真自在，真实的内心，真透明的灵魂，倒显得更加真率可爱。
李白倒不是浪得大名，“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下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深信自己具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能量，正是这一份超常智慧，卓异才华，使他既自信，更自负。
在《与韩荆州书》中的他，那豪放狂傲、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他干谒求售时急不可待的心情，两者如此巧妙地结合，不能不令人对其笔力所至、无不尽意折服：“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把自己狠狠吹了一通以后，又把荆州刺史韩朝宗，足足捧了一顿：“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然后，进入主题，凡吹，凡拍，无不有明确的目标。“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怎样吹自己，是一门学问，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要达到的目标全表达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气逼人。我绝无厚古薄今的意思，当今一些作家、诗人在包装促销、炒作高卖方面，可谓瞠乎其后。到底是大诗人，大手笔，连吹，也吹出这一篇难得再见的绝妙文章。直到今天，李白先生吹自己的杰作，还被莘莘学子捧读，还能读得十分动情。时下文坛上那些吹者和被吹者，三个月，不，一个月以后，还有人记得吗？
一个作家，写了些东西，想让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绪。在信息泛滥得无所适从的今天，给读者打个照会，不必不好意思，无非广而告之。适当吹吹，无伤大雅。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有几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呢？因此，街头吆喝，巷尾叫卖，推销产品，便属必要。所以，别人不吹，自己来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拉点赞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惊小怪。
文人好吹，当然不是李白开的头，但不管怎么说，李白的诗和文章，却是第一流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并不是一件坏事；让人痛苦的，是没得吹的也吹，充其量，一只瘪皮臭虫，能有多少脓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鲲鹏，吹者不感到难堪，别人就会觉得很痛苦了。
但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质次价廉的缘故，碰上贪便宜的顾客，相对要卖得好些。货真价实的李白，一脑子绝妙好诗，一肚子治国方略，就是推销不出去，第一次到长安，他只有坐冷板凳的份。
愁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
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
好容易走了驸马爷张垍的门子，以为能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哪知权力场的斗争，可不是如诗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两进长安，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走，都栽在了官场倾轧，宫廷纷争之中。大概，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政治智商是高不到哪里去的；同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其文学才华，总是有限，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不错，英国的邱吉尔获得过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奖他的文学，不如说奖他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生，来得更确切些。驸马将李白扔在了终南山里那位道姑的别墅里，再也不理不问。细雨蒙蒙之中，希望渺渺之时，能不发出感叹系之的悲鸣吗！
毛泽东曾用毛与皮的关系，比喻知识分子的依存问题。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士”，也是要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李白为了找这块可以附着的皮，第二次进了长安。这回可是皇帝叫他来的，从此能够施展抱负了，虽然，他那诗人的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能完全适应这份新生活，只好以酒度日，长醉不醒。而李隆基分派下来的写诗任务，不过哄杨贵妃开心而已。无法参预朝政，得不到“尽节报明主”的机会，眼看着“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最后，他只好连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不干了。终于打了辞职报告，卷起铺盖，告别长安。
本来他以为从此进入决策中枢，一显才智。可在帝王眼里，供奉翰林与华清池的小太监一样，一个搓背擦澡，一个即席赋诗，同是侍候人的差使。也许，他未必真心想走，说不定一步一回头，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兴庆宫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撅着嘴，骑着驴，出春明门，东下洛阳，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不放心，断不了收拾，甚至杀头的原因。
第二次漫游，李白走遍了鲁、晋、豫、冀、湘、鄂、苏、浙，公元753年，在安徽宣城，又写了一首感到相当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诗。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
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
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
身世殊烂漫，田园久芜没。
岁晏何所从，长歌谢金阙。（《江南春怀》）
也许，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决定了他的命运，同样，一个人的命运也可能支配着他的心路历程。十年过去，无论他兜了多么大的圈子，从那首“浩歌待明月”，到这首“长歌谢金阙”，轨迹不变，仍旧回到最初的精神起点上去。
真为我们的想不开的诗人痛苦。老先生啊，文学史记住的是你的诗，至于你的官衔，你的功名，那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即使写在悼词里，光荣、伟大、正确、英明、雄伟、辽阔，一直到呜呼尚飨，全写了，又如何？念完以后也就完了，没有一个人会听进耳朵里去。但是，人们却能记住你的诗。所以，一看到我的许多同行，忙忙碌碌，甚至蝇营狗苟，谋这个职务，求那个差使，得着，欢天喜地，得不着，呼天抢地，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时间，写点东西该多好？不写东西，躺在草地上，四肢撑开，像一个“大”字，看天上的浮云游走，又该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他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诗人、云游山人、业馀道人，或者大众情人，或者长醉之人，有什么不好？可他总是心绪如麻地往长安那个方向眺望不已，难道他还看不出来，那个不可救药的李隆基，已离完蛋不远了吗？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长安施展治国才能，坐在火药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线已经点燃，开始倒计时，他能阻止这场帝国大爆炸吗？
但诗人不，撇开他的私念不论，那一份家国之念的执着，那一份功名之想的强烈，还是令人感动。尤其那一份“欲献济时心，此心谁见明”的急迫感，简直成了他的心狱。在登谢朓楼时，还念念不忘“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那个昏愦的唐玄宗，早把醉酒成篇的诗人，忘掉在九霄云外；时隔十年以后的李白，还自作多情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忧国忧民不已，读诗至此，不能不为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多馀的痴情，感到深深的悲哀。
他不爱你，你还爱他，这单相思岂不是白害了吗？
公元755年，李唐王朝的盛世光景，再也维持不下去，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从此，元气不复，走向衰弱。同样，这场动乱也将李白推到皇室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成了牺牲品。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谁是谁非，急忙忙站错了队，便草草地于垢辱中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他是个快活人，即使在逃亡避难，奔走依靠途中，不乏行吟歌啸，诗人兴会，酒女舞伎，游山逛水的快活，这是他几乎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课”，该快活，能快活，还是要快活的。但是，诗人是个矛盾体，快活的同时，也有不快活，便是那场血洗中华的战乱，他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愤怒，不能不忧心忡忡。
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
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
笑开燕匕首，拂拭竟无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
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
君为我致之，轻赉涉淮原。
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赠武十七谔》）
于是，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两淮战事，河洛安危，“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河山灰烬，社稷倾圮，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还是使得这位快活的诗人，夜不能眠，起坐徘徊。
所以，为李白辩者，常从这个共赴国难的角度，为他应诏入永王幕表白。但那是说不通的，很难设想关心政治的李白，会胡涂到丝毫不知这个握兵重镇的李璘，正在反叛的事实。他所以走出这一步，是经过了慎思熟虑的。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教训，对诗人的那根兴奋了的迷走神经来说，是一种强刺激。他心中有个算计，就是在决胜局尚未揭晓之前，既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谁知这位皇子，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世民，明天的唐太宗呢？
诗人是以一个赌徒的心理，押上这一宝的。他哪里想到，这一步铸成他的大错，这一错加速他的死亡。
当他被李璘邀去参观那一支王牌水师，走上楼船的甲板时，官员们呐喊欢呼，列队欢迎，水兵们持枪致敬，恭请检阅。穿上军衣，戴上军阶，挎上军刀，行着军礼的李白，总算体验到一次运筹帷幄之威风，指挥统率之光荣，顿时间，忘乎所以，啸歌江上，脑袋发热，赞歌飞扬，把身边的野心家，当成明日之星，大发诗兴，一下子泉涌般地写了十一首颂诗。
这实在有点破天荒。当年，李隆基点名请他赋诗，也不过才写了三首《清平调词》。而这次却显得很慷慨：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自诩之后，又别有用心地暗示李璘——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鹊楼。（《永王东巡歌》其四）
最后，则认为天下已定，佐驾有功，就等着永记公司的老板给他分红了。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
一个本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现在，成为政治上的胡涂虫，这种文人见木不见林的短见，太实用，也太庸俗的功利主义，真使人不禁要为误入歧途的大诗人李白叹息。
至德元年（756）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十二月，一看没戏的永王李璘，公开打出反叛旗帜，割据金陵。公元757年正月，永王率水师东下，经浔阳，从庐山把诗人请了下来。政治家有时需要文学家，只不过起个招牌作用而已，李璘举事，民心不附，当然要这样一位名流作号召。诗人有其天真的一面，当真想象他就是东晋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谢安，胡子一撅一撅，下山辅佐王业去了。
其实，李璘集结军队，顺流而下，分兵袭击吴郡、广陵，已引起江南士民的抵抗，李白是清楚的。急于扩大地盘，另立中央的行径，几乎没有州县响应，更无名流支持，李白也是了解的。否则就没有犹豫再三，最后经不起敦劝和**，才入幕为宾的过程。
他哪里想到，那个刚登上皇位的李亨，一见后院着火，大敌当前也顾不得了，回出手来便狠狠地收拾他的兄弟。二月份在镇江的一场激战，曾被诗人歌颂过的英武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诗人至此，吃什么后悔药也来不及了。
最可笑的，那个主犯李璘，没有定罪，而从犯李白，李亨却不肯原谅。
先把诗人关在浔阳狱中，幸好，得到御史中丞宋若思的营救，取保释放。出于感激，赶紧写了一首题目很长的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献上去——
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
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
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
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
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
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
戎虏行当翦，鲸鲵立可诛。
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
所以把这首泛泛的诗作，抄录出来，因为我实在怀疑，是不是原来打算献给永王的？如果那个野心家真的坐江山的话，这不是一首写他创业建功的现成的诗吗？
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李亨不保他，谁保也不行，诗人保外的日子很快结束，最后，给他定了“从璘”罪，流放夜郎。
《旧唐书》为史家著，对于李白之死，是这样写的：“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新唐书》为文人撰，对于同行多所回避，连醉也略而不谈了。
但李白醉酒落水而死，杜甫过食牛肉而亡的传说，却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两个经常提及的例证。有一说，诗人醉酒泛舟江上，误以为水中月为天上月，俯身捉月，一去不回。有一说，诗人看到江上的月影，以为是九霄云外的天庭，派使者来接他上天，遂迎了过去，跃入江水之中，有去无归。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
这是他最后一首诗作，这个一辈子视自己为大鹏，恨不能振翅飞得更高的诗人，忘了万有引力这个规律，终于还是要重重地摔落在地上的。诗人最后选择了投入江水怀抱中的这个办法，也许他想到老子那句名言：“上善若水。”这个结局，说不定能给后人，多留下一点遐想的馀地。